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在書裡插了33張書籤，畫滿標記。該書前言一段話：“二十世紀大多數時間不僅被意識形態的激情所支配，更被一種冒充科學的理論——共產主義的激情所支配……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一脈相承。”趙畫了橫槓、豎槓加紅圓圈


　　老高按：今年六月，借着讀完中國大陸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趙紫陽傳》三大卷、整理讀後感的機會，一口氣做了十期關於趙紫陽的節目，側重在關於趙紫陽的爭議問題上。這些節目的觀眾人次，與中國大陸那些網紅的閱覽量都沒法比，相當於他們的零頭而已。就憑我這可憐的水平、這可憐的口才，能有這樣多的人次，已經讓我大感意外了。
　　有一期節目《趙紫陽拒絕檢討，放棄復出執政的機會，是對是錯？》，觀眾人次僅僅近萬而已，卻不知被哪位熱心網友做成音頻節目，在微信上流傳。儘管時被封殺，居然還能到處遊走，我至少收到十位大陸的朋友，北京的，武漢的，陝西的……先後來信告知說聽到了那期節目。
　　因為某種需要，整理了一下《伐林追問》第111期節目的文字，放在這裡，請大家批評！


　　趙紫陽去世後，家屬並沒有要求覆蓋中共黨旗

　　高伐林，《伐林追問》第111期，2020年06月19日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高伐林，歡迎收看《伐林追問》第111期。
　　關於趙紫陽，關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關於六四，研究專著、回憶錄已是汗牛充棟，我想與大家分享的讀盧躍剛《趙紫陽傳》、陳小雅《八九民運史》、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張博樹主編《趙紫陽的道路》等等這些書的體會，也講得差不多。今天我想就四個問題再做些補充，其中有一些，是觀眾聽眾提出的，我想做些回答。
　　第一個，趙紫陽的讀書和思考。趙紫陽在1989年6月下台失去自由，到2005年1月去世，15年半的時間內他的思想升華，主要不是受他人影響——因為能見到的人不是很多——主要是通過讀書。上期節目我介紹過，王任重出面來諮詢趙紫陽對蘇聯東歐劇變的看法，那是在1990年2月份，趙紫陽當時所讀的書，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毛澤東著作，我們不清楚趙紫陽對王任重作過什麼回答，但我估計，若回答，也不會超出馬克思主義範疇。但接下來就不一樣了。
　　1991年10月9日，趙紫陽與多年老友宗鳳鳴討論社會主義問題，他說：“發現兩個奇特現象，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未能在社會主義國家開花結果，卻在資本主義國家生根了。……目前，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社會主義成份比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還多。”“我們過去實踐的社會主義乃是畸形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是不符合的。如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社會設想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並不是建立一個專制政體。”
　　他們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持續了十年，一直到2000年。針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唯物史觀，消滅私有制問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等等，趙紫陽的思考，都具有深刻的批判性。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民主政治、法制建設難以實現。”
　　趙紫陽的談話對象，還有安志文、李銳、于光遠、廖季文、姚監復等，其中不乏頗有理論素養的人。杜潤生不方便前來，就通過中介與趙紫陽問答。
　　趙紫陽讀了很多書，品味是比較高的。趙紫陽的書房書櫃，我去看過。有中國大陸公開出版的，有內部出版的，更有海外出版的，包括明鏡出版社出版的甚至是我參與編輯的。盧躍剛在《趙紫陽傳》中按出版順序列舉了一些：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保羅·肯尼迪的《世界強權的興衰——1500年到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胡績偉、常大林《民主論》，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何博傳《山坳上的中國》，卡爾·維特夫《東方專制主義——對於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阿爾文·托夫勒《權力的轉移》、阮銘《鄧小平帝國》、託名為德國學者洛伊·寧格爾、實際是所謂翻譯者王山自己寫的《第三隻眼看中國》——趙紫陽對此書有嚴肅的批評，在《杜導正日記》中有記載，他認為此書堅持斯大林毛澤東一套治國理論；此外還有《顧准文集》、署名“保密”、真名是王力雄的長篇寓言小說《黃禍》，亨廷頓的《第三波——二十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他還精讀過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書》，這本書是達賴喇嘛作序。從藏傳佛教義理出發，探索和闡述生命價值、死亡等重大人生問題。
　　習近平對外界多次曬書單，引起廣泛嘲弄，“通商寬衣”“薩格爾王”之類貽笑大方。他到底怎麼讀書？我們並不了解。而趙紫陽看書，極其認真，自製很多書籤，認真標記。書上有單橫槓、雙橫槓、單豎槓、雙豎槓，波浪紋，三角，單圓圈、雙圓圈、驚嘆號，還有文字批註。其中《山坳上的中國》《顧准文集》和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看得尤其仔細，標記和書籤密密麻麻。顧準是1974年文革中去世的，趙紫陽把顧准稱作“先知先覺者”“大徹大悟者”，趙紫陽跟宗鳳鳴在1995年到2003年，長達八年裡反覆談到顧准。盧躍剛說，“六四”讓趙、顧走到了一起，一位改革家，一位思想家，兩位曾經的小知識分子共產革命者，由民族主義、共產主義而人道主義、而自由主義，殊途同歸。
　　盧躍剛特別提到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這本書1989年在美國出版，當年10月中文版就由中國大陸的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版權頁上註明是“有組織的內部發行”。這本書在趙紫陽的書架上很顯眼。趙紫陽在書裡插了33張書籤，畫滿了標記。例如該書前言中一段話：“二十世紀的大多數時間不僅被意識形態的激情所支配，而且更確切地講被一種冒充科學的理論——共產主義的激情所支配……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一脈相承，在歷史上有聯繫，在政治上又非常相似。”趙紫陽這裡橫槓、豎槓加紅圓圈加以強調。
　　趙紫陽去世時，據稱遺體覆蓋了中共黨旗。但據一些人士披露，家屬根本沒有要求覆蓋黨旗，也沒留意，當時他們只顧着和中辦人員交涉爭取懸掛兩幅輓聯，覆蓋黨旗完全是當局一手操辦。如果按趙紫陽在軟禁中的思想蛻變看，他確實已經遠遠超越了那面中共黨旗了。

　　第二個問題。不少人，包括我很熟識的、很欽佩的一些中國大陸和在美國的華人學者，分析推測趙紫陽早就有反鄧、取鄧而代之的心，早在“六四”前一年就已經顯露，1989年5月中旬孤注一擲。這一類看法，相信大家能在網上檢索到很多。但我一直存疑，因為我不太相信，按照趙紫陽的性格、理念——以及，關鍵是他的處境——他會這麼做。
　　張博樹在紀念“六四”30周年的文章中說，趙內心當然不會沒有對權力的渴望，這是人性，尤其當他已經處於那樣的高位。但從我們現在掌握的材料看，趙並非單純戀權、爭權之徒，而是有責任感使命感的改革者。張博樹認為，趙尤其不可能覬覦鄧的權力。
　　為什麼呢？因為正如盧躍剛所說：趙紫陽與胡耀邦不一樣，胡耀邦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跟着紅軍創建蘇區的紅小鬼出身，一直在中央工作，人脈深厚，而趙紫陽是1938年入黨，又長期在河南、廣東、四川地方上任職，1980年一下提到中央，他在中央毫無根基，在陳雲、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這些元老都在、都對趙紫陽虎視眈眈的情況下，鄧小平是趙最大的靠山、最大的擋箭牌，甚至是唯一的靠山、唯一的擋箭牌。張博樹認為，趙紫陽自己深知鄧小平對他的權力的重要意義，他不能失去鄧的庇護。李鵬在日記中也說過：1988年，李先念跟我說，他向小平提出來撤換趙紫陽，不讓趙紫陽當總書記。小平當時說：沒有人嘛。可見趙紫陽早就是眾矢之的。
　　趙沒有建立自己包括體制內官員、軍隊高層、知識分子在內的隊伍，恰恰說明他主要想仰仗鄧，把鄧視為“中國最大的政治”，而不是奪鄧之權——那樣就等於自尋死路！況且，直到六四學運爆發前，趙仍相信鄧信任他。
　　在這個判斷背景下，趙也不會視李鵬為有實質威脅的權力爭奪者。
　　軍隊會支持趙嗎？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判斷，答案是否定的。幾個上將上書，不贊成鄧小平戒嚴舉措，這有三野、二野隔閡的歷史背景，但改變不了什麼。有觀眾不相信趙紫陽對軍委主席不感興趣，這說明這位觀眾對中國政治太不了解了。趙紫陽感興趣又能怎麼着？當了軍委主席，就能號令軍隊嗎？華國鋒不就當了軍委主席？他能號令軍隊嗎？

　　第三個問題，我在《伐林追問》第105期節目說到，1989年4月25日上午，鄧小平在家聽楊尚昆和李鵬匯報，做了臭名昭著的“四二五講話”，肯定了李鵬前一天晚上主持常委擴大會的定性——“動亂”。有觀眾對此強烈表示不認同，認為並不是李鵬主持的常委擴大會首先提“動亂”，必是鄧小平首先提的。這就涉及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段公案。鄧小平究竟是哪一天定性並確定鎮壓的方針？
　　前年，2018年，中國大陸女學者陳小雅來美國訪問，我見到她，她就多次談論鄧小平究竟是1989年4月23日還是25日對楊尚昆、李鵬談話，做出“動亂”的定性？而加拿大吳國光教授，早在2010年，給《李鵬“六四日記”》在海外出版寫的導言，就明確提出這個疑問。
　　學者們為什麼執着地要追問這個問題呢？要害在於：李鵬在趙紫陽離開北京去朝鮮之後，4月24日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鄧小平表態，究竟是在常委擴大會之前的4月23日，還是常委擴大會之後的4月25日？
　　吳國光說，在中共政治中，一般來說，第一把手的權威，遠遠高於第二把手。第二把手的主張要壓倒第一把手的看法，極不尋常，必定有另外的極為重大的因素介入。鄧小平的因素在這裡凸現出來。
　　吳國光說，這裡有一個重大疑點，那就是：趙紫陽動身赴朝後4月24日晚上八時，李鵬即召集政治局常委會碰頭會，確認當前學潮“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必須旗幟鮮明地採取得力措施，予以制止”。根據李鵬的敘述，出席會議的人員“大家意見空前的一致”。這就是說，在25日上午去見鄧小平之前頭一天晚上，李鵬已經不僅把他自己對於學潮的負面看法上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體看法，而且迅速地、全方位地展開了貫徹的強硬應對方針，從政治局常委到黨中央機關報，都行動了起來。
　　疑點就在這裡：李鵬為什麼一天也等不得，不等到第二天上午鄧小平發話之後再來行動？李鵬有什麼根據，確定鄧小平一定會全盤接受他李鵬的看法？李鵬有什麼力量，能讓政治局常委會一夜之間轉向，從半數人贊成趙紫陽的看法轉變為“一致”接受李鵬的觀點？政治冒險豈不是太大了？即使是總書記趙紫陽，在沒有得到鄧小平首肯的前提下，有這個政治權威這樣行動嗎？在鄧小平時代的中共高層政治中，這可能嗎？這麼做事的人，不僅沒有受到鄧的疑忌，反而得到鄧的信任，這可能嗎？
　　吳國光說，帶著這個疑團，細讀李鵬此書，可以發現重要線索：李鵬記載，4月23日晚八時半，楊尚昆“鼓勵”李鵬去見鄧小平並答應同去。是當晚就去了呢，還是直到4月25日上午才去？李鵬沒有明確交待。查《鄧小平年譜》，4月23日、24日兩天空白，“4月25日”則記載為“上午，在駐地同李鵬、楊尚昆談話，對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的決定，表示完全贊成和支持”。
　　因此，吳國光稱有理由懷疑，李鵬隱瞞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1989年4月23日晚上，鄧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間接地傳遞給李鵬：認定學生運動為“旨在推翻共產黨的反革命動亂”，並確定了一系列的強硬應對方針。至於4月25日上午是不是還有一場談話，或者是官方記錄和李鵬回憶，移花接木地把實際發生在4月23日晚上的事情說成發生在4月25日上午，不得而知。
　　吳國光說至少有7條證據顯示，4月23日鄧小平會見李鵬並確定鎮壓方針。我就不一一轉述了。其中證據第一條是：李鵬說，4月24日晚常委會上，“大家意見空前一致”。當晚出席和列席會議的人有哪些人呢？常委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常委會列席者楊尚昆、萬里，政治局委員田紀雲、李錫銘、宋平，中央書記處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等。我們知道，在這些人當中，胡啟立、萬里、芮杏文、閻明復、田紀雲，在對待學生運動的態度上，都是接近趙紫陽的。李鵬的能耐再大，就能這樣容易地使他們意見空前一致？
　　證據第三條，李鵬說，“萬里同意找北京市做工作”貫徹李鵬的強硬方針。吳國光說，萬里始終對學生運動抱持與趙紫陽類似的態度，為什麼政治局常委會尚未開會之前，萬里會同意聽李鵬的呢？眾所周知萬里與鄧小平之間關係密切，那麼，只有假設李鵬已經得到鄧小平的密令，以這個名義去要求萬里，才能說得通。
　　吳國光認為，所有上述信息集合起來，結論就是：在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之前，已經有超乎李鵬的政治權威，針對學潮做了重要決定，確認學潮為“反革命動亂”。這一政治權威，只能來自鄧小平！
　　把政治局常委24日開會之前23日的事，說成是25日，吳國光認為，這是為了掩蓋鄧小平的獨裁、凌駕於政治局常委會之上發號施令。
　　吳國光的說法，他列舉的七條證據，很有道理。但畢竟都是推論，沒有確鑿的實錘證據。所以我在那期節目中，還是認定為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會先給學潮定性為“動亂”，而後鄧小平加以確認。這個問題，留待將來公布更多中共檔案。

　　第四個問題，也是關於鄧小平的。上期我說了姚監復稱讚趙紫陽堅守道德倫理，不同於鄧小平，鄧小平的“三起三落”，實際上就是以曲求伸，壓力一來就認錯檢討服軟寫效忠信。網友Peter Shen跟帖指出：鄧小平也不完全是以屈求伸。比如在1975年，毛澤東行將就木的時候，提出要鄧小平主持會議，作出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哪怕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也行，但是鄧小平拒絕了，所以導致了後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把鄧小平再次打倒。如果鄧小平當年照做了，總理的位置非鄧莫屬。
　　Peter Shen說的沒錯，這個問題我還真考慮過。碰巧上個月讀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單少傑教授的文章，也注意到這件事與鄧小平的一貫做派很不相同。
　　1975年，毛澤東有意讓鄧小平主持做出一個決議，對文革做一個“三七開”結論。顯然他他對鄧小平不放心，要鄧再做一個誓言不翻文革案的表態。然而這一次鄧小平沒有低頭就範。他推說自己在1966—1975九年文革中，有六年被打倒，脫離了這場運動，成了一個“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因此，不宜由自己來主持做這個決議。
　　單少傑設問：鄧小平為什麼會有如此表現？是他受得了毛澤東的辱，卻咽不下“四人幫”的氣嗎？是他不願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嗎？
　　單少傑做出了另外一種解釋：鄧小平此時已經知道毛澤東活不過來年了。據毛澤東保健醫生李志綏記述，1974年7月，經國內幾位頂級神經內科專家會診，毛澤東被確診患了運動神經元症，或稱肌肉萎縮症，預計只能活到1976年。這一診斷結論隨即被匯報到中共高層。周恩來聽了匯報說：“這就是絕症了。”鄧小平肯定也得知了毛澤東的病情。因此，他這時若要決定做出某一重大舉措，就不僅要考慮這一舉措在毛澤東活着時會有什麼意義，而且要考慮這一舉措在毛澤東去世後又會有什麼意義。兩相比較，他更看重後者。因為他知道若不出意外，自己會比毛澤東活得長久，會在毛去世後大有作為，再也沒人能壓得住自己。因此，就不能只是對行將就木的毛澤東負責，於私來說，應對毛澤東死後的自己負責；於公來說，應對毛澤東撒手後的中國政局負責。
　　單少傑說，於是，鄧小平有可能抱着這樣的態度：我不再替您老去背那隻文革黑鍋啦！
　　毛澤東惱羞成怒，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6年4月7日，毛澤東責令政治局做出決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在此高壓下，鄧小平只好低頭，於4月8日上書毛澤東表示“完全擁護”，對能允許他繼續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就講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收聽，咱們下期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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