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軍上尉戈登聽到李鴻章殺降的消息，頓時勃然大怒，認為這是最無恥的背信棄義。李鴻章沒想到洋人對“殺降”如此大動肝火，在他看來，這只是“稍可自娛”的小事。中國雖有“殺降不祥”之說，但現實政治、戰爭傳統更加講求“勢”與“術” 老高按：讀初中時，就知道太平天國遭清廷和帝國主義連手絞殺，帝國主義的代表，就是由華爾（Frederick Ward）締造、後來由英國人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指揮的“洋槍隊”。2011年時，我曾經寫過一篇讀史札記《背信殺降將：洋槍隊長氣得要幹掉李鴻章》，所說的“洋槍隊長”，是戈登。 戈登是個傳奇人物。他出生在英國伍爾維奇（Woolwich），1848年進入皇家軍事學院，1859年晉升為上尉。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戈登被指派到了中國，參與英法聯軍在圓明園的暴行。太平天國在上海威脅西方人，他應聘接任洋槍隊隊長，率洋兵三四千人配合清軍將領程學啟與太平軍轉戰江浙，不到兩年間打了33仗，直至江浙兩省的太平軍被徹底消滅，僅花費清廷軍費一百萬兩。 占領蘇州後，滿清賜銀一萬兩給他，戈登拒不領受，說：“鄙人效力中國，實因憫中國百姓之塗炭，鄙人不是賣劍客。”還說：“清朝政府招募洋兵平定叛亂是急功近利，這些人大都是亡命之徒，反覆無常，恐怕會危害中國，我一定嚴加管束，設法遣散，不使危害中國。”戈登回國時只帶回兩面戰旗作紀念。同治授予他提督銜，他仍然拒收賞銀。英國則晉升他為中校，並封他為巴茲勳爵士。 尤其讓我深思的是戈登臨別，贈言二十條給李鴻章，此事見《李鴻章全集》之《譯署函稿》卷十一。贈言包括：“一，凡中國與外國議約須在中國商議，因中國官員若往外國則易於受蒙蔽致失其本心，終於獲罪；六，中國一日以北京為建都之地，則一日不可與外國開釁。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於長驅直入，無能阻擋，此為孤注險；二十，中國急宜設立稅務學堂，令華人學習關稅事宜，以備接替洋人”等，都是國際主義為中國着想的。其中有一語，實在驚人： “中國有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皆當斬首”！ 矛頭直指尚清談而不顧國情、空言誤國的清流派。 當今中國與外國每當發生糾紛時，都有一幫老憤青小粉紅喧嚷叫囂要打、要武力解決，不就是“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嗎！ 我那篇文章的重點是講殺降問題上戈登與李鴻章的嚴重衝突，文章早已發在“老高的博客”上，此處不贅。我讀到中國大陸歷史學家雷頤研究員的一篇舊作，也是談殺降問題，有些史實和史論，很值得與大家分享並供大家參考。 殺降的“國情”與“公例”
雷頤，《炎黃春秋》2010年第3期 蘇州是歷史文化名城，更是江南重鎮，清代是江蘇省城。太平軍占領蘇州後，為太平天國蘇福省省會，忠王李秀成長期精心經營蘇州，想將其建為第二個天京，是太平軍占領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蘇州，當然是時任江蘇巡撫李鴻章夢寐以求之事。 1863年春李鴻章率淮軍和“常勝軍”陸續攻下常熟、太倉、昆新、吳江、江陰等處後，於11月中旬兵臨蘇州城下，開始進攻蘇州。 蘇州太平軍守軍在主將慕王譚紹光領導下浴血奮戰，打退了敵人一次次進攻。由於屢攻不下，而且傷亡不小，李鴻章明白如果強攻將會付出更大代價，而且結果如何尚不得而知。於是，他決定“智取”，策反太平軍守將。在譚紹光領導之下守城的太平軍將領還有納王郜永寬、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嘉、比王伍貴文這“四王”和張大洲、汪花班、汪有為、范起發這“四大天將”，他們控制蘇州城內四分之三的兵力和六個城門中的四個，卻與主帥譚紹光一直不和。常勝軍首領戈登（Gordon，Charles George）通過奸細了解到這一情況、特別是知道納王郜永寬還有投降之意後，便主張誘降納王，兵不血刃攻克蘇州。戈登的建議為李鴻章採納，而且淮軍攻城主將之一程學啟本是太平軍降將，他手下的副將鄭國魁與郜永寬等原就是熟人。經過一番秘密聯絡，郜永寬在11月28日派康王汪安鈞潛入清軍大營，與戈登、程學啟開始投降談判。幾天后郜永寬在蘇州城外陽澄湖親自與戈登、程學啟商議降約。雙方約定郜謀殺譚紹光取其首級並獻蘇州城以降清，而戈登、程學啟承諾保證郜及部下性命，並給副將以上一定官職，賞賜郜本人二品武職，戈登做擔保人。12月4日，郜永寬等八人乘在慕王府議事的機會刺殺譚紹光，並割下譚的首級。第二天，郜將譚的頭顱送達程學啟處，並大開城門迎接清軍入城，清軍誘降成功，終於“兵不血刃”拿下蘇州。 然而，李鴻章不但沒有履約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設計殺害了這八個降將。據記載，正當這八名降將來到李鴻章營中滿懷希望的接受紅頂花翎時，埋伏在帳的武弁立斬八人之頭！同時清軍在城內大開殺戒，蘇州一帶口音者被“放歸”，而南京以上口音者則“不分良莠盡殺”，城內數萬太平軍守軍在毫無戒備中被誅殺。李鴻章及清軍的殘忍、背信在這次殺降事件中暴露得淋漓盡致。 戈登聽到李鴻章殺降的消息頓時勃然大怒，認為這是最無恥的背信棄義，而且自己還曾信誓旦旦為降將作保，於是提着洋槍要找李鴻章算賬。李鴻章聞訊趕忙躲了起來，以後幾天戈登一直在提槍找李，而李則躲避不見。由於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鴻章，戈登只得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後通牒，要求李鴻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勝軍”進攻淮軍，將所攻占的城池再交還太平軍。然後，他就率“常勝軍”返回崑山，同時給英國駐華公使布魯斯（Bruce，Sir 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寫信，要求英國政府干預，迫使李鴻章下台。英國駐華陸軍司令伯郎（Brown，Major-General）也從上海趕到崑山，與戈登商定“常勝軍”由其節制，不再受李鴻章及中國政府調遣的問題，藉此從中方奪回“常勝軍”的控制權，同時對李鴻章大發雷霆，指其背信棄義，要李鴻章“備文認錯，方有辦法”。李鴻章則以這是中國內政，外國無權指責干涉，針鋒相對回答說：“此中國軍政，與外國無干，不能為汝認錯。”伯郎只得“一怒而去”。上海的外國領事館官員代表列強及所有外國僑民簽署了一項嚴厲譴責李鴻章的決議，指其殺降是對人性的徹底背叛，並警告說此事很可能使列強不會再幫助清政府，並可能撤回幫清軍打仗的洋兵洋將。 面對洋人的嚴厲指責，李鴻章畢竟有些慌亂，他在給朝廷的幾次奏摺中辯解說，如此殺降是因為叛變“諸王未理髮，叛跡顯然”，“挾制要求，不肯散其眾，硬請保為總兵副將官職”，“降眾多達二十萬，難以安置”等理由；表示“臣思受降與受敵，必審其強弱輕重，能否駕馭在我”。其實，根本就沒有“降酋”謀反的任何跡象，而是他僅僅擔心難以控制，就採取如此殘酷手段。他在稍早上奏的《克復甦州折》中就明言“該酋等久在賊中為大頭目，狼子野心，恐其難制”，所以要採取措施“免致尾大不掉另生枝節”。“恐其難制”此四字是他殺降的真實動機，僅因其“恐”，數萬人生命便化為烏有！在給曾國荃的信中他洋洋得意地說，這次“拴殺偽王六，偽天將五，皆忠逆部下悍黨，稍可自娛。”在給郭嵩燾的信中亦說，這次“蘇州、無錫苦戰數月而得之，所以少愜意者，誘斬六偽王四天將，而解散忠黨二十萬之眾。”他在給朝廷的奏摺中故意將戈登反對殺降的原因歸結於他先將常勝軍調回崑山、未讓其攻入蘇州，戈登因此心懷不滿、故意找碴，並強調“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體”。並向朝廷表示此時的淮軍已不是初抵上海的初創之師，而常勝軍“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軍”，所以對戈登的“屢稱對仗”他“亦不甚懼怯也”。最後，他以退為進，說如果因此破壞“中外和好”大局，“惟有請旨將臣嚴議治罪，以折服其心”。 這種血淋淋的無恥行為，卻得到朝廷的認可，認為“所辦並無不合”，“甚為允協”！以“理學家”自詡的曾國藩竟也稱讚這種背信棄義的行徑，稱“此間近事，惟李少荃在蘇州殺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為眼明手辣”。 攻克蘇州，戈登的“常勝軍”立下了汗馬功勞，朝廷論功行賞當然不能少了他這一份，即賞銀一萬兩、稍加變通的仿照外國獎章的“頭等功牌”。但沒想到的是，由於發生了“殺降”事件，怒不可遏的戈登竟然公開表示拒絕接受朝廷的賞賜，並在給他賞賜銀兩的皇帝詔令背面寫道，“由於攻占蘇州後所發生的情況”，他“不能接受任何標誌皇帝陛下賞賜的東西”。同時，他還拒收李鴻章先前應允犒賞的七萬元洋銀。拒受朝廷賞賜，這可是對朝廷的巨大羞辱，是對堂堂華夏“禮儀”的老大不敬。幾個月後攻下常州，“常勝軍”遣散，戈登準備回國，經過赫德（Hart，Sir Robert）的調解，戈登最後接受了朝廷賞賜他的名譽提督銜、幾套華服、獎旗、獎章和最高榮譽的象徵——黃馬褂，但仍拒收賞銀。 李鴻章確實沒想到洋人對“殺降”如此大動肝火，在他看來，這只是“稍可自娛”的小事。中國雖有“殺降不祥”之說，但現實政治、戰爭傳統更加講求的是“勢”與“術”。因此，中國歷史上不乏“殺降”之事：戰國末期長平之戰秦將白起坑殺趙國降卒40萬人，從根本上削弱了當時關東六國中最為強勁的對手趙國，也給其他關東諸侯國以極大的震懾。秦末群雄並起，項羽在入咸陽之前害怕秦將章邯部下投降過來的20萬秦軍謀反，在新安把這20萬降卒全部活埋。有此傳統，所以清廷和理學家曾國藩都不認為李鴻章的殺降有何不妥，反而讚賞有加。 不過，這一傳統很快就要改變，此次李、戈嚴重衝突，即是傳統即將改變的先兆。戈登乃一介武夫，且是要錢不要命的僱傭軍頭目，卻對“雇主”的殺降萬難接受，說明這種價值觀念在西方此時已較為普遍，因此，這種價值觀念制度化的紅十字會組織才可能成立。有意思的是，就是在李、戈為殺降激烈衝突的1863年，瑞士慈善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在這一年首倡創立紅十字會的國際會議，第二年8月，正式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瑞士、法國、比利時、荷蘭、葡萄牙等12國在日內瓦簽訂《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者病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公約規定了軍隊醫院和醫務人員的中立地位和傷病軍人不論國籍應受到接待和照顧等。上述公約曾於1906年和1929年進行過兩次修訂和補充，形成了《關於改善戰時傷者病者待遇的日內瓦公約》和《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規定不僅不能“殺降”，而且不能“殺俘”，甚至不能“虐俘”。1904年3月，中國先後成立了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和上海萬國紅十字會；6月末，清政府命駐英使臣張德彝在瑞士日內瓦按照1864年所訂《日內瓦紅十字會公約》補簽畫押，以政府名義加入國際紅十字協會作為會員國，取得了正式創辦紅十字的資格。雖然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紅十字協會直到1912年元月才被國際紅十字會正式承認，但國際紅十字的精神和價值觀念，在李、戈衝突40年後的1904年，已開始被民間和官方接受。在這幾十年中，中國逐漸拋棄、改變了好幾千年的傳統觀念，接受了一種全新的價值觀念。李、戈衝突固然是中西觀念衝突，但“地域性”的中、西衝突背後，其實是“時間性”的某些傳統觀念與現代觀念的衝突，是“特殊性”與“普適性”的衝突。 今日世界，無論情勢所迫有再多“殺俘”、“殺降”的理由，任何政權已不敢公開“殺俘”“殺降”，不敢公開為這種行為辯護。無論何國，只要“虐俘”消息傳出，更不必說“殺俘”、“殺降”，便會遭到舉世譴責，說明給戰俘人道待遇的價值觀念，已成“公例”，成為人所共認的普適價值。 近期圖文： 你看到了總統背後那個影響世界的美國嗎 從“往下笨”發展到“擋不住的淺薄” 希特勒私下承認：從馬克思那裡學到很多 站着豎着比一比，躺着橫着比一比 瘟疫是否能被用來避免全球化被折騰死 後浪與前浪：在同一條河流中洗腦 五四過後說五四：還有多少誤讀的片段？ 世紀鐘擺將借着病毒向左擺動重回專制？ 難道愛國主義不是一種美德嗎？ 民粹主義孕育強人，強人操弄民粹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