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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家族叙事(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传记 2022-05-13 10:15:37

  “我手写我心,我口唱我音”,作者们越来越不在意能不能在中国正式出版,也越来越不太在乎什么“主旋律”、“正能量”——对什么是“正能量”,也有自己的理解:还有什么是比实事求是地写下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对于自己家族、对于我们民族是更“正”的能量?


  高伐林


  两大特点:广泛性和主动性

  ——漫谈新世纪的家族叙事大潮(之二)


  在新泽西和拉斯维加斯书友会4月19日联合主办网上讲座上的发言

  (续前)
本世纪在中文世界兴起的家族叙事大潮,最大的特点有二:

  第一个特点,就是作者分布社会各个阶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传记”,打破了权力的限制,也冲破了市场的限制,邮递员、推销员;经纪人、广告人;政工师、美发师;建桥工、机修工……各行各业人士,都集结到家族叙事,都想说一说自己个人和家人的往事。
  我内弟的一位长辈,在一家画报社干了一辈子美术编辑,在女儿女婿协助下,制作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回忆录。他的命运没有很特别的大起大落,但是这部书涵盖了他本人,以及上两辈、下两辈的人生亮点;
  我的一位比我年龄还大的侄子,背负“父亲是地主”这个“原罪”,踏实工作,顽强奋斗,终于从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攀登进入白领管理阶层,当上了一家国营大厂供销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记叙三代人的回忆录《往事钩沉》,有血有肉、有汗有泪,坦率指陈他父亲由于偏狭和愚昧,不能感知时代的巨变,给父亲自己,也给后代带来了厄运。
  这两本回忆录都没有正式出版和公开发表,只在家族成员中传看、保存。
  有位李世华,写了一本《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2008年在明镜出版社出版,巫宁坤先生作序。李世华是世代贫农家庭的儿子,一辈子当中学教师,非常平凡。但是他说,“我经历了一个大时代,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荒唐时代”。1960年大年除夕,上中学的他赶回村里过年,除夕没有年夜饭,全家中午每人一碗红芋叶子——家家户户的粮食都早被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干部搜光了,没有芋头可吃,只能每人吃一碗红芋叶子,然后早早上床睡觉。李世华的父亲不忍心眼看着自己八十多岁老爹和小侄女饿死,先走一步,悬梁自尽;第二天,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叔叔去世;六天之后,爷爷也上吊身死,随后婶娘病饿而死、不满周岁的堂妹活活饿死。28天内这个12口人大家庭有5口死于非命。李世华说:“人的经历是一份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一位富豪,拥有一笔财富,一笔巨大无比的财富。”这是多么惨痛的财富!
  再比如,有位王其康,是一家工厂的厂医。刻苦写作,出版了《王宾家族史话》。清朝咸丰七年,捻军攻下安徽霍邱之后血腥屠城,他的家族遭遇灭门之灾,被杀23口人,他的一个叫王宾的先祖,当时还是孩子,被父亲掩护逃生,才留下一脉。
  这么多人写,突破了当局设限,填补了史书空白。官史和官方钦定的人物与家族的文字再丰富,与浩瀚历史相比,留下的空白太多了!这些空白,有的是官方力不能及所留下的,有的是官方回避甚至竭力掩盖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作者国亚说: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往往是政治家、军事家、文人墨客等大人物的历史,我称作“官史”,经常带有倾向性的取舍,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忽略了同样真实的小人物的命运和感受,因而是残缺的历史。我所作的努力,就是要尽我的所能来填补那残缺的部分。
  有一个群体,台湾来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这就是文革风云人物。我是武汉人,接触过不少故乡文革风云人物的回忆录;鲁礼安《仰天长啸》,吳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李承弘《百年寻梦》,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就全国而言,文革风云人物的传记、回忆录就更多了。像蒯大富《岁月流沙》、《聂元梓回忆录》、《王大宾回忆录》、《戚本禹回忆录》、陈楚三《人间重晚晴》……多数都是在2009年和之后几年出版的。其中大部分聚焦于对文革个人经历的回忆上,但是也有不少,可以归于我们这里讲的家族叙事。
  这里我重点介绍两部书。
  李承弘《百年寻梦》,2010年在香港的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文革爆发时,李承弘是武昌造船厂铸钢分厂的工人,参与创建了湖北地区最大的、有数百万成员的造反派组织“钢工总”并担任组织部长。
  这里我要对“造反派”这个概念做一点说明。“造反派”很长时间被说成、被看成“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动乱中投机造反,犯下血腥罪行的坏人。这对他们不公平。有不少回忆文章把“造反派”与“红卫兵”两个概念混为一团,写怎样受到造反派迫害,但是仔细一查看,是造反派还没诞生的日子。
  文革史家公认,就全国范围而言,文革中迫害人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是所谓“红八月”,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接见百万红卫兵,立即在全国掀起了“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狂潮。据文革后官方统计数据,一个月内,在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至少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赶出北京。这个时期,造反派没有诞生。造反派是在三个月后,1966年11、12月才冒出头来。红卫兵没有领会毛泽东所说的“炮打司令部”,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抛弃;另一拨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顶着压力起来炮打省市委,这才是造反派。造反派终于受到了肯定,但仅仅高兴了一年左右,到1968年春夏之交,全国范围内在各地军管会主持下“清理阶级队伍”,毛泽东要卸磨杀驴,除了留下王洪文这样极个别的造反派代表,把造反派整体打压下去。学者估计,全国约三千万人被批斗,死亡人数50-150万人,这就是文革迫害的第二个高峰。文革十年,造反派在政治舞台上以正面主角形象蹦跶了一年多,挨整却是九年,文革后更被打成“三种人”——台湾来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三种人”是一个政治定性,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列为三种人,就意味着被定为“敌人”,多少年抬不起头。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武汉大学,但是许多比我水平高的中学同窗,因为沾上“三种人”嫌疑受审查而被禁止参加高考。直到第二年、第三年,才逐渐放开了一点政治限制,也查清楚了他们没什么问题,但其中不少人年龄过线,永远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造反派中也有坏人,造反派也干了很多坏事:乱斗、武斗,有些省份、有些城市的造反派的内斗十分疯狂,动枪动炮,打死无辜民众,但是文革中大量血案,主要不是他们干的。
  (“造反派”与“红卫兵”这两个概念之所以混淆不清,有很多原因。我在准备讲座时,展开来进行了分析,但后来考虑到讲座的时间限制,又全部删除了。——老高注)
  一般人或许分不清造反派与红卫兵这两种群众组织,但是官方处理文革问题时分得非常清楚:放过红卫兵,清查造反派。例如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女士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这是北京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后来卞校长平反昭雪,但是参与暴行的那么多凶手,到现在也没一个受到过任何惩处。而李承弘这样的造反派头头,文革结束后立即被隔离审查,两年后恢复自由,结论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厂籍,留厂察看。
  李承弘的家族叙事从曾祖父讲起。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元勋之一李西屏,1910年加入共进会和同盟会,1911年参加了武昌首义。起事第二天湖北军政府成立,拉出躲在床下的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要他担任都督,黎元洪高喊“莫害我!莫害我!”李西屏端起枪来对着他,黎元洪也拒绝在安民告示上签字。情急之下,李西屏就抓过笔来在布告上签了一个“黎”字,对黎元洪说:“我代签了,看你还能否认不成?”这是武昌首义富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张布告,今天辛亥革命博物馆的大厅内,就有此布告放大版影印照片,李西屏的肖像悬挂在旁。——“造反”,看来在他们家族是有传承的。
  另一本书,是陈楚三的《人间重晚晴》,明镜出版社2017年出版。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还对作者做过六期视频访谈,每期一小时。中共1921年7月在上海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13位代表,湖北有两位,董必武和陈潭秋,陈潭秋就是陈楚三的父亲。陈楚三1942年出生在乌鲁木齐的监狱里,与文革中大名鼎鼎的毛远新是小难友。“楚三”这个名字,大家一听就知道出自“楚有三户,亡秦必楚”,是监狱里一个中共领导人给他取的。
  当时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先是巴结苏联,甚至暗中策划要让新疆脱离中国,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跟中共也亲热得很。后来看到德国攻入苏联,苏联国势岌岌可危,他对中共就翻了脸,把中共派到新疆的代表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抓起来。
  陈楚三在书中,写了他的四个父亲和四个母亲。其中有生父陈潭秋,在他出生不到十个月大被盛世才秘密杀害;有继父即陈楚三的生母后来的配偶,也是位老革命;有养父,他是薄一波的警卫员,妻子李如明是薄一波的元配,薄一波到延安与秘书胡明同居,跟她离了婚,她就嫁给了这位警卫员。陈楚三的生母接受命令去东北,不能带孩子,组织上出面把四五岁的陈楚三交给李如明,他跟着养母养父在山西生活了九年,建立很深的感情,十多岁时才被北京来人告知自己是“烈士遗孤”,离开了他们去了北京;第四个父亲是他的岳父,也是老革命。
  陈楚三是货真价实的“红二代”,但他的书的副标题是: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特意标上“所谓”。他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红二代”的思想烙印。在文革期间,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是相对稳健的造反派组织“四一四”的核心骨干之一。1983年,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调查组的报告中提到他,说“在清查中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文革过后重新进入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却在两次批示中点了陈楚三的名,非常严厉。为什么这样?我今天没时间细讲,只能将书中写到的经过长话短说:
  陈楚三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老校友再三向知情人的他,询问关于清华文革的情况,陈楚三就给老校友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很受中组部副部长李锐重视,印发给处以上官员。其中提到对处理文革问题的看法,陈楚三认为,很多“八旗子弟”在文革初期干了很多坏事,文革后不受追究,反受重用;而对缺乏政治经验,听从毛泽东号召犯了错误的造反派判刑过重,如蒯大富就判了17年,很不公平。蒯大富这一派组织(井冈山兵团)绑架过陈楚三,但陈这里为蒯大富说了公道话。
  不料此信被中央组织部一位副处长拿去密报给陈云,陈云立即做了批示。怎么写的?一直没有披露。但陈云另一次批示知道的人很多:是批在孔丹、董志雄两人给中央的上书上的。孔丹的父亲孔原,当过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央调查部是中共的情报机构,是1983年组建的国家安全部的前身;母亲许明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文革初期在周总理办公室自杀。孔丹为什么上书呢?因为当时在清查“三种人”,这批高干子弟在文革初期组织红卫兵,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以破四旧的名义毁坏古迹和公物,干了大量侵犯人权的坏事。孔丹等人很担心,给中央写信,要求清查“三种人”不能清查到自己这批人的头上。

  陈云批道: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这个批示,据孔丹说是照原件一字一句抄下来。陈云当时的地位不如邓小平,但也是一言九鼎。孔丹等众多“红二代”果然不仅没有因文革初期犯下罪行受到追究,反而青云直上,他后来升到中信集团董事长。
  陈楚三与孔丹相比,都是“红二代”,为什么陈云会两样看待呢?两人的基本区别,就在于孔丹是红卫兵,陈楚三是造反派。红卫兵矛头向下,斗老师、打校长和迫害社会上的“黑五类”;造反派矛头向上,指向省委书记、部长。这两者其实都是受到毛泽东的怂恿,主要责任应该追到最高领导头上。但两者的命运很不同。
  还有个插曲:陈楚三认识的一人有次碰到陈云的秘书朱佳木(他是陕北肃反的主要责任者朱理治的儿子),朱佳木告诉他:陈云后来听说他严厉批示的陈楚三,是中共创始人之一陈潭秋烈士的儿子,就批评朱佳木:“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早告诉我这是潭秋同志的儿子,我就不会那样批示了。”
  朱佳木的话传到陈楚三耳中,陈楚三在书中写道,自己感到愕然,一点没有感到安慰:作为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怎么能以亲疏关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呢?——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

  第二个特点,作者们有很高的主动性、自觉性,不是“要我写”,而是“我要写”。
  我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期,当局号召“讲三史,写三史”,哪三史?家史,厂史、村史。当时的背景是全国大饥荒,过去一直说“三年自然灾害”,后来气象学家、农业专家反复核查,老天爷并没有精神错乱,刘少奇的说法接近事实:“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局号召“讲三史,写三史”,着眼点是让老百姓“忆苦思甜”,拥护共产党。厂史和村史且不说了,家史是有名堂的。当局绝不允许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来写家史(有极个别的写了,重点在写“剥削史”“覆灭史”,是作为特殊情况、作为反面教材);中农、城市小工商业者也都没有资格写;只限于动员工人、贫下中农、城市贫民讲家史、写家史,主题也有严格的规定,就是写出“新旧社会两重天”——旧社会、新社会,以1949年中共建立共和国为划分标准。
  而21世纪这一波热潮中,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要我写”变成了“我要写”,写作者都是自己有满腹的话要倾吐,要对亲人说,要对祖先说,要对后代说。不讲出来憋得难受,必须要一吐为快。哪怕子女孙辈不听也坚持要讲。也有另一种情况,很多讲述者写作者受到了子女孙辈劝说和敦促。下一代表现出很高的倾听热情,他们乐意了解、不停追问长辈所经历的故事和人物。我为这些子女点赞!
  民众自己要讲、要写自己的真实遭遇,必然超出官方叙事的主流脉络。中共执政70多年,形成了他们的主流叙事与核心理念,就像高压电线一样不能触碰,例如“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四根高压电线。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说:“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他可以“不懂”也可以“说不清楚”,你要敢触碰,一定会倒楣!
  然而,仅仅主流叙事,必定是远远不够的。现实生活丰富多彩,民众的人生轨迹错综复杂啊。有个笑话,说有位渔业专家到地中海的一片海域调查渔业资源,渔民用的是网眼3英寸的渔网,他让渔民在这儿那儿打了好几网,最后郑重其事在论文里写道:这一海域的所有生物没有小于3英寸的!过去的官方审查尺度,就像网眼3英寸的渔网。你去看中国大陆前三四十年出版的自传、回忆录、家族史,就会感觉:都很符合中共官方主旋律啊。那当然啦!不符合主旋律的,都不允许发表和出版嘛,连李鹏的回忆录、邓力群的回忆录,都被亮了红灯。
  我读过一位资格很老的退休省委书记的回忆录,在后记中他告诉读者,他写书如何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构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他退休后按中共的规定本来就保留秘书,省委又为他写书增配了秘书,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省社会科学院、省委党校、省委党史办公室抽调了笔杆子来投入他这个回忆录项目;省图书馆、省档案馆指定了专人负责查找史料档案;他任职过的机构,这个县那个市、这个局那个部,都安排了干部搜集他在那儿任职期间的各种记录。他参加哪次战役、哪场运动,中央首长到他主管的地区视察开会的讲话,对他汇报请示的答复、批语,来龙去脉,都查证清楚。老书记写下文字,有专人打字输入电脑,专人改错字改病句,核对史实。该省的出版社接到这个光荣任务后,也组成了由总编辑还是副总编辑领衔的精干班子,从业务角度配合加工润饰。——所有经费包括这么多人的工资津贴,当然一分钱都不会从老书记钱包往外掏,都是公家报销,也就是纳税人买单。这样写出来的回忆录,可能违背主旋律吗?
  我必须赶快补充一句:这本回忆录还是很有价值的,我读过至少两遍。
  现在大不一样了!“我手写我心,我口唱我音”,作者们越来越不在意是否能被中国大陆的出版社正式出版,也就越来越不太在乎什么“主旋律”、“正能量”——他们对什么是“正能量”,也有自己的理解:还有什么是比正视史实更“正”的能量?实事求是地写下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对于我们民族就是正能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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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一冰 留言时间:2022-05-14 11:16:07

前面提到陈云批陈楚三,我就猜他可能不知道是陈潭秋的儿子,因为他一贯秉持反动血统论,因此他才提倡由自己的孩子红二代接班,他儿子陈元才有那句:要有统治者意识。德性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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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冰 留言时间:2022-05-14 11:13:35

这是一种出版业的民主化,打破少数人垄断,好现象,我真看到有人写家族史写得极好,可惜却一直没出版。

回复 | 1
作者:gugeren 留言时间:2022-05-13 21:20:12

最近在北美《世界日报》上看到广告,号召华人写自传和家史,还可帮助修改和发表。

看来,口述历史确实有它的吸引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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