今年这个狗年不是一般的狗年，而是六十年循环轮回的戊戌年。回望之前最近两个戊戌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国走了大弯路；1958年，大跃进，又失败了，中国再次走了大弯路。这一个戊戌年，中国是不是能有“狗屎运”否极泰来？


　　昨天我说：迎狗年，想在拜年时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找到一些有关狗的吉祥话，没想到这竟然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心里默想半晌，竟然一句也无。中国传统文化对狗实在太不公平了，竟然没有留下一句好词！最后好不容易想出一句《史记》中记载的农民起义领袖陈涉（陈胜）所说的：“苟富贵，无相忘！”
　　我在我的推特上发了如此这般的一通感慨，收到不少推友的转推、点赞和评论。有两条应该在这里介绍：
　　一位EN @xjz17写道：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太好了！怎么忘了这句话！此话出自《礼记·大学》引用的《盘铭》。好，我就用这句话来做狗年自我勉励的座右铭：
　　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另一位推友，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 @Fd80Ku写道：
　　说明从中国人的骨子里是不喜欢代表忠诚但奴颜媚骨的品行，大家还有希望！
　　也很有见地！
　　我联想到前天习近平主席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大赞了一通狗，以“金犬”、“玉犬”、“瑞犬”、“义犬”形容。法广在报道中指出，他的重点，还是在讲忠诚，向全党再次发出了警告。

　　且说，今年这个狗年不是一般的十二年轮到一次的狗年，按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的算法，是六十年循环轮回的戊戌年。回望之前最近的两个戊戌年：1898年，大事是戊戌变法，结果失败了，中国走了大弯路；1958年，大事是大跃进，又失败了，导致大饥荒，中国再次走了大弯路，还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文革埋下了引线。
　　这一个戊戌年，中国又将遭遇什么？切盼中国朝野能够痛定思痛，開新局，转鸿运！或者，用我的一位杰出校友的玩笑话说：希望能有“狗屎运”，哪怕一点点呢！
　　但是对比一百二十年前后的情况，我感到并不乐观。
　　一百二十年前那个戊戌年，清王朝来了一次重大的政治社会改革，在光绪皇帝及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下，政令连篇而下，引入大量现代化新政。但是政治实验来得急走得快，百日维新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势力推翻，光绪从此软禁，康梁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体制内改革就此宣告此路不通，此后不管什么党、要实现什么政治主张，都只想搞翻天覆地的革命，再到后来，更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写上自己的旗帜。
　　百年过后，一场场暴烈革命带来的不是更开放，更尊重个人尊严与权利的政府，而是一个个独裁政权。难怪《苹果日报》一篇文章写道：“不客气的说，现时的情况连康梁‘戊戌维新’的目标还未达到，甚至相距越来越远。”
　　这篇署名为卢峰的文章比较说：
　　康梁的维新至少想走向君主立宪体制，希望以宪法约制君主的权力；至少想开放报禁，让仕子、民众退可以自由接触吸收各种思想，进可以议论时政大事，算是比较接近现代国民的待遇。一百二十年后另一个戊戌年，中国走向的却是把宪法变成“君主”工具之路，却是不断收紧思想、言论空间与自由之路，中共还想把这样一套倒退、强控制的管治模式推向香港、海外以至世界。
　　卢峰说：
　　前不久中共在十九届一中全会通过修正宪法草案，把习近平思想写进中国宪法内……要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把习近平思想写进去不但令他个人的权位有宪法的认同，也令他的一思一言有形同法律的地位。
　　可习近平思想究竟是什么其实谁也说不清，只有习近平个人说了算，只有他个人的解释才算数。这跟前清时代，封建王权时代朕即天下、朕即法律是同一路货色。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至少想推动君主立宪，一百二十年后中国却来个“修宪立君王”，把习近平变成凌驾宪法、法律的“皇帝”，中国的倒退可真是没有底线。
　　不仅如此。对于我们这些以文字为业的人来说，关注的重点更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绝不希望回到“朕即法律”“朕即真理”的年代！
　　一百二十年前那次变法的重点之一，是设立京师大学堂，改革教育，开放报禁，试图让精英和庶民都有解放思想，解除禁区的机会和空间，以跟全世界接轨。但五年多以来，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钳制教育、言论与思想的规定和举措：加强党委对大学的控制，删减乃至禁绝涉及普世价值的教材与内容，继续歪曲窜改历史真相；有独立见解的教授、教师，陆续被解聘，相对独立的书店、知识分子组合不是被封锁就是被监视控制；文网绵密更是史无前例，从硬件到软件无孔不入。中国大陆的网络、移动媒体的基建，早就在当局掌控之中，原来人们以为有一点讨论空间的虚拟世界，在中共网络警察全天候监控下已经成了文字狱陷阱。再加上严堵国外网络、媒体的防火墙，不断加高加厚，稍有独立异见的网民会立即被查问甚至被拘捕，迫令上镜认“罪”……卢峰的文章说：若果康梁及戊戌六君子生于当世，只怕早已像高瑜、桂民海那样“被认罪”了！
　　我身处中国之外的言论自由环境，已经习惯了百无禁忌，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写，可我的无数朋友和亲人还在中国。虽然我“严于律己”，提醒自己与他们的联络讨论中要“谨言慎行”，绝不要因自己的所谓“出格言论”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也确实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但看到他们战战兢兢、吞吞吐吐、“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实在让我悲从中来！
　　要认清2018年这个戊戌狗年，先要认清1898那个戊戌狗年。下面我转载一篇由先知书店整理的文字《又是一个戊戌年：维新变法120周年祭》，给大家提供一组了解1898戊戌年的线索。文中提到的许多学者，多有关于研究戊戌年的专著，他们的看法百花齐放，并不一致。
　　2018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是大跃进导致大饥荒60周年，还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从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算起），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其中有个别的日子，是当局要大张旗鼓庆祝、纪念的，更多的是当局讳莫如深，只能由民间包括海外来讨论、反思的。我本人和我主持的《历史明镜》电视节目，都将之作为重点来探讨，敬请各位关注！


　　又是一个戊戌年：维新变法120周年祭

　　策划：先知书店，文丨编：千字君、加西亚

　　又是一个戊戌年。发生在120年前的那场“戊戌变法”，再次引发热议。
　　中国人将天干地支的一个轮回（60年）视为一个周期。然而，戊戌年于中国人，似有着更特殊的含义。
　　上一个戊戌年，中国处在政治运动的巅峰时刻。再上一个戊戌年的维新变法，又何尝不是晚清国运大衰败的开端？
　　甲午惨败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经昭示了无可辩驳的事实：单靠中国固有的文化制度，根本无法实现长治久安；要想实现国家转型，必须要依靠自由、民主、法治等全人类的大传统，摒弃那些已被证伪的精神糟粕，必须通过立宪，解决权力的合法性并制约权力。
　　戊戌变法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自上而下的自改革，也不同于变法前三十年开始的那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但令人痛心的是，它失败了。
　　传统中国继续顽固地抗拒先进文明，契约精神废置，社会始终无法确立最低的共同底线；体制和思想的壁垒依旧，国民长期处于贫穷、麻木的泥淖。
　　120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此付出了多少惨烈的代价！战争不断，积成累累白骨。人伦、道德、公理和生态环境，遭受到前所未有大破坏……
　　“不学历史的人会重蹈覆辙，学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学历史的人重蹈覆辙。”那么，120年前的戊戌年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场变法的前因后果，究竟有哪些亟待正本清源的史实？这场君主立宪的自改革，又有何启示意义？
　　为此，千字君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拜读了唐德刚、袁伟时、孙隆基、马立诚、张鸣、雷颐、解玺璋等几位名家的作品，我们终于可以在这些名家的肩上思考上面这些问题。因水平所限，千字君未能尽显各位老师的思想精髓，各位朋友尽量阅读原著，深度了解。

　　戊戌变法缘起
　　雷颐：读书人带头反思国运

　　任何政权遭受甲午战争的结果，统治者恐怕都会反思、改革。然而大清帝国中最先痛定思痛、探索变革之道以救国的，却是一群没有任何权力和政治经验的读书人。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收场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给中国的发展，最终也给清王朝统治者本身带来巨大的损失，这次堪称悲壮的变法运动，值得后人长久地深刻反思。
　　——雷颐《从甲午到辛亥》

　　戊戌变法失败之因
　　张鸣：康有为的政治幼稚葬送了变法

　　康有为的声势浩大，因此很多人都误以为戊戌变法就是他主导和实践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康党的声势主要是靠着梁启超的一支巨笔。康有为的“托古改制”颇受好评，但我认为恰恰主要是他葬送了变法。
　　康试图重塑孔教的国教地位，然而学术水平和地位都很堪忧，彻底否定了前辈学人的考据积淀，不会有人支持他。而在变法时期，强学会不止排斥“女人干政”的慈禧，还对李鸿章这样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敬而远之。其实李鸿章后来救了很多维新人士。
　　变法听起来似乎是渐进的改良，其实还是急功近利的。人们急于学习“最先进”的文明，而当时的日本就是由弱转强的典型，又是东方国家，于是人们都主张效法日本。而日本效法的是俄国的彼得，因此康有为假想出一个完美的彼得大帝，要光绪效仿。
　　这样的变法，其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戊戌变法之殇
　　解玺璋：激进基因毁改良

　　1902年2月8日（农历大年初一），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开始连载《新民说》，系统阐释多年来他对中国转型的思考。
　　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缺少个人权利和自治意识，无论读书人、商人还是寻常百姓，都习惯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幸福安康寄托在“明君贤相”身上，由此导致人人自辱、处处推诿，社会公德缺失。
　　梁启超没有盲目追求纯粹的中国文化血统，而是主张以开放的心态，兼容并蓄地吸收中西文化的自由成分。“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
　　这种“不彻底”的改良主张，自然遭到宋教仁、陈天华、章炳麟等革命派的激烈抨击。康有为理论功底远不如梁启超，仍然参与了论战，他认为大清国“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宜革命。随后，章炳麟发表针锋相对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公理未明，则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则以革命去之。
　　——解玺璋《君主立宪之殇》

　　戊戌变法之实
　　唐德刚：不是变法，而是帝后之争

　　康有为时常吹嘘自己面见光绪的事迹，直到流亡海外，仍以帝师自居。但事实是，他和皇帝只见过一面，两人语言不通，基本是鸡同鸭讲。其实在接见康有为之前，光绪就已经决意变法。
　　光绪试图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各位军机大臣架空。但他们却忘了一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这位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正是一位“儿皇帝”。
　　戊戌年的那一百天，既没有维新，也没有变法。究其原因，我们的国家机器已全部锈烂，无法修复。我们的社会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医药罔效。
　　所以在许多激烈的志士们看来，其彻底解决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断根，怜悯杀人，枪毙了事——其后接踵而来，相信“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不破不立”的枪毙专家。
　　——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

　　戊戌变法之思
　　袁伟时：制度是成败的根源

　　慈禧的摇摆不定，自然与她个人的权力私欲密不可分。然而这个帝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制度。
　　当时的传统文化已经形成僵硬的体系。知识内容固定化、信条化，自我更新机制非常薄弱，且缺乏与异文化平等交流的传统。而这一套知识又是士大夫荣辱沉浮的基本凭借，令他们更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整个国家出现了制度性的愚昧。了解和吸收外来先进文明通常都是少数人的冒险行为。对外来文化的深闭固拒，甚至动用义和团式的暴力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产物。
　　——袁伟时《晚清大变局》

　　戊戌变法之殃
　　孙隆基：维新变法是中国种族主义的开端

　　康有为1898年4月成立保国会，第一次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他认为，“西人最严种族，仇视非类”，并以越南和印度为例，痛斥英法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情绪的兴起，为义和团运动埋下了祸根。
　　从英国归国的严复在1895年就已经发出了“亡国灭种”的警钟，1898年6月发表《有如三保》《保教余义》，反对“保教”，但强调“保种”，极力推崇达尔文主义。
　　其实，种族主义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流行。日本思想界主张“大亚洲主义”，在梁启超逃亡日本前一年，孙中山就已经获得日本大亚洲主义者的支持。这也为日后孙中山的“反基督”，以及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埋下了伏笔。
　　——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

　　戊戌变法之鉴
　　马立诚：妥协是伟大的智慧

　　中国历史上有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历史上可见的都是鲜血和权谋，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作品和银幕上还都是在歌颂着这些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那些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制度改革却从来无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其震撼和影响却日久弥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正如戊戌变法百年纪念碑碑文所说：“戊戌变法实开中国近代改革之先河，冲击专制桎梏，刷新风气，启示后人，功不可没”。
　　——马立诚《历史的拐点》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2018年2月图片主题：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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