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對外不軟，對內不硬，短短十幾年孕育出文化復興、大師輩出的難得盛景，民族工業也發展迅速，為隨後所謂“黃金十年”奠定基礎。雖然它被國民黨革命暴力推翻了，但北洋政府其實並不算壞——甚至可以說，很多方面比之後要好


　　老高按：“五四”過了三天才讀到二大爺的文章，《被誤讀的五四：你不知道的幾個片段》。雖然文中提供的信息對我不新鮮，但是看看時下言論，還有不少人持有二大爺所說的似是而非的觀念，希望此文能起到一點澄清作用！


　　被誤讀的五四：你不知道的幾個片段

　　二大爺，臉書


　　一、被妖魔化的北洋

　　袁世凱之後的北洋政府因為五四運動的爆發，被歷史教科書定義為腐敗無能，但事實不是這樣。
　　北洋政府是中國近代史上真正按照行憲體制建立起來的，唯一實現過三權分立的中央政府。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它是個典型的小政府大社會，它治下的中國事實上處於高度的地方自治狀態。軍閥割據是事實，但國家割而不裂。這個政府因為各種派系的制衡經常顯得亂糟糟，但它並不無能，更不軟弱。
　　它在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借錢出兵，長驅直入外蒙，收回當時已經脫離中國的外蒙，特別是被俄國竊取的唐魯烏梁海地區；還派出海軍和陸軍進入海參崴，在十月革命的亂局中強勢撤僑，整個過程長達三年，撤僑數十萬。蘇聯還為此把北洋政府列為“十四個武裝干涉蘇維埃的國家”之一。
　　在北洋政府的治下，中國收回了多國租界和領事裁判權，在東北、山東等地還收回了路權，廢除外國僑民特權等。
　　北洋政府對外不軟，對內不硬。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1918年5月21日，北京學生風聞中日兩國將簽訂軍事協定，遂發動集會，求見總統馮國璋。馮國璋不僅親自接見學生，而且還耐心一條條講解談判條文，證明談判的不是賣國條約，一直說到學生們心滿意足才罷。
　　北洋時代短短的十幾年孕育出文化復興、大師輩出的難得盛景，同時民族工業也發展迅速，為民國時代的所謂黃金十年奠定了基礎。
　　一言蔽之，雖然它後來被國民黨革命的暴力推翻，但北洋政府在當時的中國，其實並不算壞。甚至可以說，它很多方面比之後的還要好。

　　二、對日困局的來由

　　北洋政府從袁世凱開始，外交上比較明顯也容易被後人詬病的特徵是“親日”。喜歡跟日本借錢，也給予了日本很多特權和利益。包括被口水淹沒的“二十一條”。
　　跟現在不同，晚清雖然屢屢被日本人痛打，但是邦交最好的居然還是日本。這個跟1904年的日俄戰爭有關。1900年義和團之亂後，俄國藉機出兵占領東北，事後也就賴着不走，圖謀東北的野心很明顯。這就跟已經吞併了朝鮮的日本產生了地緣利益衝突。而且老毛子還在旅順建立遠東艦隊，直接威脅日本本土。滿清無力收回東北，就想出了一個“引狼搏虎”的計策，秘密邀請日本人趕走老毛子，私下允諾事成之後轉讓給日本人原來老毛子在華的權益。
　　實事求是的說，邀請別人來家裡打仗雖然有點窩囊，但這對滿清而言，是無奈之選，某種程度上也選對了。急於東亞稱霸的日本人傾全國之力，犧牲了將近十萬人，基本上把全國常備兵力和財政儲備給打光了，贏得了日俄戰爭。替滿清保全了東北。所以當時朝野對於日本都有極大的好感，以日為師的高潮也正這個時候。
　　對於日本人而言，當然不願意當雷鋒，犧牲如此之大，自然認為中國理應有所回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北洋政府承襲了滿清政策，一開始就要應對日本對於日俄戰爭成果的索取，惹出日後的是是非非，實際上是滿清歷史遺產的影響，沒有太多選擇。
　　而要特別說明的是，被中國人認定袁世凱賣國的“二十一條”，實際上最終成文於的《民四中日條約》，總共“十三條”，其中只有十條跟日本的要求符合。袁世凱當時確定的談判原則是：日本人實際已經得到的，可以讓步；日本人尚未得到的，決不輕給。
　　當時具體負責談判的曹汝霖、梁士詒、顧維鈞等人逐條力爭，讓日本人十分惱怒。而袁世凱在談判中還故意將談判內容泄露給西方列強和國內民眾，引發各方壓力反彈，所以最終的結果其實和日本想要的相去甚遠。在日本以戰爭威脅的前提下，這個談判結果並不是太差。
　　雖然曹汝霖等人從外交角度不辱使命，但在民間看來，但凡不平等條約，簽約的自然名聲就好不了，這也是五四運動中“賣國賊”的天然設定。普通民眾的好惡是對立二元論，很難考慮所謂的歷史背景。

　　三、並不算失敗的外交

　　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特別是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轉賣給日本，被教科書認為是引發的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反彈的根本原因。
　　但事實上北洋政府當時外交談判團在巴黎和會上提出的要求，關於山東權益的收回只是其中一點。當時代表團和列強的協商中，已經取得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及賠償損失等等成果，並不是一無所獲。
　　所以當時的外交總長陸徵祥認為山東權益事實上被日本把控，短期無法收回；如果不簽約，連已經有的談判成果也撈不到。這是他主張簽約的背景原因，完全站在外交得失權衡的角度，跟賣國沒有關係。中國雖然是一戰戰勝國，但是除了派遣勞工，確實沒有派兵參戰。在這種情況下，想要一步到位的獲取如同其他戰勝國的權益，在當時的國際秩序下，很難。外交談判某些時候是妥協的藝術，尤其是對於弱國而言。普通人喊喊口號容易，但具體操作並不容易。
　　作為在五四運動中被罵慘的外交人員，陸徵祥其實是北洋時代少有的專業外交官。他滿清時代即為駐荷蘭大使，思想非常開明，不僅娶了比利時的妻子，而且在1905年就率先剪掉了辮子。他主政外交部期間，廢除了外交人員由高官保舉的潛規則，堅持選拔“不鬧笑話之外交官”。凡無外語外事專業者不予授職，甚至連袁世凱的侄兒也因此離任。所以北洋時代的外交官，是公認的中國近代平均素質最高的。
　　他因為背負罵名，也沒有回國，隨後棄政，直接在比利時當了神職人員。

　　四、“賣國賊”的面目

　　五四運動中最響亮的一句口號是“外爭主權，內懲國賊”，這個國賊，包括時任交通總長的曹汝霖和駐日公使章宗祥。因為他們都是負責對日交涉的主要人物。但實事求是的說，他們並不是決策的人物。
　　當時學生們著名的“火燒趙家樓”就是燒曹汝霖的宅子，但是曹跑得快，正好在串門的章宗祥就被狠狠揍了一頓。章宗祥雖然被學生毆打致腦震盪，但是他事後主動提請北洋政府釋放打他的學生。涉嫌縱火被抓的學生在警局待遇非常好，不僅好吃好喝，當時的警察總監還專門來慰問。北洋政府為了平息事態，也很快撤了“賣國賊”的職。
　　曹汝霖被撤職後，聲名俱毀，他深受刺激，也不再問政，轉入實業界。他開了一家醫院，中央醫院——就是今天北大人民醫院的前身。這家醫院屬於慈善性質，所用開支由曹汝霖籌措，窮人來看病，一概不收費。抗戰時期，曹汝霖為了“挽回前譽之失”，多次拒絕了日本人的利誘。雖然日本人把曹汝霖看做統戰的理想人選，強行給他掛了很多頭銜，但曹汝霖始終沒有出山。
　　不光是曹汝霖如此，北洋時期的高官在抗日時期的氣節都特別突出。如段祺瑞、吳佩孚、袁克定、靳雲鵬等，由於社會聲望高，都是日本人特別注意拉攏的對象，但這些人都拒絕了。
　　但萬分諷刺的是，五四運動中參加“火燒趙家樓”的北大學生領袖梅思平，這個風光無限的愛國青年，反而後來出任了日偽政府組織部長、內政部長等職務。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以叛國罪被處決。

　　五、遺失了的運動本意

　　五四運動現在大部分人所知的文化遺產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和科學。但事實上，真正的五四，並不止於此。
　　廣泛意義的五四運動並不僅僅是1919年的那場學生運動，通常還包括指以1915年《新青年》創刊為起點標誌而持續到20年代初的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後重點強調的是，人權與科學並重，明確“堂堂正正以個人主義為前提”。這個說法，跟民國建立的時候，蔡元培等人提出的《社會改良會宣言》是一脈相承的，後者提出“尚公德、尊人權”，“以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以科學知識去神權之迷信”。
　　運動干將之一的胡適就曾經表示，“新文化運動，無論形式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茅盾則說，“人的發見，即發展個性，即個人主義，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主要目標。”
　　所以，五四運動的核心還包括對人權的解放，這個概念是相當超前的。甚至可以說，它比德先生和賽先生更為重要。唯有懂得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障，是現代文明的基礎所在，我們才能在一百多年後，更好的解讀五四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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