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热衷家族叙事的动机可归为三类：最急迫想写的，是感到被世人误解，他们要矫正被歪曲的历史；其次一类，写下别人没看到听到的见闻遭遇，证明自己的独特价值；第三类，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听到和说了很多假话，人生最后岁月一定要给世界留下几句真心话


　　◆高伐林

　　四条原因促成人们打开心扉

　　——漫谈新世纪的家族叙事大潮（之三）

　　在新泽西和拉斯维加斯书友会4月19日联合主办网上讲座上的发言

　　为什么进入本世纪，家族叙事骤然增多？许多人议论：中国二战后、内战后的婴儿潮到了退休年龄，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人生苦短，来日无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半生立功、立德该做的都做了，没做的也没机会了，但还有机会立言吧。再说婴儿潮这一代总体上身世非常坎坷。经历了几十次政治运动，尤其是经历过了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和平年代的饿殍竟高达八位数；以及十年文革大动荡，这种民族内部的超大折腾，全世界数千年来也没多少次，竟被我们赶上了。真是大不幸，也真是大有幸！如果不记录下来，岂不太亏了？何况这一代人普遍有了一定写作能力，上一代人中虽然精英阶层文化水平比我们这一代人高，但是识文断字的毕竟是少数。
　　具体说，有位老师对我指出：这个热潮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三方面条件具备了嘛。

　　第一，荷包鼓脹了。
　　改革开放40年，人们经济收入大为提高。记得我初中毕业后在湖北天门县（现在是天门市）插队，那里是棉产区，经济作物收入比较高，我是爱劳动的好青年，不缺工、出满勤，天刚亮队长一喊“上工了”，我就扛着锄头出门。我是4月底去的，年底队里一算，这一年我这个知识青年干了八个月的农活，分红领了一百零几块钱人民币。我们队最棒的劳动力，辛苦一整年挣了两百块钱。这样的年收入水平，超过当时中国90％的农民！我老伴也是知识青年，1976年下放到北京郊区延庆县，她干了一年，年底分红，领了三十元。有不少同龄人当知青，干一年还倒欠村里几十元上百元。
　　现在大翻身了！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4元；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432元，增长了一百倍，当然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购买力的增长没那么多。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自己印一本自传、回忆录、家史的书，印几十百把册，就算只要千八百块钱，有几个人出得起？他们也根本没这个心思，求生存求温饱占据他们的主要精力。现在不一样了，不算写作的成本，光说印刷出版的费用，在国内掏几千上万块人民币，在海外掏三四千美元出一本书，对很多人不在话下。

　　第二，帽子摘掉了。
　　“帽子”指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人人头上都可能被扣上的政治罪名。那些被划为政治贱民的，比如说“黑五类”，包括他们的子女，听到最多次的是一句毛泽东语录：“只许反动分子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敢续家谱，敢写家史，那都属于“乱说乱动”，都是要杀头的滔天大罪——我一点不夸张：如果家庭成员中（还不是自己）有海外关系，有历史前科，亲属中有所谓“阶级敌人”，那么完全有可能因一句话说错了、一句京剧唱错了关进大牢甚至掉了脑袋。
　　经过文革后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对政治贱民摘去帽子，恢复许多人被无端剥夺近三十年的政治权利，给他们的家人子女也带来了生机和希望。尤其要指出：由执政党掌握全部社会资源的现象有了巨大改变：毛泽东时代，农村所有人都被束缚在土地上，城市所有人都被束缚在单位中，你生存的全部条件都被你的上级——农村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城市单位的党的书记这些人绝对控制。正像苏俄的托洛茨基1936年一篇文章中说：“政府是唯一的雇主，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被‘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不再问姓社姓资，大批的民营企业、个体户诞生，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单位、组织对人的控制，大为松弛。俗话说：“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头。”那么不在矮檐下，何必还低头？人的本性就是要自由啊。
　　说到这里，我要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政治之所以能放松管制，社会之所以能扩展空间，要感谢一批又一批维权人士用他们的脊梁、甚至献出生命来撑开。

　　第三，工具順手了
　　今天的信息时代高科技条件，是我们的祖辈父辈无法想象的！打字软件、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录音录像设备、网络检索工具、图像处理和排版软件，云端储存技术，还有各种传送文档和对话的app，这些硬件软件，极大地降低了写作家族叙事的门槛。家族叙事从头到尾各个环节，无论是档案史料的检索搜集，知情人的采访记录，图像视频的采制储存，文稿的录入修改，就像我这样文化水平中等、写作能力中等、电脑操作技能初级的人，都可以学得会、搞得定。这几年技术更是飞跃发展，语音变文字、文字变语音，从图像中提取文字，不同语言的翻译……越来越方便！过去一位老人吭吭哧哧忙几个月，或许还得求媳妇求儿子求孙子帮忙抄稿、复写，现在可能三下两下一两天就独立搞定。技术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我相信，未来的家族叙事手段，一定会更新颖，一定更多地运用多媒体。
　　这三条——荷包鼓脹了，帽子摘掉了，工具順手了——促进了家族叙事兴旺，说得对！但还不够，还有最重要的——

　　第四，人性苏醒了
　　这就是写作者的主观因素：他们愿意写。
　　他们为什么愿意写？
　　一般来说，写家族史是不可能得到经济回报的。五十年代的青年才子、小说家刘绍棠被打成“右派”的罪名之一，就是他拿到了两万元稿费，扬言“为三万元而奋斗”，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现在呢，靠写作挣钱？太难了。传统出版业奄奄一息，挣扎求生，一家又一家不得不告别读者，关门大吉，或者转移方向，另寻门路。但是，一家又一家出版社也开张大喜，我尽管孤陋寡闻，也得知就在美国，就有不少中文出版机构在诞生、在坚持：柯捷出版社，溪流出版社，华忆出版社，美国南方出版社、世界华语出版社、天涯文艺出版社、竹和松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多半采取了出版人与撰稿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方式。俗称“自费出版”。
　　而更多人选择了在网上，论坛、博客、微博和公众号来发表；或者就自己写，用电子版传播，或者印出二三十册交给家人和最亲近朋友。现在有多个虚拟空间成为家族叙事作品的大本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的《民间历史》网站，虽然自今年起，网站停止更新，但并没关门，过去的资料仍然存放在那儿供阅览；还有“新三届”“私人史”……也发表了大量家族叙事作品。中国的一些大网站，都辟有空间供大家放上家史回忆。
　　新世纪家族叙事的兴盛，如果看成一个市场，让一些商家看到了商机。就在上个月，我得知我的一位武汉大学校友涂金灿，2010年在北京中关村创办了一家传世家书有限公司。我并不认识这位校友，他今年刚满花甲，但很早就感知到中国社会正进入老龄化，代写家谱和个人传记的市场会有前景，于是创办公司，迄今出了上千本传记、回忆录。据说李克强总理视察中关村，还跟他有一番交谈。《中国青年报》去年采访他，写出长篇报道。
　　涂金灿告诉记者：公司开张第三天，就来了一名高校教师，他出过十几本书，这次要写一本忏悔书，题为《地狱之门》。此人说“你别看我现在人五人六的，其实我是个混蛋”，年轻时和下乡女知青谈恋爱导致对方怀孕打胎。他考上大学去了省城不久就甩了人家。涂金灿接这第一笔生意，弄出一本五六万字的书，收了他2万元。
　　涂金灿说，人们给自己的书起名《戎马一生》《我的足迹》《岁月如歌》……他说，“古代有八次大移民，最大的移民是现在，几亿人离开自己的土地乡镇，到外面求学打工，很多家都是分散的。”他认为自己帮助人们接续亲情。

　　（我的另一位武汉大学中文系校友张桦，十年前来到美国定居，前不久告诉我，他很有兴趣也很有信心开创这一业务：与有意记录自己和家庭遭遇的人合作，帮助他们高质量完成家族叙事的心愿。
　　在我看来，张桦确实具备这样的资质。张桦曾经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讲师，“六四”后下海创办了翻译公司和广告公司，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经营得有声有色。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京华建筑沉思录》就被包括《新华文摘》在内的三十多家媒体转载，不止一次获奖；他采访费孝通又写作发表了长篇纪实《社会学的起点》。费孝通后半生在中共政治漩涡中载浮载沉，很多人包括我对他晚年低头折腰不以为然。但是他年轻时节追求学问不畏艰险，令人敬佩。我读了张桦的长文才知道：1935年夏，费孝通新婚燕尔，与当时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的夫人王同惠的蜜月旅行，是同赴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地区考察，不幸发生意外，王同惠失足淹死……张桦所写，催人泪下！
　　张桦还有许多别的作品，1986年他与我还一起参与了一次大规模《新中国的一日》全国征文活动，后来编辑出书。所以对张桦有意重新接续早年的写作事业，我非常高兴，也乐于支持。张桦在我讲座的4月19日那天因故未能出席并将他的打算告知大家，这里我为他做个广告，如果有博友网友对张桦的项目感兴趣，请留言并告知您的联络方式。）

　　涂金灿这样的公司能有商机，说明许多人愿意花钱来写家史。更不用说很多人投入自己的精力、健康。为什么呢？人们哪里来这么强大的冲动、这么坚定的决心？我想弄清这个问题，查过很多作者讲述写作缘起的自白——
　　《共用的墓碑》作者李世华说：当我想把伤心往事告诉我的下一代时，他们就像听《天方夜谭》一样，感到匪夷所思，他们无论如何不敢相信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时，我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有责任把这段经历写出来。我要抢救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是我蘸着血和泪写出来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经常是带着满脸的泪水，有时苦痛使我无法继续，不得不俯在计算机前失声痛哭……我终于给这本书画上了句号，为我死于非命的亲人及数以千万计的同胞又立了一座墓碑。
　　还有一位女作者蒋蓉，是珠海市人大常委会的干部，她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了一系列家族叙事的文章：《我的爷爷奶奶是地主》《坎坷一生话母亲》《我的父亲母亲，同一屋顶下的“渐冻”夫妻》以及叔叔、哥哥，随时可以汇集成一部完整的书稿。她说，我的父亲母亲，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演的是一出悲剧，拉开悲剧大幕的，是一场“交心”运动。蒋蓉的父亲多年前在被选送到北京进修期间有了一段婚外情，很快就悔悟、斩断了情丝。但1958年党组织要这些知识分子“交心”，他轻信了组织上“为你保密”的许诺，交代了。没想到组织找母亲谈话，和盘托出。这个家庭从此就毁了！父亲名誉扫地，夫妻从此陌路，随时冷战热战，打骂子女发泄，全家掉进无处倾诉也无力摆脱的冰窖。学哲学出身的作者成年之后深深理解父母，可惜父母都天人永隔。“我袒露这段我们家被深埋的痛，是想让天堂里的父母知道，我们和他们之间，除了血脉，还有懂得。”

　　我这样归纳人们的写作动机，分三个层次：
　　最急迫想写的是这样一类人：感到世道不公，自己被世人误解、曲解，如果自己不写，就永远在历史上以一个被蔑视、忽视的形象而留传。他们要写出自己认为真实的个人和家族的经历和思想，让世界理解，让后代重视。有些人不是写自己而是写长辈，也是出于同样心理，他们感到长辈被泼了脏水，或者做出了贡献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他们要将被颠倒的历史再正过来，被抹黑的形象再洗清白，或者要更增添一分光彩；
　　其次一类，知道自己虽然没有出类拔萃的成就，到底还是有一些别人没看到、没听到、没经历过的见闻和遭遇，哪怕只是一个侧面，一个片段，因缘际会，自己作为一个亲历者、一个见证者，看到了、听到了、经历了，能够证明自己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再次一类很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就是芸芸众生一员，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既然来此世界一遭，哪怕再平凡，再碌碌无为，总要留下一点痕迹，自传、家史就是自己曾经存在过的证明。有人甚至说，自己一辈子没什么贡献，写出一部自传、家史，就是唯一的贡献；一辈子活在谎言中，自己也不得不说了很多假话，那么到人生最后岁月，一定要说几句真心话。有位赖施娟女士，从2011年5月在新浪网开设自己的博客，400天将69岁生命当中涌现的喜怒哀乐又重新品味了一遍，最后结集为《活路》。从这个标题，也不难想象她的回忆录的基调：即便是一个人生的过客，我还是想留下一份微薄的礼物。
　　著书立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受到重视，这些家族叙事的作者，也感到了荣耀，感到自己尽到了一份对历史、对家族、对子孙的责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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