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不認為政體的類型與應對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間有聯繫。中國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但這種模式無法被亞洲以外國家複製借鑑。在民主政體中，有些國家表現很好，有些則要糟得多，如果一定要找到關聯的話，大概要着眼於民粹主義國家或由民粹主義領導人領導的國家


　　老高按：讀到“哲學園公眾號”轉載《文化縱橫》的弗朗西斯·福山的答問，以及引起福山反駁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向大家推薦。文前有個“原導讀”，不知道是“哲學園”還是《文化縱橫》的導讀。


　　【原導讀】疫情之下，世界正發生重大變化。近日，曾斷言新自由主義是“歷史終結”的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接受《觀點報》採訪時指出，新自由主義已死，“我們將回到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即市場經濟、私有財產以及高效國家三者的並存。在他看來，國家制度與抗擊疫情的成果之間沒有必然聯繫，決定各國表現的是國家能力與衛生制度，這同時還涉及到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問題。福山堅持認為，雖然中國模式在此次疫情中有突出表現，但難以被其他國家所借鑑。在此之前，美國知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撰《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與歷史的復興》一文批判“歷史終結論”，歷數新自由主義的幾大罪狀：侵蝕民主、財富集聚與社會分化、金融市場去監管化與金融風險、氣候危機，等等。他認為，不受約束的市場無法運轉，眼下的危機更令人意識到：新自由主義確實將終結文明。前進的唯一道路，拯救我們的星球和文明的唯一辦法，是歷史的重生，是啟蒙運動之自由、尊重知識、民主等價值得以重新伸張。為便於讀者從不同角度觀察，本文由兩部分組成：
　　主文部分於2020年4月9日發表於《觀點報》（Le Point），由“法意讀書”編譯後首發。
　　延伸閱讀部分於2019年11月4日由報業辛迪加發布，由“聽貳拾肆橋”編譯後首發。
　　感謝兩家公眾號辛勤編譯。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我們將回到1950-1960年的自由主義時代

　　（原題: Nous allons revenir à un libéralisme des années 1950-1960）
　　✪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 李加平　譯

　　觀點報：柏林牆倒塌後，您斷定了自由民主制國家的勝利。但是到底發生了什麼，這些國家對抗病毒時竟表現得如此差？
　　福山：我不認為政體的類型與應對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間有任何聯繫。唯一的例外是中國，它本可以表現得更好，但是在它提供的數據方面卻仍然存在一些疑點，而且它還使病毒傳播到了其領土外。在民主政體中，有些國家表現得很好，例如韓國、德國和北歐國家，有些則要糟得多，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如果一定要找到關聯的話，大概要着眼於民粹主義國家或由民粹主義領導人領導的國家，例如特朗普在的美國，博索納羅在的巴西，洛佩斯·奧夫拉多爾在的墨西哥，歐爾班在的匈牙利。這些國家的情況都很糟，因為他們的領導人一直否認這場疫情，為保持統治者的聲望而故意淡化疫情。因為拒絕採取必要的行動，他們使整個國家走向了災難。同樣，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等獨裁政權也將受到疫情的重創。

　　觀點報：真正削弱西方的敵人竟是一場流感，您是否對此感到驚訝？
　　福山：我並不覺得這令人驚訝，它只是一系列意外事件的一個，我們不知道這些事件何時會發生，但卻考慮過有這個可能性。我們可以將這類事件與氣候變化進行比較，儘管氣候變化的節奏會更慢些。我們知道所有國家在解決過程中都將遇到很大的困難，但同時也知道這是我們未來生活的一部分。

　　觀點報：國家能力難道不是應對疫情的主要準則嗎？
　　福山：確實，國家能力是關鍵。這一切都取決於國家對公共衛生和緊急情況作出反應的能力，但這同樣也依賴於人民對其國家、領導人及領袖才智的信任。於是問題就變成了：為什麼有些民主國家快速、高效，而另一些卻相反？真正的分界線在於，有的國家國力強大並擁有高效的衛生政策（無論是以何種形式），而另一些國家國力較弱且沒有這種衛生政策（例如印度次大陸或非洲），後者將會經歷一場災難。

　　觀點報：雖然中國採取的措施仍受到一些質疑，但中國難道不是再次證明了，它是自由民主模式的真正替代方案？
　　福山：中國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個：國家干預和准資本主義的混合體。這個國家所關切的，即便不能說是實現人民福祉，至少也是向人民提供幫助。我們不要忘了中國悠久的權力集中的歷史，這一傳統在日、韓等一些鄰國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但是，這種模式無法被亞洲以外的國家複製借鑑，例如在拉丁美洲，這種強大政府的傳統並不存在。像中國這樣的政權更有能力應對緊急情況，但韓國等其他國家若想取得同樣好的成績，則不必訴諸這種強制手段。因此，這次疫情並不能證明中國制度的優越性。

　　觀點報：我們正處於劇烈的逆全球化趨勢中。您對其未來有何預見？
　　福山：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化已經達到了它的最大界限，我們正在考慮遏制全球化。這次疫情將促使人們思考。不過在許多公司都打算調整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供應鏈以便優化資源時，如果仍認為整個經濟領域將把產業調回本國以實現自給自足，那無疑將是荒謬的。要世界退回到五十年前的發展水平，這是不可能的。儘管逆全球化極有可能出現，但要考慮的只是程度問題。

　　觀點報：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在美國發表了一篇題為《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與歷史的復興》的文章。您是否也相信這個體系已走向遲暮？
　　福山：在這篇文章中，斯蒂格利茨把我列為新自由主義者之一併對我進行了攻擊，原因仍在於我寫的書《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但是，並不能說因為我描述了一個體系（自由主義者將國家視為主要敵人的體系）的絕對地位，就意味着我贊同該體系的價值觀。相反，我認為如今我們看到了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彗星尾巴，它已經死了，我們將回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即市場經濟、對私有財產的尊重、以及通過干預手段減少社會及經濟不平等的高效的國家三者並存。大流行再次表明，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必要的。

　　觀點報：若要顛覆您的書名，這可能是個新故事的開始嗎？
　　福山：這一定要謹慎。我們不會因為聽到蠱惑，就完全拋棄自由主義模式，但是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改變自由主義、社會保障和國家干預之間的平衡。

　　觀點報：在您的書名中，“最後一個人”使人想到尼采，也想到那些沒有“權力意志”、沉迷於無聊和安逸中的虛無主義者。我們是生活在這種情況中嗎？
　　福山：在民粹主義政權和民粹浪潮抬頭的歐洲及美國社會尤其如此。民粹政權向人民保證了現狀，但並不真的關心人民的主要訴求，也不為爭取地位和獲得承認而進行鬥爭。我認為，這些民粹主義進一步證明了我們確實經歷着“歷史的終結”，因為它們以削弱了的形式重演着那些已經存在的想法：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但是這種重演也適用於社會民主主義……

　　觀點報：法國正在圍繞口罩問題爭辯不休。目前我們缺少口罩，美國是什麼情況呢？
　　福山：真糟糕，我們似乎有着同樣的擔憂。口罩和呼吸機的短缺從一月份起就已經被預料到了，但是人們沒有採取任何重啟相關生產的措施。這證明一個國家為了生存，首先需要專家，需要一個無私致力於公眾利益的人，然後還需要能聽取前者意見並做出相應決定的領導人，而我們的總統卻花了兩個月時間在說大流行與我們無關。

　　觀點報：從目前的事件中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教訓？
　　福山：一個政治教訓。作為美國人，我堅持認為，我們絕不能相信像特朗普這樣的總統。在他當選之前，這個罔顧事實真相併且自戀無知的跳梁小丑已經讓我們十分擔憂了，但是真正考驗這類領導人的，是我們正在經歷的危機。此外，他並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機所必須的團結和集體信任。如果在發生了這麼多事後，他仍能在十一月連任，那麼美國人的問題就真的很嚴重了。如果是別人當選，那我們就可以將此作為重要的教訓銘記在心。

　　【延伸閱讀】

　　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與歷史的新生

　　（原題: 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Rebirth of History）
　　✪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 歧路聽橋　譯

　　冷戰結束之際，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完成了一篇題為《歷史的終結？》的著名文章。他認為，共產主義的崩潰將為全世界邁向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最終命運掃清最後的障礙。很多人同意這一點。
　　今天，我們遭遇的是基於規則的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衰退。此時此刻，福山的主張顯得陳舊而幼稚。但它強化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原則，這一原則在過去四十年間盛行於世。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將不受約束的市場視作實現共同繁榮的最無可置疑的手段，這一信念的可靠性眼下岌岌可危。很好，理當如此。人們對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的信心同時衰退，這並非偶然或者僅有相關關係。新自由主義為害民主已有四十年。
　　作為新自由主義之藥方的那種形式的全球化令個人和整個社會無力控制關乎他們自身命運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於這一點，哈佛大學的丹尼·羅德里克已有相當透徹的闡發，我在我的近著《全球化逆潮》和《人民、權力與利潤》中也有申述。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影響尤其令人厭惡：假如某個新興市場的頭號總統候選人失去了華爾街的青睞，銀行就會將它們的資金從該國撤出。隨後，選民得直面殘酷的選擇：要麼向華爾街屈服，要麼遭遇嚴重的金融危機。就好像華爾街比該國的民眾擁有更強大的政治力量。
　　甚至在富國，普通民眾也被告知：“你無法落實你想要的那些政策”——不論那些政策是充分的社會保障、體面的工資、累進稅，還是受到良好監管的金融系統——“因為國家將喪失競爭力，工作機會將消失，而你會蒙受大麻煩。”
　　富國和窮國的精英都承諾，新自由主義政策將推動經濟增長，由此得到的福利會形成涓滴效應，包括最窮困人群在內的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將獲得改善。但要實現這一點，工人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資，所有民眾都不得不接受重大政府規劃遭到削減。
　　精英宣稱，他們的承諾有科學的經濟模型和“實證研究”作為依據。很好，四十年後，數字俱在：增長放緩，增長的果實絕大多數到了身居最頂層的極少數人手中。隨着工資的停滯和股市的高漲，收入和財富在向上流動，而不是形成滴涓效應，向下流動。
　　抑制工資——以獲得或者維持競爭力——且削減政府規劃，怎麼可能提高生活水平？普通民眾覺得，他們買到的是紙上的財富。他們認為自己被騙了，這一感受恰如其分。
　　我們正在經歷這一巨大騙局的政治後果：懷疑精英，懷疑作為新自由主義之基礎的經濟“科學”，懷疑促成這一切的被金錢腐蝕的政治制度。
　　現實是，儘管“自由主義”這個名字還在，但這個新自由主義的時代遠不是那麼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強行確立了一種思想正統，其守衛者完全不能寬容異見。立場離經叛道的經濟學家被視作異教徒，旁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們最多被分流到了少數孤立無助的研究機構中。新自由主義與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提倡的“開放社會”之間幾乎沒有相似性。如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所強調的那樣，波普爾承認，我們的社會是一個複雜難解、不斷演化中的系統，我們在這個系統中學到的東西越多，我們的知識對這個系統運轉狀態的改變就越多。
　　沒有哪個領域的不寬容更甚於宏觀經濟學。在這個領域，流行的模型排除了如我們2008年經歷的那種危機爆發的可能性。當不可能之事發生，人們看待這件事就好像是五百年一遇的洪水：沒有什麼模型可能預測這種反常事件的發生。即便是在今天，提倡這些理論的人仍拒絕接受這一點：他們信賴市場的自我監管，拒斥外部性，要麼認為外部性不存在，要麼認為外部性無關緊要，由此導致的去監管化問題對引發2008年那場危機起到了樞紐作用。
　　假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未能令我們意識到不受約束的市場無法運轉，眼下的氣候危機理當令我們意識到：新自由主義確實將終結我們的文明。但一樣清楚的是，那些善於蠱惑人心的政客希望我們無視科學和寬容精神，他們只會加劇事態的惡化。
　　前進的唯一道路，拯救我們的星球和文明的唯一辦法，是歷史的重生。我們必須復興啟蒙運動，再度致力於伸張這樣一些啟蒙運動的價值：自由、尊重知識、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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