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策略绝不仅仅是在乌克兰这一个方向,也不仅仅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地方,而是在整个“后苏联空间”、在国际大变局。普京认为在地缘政治上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试图采取各种做法来恢复俄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冯玉军谈乌克兰:今天的国际关系不是“三国演义”
徐琳玲,南方人物周刊 2022-02-25
2月24日,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局势再次升级。在战争威胁的阴云和真实的炮火背后,俄罗斯有着怎样的策略和目的,美国和其盟友又是何种心态?这场迅速激化的地缘政治危机,是否会成为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调整的重要关口?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决定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24日清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冯玉军教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剖析乌克兰危机背后的国际政治问题。
“后苏联空间”版图
南方人物周刊: 2月21日,普京宣布俄罗斯承认乌东部民间武装控制地区独立。对乌克兰领土,普京的策略和目的是什么? 冯玉军:事实上,这是俄罗斯在整个“后苏联空间”(原编者注:后苏联空间主要指作为俄罗斯近邻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进行一个大的、战略性的部署。在普京心目中,苏联解体是20世纪的一个地缘政治灾难。自普京2000年上台执政到2007年,其间俄罗斯经济恢复得比较不错,而且2008年起,美国乃至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从那个阶段开始,他就认为美国衰落了,俄罗斯已经恢复实力,基于这种判断,他就觉得自己可以放手一搏,把解体了的苏联重新拼合起来,当然不是恢复苏联,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和主导权。所以,我们看到从2006年的国情咨文到2007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普京开始公开批评美国是“狼同志”,然后严厉地斥责冷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欧洲安全秩序。 2008年8月,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发生战争,俄罗斯承认南奥赛梯和阿布哈兹是“独立国家”。2014年俄罗斯又通过这种“混合战争”的方式,“收回”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这可以说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恢复往日荣耀链条中最关键性的一步。因为克里米亚半岛从战略位置和历史上的重要性来讲都非常突出。在19世纪沙俄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包括英、法的争夺中,克里米亚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后,普京又在乌克兰东部地区,也就是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支持反政府武装。可以说从2015年开始,在俄罗斯的支持下,这两地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乌克兰政府军的控制,实际上由俄罗斯控制,这又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第三个环节就是2020年俄罗斯借助白俄罗斯国内政治动荡、卢卡申科总统地位摇摇欲坠的机会,加大了对白俄罗斯的影响。2021年11月,俄白签署了联盟国家一体化法令,又让俄-白联盟国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第四步,就是我在之前谈到的,俄罗斯利用这一轮俄乌冲突,成功地把美国和北约绝大部分注意力吸引到了乌克兰。 如果我们把这一连串事件和地点整个都串起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俄罗斯的策略绝不仅仅是在乌克兰这一个方向,也不仅仅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地方,而是在整个“后苏联空间”。它们是彼此策应、相互联系的。在国际大变局,包括新冠疫情冲击国际局势等的影响下,普京认为自己在地缘政治上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他试图采取各种做法来恢复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美国和盟友的介入
南方人物周刊:拜登上台后,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安全策略:一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收缩,二是恢复和加强与欧洲盟友们的联结纽带。这一回,你认为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乌克兰问题? 冯玉军:其实,美国也不是你说的那样在全球进行战略收缩,它是对全球战略重心进行调整,因为在它看来中国是它最重要的对手。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我认为美国不会公然和俄罗斯发生战争。因为乌克兰而把美国和北约拖入与俄罗斯的一场大规模战争,是不太可能的。但是,美国和其盟友会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层面上对乌克兰提供支持,帮助乌克兰应对俄罗斯的这种压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美国和其盟友向乌克兰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与此同时,也向俄罗斯进行军事上的威慑和经济上的制裁。俄罗斯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地方成为“独立国家”后,美国和欧盟都已对俄罗斯做出了第一轮制裁,而且后续的制裁还会进一步到来。
南方人物周刊:你刚才提到美国和盟友对俄罗斯的第一轮经济制裁。首当其冲的是金融制裁,包括对俄两大金融机构、俄发行的国际主权债,把它们排除出国际金融结算体系,以及冻结俄罗斯上层精英家族的海外资产。但是,我们看到普京至少在口头上没有把这些经济制裁当一回事。他的这种强硬,是一种对外的姿态,还是真有底气? 冯玉军:俄罗斯不会说他们害怕西方的制裁,说这些制裁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一系列数据都表明,从2014年以来,西方的制裁确实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2014至2018年,由于西方的制裁,俄罗斯GDP平均每年遭受约0.2个百分点的损失。而从2014到2020年,俄罗斯经济每年的平均增速只有0.35%。 这一轮新的制裁,我觉得在几个方面体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比如说完全终止了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和“工业通讯银行”的美元交易,等于说把这两家银行完全踢出“环球金融电信协会”(SWIFT)。这是对俄罗斯的一个警告,因为原来美欧曾经威胁: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全面进攻、大规模动武的话,他们有可能把俄罗斯踢出SWIFT,现在把资本额达到800亿美元的两家非常重要的银行纳入制裁名单,我认为是有重要象征意义的。 俄罗斯的对外经济银行的业务涉及很多国家支持的重要战略项目,所以这是对俄罗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禁止美国和欧洲国家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购买俄罗斯的国债,进一步降低了俄罗斯在欧美市场获得融资的可能性,这也是一个打击。 另外就是在“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问题上,我看到美国和德国的表态不太一样,美国的表态大意是:经过和德国一夜的紧急磋商已经达成共识,就是完全地舍弃北溪二号管道。但是,德国的表态相对和缓一点,他们讲德国暂缓对北溪二号投入运营的审批,表态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不管怎么样,投资了近百亿美元建成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现在已经成了德国和俄罗斯的一个烫手山芋,扔也不是,接也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所以,我认为这一轮的制裁对俄罗斯还是形成了比较大的威慑。
南方人物周刊:对普京来说,国内经济和民生问题难道不会是他的首要关切吗? 冯玉军:当然他们也认为经济很重要,但是俄罗斯政府对经济的发展缺乏一个有效的、明确的战略规划和切实的措施。在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的形势之下,在老百姓对经济状况日益不满的情况之下,他们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可以说更多的就是出售资源和分配资源出口带来的红利。在这种情况下,搞经济没办法,就用军事行动等方法在国内抬高他们的支持率,刺激国内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在俄罗斯历史上,这种情况已经是多次发生了。俄罗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性规律,就是帝国扩张的野心和国家实力不足之间的落差所形成的张力往往使国家进入一个非常动荡、常常导致历史性巨变的处境。 比如说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沙俄在这场战争中失败,推动了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俄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败,导致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而俄罗斯在“一战”中的失败,引发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最终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罗曼诺夫王朝垮台。苏联在1979-1989年阿富汗战争中的失败,其实也是导致其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看俄罗斯的时候,我们不能光看表象,一定要看到它社会内部的情况,它的经济情况和政治制约。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领导人,他的决策行动都不会是在真空当中完成的。
南方人物周刊: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和其盟友们关系疏远。疫情暴发两年多以来,欧盟内部也出现了一些矛盾与不和。我们看到俄罗斯想借此突破经济封锁,包括投入了近百亿美元和欧洲五国合建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北溪二号”。但在这一轮经济制裁中,美国和其盟国表现出了行动上的一致性,包括德国叫停了“北溪二号”的审批程序。这次乌克兰危机,会成为美国和其盟友恢复、加强关系的一次契机么? 冯玉军:我觉得这次俄乌冲突是拜登上台以后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一个助推剂。尽管特朗普时期的特立独行引起了诸多欧洲盟友不满,但是拜登上台后已经在进行积极调整,和北约伙伴国以及欧洲一些大国的关系都在恢复。尽管在这次俄乌冲突当中,欧洲特别是德、法两国也试图表现出一些所谓的“欧洲战略自主性”,在乌、俄之间进行外交斡旋,来表现和美国的差异,但事实证明他们的斡旋失败了。他们曾极力推崇的“明斯克协议”和“诺曼底模式”,已经被普京承认乌东两地区“独立”的行为击碎。经过这一轮的冲突之后,尽管德国总理朔尔茨原来对“北溪二号”的制裁态度是模糊的,但这次在原则性立场上基本还是和美国保持一致的。
今天国际关系的复杂度远超过去
南方人物周刊:这次乌克兰局势的发展,会成为推动国际政治、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关口么? 冯玉军: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真是要细心地沉下心来好好思考。中美关系恶化之后,在美国对中国施加巨大战略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中国老百姓在谈论、想象国际关系时,习惯上还是在用“三国演义”的思路。但是,实际上今天的国际关系和“三国演义”时代完全不一样,和1970年代中、美、苏三角时期也不一样了。现在的国际关系议事日程日益复杂化,不仅是原来的地缘政治,还有科技发展、经济联系、人文交流、气候变化,包括应对大规模传染病等等,这些问题其实让国际关系的复杂度远远高于过去。 从国家角度出发,我们处理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有三个出发点:第一是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核心国家利益;第二是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第三点就是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三个原则的话,任凭风吹浪打,我们都不会在对外政策上偏离正确的方向,处理和其他国家的关系都会比较顺畅。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在对国际关系上的一些认知和做法确实更加平衡、更加理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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