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中國、俄羅斯、菲律賓還是匈牙利，獨裁者和准獨裁者們，紛紛以抗疫為名伺機收緊和擴大權力。許多人擔憂，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可能會演變成“新常態”——尤其是若新冠病毒真會像某些科學家所預言的那樣將長期存在下去的話


　　老高按：人類正在與新冠病毒進行空前規模的對抗，於此同時，正在進行另一場空前規模的競爭：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哪一方的的抗疫能力更強、更有效？
　　抗疫惡戰的第一回合都還正在殊死進行，遠沒結束，尤其是造成的對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影響才剛剛開始；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競爭，各自抗疫戰略短期和長期的有效與否，也都還在未定之天，眼下其實很難評判輸贏利弊。
　　但是中國的官媒和追隨者們，已經迫不及待地大肆宣傳其體制的優勢和成果。而西方民主制度的信奉者、捍衛者們，則感到被動，甚至由於病毒仍在肆虐，抗疫進展遲緩而越來越感到被動。
　　不管怎樣，與整整一百年之前一樣，專制與民主制度之間在新的歷史條件和科技水平下的世紀交鋒，正在啟動，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關注。
　　有人說過，歷史像個鐘擺一樣，擺過去又擺過來。上個世紀上半葉，鐘擺向左，興起了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運動；但到了上個世紀下半葉，鐘擺往回擺，以蘇聯為首的紅色專制帝國相繼垮台；但這並不意味着民主憲政制度取得最終勝利；在這個世紀，是不是鐘擺又將向左擺動（當然不會是完全複製百年前的軌跡，左派和自由民主派都在吸取歷史教訓），但又將有一兩代人之久的歷史潮流了嗎？
　　下面轉發德國之聲和《紐約時報》的兩篇短文，寫得都不算好，但涉及的問題卻是很嚴峻的。


　　新冠危機：老百姓的危難，獨裁者的機遇？

　　德國之聲中文網

　　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之後，有人猜測這場危機可能會危及到中共的政權。尤其是武漢醫生早在12月對疫情發出警告卻遭到訓誡的消息傳出後，舉國憤怒。然而，中國自毛澤東以來最有權力的領導人習近平卻得以扭轉乾坤。他開始“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並得以很快展現成效。湖北當地官員遭到問責，成為替罪羊。過去數周以來，中國捷報頻傳：鮮有本地新增確診病例。疫情在全球許多國家肆虐的同時，中國逐漸恢復常態。中國宣傳機構將習近平打造成戰勝新冠疫情的國家領導人。

　　加強監控

　　中國在鼓勵復工的同時推出所謂的“支付寶健康碼”。該健康碼通過個人填報和政府後台信息對比，產生紅黃綠三個健康碼：綠碼者可以通行，紅碼和黃碼者需要自我隔離。但是軟件開發公司和中國官員都沒有詳細解釋該系統是如何對用戶進行分類的。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中國研究員王松蓮（Maya Wang）向《紐約時報》表示：“冠狀病毒爆發將會是中國開展大規模監控歷史上的裡程碑事件之一。”根據該報對軟件代碼的分析發現，該系統不僅可以實時判斷某人是否具有傳染風險。它似乎還與警方共享信息，為新的自動化社會控制方式設定了模板，在疫情消退後可能會長期存在。
　　不僅在中國，電子監控在許多其它國家的抗疫措施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非政府組織“隱私國際”（Privacy International）專家奧馬諾維奇（Edin Omanovic）在接受德新社採訪時指出：“目前我們看到的監控浪潮是前所未有，比911事件之後各國的反應還要強烈。”

　　極為嚴厲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4月3日報道，莫斯科已啟用新冠肺炎患者監控系統。莫斯科信息技術局局長雷先科（Eduard Lysenko）介紹：“根據市長法令，莫斯科首次啟用社會監控技術，對選擇居家治療的新冠肺炎確診患者的所在地進行監控。為此採用了多種的定位技術。今天，首名確診患者拿到了預裝‘社會監控’應用的手機。該款應用僅面向患者，不會對莫斯科所有居民使用。”
　　此前，俄羅斯議會已批准一系列“反病毒”法案，其中包括違反隔離規定最高可判處七年監禁等嚴厲措施。俄羅斯知名反對派人士古德柯夫（Dmitry Gudkov）將最新法案稱作“暴政”，他認為：“新冠病毒加快了俄羅斯成為獨裁國家的進度。居家隔離固然重要，但是這裡存在濫權的問題。他們為所欲為。”
　　然而，防疫措施沒有最嚴厲，只有更嚴厲。為了應對新冠疫情，菲律賓封鎖了人口最多的呂宋島。隔離措施期間，島上發生抗議活動。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本周警告抗議者，不要破壞隔離措施，並對警察下令，如果有人發起暴動並威脅警察生命，就“槍斃他們”。

　　緊急狀態恐變常態

　　另外，隨着疫情蔓延，不少國家祭出緊急命令，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被認為無可厚非，但是許多緊急命令幾乎沒有落日條款，引發人們對政府可能濫用權力的擔憂。
　　例如，在民主制度搖搖欲墜的匈牙利，國會近日通過緊急法案，賦予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近乎不受制約之權力，包括無限期緊急狀態、國會選舉中止、總理以法令形式執政、發放“假新聞”及“謠言”者最高刑罰監禁五年、違反隔離令者最高監禁八年等。
　　在匈牙利國會對該法案進行表決前，人權觀察曾警告這項法案將對民主自由構成威脅。該人權組織發文表示，儘管許多國家都為病毒疫情實施特殊措施，匈牙利這部法案並未說明各項措施是否僅為因應公共衛生緊急狀況且有嚴格必要性，恐將為政客攫取權力大開後門。
　　面對外界有關濫權的批評，歐爾班回應道：“如果你們在現在的危機中無法幫助我們，那麼請至少克制自己，不要傷害我們為了防疫所做的努力。”

　　疫情催生獨裁和濫權？

　　《紐約時報》在本周發表的文章《新冠疫情在全球催生獨裁和濫權？》中也提到匈牙利的法案。文章援引聯合國反恐和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奧蕾茵（Fionnuala Ni Aolain）指出：“我們可能也會見到，疾病流行過後不久——甚至可能緊隨其後——是專制和鎮壓的流行，”新法律擴大了國家的監控，允許政府無限期拘留人民，並侵犯集會和言論自由，可能會在未來幾十年裡影響公民的生活、政治和經濟。
　　該文在開頭還提到其它例子：以色列總理關閉了法院，並開始對公民進行侵入式監視；智利派軍隊前往曾被抗議者占領的公共廣場；玻利維亞推遲了選舉。文章作者寫道：“"隨着冠狀病毒大流行使世界運行戛然而止，焦慮的國民要求採取行動，全球各國領導人正在動用行政權，在幾乎沒有阻力的情況下抓住了實質上的獨裁權力。”


　　面對疫情，專制比民主更有優勢？

　　Serge Schmemann，紐約時報中文網 2020年4月3日，翻譯：晉其角、鄧妍


　　中國和它的一些信徒認為，北京成功應對冠狀病毒大流行，是對威權主義統治的有力證明。
　　該論點認為，儘管起步不佳，中國有能力實施大規模的遏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將疾病控制在其境內。世界衛生組織稱其為“可能是歷史上最具挑戰、最敏捷和最積極的疾控行動”，中國當局很快將其轉化為對領導人習近平主席的歌頌。中國外交部長說：“只有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才得以有效管控住這場突如其來而且傳播速度相當快的疫情。”
　　是這樣嗎？民主制度是否因固有的低效率和政治分歧受到阻礙？或者它們的開放性和多樣性是否能更有效地幫助動員全體人民，及其所有私人和公共機構？
　　其他亞洲國家對冠狀病毒採取了相對有效的防禦措施，最明顯的是韓國和台灣，這些都是活躍的民主國家，它們在限制出行、積極組織檢測和實施嚴格隔離方面行動透明。他們的反應無疑是吸取了相對較為近期的流行病的教訓，尤其是2002-2003年SARS暴發。但這並不需要鐵腕措施。
　　而同樣的“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也是令冠狀病毒開始傳播的關鍵原因。政府否認了最初的證據，並讓傳遞壞消息的人噤聲，其中最悲慘的是武漢的眼科醫師李文亮。等到北京做出回應時，冠狀病毒已經向世界範圍進發。
　　那些讚美民主優勢的人往往會引用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名言：“人類歷史上，沒有哪一場饑荒是發生在正常運轉的民主國家的。”森認為，這是因為民主政府必須面對選民。他們有防止災難發生的強烈意願。
　　然而，他的論點與這樣一個事實背道而馳：當今許多專制政權的領導人——如奧班·維克多(Viktor Orban)、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來說——都是通過民主程序上台的，而且似乎得到了廣泛的公眾支持。然而，他們的行動準則更像是“每一次饑荒都要好好利用起來”。
　　匈牙利總理奧班已經不斷積累了越來越大的權力，他很快看到，在整個歐洲實施的嚴厲措施是實現真正獨裁政權的完美掩護。匈牙利議會通過了由他的青民盟(Fidesz)控制的立法，實際上等於讓他可以開始進行法令統治，取消選舉，並懲罰散布“虛假”信息的人。直到永遠。
　　沒有哪個領導人有如此放肆的奪權之舉，但有的也已在疫情中找到了政治優勢。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執政多年後似乎不可避免要面臨着恥辱的終結，但危機讓他得到了喘息。他命令大多數法院關閉，推遲自己的腐敗審判，並設法操縱在三次無說服力的競選中挑戰他的本尼·甘茨(Benny Gantz)加入緊急“團結”政府，該政府迅速摧毀了甘茨的聯合執政。但是以色列不是獨裁國家：內塔尼亞胡的舉動在媒體和社會中產生了激烈的辯論，儘管此刻國家正在為了應對冠狀病毒武裝自己。
　　其他政府也已利用這次危機採取了一些本應遭到強烈抵制的行動。印度封鎖後，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民族主義政府頒布法律，方便印度人成為穆斯林占多數的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的永久居民。
　　環顧世界各地，可以看到許多國家的政府在防疫過程中存在權力過度擴張。在菲律賓，平時冷酷無情的鐵腕領導人羅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攫取了更大的力量來對抗這種病毒，包括威脅監禁傳播冠狀病毒假新聞的人——這一措施可以用來對政府的批評者實施刑事懲罰。土庫曼斯坦可以說是中亞最專制的國家，對信息控制採取可能最為嚴厲的措施，甚至逮捕了在公開場合討論疫情的人。在泰國，2014年靠軍事政變上台的總理巴育·占奧差(Prayuth Chan-ocha)宣布，他正在行使緊急權力，包括“如有必要，可審查或關閉媒體”。
　　無論專制制度制定的疫情應對措施能夠提供的優勢有多大，當鐵腕領導人選擇拒絕威脅存在或提供不一樣的敘事時，專制的真正危險就顯現出來了。掌握巨大權力的白俄羅斯總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已允許該國的足球超級聯賽如期進行，並且辯稱“恐慌比病毒本身對我們的傷害更大”——這與特朗普總統的“對策不應該比問題更糟”相呼應。幾乎每個政府都在敦促人們待在家裡，盧卡申科卻不這樣做，反而建議白俄羅斯人每天喝伏特加，定期去桑拿房，以及下地辛苦勞作一番。
　　在鄰國俄羅斯，普京總統加強了對疫情的防禦，我們可以看到專制政權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可疑的統計數據。截至周四，俄羅斯感染人數超過3500人，但數周以來，官方報告的數字低得出奇。實際數字可能要高得多。俄羅斯也一如既往地加入了中國和伊朗的行列，在社交媒體上散布關於這種冠狀病毒起源的虛假消息——包括來自北京的一種論點：這是一種美國疾病，可能是由訪華的美國軍人帶來的。
　　最後，關於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抗疫能力的比較，很難得出一個確定結論：大流行還遠遠沒有結束，除了治理風格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一個國家的財富和資源顯然在應對突發危機的能力中發揮重要作用，以往有疾病流行歷史的國家，在應對新出現的流行病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然而，民主國家似乎仍擁有明顯的優勢。當中國在不到兩周的時間裡就能建起一座新醫院，而紐約市的醫院床位正迅速耗盡時，這一點似乎並不明顯。但在美國，信息的流動和公眾的互讓，可能有助於不斷調整對抗這種疾病的策略；錯誤的信息，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可以很快被揭露。台灣一位官員指出，透明度是其政府應對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對1960年以來所有流行病數據的分析發現，“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條件下，民主國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於非民主國家。”文章說，一個原因是專制政權“不適合處理需要信息自由流動，以及公民與統治者之間需要公開對話的事務”。如果白俄羅斯擁有獨立的新聞媒體，盧卡申科就不太可能堅持自己的魯莽立場。
　　在這場辯論乃至美國政治圖景中的其他許多辯論中，特朗普政府扮演着什麼角色，取決於人們在激烈的政治分歧中站在哪一邊。美國民主的多樣性——地方政府、多樣的醫療服務、強勢的新聞媒體和諸多宗教團體——可以預防中國式專制統治的形成。但是獨裁者利用危機的傾向絕不應被忽視。

　　Serge Schmemann1980年加入《紐約時報》，曾任時報駐莫斯科、波恩、耶路撒冷以及聯合國分社社長。2003至2013年期間，他在巴黎擔任《國際先驅論壇報》的社論版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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