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場新冠疫情，中國社交媒體上曾有一個形象說法，說它好比一場球賽，中國打上半場，歐美打下半場，但從目前表現看，歐美似乎不如中國打得好。最後誰的表現好，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不過，很多人也都在思考這個假設性命題


　　老高按：一個星期前，我在博客上轉發德國之聲《新冠危機：老百姓的危難，獨裁者的機遇？》和紐約時報中文網《面對疫情，專制比民主更有優勢？》兩篇文章，並寫下按語：
　　人類正在與新冠病毒進行空前規模的對抗，於此同時，正在進行另一場空前規模的競爭：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哪一方的的抗疫能力更強、更有效？
　　抗疫惡戰的第一回合都還正在殊死進行，遠沒結束，尤其是造成的對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影響才剛剛開始；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競爭，各自抗疫戰略短期和長期的有效與否，也都還在未定之天，眼下其實很難評判輸贏利弊。
　　但是中國的官媒和追隨者們，已經迫不及待地大肆宣傳其體制的優勢和成果。而西方民主制度的信奉者、捍衛者們，則感到被動，甚至由於病毒仍在肆虐，抗疫進展遲緩而越來越感到被動。
　　不管怎樣，與整整一百年之前一樣，專制與民主制度之間在新的歷史條件和科技水平下的世紀交鋒，正在啟動，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關注。
　　一些博客和讀者對這個命題不以為然，留言中說：“典型二元思維方式”；還有人因對我的博文標題“向左擺動重回專制？”不滿，而聲稱“內容，也就不用看了”。口氣之不屑，好像這是一個偽問題。
　　其實，我當然知道“左”與“專制”並非同一層面的概念，有左的專制，也有右的專制。我說一百年前人類的趨勢“向左擺動成為專制”，是陳述已經發生的史實而已，並非指其為必然規律。我這個說法或有不確切之處，但是我所說的在抗疫過程中，民主體系與專制體系正在競爭——為哪一方更有優越性而競爭，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希望有識之士不要因為我的說法有不妥，而放過了這個值得關注的真問題。鄧聿文先生今天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發表的文章《這場疫情，如果西方輸了怎麼辦？》這個標題中，是針對誰說“輸了”？不是對病毒而言，而是對中共而言。他提醒大家注意的，也正是這個嚴峻的命題。


　　這場疫情，如果西方輸了怎麼辦？

　　鄧聿文，《紐約時報》中文網 2020年4月14日


　　對於這場新冠疫情，中國社交媒體上曾有一個形象說法，說它好比一場球賽，中國打上半場，歐美打下半場，但從目前表現看，歐美似乎不如中國打得好。
　　鑑於疫情尚在進一步擴散，隨着武漢解封以及中國復工的推進，有可能出現第二波疫情，而最近，不少人對中國新冠病毒的感染數提出質疑，包括美國中情局(CIA)。因此，最後誰的表現好，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不過，很多人也都在思考這個假設性命題——如果西方在這次抗疫中輸給中共，怎麼辦？
　　應對此類全球性流行病，原來很多人相信，強調公開透明的自由民主體制天然強於系統性瞞報的威權體制，在這次疫情暴發初期，的確如此。然而，事情的發展似乎顛覆了人們的認知，當疫情在歐洲和美國大範圍傳播後，他們的政府也一團糟，乃至3月前還是疫情重災區的中國，反倒成了安全島，包括歐洲在內的許多國家求助於中國的幫助——不僅是醫療物資，還有抗疫經驗——中共反而搖身一變，成為國際抗疫的模範生。
　　雖然我們無法否認疫情最先暴發於中國的事實，也不要美化中國政府的抗疫舉措。但現在中西疫情的反轉至少讓很多人審視乃至懷疑，面對新冠病毒，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能否交出合格答卷，如何使它不輸給中共的專制體制？
　　我初步答案是，這很難。
　　這裡所指的西方是一個整體概念，而不是某個或某些國家。有人以韓國、台灣、香港的案例來反駁。其實，韓國的做法除了透明性外，也沒有採取嚴厲封城，但是韓國和中國一樣，追蹤每個個案的密切接觸者，全力排查所有新天地教徒，以阻截病毒擴散；台灣、香港等同樣是早發現早隔離，政府重視。另外，上述國家和地區同屬東亞文化圈，多少帶有一點東亞文化元素，如偏好大政府（香港例外），集體主義觀念，能夠平衡自由和秩序以及公民服從，在這些方面，它們和中國相似，而與西方有差異。
　　西方重自由甚於秩序，政府的號令在民眾中權威性不足。比如歐美政府呼籲民眾不要出現在公共場所，但在很多國家，至少到最近，部分酒吧、公園、商場、大街、健身場所、廣場、海灘、旅遊景點等還是人群聚集；再如戴口罩，很多歐美國家既不提倡，民眾更不主動，直到最近幾天，迫於疫情形勢嚴峻，奧地利、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也開始要求在公開場合戴口罩了。
　　美國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政府所致。在中國疫情暴發後，美國政府雖然很快對中國採取了斷航等旅行限制措施，本來為應對疫情在美國的傳播贏得了時間，然而，特朗普個人出於選舉考量而低估疫情，置情報機構和疾控中心的再三警告於不顧，未能採取積極的預防措施，包括準備疫情一旦暴發所需的醫療資源，也導致公眾掉以輕心、不當回事。
　　因此，有人會說，特朗普政府對疫情的輕率態度不是民主體制的錯，不能把賬算在自由民主體制上。但這需要看從哪個角度去理解。特朗普當選本身及其執政三年來的表現，已讓許多美國人憂慮美國民主出了什麼問題。這幾年美國黨派政治的極化、特朗普對反對黨和媒體的肆意攻擊等，都表明美式民主在運轉中出了很大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政府對疫情的漠視並不使人覺得奇怪。
　　另外，特朗普上台後大幅削減了美國疾控開支，政府削減了CDC（疾控中心），NSC（國家安全委員會）等政府部門在抗擊全球疾病方面的預算，授權時任國安顧問博爾頓取消了NSC的全球健康安全部門，並降級了其中的流行病專家。因為計劃的資金開始耗盡，CDC被迫將其預防全球疾病暴發的工作能力削減了80％，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縮減了工作規模。
　　再看中國政府，儘管前期存在習慣性瞞報，然一旦發現疫情已嚴峻，且由此引發的社會不滿衝擊中共統治時，它悍然採取封城這種人類抗疫史上從未有過的極端舉措，全面動員，全面防控，將疫情當作一場“人民戰爭”來打，從而在兩個多月里，將疫情控制住。
　　西方國家可以學習中國的某些做法，比如早發現早隔離，建方倉醫院收治輕症患者，甚至戴口罩等，但中國抗疫的“人民戰爭”註定無法運用於西方，原因即在於中西國情和制度的不同，中國的威權/專制體制和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即使實行同樣舉措，其表現形式和程度也有很大差異。具體而言，兩者制度的差異在這次抗疫中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西方國家不可能像中國政府一樣擁有強大資源，它只能在法律授予的權力之下做事，而且受到三權分立結構的制約。因此，即使國家處於緊急狀態，它依舊做不到中國政府對社會和國家的掌控程度，可動用和調配的政府資源也遠不如後者多。中國政府隨時可以命令國企轉產防疫物資，美國政府必須援引戰爭時代的法律，才能強制企業按照政府要求去做。中國政府的多層級結構使它平時顯得臃腫不堪、效率低下，但在疫情下，這些平時多餘的冗員特別是基層幹部可以派上用場，維持社會秩序。另外，中共作為一個組織，滲透社會的每個角落，包括小區物業，在中國以封閉式小區為居住和管理單元的國情下，社區和物業對維持處於疫情下的民眾的日常生活，作用至關重要。而這些是美國政府不具備的。
　　第二，西方國家也不可能像中國政府一樣管控媒體和輿論，事實上，即便中國政府也無法完全壟斷輿論。一般來看，管控輿論會出現瞞報，反而不利抗疫，這不是中國的制度優勢，但也要承認，在特定時期，管控媒體和輿論，有利於傳達政府的意圖、引導民眾，讓民眾“自覺”配合政府。但這是西方國家無法想象也做不到的。
　　第三，西方國家對社會的強製程度同樣不可能像中國政府一樣，而西方民眾對秩序的服從也不可能如中國民眾。西方國家在涉及大眾權利和自由的問題上，政府一般以勸導和建議為主，不構成一種非做不可的強制性。像武漢封城，足不出戶，這在西方是無法做到的，而西方的封城在中國人看來，簡直就是兒戲。
　　最後，西方國家對大數據的運用不如中國。中國政府嚴厲的抗疫措施，每個環節如果沒有互聯網和大數據從技術上進行協助，很難做到，或者成本要大得多，在這一點上，西方國家包括美國，恐怕比中國落後。這裡需要區分技術和政治。中國政府很早就意識到，要把互聯網和大數據運用於社會管理，雖然目的之一是為監控民眾，防止出現反政府的事情，但在國家處於大的公共疫情時，客觀上確實也有助於政府控制疫情。西方儘管也重視互聯網和大數據的開發和運用，但不可能像中國政府一樣，把它廣泛地用在社會管理上，這同樣涉及自由和權利問題。
　　雖然西方有比中國發達的民間社會和志願者團體，而且在紐約的災情中已經顯示出志願者力量，然而，總的來說，鑑於此次病毒的傳染性極強，需要有專業的技能以及足夠的防護設備，因此，這次西方民間社會的自救和志願者的力量還發揮得不很明顯，不足以彌補政府力量的欠缺。
　　故中國官方不無得意地宣稱中國抗疫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民眾也不乏帶着看笑話的心情看西方。此即中共一向誇耀的舉國體制優勢，能在短期內在消除災害上見到比較明顯的效果。相比之下，自由民主制度有其“短”處，似乎也不能不承認。
　　然而，假如威權/專制體制在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能力更強，是否能夠反證民主的失敗？不能。因為類似新冠病毒的公共疫情災難，畢竟罕有，而社會更多的處於常態。人類歷史已經證明，即使在一般大的公共災難中，自由民主也比威權/專制更能勝任救災，至少兩者難分伯仲。社會進步依靠的是自由和自由下的創新，這兩項在威權/專制體制下很難做到。專制體制也許能給人民帶來物質福利的改善和提高，但絕不可能帶給人民自由和人權。
　　所以，即便這次抗疫中國政府做的好一點，也不能說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就輸了。它可能對中共在全球傳播和推銷自己的社會治理模式及其價值觀有幫助，讓一些國家特別是還處於半民主狀態或專制的國家對中國模式產生興趣，又或使西方國家也開始反思和加強政府的能力建設，鍾愛大政府。但若中共要藉是次疫情把自己的價值觀打造成普適版本，把中國塑造成公開透明、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乃至和美國爭奪全球領導者的角色，則無疑會遇到西方國家的強力狙擊。
　　此次新冠疫情，其地緣政治的一個後果，就是中國和西方之前的隱形對立將會在疫情結束後顯著強化。2008年金融危機加速了中國的崛起，並使全球化進一步加強。中國顯然受惠於這次地緣政治結果，但好運可能不會第二次降臨，首先因為中國是疫情首發國，儘管中國在控制疫情後投入不少精力幫助國際社會，但從美國政府鷹派堅持“甩鍋”給中國看。如果中國贏得了抗疫，很可能會激起西方國家的更大不滿，出於對中國的恐懼，從而加大對中國的打擊。
　　此外，與2008年不同，此次疫情造成的一個最大後果，是此波全球化的可能加速終結。在這個終結過程中，美中、歐中的地緣政治矛盾會顯著上升，美歐很可能聯手共抗中國，以中國目前的國力、科技水平以及意識形態的軟肋，要應付西方的聯手將力不從心。
　　所以，誰笑到最後很難講，中國如若在疫情後強化已有體制，而不進行比較徹底的改革，走向普世價值，更大的麻煩還在後頭。
　　（鄧聿文是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胡趙基金會秘書長，時政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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