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活在一个每个人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回报的时代吗？活在一个奖赏善良的时代吗？活在一个真实压倒谎言的时代吗？还是活在一个谎言压倒真相的时代？活在一个有保障的时代，还是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还是今天遇到了一个超级有挑战的时代？”


　　老高按：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读到两篇文章，都不长，一篇是评述《后浪》体现出来的中国两代人未来的冲突，一篇是记载自己三个月内在中美台四次隔离的不同体会，文章本身写得都不算好，但都涉及一个比较的话题，就一起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吧。
　　老话有许多过时了，但也有许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就是这样一句历久常新的老话。在称赞什么或者贬斥什么的时候，运用一下“比较法”，往往能让我的头脑冷静下来，或者相反：让我的心情振奋起来。


　　《后浪》之争：一场有关中国未来的代际冲突

　　袁莉，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0年5月14日，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当一位著名的中年演员称赞年轻一代，仿佛中国的青少年和20多岁的年轻人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时，一场中国版“好了，老人家”（OK boomer）式的冲突开始了。
　　“那些抱怨一代不如一代的人，应该看看你们，就像我一样——我看着你们，满怀羡慕，”在中国一个视频网站的广告中，影视明星何冰用浑厚的嗓音说道。
　　伴随着年轻人潜水、跳伞、玩皮划艇、赛车、玩专业电竞以及到日本、法国、南极洲和其他遥远的地方旅行的画面，他说，中国的年轻人受益于教育、旅游和人类的知识财富。
　　“因为你们，”他说，“世界会更喜欢中国。”
　　这则在网络和国家电视台播放的广告立即在举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婴儿潮”一代的杰出人士表示，今天的年轻人受到太多洗脑、太民粹，太热衷于告发不听党的话的教授和其他公众人物。这些人还记得之前那个更为开放、包容的时代。
　　许多年轻一代看着广告里那个富裕、快乐的年轻人形象，并不认为那是自己。许多人认为，中国最繁荣的时期已经过去。老一辈已经拿走了所有的财富和权力，不过是在用奉承来拉拢年轻人而已。
　　“中国仍然有年轻人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制作该广告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的一名观众写道，这条评论获得了1.6万多个赞。“中国的年轻人该想自己是谁是何处境想要什么，不要轻易地被外部的声音裹挟着自己前进。”
　　过去一周在中国互联网上演的这场冲突，相当于一场有关世界另一个超级大国未来的辩论——特别是关于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和灵魂。这样的紧张局面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冠状病毒的爆发——以及中国政府淡化其最初失误的宣传攻势——使这些紧张感进一步凸显出来。
　　每个社会都有代际差异，但在中国，这种差异格外鲜明。
　　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婴儿潮一代，与二战后出生的美国婴儿潮一代一样幸运。在毛泽东执政近30年的政治动荡和经济管理不善之后，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工作机会充裕。住房便宜。虽然党依然牢牢控制着政治权力，但社会开始接受新的思想。我们可以使用谷歌（Google）和维基百科（Wikipedia），上《纽约时报》的网站。前途似乎是光明的。
　　如今的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对于在1990年后出生的中国人，或者中国的Z世代来说。近几个月来，由于举国应对冠状病毒，中国经济出现了自毛泽东时代以来的第一次萎缩。有人估计失业率为20％。与此同时，像他们在纽约和旧金山的同龄人一样，大城市的住房对Z世代的人来说遥不可及。
　　中国可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的亿万富翁比美国还多，但2019年的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334美元，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已走上了一条更加专制的道路，政府在社会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其他国家则对北京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中国官方媒体正试图转移年轻人对这些现实的注意力。哔哩哔哩视频传达的讯息，与中国政府向年轻一代传达的讯息是一致的：你们今天生活在中国是幸运的，你们应该压低批评的声音。尽管这是一家私营互联网公司的广告，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它的小报《环球时报》和其他许多官方媒体也都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段视频。
　　在网上，这段哔哩哔哩的广告——发布日期选在5月4日，一个政府认可的纪念爱国青年的日子——引起了轰动。它在哔哩哔哩自己的平台上排名第一，周浏览量超过2000万。在类似Twitter的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上，这段视频的浏览量达到了5000万次。拥有1.3亿用户的哔哩哔哩的股价在三天内上涨了11％。
　　但是一些年轻人不接受它。在哔哩哔哩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许多人写道，这段视频是给富人看的，不是给穷人看的。他们说，它还混淆了消费的自由和基于自由意志做出选择的自由。
　　“那个让我想起小时候大人给你戴高帽，夸上天，”西南城市成都的高三学生程新宇（音）在接受采访时说：“你这么乖，肯定不会吃这块糖。”
　　视频描述了她这一代人的选择自由吗？“看到那部分，我只是笑了笑，”程新宇说。
　　为强调贫富差距，一些人在哔哩哔哩的评论区引用了中国宪法的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许多年长者对年轻一代所受的推崇感到畏惧，因为在这一代人中，许多成员习惯了生活中的政治宣传，盲目地为政府辩护。
　　他们将在网上撰写有关武汉的日记、并要求追究责任的武汉作家方方打上卖国贼的标签。据报道，这些年轻战士至少举报了自己所在大学里两名支持方方的教授。
　　“95后表示绝对不跟方方之流，”《环球时报》关于哔哩哔哩视频的微博帖子里最受欢迎的评论说：“我们会打倒那种余孽的。”
　　他们有时使用软件绕过审查访问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在世界舞台上代表中国进行辩论。他们的好战令一些婴儿潮一代将他们比作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卫兵，嘲讽他们为“小粉红”。
　　婴儿潮一代的许多人觉得有必要发声。
　　“我就是那个天天说‘一代不如一代’的人，”记者苏庆逐句驳斥，“我不羡慕你们。”
　　苏庆嘲笑何冰的观点，即中国的年轻人可以获得世界上的所有知识以及做出选择的自由。
　　他写道：“恭喜你，有批判美国的权利，还有批判汉奸的自由。其它的都404了。”他指的是遭到审查的网页和网站显示的报错消息。
　　“因为你们的跨国出征，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这么激进的年轻人，”他写道。“过去，只有德国才出现过这种年轻人。”
　　曾经担任互联网高管、现在是播客主持人的李厚辰呼吁人们抵制哔哩哔哩，他说该视频是一笔“宣传的大生意”。
　　在一期情绪激动的播客中，他指责年轻一代人沉迷于消费主义，被当局当枪使，称他们已通过向当局举报异见者而成为该体系的“爪牙”。“当然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李厚辰说，有关部门曾谴责这些年轻人对电子游戏和动画的痴迷。“现在要靠年轻人来骂方方了，”他写道。“要靠年轻人在网上来控制主流舆论了，开始跪舔年轻人了。”
　　李厚辰认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面临巨大挑战的时代。
　　“我们活在一个每个人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回报的时代吗？我们活在一个奖赏善良的时代吗？我们活在一个真实压倒谎言的时代吗？还是活在一个谎言压倒真相的时代？”他还说，“我们活在一个有保障的时代，还是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还是今天遇到了一个超级有挑战的时代？”

　　袁莉为《纽约时报》撰写“新新世界”专栏，专注中国及亚洲科技、商业和政治交叉议题。


　　三个月、两大洲和四次隔离

　　Amy QIN（秦颖），纽约时报中文网2020年5月14日，翻译：Cindy Hao

　　在这次疫情出现之前，因为我的姓，朋友们戏称我“秦皇”。但最近，他们开始用另一个受尊敬程度稍低点儿的头衔来称呼我：隔离女王。
　　那是因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在太平洋两岸的四座城市里接受了四次隔离。
　　像许多人一样，我也用Zoom视频通话、追真人秀节目的方式打发时间。但我也在这段时间里赶上了几波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浪潮。我接受隔离的每座城市——圣迭哥、北京、洛杉矶和台北——为我们了解各政府应对疫情的不同方式提供了一扇窗口。
　　我们现在非常清楚地知道，有的政府比别的政府做得更成功。
所有这一切都始于今年1月底。当时我作为一名报道中国的驻华记者从北京赶往武汉，那里是疫情最早暴发的地方。那是武汉封城的第二周。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走访医院，采访那些虚弱得几乎说不出话的病人，近距离——也许我们不该与他们靠得那么近——倾听他们的声音。
　　每天晚上，我都接到在加州的父母打来的惊慌失措的电话，他们似乎总有一些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抵御病毒的新方法：别开空调！只吃熟食！别吃水果！
　　所以，当我登上美国国务院安排的最后一班从武汉撤侨的飞机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时，美国只有12例确诊病例。飞机在圣迭哥的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着陆后，我给家人发了一条短信：“真高兴我是美国人。”

　　第一次隔离：圣迭哥
　　我要感激的是，隔离期间食宿免费。戴着防护面罩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来查房，给我们测体温。每天都有一个新惊喜：海军乐队表演，女童子军饼干，还有颇为令人费解的保险套。我猜意思是“生命只有一次”(#YOLO)。
　　但已经有了灾难即将来临的迹象。没有戴口罩的要求。虽然我们被限制在基地的一个区域内，但我们仍被允许聚集在一起。在我们的每日例会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官员们打消了人们心中对病毒无症状传播的担忧。
　　在中国看到了人们疯狂抢购口罩的情景后，美国这种马虎的指导方针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我提醒自己，他们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专家。他们似乎很有信心。
　　回过头来看，这些是最早的危险信号。
　　尽管没有要求，我们中的许多人仍戴着口罩。无论如何，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基地的两名撤离人员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后。
　　这两周结束时，我们毕业了。大家摆了姿势拍照。我们把口罩像学位帽那样抛向空中。我们乘大巴去了圣迭哥机场，在那里，我们被一群记者团团围住。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病毒好像离我们很遥远。我摘下口罩，消失在人群中。

　　第二次隔离：北京
　　2月下旬，我飞回了北京。
　　那时，中国的疫情高峰已经过去。我在首尔转机，觉得那是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但就在我的航班起飞之前，疫情在韩国暴发了，韩国突然间成了病毒高发地区。
　　我很紧张。我在首尔停留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但中国官员以爱一刀切而闻名，尤其是在紧急时刻。
　　在北京降落后不久，我就到当地派出所进行了登记，所有的外国人都被要求这样做。果然，我在几小时内收到了一条短信。当地政府知道我在途中曾在首尔停留，要对我进行国家监管下的隔离，可能是在一个政府指定的场所。我不想那样做，试图说服他们我没有被病毒感染的危险。
　　与此同时，我在家里完成了第二次自我隔离。我只出过几次门，每次都是为了遛狗，而且总戴着口罩。
　　我从未得到官方的回复。
　　在我看来，这简单明了地概括了中国的疫情响应：尽管严厉，但有效，并非万无一失。

　　第三次隔离：洛杉矶
　　3月的一个清晨，我在北京醒来后，收到了一连串令人手忙脚乱的短信。中国政府驱逐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美国记者。
　　在大流行病期间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各国都在限制入境，每天都有国际航班被取消。最后，我离开了北京——我过去八年生活的地方，搭上几乎是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了加利福尼亚。
　　走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空荡荡的候机楼里，有种超现实的感觉。
　　2月份回加州的感觉曾像是逃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但那以后，新冠病毒已使美国逾24.4万人患病，超过5900人死亡。
　　美国对戴口罩的官方指导杂乱无章。病毒检测一塌糊涂。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呈上升趋势。尽管我在机场接受了体温检查，但有人忘了收回我填好的表格，上面有我在当地的联系方式和健康状况。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的。
　　一连十几天，我躲在加州威尼斯一处从爱彼迎（Airbnb）上租来的民宿里，进行第三次隔离。很难想像棕榈树和粉红色的九重葛林里会隐藏着病毒。但是，只要回想一下武汉发生的事情，就足以让我不出门。

　　第四次隔离：台北
　　4月中旬，我搬到了台湾的首府台北，这里是我报道中国的新基地。
　　几乎刚到这里，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台湾因成功应对病毒而受到赞扬。
　　在能离开机场之前，我经过了数道检查，每道都由身穿黄色马甲的台湾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把守。他们记录我的体温、健康状况和旅行史。他们给了我一个台湾的本地电话号码——而且必须当场证明能通过这个号码找到我。
　　我马上去了旅馆，有一名身穿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工作人员在旅馆门外接我。他迅速开始工作，对我的行李箱进行消毒。然后他按下电梯，说了声再见。他是我在两周时间里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房间很干净，但很小。我每天向酒店报告我的体温，并向台湾政府报告我的健康状况。每日三次，一名酒店员工把装有外卖食品的袋子挂在房门上安装的塑料钩子上。
　　整个过程即细致又高效。但实话说，尽管我可能是“隔离女王”，但这次我已有些气馁了。在隔离的最后一周，我挣扎着从床上起来。我渴望阳光。为了得到即时的安慰，我从鼎泰丰订了（三次）外卖。“不要对自己太苛刻，”我的未婚夫在FaceTime上不断对我说。
　　不过，我很幸运。台湾方面迅速采取行动，限制旅行，对来访者进行筛查，部署防护装备。这样做的结果是，尽管台湾与中国大陆很近，但截至周三，全岛只有440例确诊病例和7例死亡。这里的生活几乎没有中断过，虽然现在戴口罩和测体温已成为一种常态。
　　两周后，我终于能自由行动了。
　　我第一次在晚上出门去玩时，穿上了连衣裙，还化了妆。我穿过一个公园。我买了贵得离谱的洗手液——这是在与一个活生生的售货员交谈之后！我漫步在购物中心迷宫般的美食广场，对人们在一起欢笑吃饭的景象感叹不已。
　　这个景象真让人惊羡。它让人感到如此之正常。
　　只有一件事与以前不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我对每隔几周就收拾行装出差做报道已经习以为常。不过现在，我很高兴能这里待一段时间。

　　Amy Qin是《纽约时报》中国记者，负责报道文化、政治和社会的交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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