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活在一個每個人憑藉自己的努力獲得回報的時代嗎？活在一個獎賞善良的時代嗎？活在一個真實壓倒謊言的時代嗎？還是活在一個謊言壓倒真相的時代？活在一個有保障的時代，還是活在一個恐懼的時代？還是今天遇到了一個超級有挑戰的時代？”


　　老高按：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讀到兩篇文章，都不長，一篇是評述《後浪》體現出來的中國兩代人未來的衝突，一篇是記載自己三個月內在中美台四次隔離的不同體會，文章本身寫得都不算好，但都涉及一個比較的話題，就一起放在這裡供大家參考吧。
　　老話有許多過時了，但也有許多具有長久的生命力，“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就是這樣一句歷久常新的老話。在稱讚什麼或者貶斥什麼的時候，運用一下“比較法”，往往能讓我的頭腦冷靜下來，或者相反：讓我的心情振奮起來。


　　《後浪》之爭：一場有關中國未來的代際衝突

　　袁莉，紐約時報中文網 2020年5月14日，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當一位著名的中年演員稱讚年輕一代，仿佛中國的青少年和20多歲的年輕人是上天賜予的禮物時，一場中國版“好了，老人家”（OK boomer）式的衝突開始了。
　　“那些抱怨一代不如一代的人，應該看看你們，就像我一樣——我看着你們，滿懷羨慕，”在中國一個視頻網站的廣告中，影視明星何冰用渾厚的嗓音說道。
　　伴隨着年輕人潛水、跳傘、玩皮划艇、賽車、玩專業電競以及到日本、法國、南極洲和其他遙遠的地方旅行的畫面，他說，中國的年輕人受益於教育、旅遊和人類的知識財富。
　　“因為你們，”他說，“世界會更喜歡中國。”
　　這則在網絡和國家電視台播放的廣告立即在舉國上下引起強烈反響。中國“嬰兒潮”一代的傑出人士表示，今天的年輕人受到太多洗腦、太民粹，太熱衷於告發不聽黨的話的教授和其他公眾人物。這些人還記得之前那個更為開放、包容的時代。
　　許多年輕一代看着廣告裡那個富裕、快樂的年輕人形象，並不認為那是自己。許多人認為，中國最繁榮的時期已經過去。老一輩已經拿走了所有的財富和權力，不過是在用奉承來拉攏年輕人而已。
　　“中國仍然有年輕人沒有手機，沒有網絡，”製作該廣告的視頻網站“嗶哩嗶哩”上的一名觀眾寫道，這條評論獲得了1.6萬多個贊。“中國的年輕人該想自己是誰是何處境想要什麼，不要輕易地被外部的聲音裹挾着自己前進。”
　　過去一周在中國互聯網上演的這場衝突，相當於一場有關世界另一個超級大國未來的辯論——特別是關於中國年輕一代的思想和靈魂。這樣的緊張局面已經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冠狀病毒的爆發——以及中國政府淡化其最初失誤的宣傳攻勢——使這些緊張感進一步凸顯出來。
　　每個社會都有代際差異，但在中國，這種差異格外鮮明。
　　出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嬰兒潮一代，與二戰後出生的美國嬰兒潮一代一樣幸運。在毛澤東執政近30年的政治動盪和經濟管理不善之後，中國開始對外開放。工作機會充裕。住房便宜。雖然黨依然牢牢控制着政治權力，但社會開始接受新的思想。我們可以使用谷歌（Google）和維基百科（Wikipedia），上《紐約時報》的網站。前途似乎是光明的。
　　如今的中國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國家，特別是對於在1990年後出生的中國人，或者中國的Z世代來說。近幾個月來，由於舉國應對冠狀病毒，中國經濟出現了自毛澤東時代以來的第一次萎縮。有人估計失業率為20％。與此同時，像他們在紐約和舊金山的同齡人一樣，大城市的住房對Z世代的人來說遙不可及。
　　中國可能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的億萬富翁比美國還多，但2019年的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334美元，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已走上了一條更加專制的道路，政府在社會的幾乎每個方面都發揮着更大的作用。中國的互聯網基本上與世界其他地方隔絕。其他國家則對北京採取了更強硬的立場。
　　中國官方媒體正試圖轉移年輕人對這些現實的注意力。嗶哩嗶哩視頻傳達的訊息，與中國政府向年輕一代傳達的訊息是一致的：你們今天生活在中國是幸運的，你們應該壓低批評的聲音。儘管這是一家私營互聯網公司的廣告，中國共產黨的官方報紙《人民日報》、它的小報《環球時報》和其他許多官方媒體也都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這段視頻。
　　在網上，這段嗶哩嗶哩的廣告——發布日期選在5月4日，一個政府認可的紀念愛國青年的日子——引起了轟動。它在嗶哩嗶哩自己的平台上排名第一，周瀏覽量超過2000萬。在類似Twitter的社交媒體平台新浪微博上，這段視頻的瀏覽量達到了5000萬次。擁有1.3億用戶的嗶哩嗶哩的股價在三天內上漲了11％。
　　但是一些年輕人不接受它。在嗶哩嗶哩和其他社交媒體平台上，許多人寫道，這段視頻是給富人看的，不是給窮人看的。他們說，它還混淆了消費的自由和基於自由意志做出選擇的自由。
　　“那個讓我想起小時候大人給你戴高帽，夸上天，”西南城市成都的高三學生程新宇（音）在接受採訪時說：“你這麼乖，肯定不會吃這塊糖。”
　　視頻描述了她這一代人的選擇自由嗎？“看到那部分，我只是笑了笑，”程新宇說。
　　為強調貧富差距，一些人在嗶哩嗶哩的評論區引用了中國憲法的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許多年長者對年輕一代所受的推崇感到畏懼，因為在這一代人中，許多成員習慣了生活中的政治宣傳，盲目地為政府辯護。
　　他們將在網上撰寫有關武漢的日記、並要求追究責任的武漢作家方方打上賣國賊的標籤。據報道，這些年輕戰士至少舉報了自己所在大學裡兩名支持方方的教授。
　　“95後表示絕對不跟方方之流，”《環球時報》關於嗶哩嗶哩視頻的微博帖子裡最受歡迎的評論說：“我們會打倒那種餘孽的。”
　　他們有時使用軟件繞過審查訪問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在世界舞台上代表中國進行辯論。他們的好戰令一些嬰兒潮一代將他們比作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紅衛兵，嘲諷他們為“小粉紅”。
　　嬰兒潮一代的許多人覺得有必要發聲。
　　“我就是那個天天說‘一代不如一代’的人，”記者蘇慶逐句駁斥，“我不羨慕你們。”
　　蘇慶嘲笑何冰的觀點，即中國的年輕人可以獲得世界上的所有知識以及做出選擇的自由。
　　他寫道：“恭喜你，有批判美國的權利，還有批判漢奸的自由。其它的都404了。”他指的是遭到審查的網頁和網站顯示的報錯消息。
　　“因為你們的跨國出征，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有這麼激進的年輕人，”他寫道。“過去，只有德國才出現過這種年輕人。”
　　曾經擔任互聯網高管、現在是播客主持人的李厚辰呼籲人們抵制嗶哩嗶哩，他說該視頻是一筆“宣傳的大生意”。
　　在一期情緒激動的播客中，他指責年輕一代人沉迷於消費主義，被當局當槍使，稱他們已通過向當局舉報異見者而成為該體系的“爪牙”。“當然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李厚辰說，有關部門曾譴責這些年輕人對電子遊戲和動畫的痴迷。“現在要靠年輕人來罵方方了，”他寫道。“要靠年輕人在網上來控制主流輿論了，開始跪舔年輕人了。”
　　李厚辰認為，這是一個不確定的、面臨巨大挑戰的時代。
　　“我們活在一個每個人憑藉自己的努力獲得回報的時代嗎？我們活在一個獎賞善良的時代嗎？我們活在一個真實壓倒謊言的時代嗎？還是活在一個謊言壓倒真相的時代？”他還說，“我們活在一個有保障的時代，還是活在一個恐懼的時代？還是今天遇到了一個超級有挑戰的時代？”

　　袁莉為《紐約時報》撰寫“新新世界”專欄，專注中國及亞洲科技、商業和政治交叉議題。


　　三個月、兩大洲和四次隔離

　　Amy QIN（秦穎），紐約時報中文網2020年5月14日，翻譯：Cindy Hao

　　在這次疫情出現之前，因為我的姓，朋友們戲稱我“秦皇”。但最近，他們開始用另一個受尊敬程度稍低點兒的頭銜來稱呼我：隔離女王。
　　那是因為在過去的三個月裡，我在太平洋兩岸的四座城市裡接受了四次隔離。
　　像許多人一樣，我也用Zoom視頻通話、追真人秀節目的方式打發時間。但我也在這段時間裡趕上了幾波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浪潮。我接受隔離的每座城市——聖迭哥、北京、洛杉磯和台北——為我們了解各政府應對疫情的不同方式提供了一扇窗口。
　　我們現在非常清楚地知道，有的政府比別的政府做得更成功。
所有這一切都始於今年1月底。當時我作為一名報道中國的駐華記者從北京趕往武漢，那裡是疫情最早暴發的地方。那是武漢封城的第二周。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走訪醫院，採訪那些虛弱得幾乎說不出話的病人，近距離——也許我們不該與他們靠得那麼近——傾聽他們的聲音。
　　每天晚上，我都接到在加州的父母打來的驚慌失措的電話，他們似乎總有一些不知道從哪兒來的抵禦病毒的新方法：別開空調！只吃熟食！別吃水果！
　　所以，當我登上美國國務院安排的最後一班從武漢撤僑的飛機時，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那時，美國只有12例確診病例。飛機在聖迭哥的米拉馬海軍陸戰隊航空站着陸後，我給家人發了一條短信：“真高興我是美國人。”

　　第一次隔離：聖迭哥
　　我要感激的是，隔離期間食宿免費。戴着防護面罩的工作人員每天都來查房，給我們測體溫。每天都有一個新驚喜：海軍樂隊表演，女童子軍餅乾，還有頗為令人費解的保險套。我猜意思是“生命只有一次”(#YOLO)。
　　但已經有了災難即將來臨的跡象。沒有戴口罩的要求。雖然我們被限制在基地的一個區域內，但我們仍被允許聚集在一起。在我們的每日例會上，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官員們打消了人們心中對病毒無症狀傳播的擔憂。
　　在中國看到了人們瘋狂搶購口罩的情景後，美國這種馬虎的指導方針讓我覺得不可思議。但我提醒自己，他們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專家。他們似乎很有信心。
　　回過頭來看，這些是最早的危險信號。
　　儘管沒有要求，我們中的許多人仍戴着口罩。無論如何，我大部分時間都呆在自己的房間裡——尤其是在我們這個基地的兩名撤離人員被檢測出新冠病毒陽性後。
　　這兩周結束時，我們畢業了。大家擺了姿勢拍照。我們把口罩像學位帽那樣拋向空中。我們乘大巴去了聖迭哥機場，在那裡，我們被一群記者團團圍住。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病毒好像離我們很遙遠。我摘下口罩，消失在人群中。

　　第二次隔離：北京
　　2月下旬，我飛回了北京。
　　那時，中國的疫情高峰已經過去。我在首爾轉機，覺得那是一條相對安全的路線。但就在我的航班起飛之前，疫情在韓國暴發了，韓國突然間成了病毒高發地區。
　　我很緊張。我在首爾停留的時間不到兩個小時。但中國官員以愛一刀切而聞名，尤其是在緊急時刻。
　　在北京降落後不久，我就到當地派出所進行了登記，所有的外國人都被要求這樣做。果然，我在幾小時內收到了一條短信。當地政府知道我在途中曾在首爾停留，要對我進行國家監管下的隔離，可能是在一個政府指定的場所。我不想那樣做，試圖說服他們我沒有被病毒感染的危險。
　　與此同時，我在家裡完成了第二次自我隔離。我只出過幾次門，每次都是為了遛狗，而且總戴着口罩。
　　我從未得到官方的回覆。
　　在我看來，這簡單明了地概括了中國的疫情響應：儘管嚴厲，但有效，並非萬無一失。

　　第三次隔離：洛杉磯
　　3月的一個清晨，我在北京醒來後，收到了一連串令人手忙腳亂的短信。中國政府驅逐了包括我在內的一批美國記者。
　　在大流行病期間從一個國家搬到另一個國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各國都在限制入境，每天都有國際航班被取消。最後，我離開了北京——我過去八年生活的地方，搭上幾乎是最後一班飛機，回到了加利福尼亞。
　　走在洛杉磯國際機場空蕩蕩的候機樓里，有種超現實的感覺。
　　2月份回加州的感覺曾像是逃到了一個安全的避風港。但那以後，新冠病毒已使美國逾24.4萬人患病，超過5900人死亡。
　　美國對戴口罩的官方指導雜亂無章。病毒檢測一塌糊塗。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歧視呈上升趨勢。儘管我在機場接受了體溫檢查，但有人忘了收回我填好的表格，上面有我在當地的聯繫方式和健康狀況。我也是後來才意識到的。
　　一連十幾天，我躲在加州威尼斯一處從愛彼迎（Airbnb）上租來的民宿里，進行第三次隔離。很難想像棕櫚樹和粉紅色的九重葛林里會隱藏着病毒。但是，只要回想一下武漢發生的事情，就足以讓我不出門。

　　第四次隔離：台北
　　4月中旬，我搬到了台灣的首府台北，這裡是我報道中國的新基地。
　　幾乎剛到這裡，我就明白了為什麼台灣因成功應對病毒而受到讚揚。
　　在能離開機場之前，我經過了數道檢查，每道都由身穿黃色馬甲的台灣疾控中心工作人員把守。他們記錄我的體溫、健康狀況和旅行史。他們給了我一個台灣的本地電話號碼——而且必須當場證明能通過這個號碼找到我。
　　我馬上去了旅館，有一名身穿防護服、戴着口罩和護目鏡的工作人員在旅館門外接我。他迅速開始工作，對我的行李箱進行消毒。然後他按下電梯，說了聲再見。他是我在兩周時間裡見到的最後一個人。
　　房間很乾淨，但很小。我每天向酒店報告我的體溫，並向台灣政府報告我的健康狀況。每日三次，一名酒店員工把裝有外賣食品的袋子掛在房門上安裝的塑料鈎子上。
　　整個過程即細緻又高效。但實話說，儘管我可能是“隔離女王”，但這次我已有些氣餒了。在隔離的最後一周，我掙扎着從床上起來。我渴望陽光。為了得到即時的安慰，我從鼎泰豐訂了（三次）外賣。“不要對自己太苛刻，”我的未婚夫在FaceTime上不斷對我說。
　　不過，我很幸運。台灣方面迅速採取行動，限制旅行，對來訪者進行篩查，部署防護裝備。這樣做的結果是，儘管台灣與中國大陸很近，但截至周三，全島只有440例確診病例和7例死亡。這裡的生活幾乎沒有中斷過，雖然現在戴口罩和測體溫已成為一種常態。
　　兩周后，我終於能自由行動了。
　　我第一次在晚上出門去玩時，穿上了連衣裙，還化了妝。我穿過一個公園。我買了貴得離譜的洗手液——這是在與一個活生生的售貨員交談之後！我漫步在購物中心迷宮般的美食廣場，對人們在一起歡笑吃飯的景象感嘆不已。
　　這個景象真讓人驚羨。它讓人感到如此之正常。
　　只有一件事與以前不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我對每隔幾周就收拾行裝出差做報道已經習以為常。不過現在，我很高興能這裡待一段時間。

　　Amy Qin是《紐約時報》中國記者，負責報道文化、政治和社會的交叉議題。


　　近期圖文：

　　瘟疫是否能被用來避免全球化被折騰死　　
　　後浪與前浪：在同一條河流中洗腦　　
　　五四過後說五四：還有多少誤讀的片段？　　
　　從過去的災難里中發現一些基本的規則　　
　　討論中共領導人是否懼怕歷史，有意義嗎　　
　　人類最需要什麼樣的疫苗？　　
　　當說謊成為個人最優策略，受害的是社會　　
　　世紀鐘擺將借着病毒向左擺動重回專制？　　
　　難道愛國主義不是一種美德嗎？　　
　　中美兩極格局是否就是新的冷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