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不认为政体的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有联系。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但这种模式无法被亚洲以外国家复制借鉴。在民主政体中，有些国家表现很好，有些则要糟得多，如果一定要找到关联的话，大概要着眼于民粹主义国家或由民粹主义领导人领导的国家


　　老高按：读到“哲学园公众号”转载《文化纵横》的弗朗西斯·福山的答问，以及引起福山反驳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向大家推荐。文前有个“原导读”，不知道是“哲学园”还是《文化纵横》的导读。


　　【原导读】疫情之下，世界正发生重大变化。近日，曾断言新自由主义是“历史终结”的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在接受《观点报》采访时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死，“我们将回到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以及高效国家三者的并存。在他看来，国家制度与抗击疫情的成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决定各国表现的是国家能力与卫生制度，这同时还涉及到公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福山坚持认为，虽然中国模式在此次疫情中有突出表现，但难以被其他国家所借鉴。在此之前，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撰《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复兴》一文批判“历史终结论”，历数新自由主义的几大罪状：侵蚀民主、财富集聚与社会分化、金融市场去监管化与金融风险、气候危机，等等。他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运转，眼下的危机更令人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确实将终结文明。前进的唯一道路，拯救我们的星球和文明的唯一办法，是历史的重生，是启蒙运动之自由、尊重知识、民主等价值得以重新伸张。为便于读者从不同角度观察，本文由两部分组成：
　　主文部分于2020年4月9日发表于《观点报》（Le Point），由“法意读书”编译后首发。
　　延伸阅读部分于2019年11月4日由报业辛迪加发布，由“听贰拾肆桥”编译后首发。
　　感谢两家公众号辛勤编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我们将回到1950-1960年的自由主义时代

　　（原题: Nous allons revenir à un libéralisme des années 1950-1960）
　　✪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 李加平　译

　　观点报：柏林墙倒塌后，您断定了自由民主制国家的胜利。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国家对抗病毒时竟表现得如此差？
　　福山：我不认为政体的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有任何联系。唯一的例外是中国，它本可以表现得更好，但是在它提供的数据方面却仍然存在一些疑点，而且它还使病毒传播到了其领土外。在民主政体中，有些国家表现得很好，例如韩国、德国和北欧国家，有些则要糟得多，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如果一定要找到关联的话，大概要着眼于民粹主义国家或由民粹主义领导人领导的国家，例如特朗普在的美国，博索纳罗在的巴西，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的墨西哥，欧尔班在的匈牙利。这些国家的情况都很糟，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一直否认这场疫情，为保持统治者的声望而故意淡化疫情。因为拒绝采取必要的行动，他们使整个国家走向了灾难。同样，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独裁政权也将受到疫情的重创。

　　观点报：真正削弱西方的敌人竟是一场流感，您是否对此感到惊讶？
　　福山：我并不觉得这令人惊讶，它只是一系列意外事件的一个，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何时会发生，但却考虑过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可以将这类事件与气候变化进行比较，尽管气候变化的节奏会更慢些。我们知道所有国家在解决过程中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但同时也知道这是我们未来生活的一部分。

　　观点报：国家能力难道不是应对疫情的主要准则吗？
　　福山：确实，国家能力是关键。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家对公共卫生和紧急情况作出反应的能力，但这同样也依赖于人民对其国家、领导人及领袖才智的信任。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有些民主国家快速、高效，而另一些却相反？真正的分界线在于，有的国家国力强大并拥有高效的卫生政策（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而另一些国家国力较弱且没有这种卫生政策（例如印度次大陆或非洲），后者将会经历一场灾难。

　　观点报：虽然中国采取的措施仍受到一些质疑，但中国难道不是再次证明了，它是自由民主模式的真正替代方案？
　　福山：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干预和准资本主义的混合体。这个国家所关切的，即便不能说是实现人民福祉，至少也是向人民提供帮助。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悠久的权力集中的历史，这一传统在日、韩等一些邻国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这种模式无法被亚洲以外的国家复制借鉴，例如在拉丁美洲，这种强大政府的传统并不存在。像中国这样的政权更有能力应对紧急情况，但韩国等其他国家若想取得同样好的成绩，则不必诉诸这种强制手段。因此，这次疫情并不能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观点报：我们正处于剧烈的逆全球化趋势中。您对其未来有何预见？
　　福山：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化已经达到了它的最大界限，我们正在考虑遏制全球化。这次疫情将促使人们思考。不过在许多公司都打算调整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供应链以便优化资源时，如果仍认为整个经济领域将把产业调回本国以实现自给自足，那无疑将是荒谬的。要世界退回到五十年前的发展水平，这是不可能的。尽管逆全球化极有可能出现，但要考虑的只是程度问题。

　　观点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在美国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复兴》的文章。您是否也相信这个体系已走向迟暮？
　　福山：在这篇文章中，斯蒂格利茨把我列为新自由主义者之一并对我进行了攻击，原因仍在于我写的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但是，并不能说因为我描述了一个体系（自由主义者将国家视为主要敌人的体系）的绝对地位，就意味着我赞同该体系的价值观。相反，我认为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彗星尾巴，它已经死了，我们将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高效的国家三者并存。大流行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

　　观点报：若要颠覆您的书名，这可能是个新故事的开始吗？
　　福山：这一定要谨慎。我们不会因为听到蛊惑，就完全抛弃自由主义模式，但是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自由主义、社会保障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

　　观点报：在您的书名中，“最后一个人”使人想到尼采，也想到那些没有“权力意志”、沉迷于无聊和安逸中的虚无主义者。我们是生活在这种情况中吗？
　　福山：在民粹主义政权和民粹浪潮抬头的欧洲及美国社会尤其如此。民粹政权向人民保证了现状，但并不真的关心人民的主要诉求，也不为争取地位和获得承认而进行斗争。我认为，这些民粹主义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确实经历着“历史的终结”，因为它们以削弱了的形式重演着那些已经存在的想法：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但是这种重演也适用于社会民主主义……

　　观点报：法国正在围绕口罩问题争辩不休。目前我们缺少口罩，美国是什么情况呢？
　　福山：真糟糕，我们似乎有着同样的担忧。口罩和呼吸机的短缺从一月份起就已经被预料到了，但是人们没有采取任何重启相关生产的措施。这证明一个国家为了生存，首先需要专家，需要一个无私致力于公众利益的人，然后还需要能听取前者意见并做出相应决定的领导人，而我们的总统却花了两个月时间在说大流行与我们无关。

　　观点报：从目前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训？
　　福山：一个政治教训。作为美国人，我坚持认为，我们绝不能相信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在他当选之前，这个罔顾事实真相并且自恋无知的跳梁小丑已经让我们十分担忧了，但是真正考验这类领导人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此外，他并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机所必须的团结和集体信任。如果在发生了这么多事后，他仍能在十一月连任，那么美国人的问题就真的很严重了。如果是别人当选，那我们就可以将此作为重要的教训铭记在心。

　　【延伸阅读】

　　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

　　（原题: 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Rebirth of History）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 歧路听桥　译

　　冷战结束之际，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完成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著名文章。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崩溃将为全世界迈向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最终命运扫清最后的障碍。很多人同意这一点。
　　今天，我们遭遇的是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衰退。此时此刻，福山的主张显得陈旧而幼稚。但它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这一原则在过去四十年间盛行于世。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将不受约束的市场视作实现共同繁荣的最无可置疑的手段，这一信念的可靠性眼下岌岌可危。很好，理当如此。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信心同时衰退，这并非偶然或者仅有相关关系。新自由主义为害民主已有四十年。
　　作为新自由主义之药方的那种形式的全球化令个人和整个社会无力控制关乎他们自身命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已有相当透彻的阐发，我在我的近著《全球化逆潮》和《人民、权力与利润》中也有申述。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影响尤其令人厌恶：假如某个新兴市场的头号总统候选人失去了华尔街的青睐，银行就会将它们的资金从该国撤出。随后，选民得直面残酷的选择：要么向华尔街屈服，要么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就好像华尔街比该国的民众拥有更强大的政治力量。
　　甚至在富国，普通民众也被告知：“你无法落实你想要的那些政策”——不论那些政策是充分的社会保障、体面的工资、累进税，还是受到良好监管的金融系统——“因为国家将丧失竞争力，工作机会将消失，而你会蒙受大麻烦。”
　　富国和穷国的精英都承诺，新自由主义政策将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得到的福利会形成涓滴效应，包括最穷困人群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获得改善。但要实现这一点，工人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所有民众都不得不接受重大政府规划遭到削减。
　　精英宣称，他们的承诺有科学的经济模型和“实证研究”作为依据。很好，四十年后，数字俱在：增长放缓，增长的果实绝大多数到了身居最顶层的极少数人手中。随着工资的停滞和股市的高涨，收入和财富在向上流动，而不是形成滴涓效应，向下流动。
　　抑制工资——以获得或者维持竞争力——且削减政府规划，怎么可能提高生活水平？普通民众觉得，他们买到的是纸上的财富。他们认为自己被骗了，这一感受恰如其分。
　　我们正在经历这一巨大骗局的政治后果：怀疑精英，怀疑作为新自由主义之基础的经济“科学”，怀疑促成这一切的被金钱腐蚀的政治制度。
　　现实是，尽管“自由主义”这个名字还在，但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远不是那么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行确立了一种思想正统，其守卫者完全不能宽容异见。立场离经叛道的经济学家被视作异教徒，旁人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最多被分流到了少数孤立无助的研究机构中。新自由主义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倡的“开放社会”之间几乎没有相似性。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所强调的那样，波普尔承认，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复杂难解、不断演化中的系统，我们在这个系统中学到的东西越多，我们的知识对这个系统运转状态的改变就越多。
　　没有哪个领域的不宽容更甚于宏观经济学。在这个领域，流行的模型排除了如我们2008年经历的那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当不可能之事发生，人们看待这件事就好像是五百年一遇的洪水：没有什么模型可能预测这种反常事件的发生。即便是在今天，提倡这些理论的人仍拒绝接受这一点：他们信赖市场的自我监管，拒斥外部性，要么认为外部性不存在，要么认为外部性无关紧要，由此导致的去监管化问题对引发2008年那场危机起到了枢纽作用。
　　假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未能令我们意识到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运转，眼下的气候危机理当令我们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确实将终结我们的文明。但一样清楚的是，那些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希望我们无视科学和宽容精神，他们只会加剧事态的恶化。
　　前进的唯一道路，拯救我们的星球和文明的唯一办法，是历史的重生。我们必须复兴启蒙运动，再度致力于伸张这样一些启蒙运动的价值：自由、尊重知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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