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熱衷家族敘事的動機可歸為三類：最急迫想寫的，是感到被世人誤解，他們要矯正被歪曲的歷史；其次一類，寫下別人沒看到聽到的見聞遭遇，證明自己的獨特價值；第三類，雁過留聲，人過留名，聽到和說了很多假話，人生最後歲月一定要給世界留下幾句真心話


　　◆高伐林

　　四條原因促成人們打開心扉

　　——漫談新世紀的家族敘事大潮（之三）

　　在新澤西和拉斯維加斯書友會4月19日聯合主辦網上講座上的發言

　　為什麼進入本世紀，家族敘事驟然增多？許多人議論：中國二戰後、內戰後的嬰兒潮到了退休年齡，有了更多的閒暇時間；人生苦短，來日無多，“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大半生立功、立德該做的都做了，沒做的也沒機會了，但還有機會立言吧。再說嬰兒潮這一代總體上身世非常坎坷。經歷了幾十次政治運動，尤其是經歷過了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和平年代的餓殍竟高達八位數；以及十年文革大動盪，這種民族內部的超大折騰，全世界數千年來也沒多少次，竟被我們趕上了。真是大不幸，也真是大有幸！如果不記錄下來，豈不太虧了？何況這一代人普遍有了一定寫作能力，上一代人中雖然精英階層文化水平比我們這一代人高，但是識文斷字的畢竟是少數。
　　具體說，有位老師對我指出：這個熱潮是個水到渠成的過程，三方麵條件具備了嘛。

　　第一，荷包鼓脹了。
　　改革開放40年，人們經濟收入大為提高。記得我初中畢業後在湖北天門縣（現在是天門市）插隊，那裡是棉產區，經濟作物收入比較高，我是愛勞動的好青年，不缺工、出滿勤，天剛亮隊長一喊“上工了”，我就扛着鋤頭出門。我是4月底去的，年底隊裡一算，這一年我這個知識青年幹了八個月的農活，分紅領了一百零幾塊錢人民幣。我們隊最棒的勞動力，辛苦一整年掙了兩百塊錢。這樣的年收入水平，超過當時中國90％的農民！我老伴也是知識青年，1976年下放到北京郊區延慶縣，她幹了一年，年底分紅，領了三十元。有不少同齡人當知青，干一年還倒欠村里幾十元上百元。
　　現在大翻身了！國家統計局數據：1978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4元；2017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432元，增長了一百倍，當然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購買力的增長沒那麼多。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自己印一本自傳、回憶錄、家史的書，印幾十百把冊，就算只要千八百塊錢，有幾個人出得起？他們也根本沒這個心思，求生存求溫飽占據他們的主要精力。現在不一樣了，不算寫作的成本，光說印刷出版的費用，在國內掏幾千上萬塊人民幣，在海外掏三四千美元出一本書，對很多人不在話下。

　　第二，帽子摘掉了。
　　“帽子”指的是在毛澤東時代人人頭上都可能被扣上的政治罪名。那些被劃為政治賤民的，比如說“黑五類”，包括他們的子女，聽到最多次的是一句毛澤東語錄：“只許反動分子老老實實，不許他們亂說亂動。”敢續家譜，敢寫家史，那都屬於“亂說亂動”，都是要殺頭的滔天大罪——我一點不誇張：如果家庭成員中（還不是自己）有海外關係，有歷史前科，親屬中有所謂“階級敵人”，那麼完全有可能因一句話說錯了、一句京劇唱錯了關進大牢甚至掉了腦袋。
　　經過文革後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對政治賤民摘去帽子，恢復許多人被無端剝奪近三十年的政治權利，給他們的家人子女也帶來了生機和希望。尤其要指出：由執政黨掌握全部社會資源的現象有了巨大改變：毛澤東時代，農村所有人都被束縛在土地上，城市所有人都被束縛在單位中，你生存的全部條件都被你的上級——農村生產大隊的大隊長，城市單位的黨的書記這些人絕對控制。正像蘇俄的托洛茨基1936年一篇文章中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反抗就等於慢慢地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舊的原則，被‘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不再問姓社姓資，大批的民營企業、個體戶誕生，大批的農民工進城，單位、組織對人的控制，大為鬆弛。俗話說：“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頭。”那麼不在矮檐下，何必還低頭？人的本性就是要自由啊。
　　說到這裡，我要說：吃水不忘挖井人。政治之所以能放鬆管制，社會之所以能擴展空間，要感謝一批又一批維權人士用他們的脊梁、甚至獻出生命來撐開。

　　第三，工具順手了
　　今天的信息時代高科技條件，是我們的祖輩父輩無法想象的！打字軟件、打印機複印機掃描儀、錄音錄像設備、網絡檢索工具、圖像處理和排版軟件，雲端儲存技術，還有各種傳送文檔和對話的app，這些硬件軟件，極大地降低了寫作家族敘事的門檻。家族敘事從頭到尾各個環節，無論是檔案史料的檢索搜集，知情人的採訪記錄，圖像視頻的採制儲存，文稿的錄入修改，就像我這樣文化水平中等、寫作能力中等、電腦操作技能初級的人，都可以學得會、搞得定。這幾年技術更是飛躍發展，語音變文字、文字變語音，從圖像中提取文字，不同語言的翻譯……越來越方便！過去一位老人吭吭哧哧忙幾個月，或許還得求媳婦求兒子求孫子幫忙抄稿、複寫，現在可能三下兩下一兩天就獨立搞定。技術還在日新月異地發展，我相信，未來的家族敘事手段，一定會更新穎，一定更多地運用多媒體。
　　這三條——荷包鼓脹了，帽子摘掉了，工具順手了——促進了家族敘事興旺，說得對！但還不夠，還有最重要的——

　　第四，人性甦醒了
　　這就是寫作者的主觀因素：他們願意寫。
　　他們為什麼願意寫？
　　一般來說，寫家族史是不可能得到經濟回報的。五十年代的青年才子、小說家劉紹棠被打成“右派”的罪名之一，就是他拿到了兩萬元稿費，揚言“為三萬元而奮鬥”，在當時是個天文數字。現在呢，靠寫作掙錢？太難了。傳統出版業奄奄一息，掙扎求生，一家又一家不得不告別讀者，關門大吉，或者轉移方向，另尋門路。但是，一家又一家出版社也開張大喜，我儘管孤陋寡聞，也得知就在美國，就有不少中文出版機構在誕生、在堅持：柯捷出版社，溪流出版社，華憶出版社，美國南方出版社、世界華語出版社、天涯文藝出版社、竹和松出版社……這些出版社，多半採取了出版人與撰稿人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方式。俗稱“自費出版”。
　　而更多人選擇了在網上，論壇、博客、微博和公眾號來發表；或者就自己寫，用電子版傳播，或者印出二三十冊交給家人和最親近朋友。現在有多個虛擬空間成為家族敘事作品的大本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辦的《民間歷史》網站，雖然自今年起，網站停止更新，但並沒關門，過去的資料仍然存放在那兒供閱覽；還有“新三屆”“私人史”……也發表了大量家族敘事作品。中國的一些大網站，都辟有空間供大家放上家史回憶。
　　新世紀家族敘事的興盛，如果看成一個市場，讓一些商家看到了商機。就在上個月，我得知我的一位武漢大學校友塗金燦，2010年在北京中關村創辦了一家傳世家書有限公司。我並不認識這位校友，他今年剛滿花甲，但很早就感知到中國社會正進入老齡化，代寫家譜和個人傳記的市場會有前景，於是創辦公司，迄今出了上千本傳記、回憶錄。據說李克強總理視察中關村，還跟他有一番交談。《中國青年報》去年採訪他，寫出長篇報道。
　　塗金燦告訴記者：公司開張第三天，就來了一名高校教師，他出過十幾本書，這次要寫一本懺悔書，題為《地獄之門》。此人說“你別看我現在人五人六的，其實我是個混蛋”，年輕時和下鄉女知青談戀愛導致對方懷孕打胎。他考上大學去了省城不久就甩了人家。塗金燦接這第一筆生意，弄出一本五六萬字的書，收了他2萬元。
　　塗金燦說，人們給自己的書起名《戎馬一生》《我的足跡》《歲月如歌》……他說，“古代有八次大移民，最大的移民是現在，幾億人離開自己的土地鄉鎮，到外面求學打工，很多家都是分散的。”他認為自己幫助人們接續親情。

　　（我的另一位武漢大學中文系校友張樺，十年前來到美國定居，前不久告訴我，他很有興趣也很有信心開創這一業務：與有意記錄自己和家庭遭遇的人合作，幫助他們高質量完成家族敘事的心願。
　　在我看來，張樺確實具備這樣的資質。張樺曾經是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講師，“六四”後下海創辦了翻譯公司和廣告公司，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經營得有聲有色。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的長篇報告文學《京華建築沉思錄》就被包括《新華文摘》在內的三十多家媒體轉載，不止一次獲獎；他採訪費孝通又寫作發表了長篇紀實《社會學的起點》。費孝通後半生在中共政治漩渦中載浮載沉，很多人包括我對他晚年低頭折腰不以為然。但是他年輕時節追求學問不畏艱險，令人敬佩。我讀了張樺的長文才知道：1935年夏，費孝通新婚燕爾，與當時是大學三年級學生的夫人王同惠的蜜月旅行，是同赴廣西大瑤山少數民族地區考察，不幸發生意外，王同惠失足淹死……張樺所寫，催人淚下！
　　張樺還有許多別的作品，1986年他與我還一起參與了一次大規模《新中國的一日》全國徵文活動，後來編輯出書。所以對張樺有意重新接續早年的寫作事業，我非常高興，也樂於支持。張樺在我講座的4月19日那天因故未能出席並將他的打算告知大家，這裡我為他做個廣告，如果有博友網友對張樺的項目感興趣，請留言並告知您的聯絡方式。）

　　塗金燦這樣的公司能有商機，說明許多人願意花錢來寫家史。更不用說很多人投入自己的精力、健康。為什麼呢？人們哪裡來這麼強大的衝動、這麼堅定的決心？我想弄清這個問題，查過很多作者講述寫作緣起的自白——
　　《共用的墓碑》作者李世華說：當我想把傷心往事告訴我的下一代時，他們就像聽《天方夜譚》一樣，感到匪夷所思，他們無論如何不敢相信歷史上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這時，我感到我們，這個時代的親歷者和見證者，有責任把這段經歷寫出來。我要搶救這一段歷史……這一段歷史是我蘸着血和淚寫出來的。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經常是帶着滿臉的淚水，有時苦痛使我無法繼續，不得不俯在計算機前失聲痛哭……我終於給這本書畫上了句號，為我死於非命的親人及數以千萬計的同胞又立了一座墓碑。
　　還有一位女作者蔣蓉，是珠海市人大常委會的幹部，她在自己的公眾號上寫了一系列家族敘事的文章：《我的爺爺奶奶是地主》《坎坷一生話母親》《我的父親母親，同一屋頂下的“漸凍”夫妻》以及叔叔、哥哥，隨時可以匯集成一部完整的書稿。她說，我的父親母親，在人生這個大舞台，上演的是一齣悲劇，拉開悲劇大幕的，是一場“交心”運動。蔣蓉的父親多年前在被選送到北京進修期間有了一段婚外情，很快就悔悟、斬斷了情絲。但1958年黨組織要這些知識分子“交心”，他輕信了組織上“為你保密”的許諾，交代了。沒想到組織找母親談話，和盤托出。這個家庭從此就毀了！父親名譽掃地，夫妻從此陌路，隨時冷戰熱戰，打罵子女發泄，全家掉進無處傾訴也無力擺脫的冰窖。學哲學出身的作者成年之後深深理解父母，可惜父母都天人永隔。“我袒露這段我們家被深埋的痛，是想讓天堂里的父母知道，我們和他們之間，除了血脈，還有懂得。”

　　我這樣歸納人們的寫作動機，分三個層次：
　　最急迫想寫的是這樣一類人：感到世道不公，自己被世人誤解、曲解，如果自己不寫，就永遠在歷史上以一個被蔑視、忽視的形象而留傳。他們要寫出自己認為真實的個人和家族的經歷和思想，讓世界理解，讓後代重視。有些人不是寫自己而是寫長輩，也是出於同樣心理，他們感到長輩被潑了髒水，或者做出了貢獻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他們要將被顛倒的歷史再正過來，被抹黑的形象再洗清白，或者要更增添一分光彩；
　　其次一類，知道自己雖然沒有出類拔萃的成就，到底還是有一些別人沒看到、沒聽到、沒經歷過的見聞和遭遇，哪怕只是一個側面，一個片段，因緣際會，自己作為一個親歷者、一個見證者，看到了、聽到了、經歷了，能夠證明自己具有不可取代的獨特價值；
　　再次一類很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就是芸芸眾生一員，但雁過留聲，人過留名。既然來此世界一遭，哪怕再平凡，再碌碌無為，總要留下一點痕跡，自傳、家史就是自己曾經存在過的證明。有人甚至說，自己一輩子沒什麼貢獻，寫出一部自傳、家史，就是唯一的貢獻；一輩子活在謊言中，自己也不得不說了很多假話，那麼到人生最後歲月，一定要說幾句真心話。有位賴施娟女士，從2011年5月在新浪網開設自己的博客，400天將69歲生命當中湧現的喜怒哀樂又重新品味了一遍，最後結集為《活路》。從這個標題，也不難想象她的回憶錄的基調：即便是一個人生的過客，我還是想留下一份微薄的禮物。
　　著書立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歷來受到重視，這些家族敘事的作者，也感到了榮耀，感到自己盡到了一份對歷史、對家族、對子孫的責任。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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