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发动反清要联络海内外的会道门，中共在农村打土豪和搞土改都先发动“痞子”，文革中市民阶层和知识阶层多支持造反派……这说明边缘群体对既定社会秩序构成离心力。到底是算进步还是消极作用？就要看这个既定社会秩序的性质了


　　老高按：很早就感觉到知识人在文革中多是倾向造反派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例如“反右”、“四清”中挨过整的知识人更是如此。最突出的例子，是武汉军区的军人作家白桦甚至在文革最高潮中出版了一本诗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歌颂造反派中的勇士面对保守派的暴力围剿坚贞不屈，顽强抗争。武汉的多数市民（包括城市贫民、小商贩、自由职业者，等多个阶层）也同情造反派，也是相当明显的事实。
　　今天读到一篇杜钧福的《文革造反派的市民背景和知识背景》，看来不只是武汉一地如此，而是全国相当普遍的现象。
　　文中有一段说：
　　市民阶层属于边缘群体，没有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为社会所歧视。在文革前的主流话语系统中，视市民阶层为异己力量，用“社会闲散人员”、“社会渣滓”等含糊的贬意词来称呼。实际上他们之中无不含辛茹苦地挣扎求生。
　　知识阶层在党国看来，也是边缘人，毛泽东认定是必须附在某个主体阶层之上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联想到历史上孙中山反清要联络会道门，中共在农村打土豪和搞土改都先发动“痞子”……都说明文革中的这种现象其来有自，边缘群体对既定的社会秩序构成离心力。到底是算起进步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就要看这个既定社会秩序的性质了，未可一概而论。
　　好几次有人推荐王学泰的名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看来我应该尽早拜读，对中国和美国乃至世界的许多社会现象，会有深一层认识。在这里先推荐杜钧福的文章。
　　

　　文革造反派的市民背景和知识背景

　　杜钧福，共识网


　　我说的文革造反派的市民背景和知识背景，是指市民阶层和知识阶层支持造反派并参与其中的现象。
　　文革期间，我曾去过四川，目睹兵团八二六派与红成派的斗争。当时保守派产业军已经垮台。其社会基础转而支持红成派。所以貌似造反派内部的斗争，实则原来造反派保守派两派斗争的继续。
　　所谓兵团八二六，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主体，因为八二六主要集中于四川大学一个学校。这个兵团成份庞杂，从他们的著名分团的名称“小教”、“交通”、“市交”、“财贸”、“街道工业”来看就可知他们属于什么群体。还一些分团以地域命名如“市北”、“市东”、“市西”，似乎由一些手工业工人（如拉板车的工人和建筑工人）组成。红成在攻击他们时说，只有卖汤元粉子醪糟蹬三轮车的人支持他们，这算什么群众。他们所说大致不错。兵团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用以反击红成，说红成要把卖汤元的老大娘打成反革命。
　　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徐有渔回忆成都八二六和红成两派街头辩论的情况：“当时，成都第一号煽动家可能要数四川师范学院一个学生，他属于‘八·二六’派，在本校当然立不住脚。他单枪匹马作战，在成都最繁华热闹的春熙路的一个小楼上设置了一个广播站，每天晚饭之后广播。他不照稿念，对着话筒信口道来，滔滔不绝。照我看来，他的讲演内容全是陈词滥调、无稽之谈。但他熟悉市民的语言，洞悉他们的心理，他的广播越办越受欢迎。最后发展成为一到黄昏，那里就万人空巷、听者云集。市民们吃罢晚饭，纷纷端一个小板凳坐在广播站下边，用心倾听，第二天则兴致盎然地议论此人报道的消息和他的观点。看到他影响日益增大，流毒甚广，害人不浅，‘红成’的人又气又急，但拿他无可奈何。我倒曾与他作对。他的广播站下面常贴有他写的大字报，我抓住他几个毫无事实根据，又无道理的论点痛加驳斥，想叫他难堪。但人们没有反应……”（《我的造反生涯》，《燕南社区》，2003）他的回忆反映了成都普通市民对八二六派的热烈支持，但他不明白原因何在。
　　后来也成为著名学者的秦晖当时是广西四二二的成员。他指出市民造反和学生造反的不同：
　　“连片的‘解放区’基本上是南宁市下层市民集中居住的老市区，其居民原来多从事传统行业，三教九流，历来被上流社会视为‘情况复杂’之人。造反的意识形态色彩明显淡化。”居民对意识形态并不感兴趣，满街的大字报多是指斥“权贵欺民”的具体事例，而且作者多为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关。他们的群体要求则多有十分明显的利益指向。
　　在“造反派”控制的这片地区，正规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淡漠，“江湖经济”则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在‘解放区’里也有强大的计划经济产业大军，就是广西四二二最有战斗力的工人组织‘航运工总’。但‘联指’认为，他们是由传统的个体船主经公私合营或合作化改造而来，并非真正的产业工人。”
　　草根阶层聚居的旧市区是“四二二”的根据地，而机关大院密布的新市区则是“联指”的大本营。设在新市区内的一些教科文单位如文化大院、水电设计院、二中与医学院等地方，“四二二”成员也居多数，……。（秦晖：《沉重的浪漫》，徐有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1967年7月16日，即著名的七二〇事件前夕，武汉造反派举行纪念毛泽东在长江中游泳一周年的活动。“钢二司学生和部分工人从汉口滨江公园上岸，整队游行到六渡桥，集结，乘车回武昌，沿途受到汉口市民箪食壶浆、夹道激情欢迎；市民见学生赤脚在热融的沥青马路游行，眼泪直下，纷纷脱下自己的鞋叫学生穿，或用水盆向马路浇水降温。”而对百万雄师的广播站喧哗、起哄、嘲笑。（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银河出版社，2005）
　　杨小凯则干脆将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称为“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他回忆在文革初期的长沙，“傍晚时分，一队不整齐的产业工人的队伍游行到市委，他们看去刚下班，穿着工作服，举着‘打倒三相信’的标语。路旁的市民欢呼雀跃，我不禁热泪盈眶。”（《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地方文革史交流网，2009）
　　一位河南的造反派回忆说：“想起每天周围多少不知姓名的老太太送来又吊上去的那一罐罐饭菜，那时阶级阵线是那样鲜明，像这些城市贫民区都是造反派的‘解放区’，而省市委周围则是保守派基地，全国各城市也大致相同于这个规律。”他说的老太太事是指向被围困的造反派据点送饭。（宛章欣：《也谈“文革”人性的扭曲》，凯迪社区，猫眼看人，2008）
　　我了解其它地区的一些造反派如天津“大联筹”也有类似情况。“大联筹”上街游行时，甚受市民的欢迎并参与其间，乃至于万人空巷，好似节日的狂欢。其成份也比较庞杂，有“电车红旗”这样的骨干队伍。北京当时没有全市性的争论，1968年“财贸尖兵”和其对立面在西单商场的武斗，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在以后的历史事件中，市民阶层充分显示了对政治的高度热情和积极参与，他们崇高的献身精神为全世界所瞩目，早已载入史册。
　　在辽宁，群众组织分成三派。其中被认为是温和造反派的辽联的基础是机关干部，保守派辽革站基本上是产业工人特别是军工企业工人的联合，激进造反派八三一派的成员以服务业居多。大中学校师生则分属各派。
　　在贵州，最激进的造反组织是由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组成的红卫军和由建筑工人组成的赤卫队。而迁到三线的军工厂的工人，大多加入比较保守的支红派。
　　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所谓市民阶层，是相对于单位人而言。它有两个意义。一是非单位人。上面所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许多团员，特别是第三产业的，都不属于单位人。第二是指作为社会人的单位人。一个人在街道上的政治立场可能与在单位内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也算市民阶层。在那个时代，一个人往往在脱离单位以后才能彰显他的个性，用理性来判断是非。
　　例如在山西，夺权后一段时期，以刘格平、陈永贵为首的红总站压迫对立面红联站。而许多市民在街上支持红联站，被称为“马路兵团”。“马路兵团并不都是兵团（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或红联站的人，很多都是红总站的人。他们可能在本单位属红总站组织，但看不惯刘格平和红总站的所作所为，到大街上来声援红联站。”（李青山：《说出我的故事》，古道西风瘦马博客，2009）在1967年的贵州，许多在职人员在单位参加官方组织的“支红派”，在社会上支持造反的“四一一”。“这样，在机关厂矿出现了上班时‘支红’、下班时是‘四一一’，白天‘支红’、晚上是‘四一一’，在单位上‘支红’、在社会上是‘四一一’等奇特现象。”（邓振新：《贵州文革大事记》，地方文革史交流网，2010）在锦州也有这样的“马路兵团”为造反的“糟派”助威。
　　云南印染厂一位造反派在社会造反，“但是在厂里我一直不敢起来造反，毕竟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俗话说：‘不怕县官，只怕现管’。”（《我的文革经历之一》，道童儿博客，2007）
　　1976年4月初的那几天，许多北京人到天安门广场去，都小心翼翼地怕被本单位人看到。此刻，他们只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
　　市民阶层属于边缘群体，没有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为社会所歧视。在文革前的主流话语系统中，视市民阶层为异己力量，用“社会闲散人员”、“社会渣滓”等含糊的贬意词来称呼。实际上他们之中无不含辛茹苦地挣扎求生。在将《白毛女》从歌剧改编为芭蕾舞时，也把杨白劳的身份从卖豆腐的小贩改为贫雇农。
　　在北京“红八月”中被残杀的所谓资本家李文波和他的妻子、六中红卫兵监狱中被折磨致死的工人徐霈田，王友琴女士笔下未留下名字的左奶奶和马大娘，都属于典型的市民阶层。
　　四川的红成派视“兵团”的成员不但不算工人阶级，连革命群众都不算。在山东，有人用一支顺口溜来讽刺造反派：“山东大地鱼鳞坑，黄河岸边铁壶声，大明湖畔炸油条，栈桥边上卖花生。”其中鱼鳞坑是讽刺王效禹脸上有麻子。其余几句指其部下分别从事过焊铁壶、炸油条、卖花生等职业，对这些职业的社会性歧视成为批判武器。现在仍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这一顺口溜，将第三产业视为低贱的行业。
　　徐州一位文革经历者也说：“总的成份划分看，支派（保守派）主要是产业工人、机关干部和周边农民群众，而踢派成分则复杂得多，很多是对政权不满的基层街道混混”。（《文革经历》，共和国同龄博客，2007）
　　这也就说明了他们参加造反的理由。“在建筑和轻工行业，无固定工作者里‘主力军’占绝大多数，这是因为他们对待遇的不高和生活不稳定的不满，在其它行业如纺工，交通里的‘主力军’和‘联指’比例差不多，但在西门的老制造业工厂里如常柴厂，林机厂，拖拉机厂，机床厂等‘联指’人数要占大多数，这是因为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和不错的经济收入，使他们不愿意看到混乱的局面。”（《常州文革之回忆》，火流星博客，2006）
　　文化大革命给很多属于边缘群体的人提供了参与政治、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在无锡，一名“拱北楼”面店里的年青店员曹桂宝目睹学生和市委间的博弈，愤然在街头贴出《不要责难无罪的学生》大字报，引起街头辩论。他后来成为造反派的头面人物。（陆谓文：《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深圳论坛，2006）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不堪回首。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又是一座宝库，里面的信息量巨大，悬疑问题甚多，如拟探讨社会事件间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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