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中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對百姓助陣英軍很困惑，身邊翻譯的解答很有水平：“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當國家只是統治者私產時，要求民眾愛國是可笑且無恥的。當年群眾對夏桀說：“時日曷喪，吾及汝偕亡！”偕亡？不值得！
老高按：接着說川普蓬佩奧試圖將“中共”和“中國”區別開來。
我估計，這主要是蓬佩奧的主意，川普抖機靈的勁兒在這方面其實並沒有顯示出來，他多次稱“中國病毒”而不說“中共病毒”、對在美國出生的華裔CBS記者的提問感到不爽就頂回去：“別問我，去問中國”而不說“去問中共”……足見他當時腦子裡還沒有“國（中國）共（中共）分離”這根弦。
不管怎麼說，“國共分離”這一招，雖然尚未真正見效，我們卻看到中共從高官到發言人都做出了強烈反應，習總書記更是提出五個“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其中兩個正是專門反擊“國共分離”的，第一個：“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醜化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和第三個：“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中國人民答不答應，誰能得知？民眾表達真實心聲的渠道被封被堵，是由中共黨魁出面，迫不及待地代為宣布“絕不答應”，這本身就是莫大的諷刺！看來，不論川普蓬佩奧是否有挑撥離間的“別有用心”，“國共分離”無疑打中了中共的痛處、中共的軟肋——不，毋寧說，正是中共的罩門、七寸、阿喀琉斯之踵：“國共分離”這一招之所以厲害，之所以讓中共一聽即跳，因為它說出了事實，中共最恐慌的，就是老百姓在美國佬誘導之下，認清這個事實。
兩篇二大爺的文章講述的故事，給我們不少啟示，不妨一讀。
大清挨揍，百姓都幹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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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1月，在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半年之後，英軍開始大舉進攻林則徐銷煙之地——珠江咽喉，虎門。儘管清軍嚴密布防，依然一敗塗地。
前後4次戰鬥，英軍僅以傷亡數十人的代價，擊斃清軍1300餘人，俘虜1200人，清軍主將關天培陣亡，另一名將領祥福被逃跑的自己人踩踏致死……這場在我們教科書中極為悲壯的戰鬥在洋人的記載中充滿了搞笑的段子。
“……當英艦突破虎門要塞，沿江北上，開向烏涌炮台時，珠江兩岸數以萬計的當地民眾，平靜地觀看自己朝廷軍隊與英軍的戰事，好像觀看兩個不相干的人爭鬥。”[1]
“當掛青龍黃旗的官船被擊沉，清軍紛紛跳水時，兩岸居民竟然發出象看馬戲看到精彩處的噓噓聲。”[1]
當時《泰晤士報》的特派記者庫克（George Wingrove Cooke）在英軍軍艦費勒吉敦號上觀戰，他寫道：“……百姓到岸邊，注視飛過他們頭頂的炮彈……向正在炮擊省城的水手售賣水果蔬菜，誰能明白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2]
庫克還是太年輕，不懂得大清自有國情在。
這種搞笑的場景並不是偶然發生，而是多次。比如在1842年7月同樣慘烈的“鎮江之戰”中，清軍水師和英軍在長江激戰時，岸邊大批百姓冒着槍林彈雨聚集圍觀。當清軍艦船被擊沉時，岸上百姓並不悲傷反倒不時爆發出陣陣喝彩聲、鼓掌聲、尖利的長嘯聲。
當英軍登陸後，正為食物和淡水發愁時，鎮江百姓爭相將蔬菜、牲畜、糧食和淡水賣給英軍。[3]
被渲染為民族英雄，在鎮江戰役中陣亡的滿清將領海齡，一貫瞧不起漢人，在戰鬥進行中，都不忘記抓“漢奸”，隨意處決他認為會叛變的漢人。鎮江人寫的《出圍城記》記載：“人疑副都統欲盡漢人而後止……百姓有違言，即是漢奸，吾兵足以殺之。”，當時被海齡以“鋤奸”名義殘殺的百姓甚至上萬！城中百姓都希望英軍早日破城。連他的主子道光皇帝接到奏報都看不下去，說“海齡查拿漢奸，誤殺良民不計其數……”[4]
百姓對於滿清的恐懼遠遠勝於英軍。所以至死百姓都為英軍叫好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們都以為“三元里抗英”那些民眾是中國人的形象，但其實這才是。即便是三元里的故事，也不是因為保衛滿清，真實的起因是因為當地百姓聽到英軍強姦女性的傳聞後之後，才義憤填膺，投入戰鬥的。
即便如此，廣東本地人“援英”的遠遠多過了“抗英”的。同樣是三元里，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前後就有1200餘人投靠英軍，主要做嚮導、馬夫、苦力等後勤保障，也有個別直接為英軍衝鋒陷陣者。連英軍都認為這些廣東人吃苦耐勞，“如果給予適當的訓練和引導，絕對會是優秀的士兵。”[4]
在虎門戰役中，林則徐就上奏，有很多老百姓為英軍當帶路黨，“漢奸百餘名，由穿鼻灣登岸”，使得英軍輕而易舉繞過複雜的珠江水道。不僅僅是在廣東，其他地方的帶路黨也是此起彼伏。在寧波，“夷人用漢奸各處打聽信息”；在定海，英軍在帶路黨引導下，從清軍設防薄弱的後山突襲；鎮江戰役中，英軍“遣漢奸駛駕杉板船，預伏岸側，乘火輪船開炮頭，捨命登岸。”[5]
對於這種民心的反轉，滿清也是一臉懵逼，震驚不已。主政廣東的琦善1841年2月上書道光皇帝，指出廣東已不堪作戰，原因就在於廣東民眾除了帶路黨，其餘民眾咸被英軍誘惑以助敵勢。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於防寇”的觀點。
從不反思自己的施政有沒有問題，只會視民如寇——誰才是寇？這很難說。
即便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京津地區，王化之地，帶路黨也是蔚為壯觀。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聯軍進入圓明園，當聯軍劫掠完畢傳令縱火的時候，“各軍並無火器，惟有水桶、水鍋而已”。洋人正為缺少縱火之物而着急之際，又是“海淀華人暨華役，將攜來之火線、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齊集以待。”聯軍走後，周邊百姓一哄而上，把皇家園林剩餘的東西哄搶個精光。[6]
著名詩人龔自珍的兒子龔橙精通英文但窮困潦倒，當時曾在英法聯軍中任翻譯混口飯吃。因為給洋人幹活被罵為“漢奸”。晚清小說《孽海花》藉助他的口（實為杜撰），對此回應：“我們本來是良民，上進之路被你們堵死，還被爾等貪官盤剝壓榨，衣食都不全，你看我是漢奸，我看你是國賊！”
帶路黨到了八國聯軍之役（1900年）的時候，就更為壯觀了。聯軍在天津登陸後，百姓發現這些洋鬼子並沒有燒殺掠奪，反而還比清兵規矩。於是，當地老百姓受聯軍僱傭，用獨輪車隊為聯軍把糧草送進城，士紳們甚至組織大量糧草勞軍。據英軍總司令格蘭特的日記記載，有天津百姓甚至為了降暑，給聯軍送來窖藏的大冰塊，一位天津糧商還把自家的豪宅騰出來給聯軍作為指揮部……
在聯軍攻入北京的時候，是天津當地民船組成的運輸船隊通過白河向北京運送物資。清兵一鬨而散後，民眾競相扶梯幫助聯軍翻越北京城牆，堪稱奇景。英軍在帶路黨的引導下，直接抄近道從沙窩門的下水道進城，百姓並不畏避，皆在側圍觀……
英國人在多次的戰爭中也注意到了這些中國的“特殊國情”，敏銳的意識到中國民眾“絕不熱愛他們的韃靼統治者”，在戰爭中要“儘量少與人民做對”。[7]
所以英國人在戰鬥中，往往是一邊狠揍大清，一邊張貼布告安民。比如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攻占廣州的時候，英軍就發布告安民，說作戰對象是清政府而不是普通民眾，還號召廣州人想一想誰才是“真正的禍害”，試圖讓廣州人相信英國人是“這個城市真正的保護者”。[8]
1860年10月16日，決定焚毀圓明園的英軍統帥額爾金在北京發布了一份很有意思的中文通告：“茲為責罰清帝不守前約及違反和約起見，決於九月初五日焚燒圓明園。所有種種違約行動，人民未參與其間，決不加以傷害，惟於清室政府，不能不懲罰之也。”[9]
大白話很容易理解，我們燒圓明園是懲罰滿清政府，跟老百姓無關，大家該幹嘛幹嘛。
區分政府和人民這一招，如今看來已經被美帝的某些愛洗碗的胖子學到了。
人民群眾覺悟不高，深受皇恩的官員又怎樣呢？答案是比百姓還糟糕。
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留下的北京官員給聯軍司令部送了兩面大錦旗：“萬國咸喜”和“祝效華封”。“萬國咸喜”比較好理解，就是喜大普奔、皆大歡喜，“祝效華封”語出《莊子·天地》，是人民為堯帝祝壽的話，意思是祝你多福多貴多子孫。
自家的國都被人占領了，作為官方代表居然表示大家都很開心，祝福敵軍萬壽無疆……這個操作也算是空前絕後了，老百姓帶路黨的那點事，與之相比簡直太清純了。
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曾經對百姓助陣英軍很困惑，問身邊的翻譯何至於此？翻譯說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話：“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
當國家只是統治者的私產，民眾不過是統治者的奴隸的時候，要求民眾愛國是可笑且無恥的。民眾可能大部分時候出於階層的限制，顯得無力而又愚昧，但是當可以選擇的時候，並不愚笨。苟且偷生都是一種奢望，也就不可能會有捨生取義。特別是有人幫他們出拳解恨的時候，倒戈也就在情理之中。
當年群眾對夏桀說：時日曷喪，吾及汝偕亡！依我看，還是不要偕亡，因為不值得。愛新覺羅家的大清亡也就亡了，不值得可惜，但人民還得繼續生活。搬出小馬扎，坐在岸邊隔岸觀火，也是大快人心的事啊。
2020/7/27
史料索引：
1.《鴉片戰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另一個帝國的墮落》（三聯書店譯本），（美）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弗蘭克·薩奈羅
2.《中國與下孟加拉，1857—1858年》，（英）George Wingrove Cooke
3.利洛：《英軍在華作戰末期記事——揚子江戰役及南京條約》，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
4.《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書局，1960年版
5.《鴉片戰爭文獻匯編（三）》，楊家駱主編，鼎文書局就，1973年版
6.汪康年：《記英法聯軍焚劫圓明園事》
7.《鴉片戰爭在舟山史料選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柏納德：《復仇神號輪艦航行作戰記》
9.《第二次鴉片戰爭》（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為什麼越無知越自信，越喜歡陰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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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上有個著名的“達克效應”，說的是由於認知偏差，越愚蠢的人，越難以認識到自己的不足，越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從而對其所掌握的錯誤結論產生過度自信的錯覺。
提出這個理論的康奈爾大學心理學教授大衛·鄧寧（David Dunning）是從一個真實的案例研究中得到啟發的。1995年4月19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市，一名單槍匹馬的劫匪連續搶劫了兩家銀行後逃之夭夭。警察調取銀行的監控錄像後驚訝地發現，這個劫匪居然沒有做任何的偽裝，而是以真面目大搖大擺作案。警察很快就通過舉報找到了劫匪——邁克阿瑟·惠勒（McArthur Wheeler），他十分吃驚地說：
“我在臉上明明抹了檸檬汁呀！”
原來這傢伙略懂一點化學知識，知道檸檬汁可以當做隱性墨水，只有在加熱的情況下，才會顯示出字跡。所以他想當然地認為，檸檬汁抹在臉上也一樣有隱形的效果，才大搖大擺地去搶銀行……
毫無意外，惠勒被當年的《世界年鑑》評為“年度最愚蠢的罪犯”。他搞笑的事跡，也不是全無作用，成就了無數脫口秀的段子，還為心理學提供了“達克效應”。這個效應廣泛存在——大衛•鄧寧教授在針對自己的學生的研究中發現，水平越差的學生，如果在未知結果的情況下評估自己的成績，往往都會嚴重高估。他門下成績倒數的四個學生估計自己的成績比其他三分之二的學生都好！
其實“達克效應”之前也有很多名言有過類似表述。比如達爾文的名言“無知比知識更容易招致自信”，莎士比亞的名言“愚人自以慧，智者自以愚”，哲學家羅素也說過“這個世界最荒唐的地方，就是蠢貨和瘋子都自信滿滿，而智者經常自我懷疑”等。咱們中國人的表述就是一個詞：井底之蛙。
簡潔的歸納就是：越無知、越自信。
現代中國人中這種情況簡直隨處可見，只要你一講有別於教科書的常識，馬上就會有這樣的聲音：“歷史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國家之間只有永遠的利益……五千年歷史的國家不需要兩百年歷史的國家指指點點……”
感覺就是雖然他連火燒圓明園的是英法聯軍還是八國聯軍都不確定，但是他早就已經掌握了世界運行的終極密碼。他不需要了解真相、邏輯、科學甚至常識，但他就是什麼都很肯定。這種源自愚蠢和無知的自信，我們親切的稱之為“迷之自信”，更多諧音為“蜜汁自信”。
2019年7月我去甘南旅行，和4個來自上海交大的碩士研究生拼車同行。路上談到中美關係重要性的時候，其中一位義憤填膺地批評我，我們為什麼要跟美國做朋友，你看看韓國和日本，跟着美國混一點尊嚴都沒有！我大為震驚，我問他：難道你覺得韓國和日本過得很差嗎？
他很肯定的說：難道不是嗎？！
我一個只受過本科教育的人，面對這些研究生，只剩下啞然失笑。因為我已經明白，在他已經形成閉環的認知裡面，顯然連最基本的常識都不可能接受了。即便有一天他領着糧票、啃着饃饃，也會覺得自己比韓國人、日本人高一等。
大部分的青蛙就是這樣，非常肯定坐井觀天所得來的一切，即便你把它拉出了井口，他都還是要“馱”井前行。這種無知造成的認知上的“閉環”，不僅阻礙了青蛙們接受新知識的可能，還有可能把他們推向陰謀論的深淵。
不信看看我們身邊的人，素質越低越喜歡轉“震驚體”“好文體”“內幕體”。
因為憑藉自身的知識儲備和邏輯推斷根本無法解釋世界存在的衝突，而陰謀論恰好能用簡單粗暴的因果律迅速的給予他們答案，契合他們不需要思考就能看清世界的“蜜汁自信”。
比如石油陰謀論。相信“美帝多次戰爭都是為了石油”的大有人在，因為這個解釋對於信奉“無利不起早”的國人來說非常好理解。而你要跟他解釋地緣政治的成因，各國宗教文化的衝突，以及美國早已是世界能源第一大國，石油不僅自足還能出口……這就很難。你要是再跟她說伊拉克、阿富汗並沒有成爛攤子，反而更好了的現狀，那就更難。
再比如共濟會、羅斯柴爾德家族控制世界之類的神話。一點點的幫會神秘傳統、一絲絲的金融家族歷史，就足以讓在這些領域一無所知的小白們誤以為茅塞頓開，產生終於明白了黑幕背後的密碼的感覺。而你要跟他解釋美國複雜的政治體制、選舉傳統、立國價值觀，甚至美聯儲極為複雜的金融設計……他聽不懂，也沒興趣，因為這裡面的常識和邏輯跟他所知的全是牴觸的。
光緒時候的體仁閣大學士徐桐，號稱帝師，“惡西學如仇”，堅信洋人洋教不是好東西。他認為西方只有英國、法國和意大利三個國家，什麼西班牙、葡萄牙都不存在，因為——“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
用大白話說，就是牙齒這玩意怎麼可能是個國家呢？徐桐認為這一定是英國人法國人為了方便搶劫自壯聲勢，編出來的陰謀，騙我們的……
這個蠢貨聽說洋人很殘暴，所以在八國聯軍入城的時候選擇舉家自殺。他拉着兒子徐承煜一起上吊，結果兒子趁他不注意，蹬了他的板凳，自己溜了……
蜜汁自信就是這麼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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