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其它國家不僅是為了獵奇，不僅是出於“心懷天下”的世界主義情懷，而是為了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自身。當你把自己面對的政治現實當做“一萬種可能性之一”，就獲得了一種比較的視野，能幫助我們發掘許多重要的、有趣的問題


　　老高按：我是劉瑜副教授的粉絲。她的文章信息含金量高，讀後總有啟發。下面這篇文章，就是如此，與大家分享。
　　劉瑜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獲得學士、碩士學位，在哥倫比亞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隨後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做博士後，又到劍橋大學政治系當了三年講師。2010年起，在清華大學人文社科院政治系任教，一晃竟有十年了。我讀過她《民主的細節》和《觀念的水位》兩本書。下面這篇文章看來是她的新著的章節，我期待着讀到她這本《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
　　《民主的細節》被《南方周末》、《新京報》等媒體評為年度圖書，人們不難推斷，劉瑜也是自由民主價值觀念的有力鼓吹者。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信奉自由民主價值觀念、並對公眾事務發出聲音的人，被污名為“公知病患者”。
　　前天在我《鼓吹現代文明價值的高仿“零分作文”》博文的後面，有一位網友跟帖說：
　　作者是典型的“公知病”患者。
　　“我希望以後不會再遇到這種缺乏現代文明價值的課題討論。”（這是那篇“零分作文”最後一句話——老高注）這種言論是某些“公知”的無賴和霸道的充分體現。……因為沒有反映“現代文明價值”，所以他不許別人當作課題來討論。
　　我回帖提醒這位網友：
　　作者明明說的是“我希望以後不會再遇到這種缺乏現代文明價值的課題討論”，怎麼到您手裡，就變成了“他不許別人當作課題來討論”？
　　您不會不懂得“不希望”與“不許”這二者的區別吧？連別人提出“希望”都要將之打成“無賴和霸道”，這本身是不是“無賴和霸道”？
　　這位網友又回帖：
　　他本人“不希望”，自己主動迴避就是了。他有什麼權力“不希望”別人做應該做的事。
　　這更讓我啼笑皆非：您自己對“不希望”的事“主動迴避”了嗎？您怎麼就有權剝奪別人希望和不希望的權利呢（注意，應是“權利”，而不是“權力”）？我再回帖：
　　任何人有權利“希望”和“不希望”任何事。
　　您認為他的“不希望”是錯誤的甚至是邪惡的，您可以口誅筆伐。但斥責他“有什麼權力‘不希望’”，這種專制邏輯太奇葩了。
　　伏爾泰的名言用在這裡正合適：我反對您的看法，但我捍衛您發表這種看法的權利。
　　在民主自由的社會，人人都要尊重他人的權利包括表達“希望和不希望”的權利，人人也有權發表自己的看法包括表達“希望和不希望”。這不應只是您鄙薄的“公知病患者”的看法，而應該是我們所有現代人的共識。
　　這位網友講的其它一些意見其實很有可取之處，原作者的一家之言，也是可以批評或商榷的，包括對該作者講“不希望”他這麼說。但這位網友將提倡現代文明價值者“不希望如何如何”武斷地認定這就是“不許”，進而質問對方有什麼權力“不希望”？甚至將表達了“不希望如何如何”說成是“典型的公知病患者”，這就讓我瞠目結舌，感到有必要說道說道了。
　　讀劉瑜有時感到很嫉妒：她怎麼就有本事把道理講得深入淺出，讓別人容易接受呢？若是她來講“不希望”並不等於“不許”，任何人都有言論自由，包括發表錯誤言論的自由……她肯定舉重若輕三言兩語就說得清清楚楚。
　　借用那位“零分作文”作者的話：“我希望以後不會再遇到這種缺乏現代文明水準的課題討論。謝謝！”


　　政治，是一門可能性的藝術

　　劉瑜，微信號：看理想，來源：《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

　　（文稿經編輯整理）


　　1.“只懂一個國家的人不懂任何國家”

　　大家好，我是劉瑜。很高興來到看理想平台，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政治學思考。
　　我從博士期間開始學習“比較政治學”。從那時開始，我就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每當有人問我：你學什麼專業的？我回答“政治學”的時候，對方往往就會饒有興趣地追問：那你對美國大選怎麼看？你對台灣地區的藍綠之爭怎麼看？你對伊拉克局勢怎麼看？……
　　可是，如果我回答“比較政治學”的時候，對方往往就在禮貌的微笑中陷入了沉默。為什麼呢？
　　因為大多數人不知道“比較政治學”是幹什麼的，似乎有點高大上，但又有點讓人摸不着頭腦，因此不知道該怎麼接話。好好一個“政治學”，因為加上了“比較”兩字，就顯得非常高冷。
　　可能有些朋友會出於直覺認為：“比較政治學”，就是比較一個國家和另外一個國家吧？這種說法只能說部分正確，但不完全正確。
　　事實上，如果你去調查全球比較政治學者的研究領域，就會發現，其中大多數學者只研究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是“國別專家”或者“地區專家”，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正在從事比較研究，其中進行國別案例比較的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所謂“比較政治學”，其根本的特性不在於研究內容是否真的是在進行案例比較。
　　那麼，什麼是“比較政治學”？
　　“比較政治學”當中的“比較”，與其說是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不如說是一種研究的視野。
　　當你把你所面對的政治現實當做“一萬種可能性之一”來對待時，就獲得了一種“比較的視野”。
　　帶着這種廣闊的視野，即使你的研究對象只是一個時代的一個國家，你的問題意識卻是來源於潛在的比較。
　　比如，當一個人追問：“為什麼在國家A經濟發展沒有帶來民主轉型？”在這個問題背後，實際上已經預設了一個通過比較才能獲得的觀點。這個觀點就是：在許多其他的國家，“經濟發展帶來了民主轉型”。
　　再舉一個例子，如果你追問：“為什麼在國家B民主轉型帶來了戰亂？”同樣，這個問題背後也預設了一個只有通過比較才能獲得的看法，那就是“另一些國家的民主轉型是和平的，沒有戰亂”。
　　所以，即使是所謂國別研究專家，也往往需要通過“比較的視野”獲得重要的、有趣的研究問題，然後再將這個問題帶入到他對具體國家的研究當中去。
　　也就是說，需要經過“見山不是山”的階段，才能使“見山又是山”成為一個境界。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說過一句話：只懂一個國家的人不懂任何國家。我想他表達的正是類似的意思。

　　2.“比較”產生衝擊，衝擊帶來思考

　　其實，不僅僅是學者，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往往需要通過比較發現問題、打開思路，因為“比較”能夠產生衝擊，而衝擊帶來思考。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記得小時候看電影、電視的時候，經常看到這樣的標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句話如此大義凜然，看上去簡直是天經地義——一個人做了壞事當然要“坦白”，這有什麼討價還價的嗎？
　　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在電影裡聽到了“你有保持沉默的權利，但是你所說的每句話都將成為呈堂證供……”這句話，我才意識到“坦白從寬”並非天經地義。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這是著名的“米蘭達警告”。可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的時候，並不知道世上還有這樣的“警告”，只覺得腦袋裡“咯噔”一聲——這個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還有“保持沉默的權利”？沉默居然還可以是一種權利？一個人做了錯事，難道不應該老實交代嗎？就算你沒做錯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嗎？
　　但是，原來至少這個世界上有一部分人並不這樣認為。
　　他們認為讓人自證其罪是不人道的，他們擔心這種“坦白從寬”的觀念會造成或者惡化刑訊逼供，他們認為在強大的國家權力機關和弱小的被逮捕的個體之間，應該有一個作為緩衝力量的第三方，也就是律師。
　　這些觀點正確與否我們可以再討論，但是了解到這些觀點的存在，對於開闊我們的視野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電影情節，不知道“米蘭達警告”的存在，我可能永遠不會去思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樣的說法有沒有問題，有什麼問題。
　　再舉一個例子，我有一個外國朋友在很多國家生活過，歐美、印度、土耳其、烏干達……在北京也住過三年。有一次聊天中他無意提起：“北京是我住過的最安全的城市”。
　　他的這句話說得平淡無奇，但是在我腦子裡，又帶來“咯噔”一聲。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個陳述，而且帶來一個問題：為什麼？為什麼北京成為一個異常安全的城市？這背後有沒有政治邏輯？它的政治邏輯又是什麼？
　　如果是一個從小在北京長大、也從未去過其它國家的大都市長期生活，可能根本不會意識到這一點，更不會產生困惑。因為他會把都市的安全感當做“理所當然”的事物，認為生活“本應如此”。
　　但是，我們知道，都市的安全感並非“理所當然”的事物。戰亂國家就不說了，即使是非戰亂國家，比如墨西哥城、馬尼拉、約翰內斯堡，甚至哪怕倫敦、紐約的某些街區，你都不會認為深夜或凌晨在大街上獨自走路是個好主意。
　　俗話說，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其實有時候，沒有比較也沒有驚喜。

　　3.思考得越多，越能將現實當做“一萬種可能性之一”

　　所以我經常和我的學生講，什麼是社會科學的洞察力？
　　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號變成問號的能力，把“此時此刻”和無數“它時它刻”聯繫起來的能力。
　　這種能力和每個人的敏感性有關，但是，也和每個人的“見識”有關——你閱讀過的、聽過的、走過的、觀察過、思考過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現實當做“一萬種可能性之一”來對待。
　　如果你只做一個“井底之蛙”，就永遠無法獲得那個反觀自身的視角，甚至還可能因為這種狹隘而狂妄自大。
　　所以，我希望能帶着大家，把形形色色的國家納入我們的視野，建立一個儘可能豐富的完整的參照系，以此來定位現實。
　　我們知道，理解和判斷的前提是“參照系”的存在——如果我們不知道人類年齡的大致範圍，就很難判斷多少歲算是長壽。如果人類年齡的極限是120歲，那麼90歲就非常長壽；但如果極限是300歲，那麼90歲就還是少年。
　　同樣的道理，比較政治學的功能，就是幫助我們建立一個政治可能性的參照系，以此分析理解各國政治所處的位置。
　　所以，了解其它國家不僅僅是為了“獵奇”，甚至不僅僅是出於“心懷天下”的世界主義情懷，也是為了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們自身。

　　4.有時候恰恰需要通過寓言，來理解現實

　　說完“比較”，再來說說“政治”。
　　任何學科的人都願意強調自己的學科有多麼重要，我們政治學的人當然也不例外。但是，強調政治對於塑造一個國家命運的重要性，似乎並不符合我們熟知的一些主流話語。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主流話語，“政治是上層建築，經濟才是基礎”。也就是說，政治是被決定的那個，經濟才是決定性因素。
　　在這套話語中，只要出現任何政治問題，都會自動產生一個“正確答案”：還不是因為窮？這似乎也合乎我們日常生活中樸素的認知。
　　但是，問題來了，那麼經濟發展又是從何而來？
　　舉一個直觀的例子——南北朝鮮。我們都知道，韓國的經濟水平遠遠高於朝鮮，2017年韓國的人均GDP是37600美元，朝鮮是1700美元，也就是說，韓國的人均GDP是朝鮮的22倍。為什麼會是這樣？
　　這兩個國家，同一個種族、同一個語言，有着高度相似的歷史傳統、高度相似的地理環境。北朝鮮人不比南朝鮮人笨，也不比他們懶，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了兩個國家的經濟水平出現了天壤之別？
　　至少，在政治學者眼中，最大的差別就是政治因素：一個是封閉的、威權的體系，一個是開放的、問責的體系。
　　我們可能都聽說過韓國的經濟如何在威權時代起飛的故事，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韓國經濟真正的飛躍，不是在威權時代，而是在政治轉型之後。
　　直到1970年左右，兩國的經濟水平其實相差無幾，到1980年韓國的人均GDP也只是朝鮮的兩倍左右。但是，隨着朝鮮政治越來越封閉、韓國政治越來越開放，兩國的經濟水平差距越拉越大，到2017年，兩國的人均GDP差距就是22倍了。
　　應該說，政治的力量，在南北朝鮮的對比當中一覽無餘。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委內瑞拉。這幾年很多人可能隱隱約約地聽說過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事情：超級通貨膨脹、饑荒、大規模的人口逃亡。
　　這個國家的通貨膨脹到了什麼程度呢？就是民眾與其去商店裡買手紙，不如直接用錢當手紙用——紙比錢貴多了。
　　人口逃亡又到了什麼程度呢？460萬人到其它國家去謀生了，這是委內瑞拉16％的人口，這也被認為是西半球歷史上最大的難民潮。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直到1999年，委內瑞拉仍然是拉丁美洲人均GDP最高的國家。短短20年，一個拉美最富的國家，變成了最大的噩夢，這中間又發生了什麼？
　　民眾是同樣的民眾，傳統是同樣的傳統，宗教是同樣的宗教，地緣位置當然也是同樣的地緣位置。
　　所以，作為一個政治學者，我認為最大的變化就是查韋斯上台了——一個自認為是羅賓俠式的政治家，以一己之力破壞了委內瑞拉的政治生態，摧毀了委內瑞拉的經濟。
　　就從朝鮮和委內瑞拉這兩個例子來看，你還認為政治只是所謂的“上層建築”、等着被“經濟基礎”決定嗎？還是，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政治本身也可能成為塑造經濟乃至社會的根本性力量？
　　這是我希望帶着大家一起思考的問題。
　　當然，這兩個例子相對比較極端，在很多其它國家，政治對國家命運的影響未必如此清晰，但是，正是這種極端的情況，照亮了社會變遷當中的某些關鍵因果機制。
　　在這個意義上，這樣的例子幾乎像是寓言。有時候，我們恰恰需要通過寓言，才能夠理解現實。
　　其實，政治對國家命運具有根本性的影響，不僅僅是政治學者的看法。一些其他學科的人也是這麼看的。
　　比如著名經濟學家諾斯，他對工業革命的看法就非常強調政治因素。我們都知道工業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全球性的意義，但是，關於工業革命，一個經久不息的問題是：為什麼工業革命最開始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其他國家？為什麼是英國人發明了蒸汽機？
　　就諾斯來說，他一杆子把問題的答案捅到了英國的光榮革命。他的看法是，光榮革命成功地“把權力關進籠子裡”，帶來所謂“可信的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使得民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財產安全感，產生了投資、生產、創新的動力，最終觸發了工業革命。
　　這種看法被稱為“制度主義”，直到今天，很多經濟學家都是制度主義者。

　　5.相似的政治理念，放到不同的社會文化土壤中，將產生巨大的不同

　　強調政治因素的影響，並不意味着“政治萬能論”，尤其不意味着政治制度萬能論。
　　我非常喜歡俾斯麥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其中“可能性（the possible）”這個詞非常重要，因為它強調，政治不是魔術，它不能抵達“the impossible”，它不能做成無米之炊，它不能讓水變成油，它不能發明永動機。
　　所以，我始終強調一點：政治在社會中。
　　什麼叫“政治在社會中”？就是社會條件構成政治選擇的半徑，也影響政治選擇的結果。
　　我們都聽說過一個成語，叫“淮南為橘、淮北為枳”。同一個物种放在不同的氣候、土壤、環境中，它長出來的東西有可能是很不一樣的。
　　菲律賓1946年剛獨立的時候，它制定的憲法和美國憲法是非常像的，但是結果大家也知道，菲律賓後來的發展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不像是美國——獨立不久，它的民主制度自身很快崩潰了，它的經濟社會發展也乏善可陳。所以，同樣的憲法，“淮南為橘，淮北為枳”。
　　再舉一個例子，北歐國家，像瑞典、丹麥、芬蘭這些國家，都被稱為“民主社會主義”國家，被視為是治理的典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前面我們提及的查韋斯，他也把他在委內瑞拉的社會實踐叫做“民主社會主義”，但是他的“民主社會主義”帶來的，卻幾乎是國家的崩潰。可見，此“民主社會主義”非彼“民主社會主義”。
　　相似的政治理念，放到不同的社會文化土壤當中，發生了完全不同的“化學反應”。這就是“政治在社會中”。
　　所以，雖然政治非常重要，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認識到政治的有限性。理解政治，有時候恰恰要從政治之外着手。
　　正是通過研究政治與其他因素的“化學反應”，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世界政治的多樣性。

　　6.不是尋找政治的“靈丹妙藥”，而是學會在差異中尋找規律

　　也正是因為“政治在社會中”，因為“淮南為橘、淮北為枳”，所以比較政治學的目的，不是為了尋找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配方，也不可能找到這樣一個政治配方。
　　但是，反過來，這是否意味着研究比較政治必然導致價值上的虛無主義？
　　是否意味着韓國和朝鮮的制度無所謂好壞，因為它們國情不同？是否意味着今天的委內瑞拉和二十年前的委內瑞拉，無所謂好壞，因為時代不同。由此最後的結論只能是：“因為所有的國家都不同，所有的時代都不同，所以不存在優劣，不存在好壞”。
　　大家想一想，這裡面有沒有邏輯問題？恰當的邏輯是：這裡的好東西到那裡不一定是好東西。不恰當的邏輯是：這裡的好東西，在那裡一定會成為壞東西。
　　我們不能跳出一個邏輯陷阱，又掉入另一個邏輯陷阱。
　　的確，“淮南為橘，淮北為枳”，但是美洲的土豆到了亞洲也還是土豆，它可能變成了大一點或者小一點的土豆，甜一點或者苦一點的土豆，但土豆還是土豆。那麼，為什麼有時候“淮南為橘，淮北為枳”，有時候又是“在美洲是土豆，在亞洲還是土豆”？
　　這種矛盾其實就幫助我們抵達了比較政治學思考的核心任務：在差異中尋找規律。
　　在差異中尋找規律，簡單來說，就是試圖搞清楚，想要從A到B，需要哪些條件C？或者說A沒有到達B，是因為缺少了哪些條件C？比較政治學的功能的確不是尋找政治的“靈丹妙藥”，但它同樣不是放棄對是非對錯的判斷，而只是試圖讓這種判斷變得更加小心而已。
　　要知道，社會科學的思考，包括政治學的思考，沒有一勞永逸的答案。
　　社會科學的思考就像是開車，需要時刻的警覺，時刻觀察路況，並根據路況隨時調整速度和方向。一剎那間的走神，就可能導致車毀人亡。這聽上去的確很累，但也是唯一安全的做法。
　　世界是複雜的，但又不是隨機的，知識也正應當如此。
　　求知的道路，意味着永恆的疲倦以及偶爾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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