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與青年團本是雙胞胎，卻要轉成家長與子女的關係。青年團心理上很難扭轉。為什麼最後還是得服軟？一個重要原因，是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軟，都得聽金主安排。中共的上級是共產國際；而青年團的上級是共產國際麾下的青年共產國際


　相約建黨的元勛不參加一大，青年團首任書記脫離中共

　　《伐林追問》第21期 2019年11月15日首播

　　◆高伐林


　　胡錦濤時代落幕，習近平時代開鑼，加速淪為“黨棍培訓基地”的共青團，就像個小媳婦，動輒得咎，戰戰兢兢。習近平破天荒地在2015年舉行“中央黨的群團工作會議”，會上批評共青團處於“高位截癱”；中紀委通報2016年2月對共青團中央專項巡視整改情況中，嚴厲抨擊共青團幹部辦事不力、人心渙散，存在“四化”問題：“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這個批評不禁讓我想起文革中狠批共青團，說團中央“三胡一王”帶領青年走修正主義道路（“三胡”沒有胡錦濤的份，是胡耀邦、胡克實和胡啟立，“一王”是王偉），共青團蛻化變質成了“全民團、生產團、娛樂團”。

　　2015年7月，習近平在中央黨的群團工作會議上講話。

　　不僅如此。中國所謂的“群眾組織”都是御用工具，這地球人都知道。但是共青團是比較特別的，特別就特別在它有個“先進性”的招牌。工會沒有這個招牌，只要是個職工，不管先進還是落後，都可以成為工會會員；婦聯沒有這個招牌，只要是成年女性，都可以歸屬婦聯；還有僑聯等等都是這樣。但是共青團並非只要是青年，就可以入團的。必須本人申請，組織審查，確認你夠格當先進青年，才開團支部大會通過。
　　特別還特別在，儼然就是中共的嫡系長子。記得我大學畢業剛到團中央機關報到的第一天，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王建功給我們新職工訓話，就十分得意地說：“我們共青團是直通中南海的！我們直接聆聽中央領導同志的教誨，直接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其它哪個群眾組織能說這個話？
　　但是，習近平顯然不買這個帳。雖然到了五四，他會說些“重視青年”的官話套話，就像到了五一就討好職工，到了三八就強調一下半邊天作用一樣，這都是官樣文章過場戲，不必聽了熱血沸騰。實際上在他心目中，共青團不再具有什麼特殊性，就跟其它群眾組織等同看待。
　　共青團確實該批，墮落得不成樣子。但是要按習近平的批評，共青團只會墮落得更快。習近平現在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又是軍委主席，又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主任、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主任，他批別人怎麼批都可以，別人批他警察就要上門抓人。如果放開言路，真正實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原則，真正讓共青團的幹部、團員和青年敞開談談對習近平真實的感受試試！如果真有那一天，青年團才談得上可能起死回生。
　　我談到了歷史上，共青團其實與共產黨是一奶同胞，可以說是連體兒，或者說孿生兄弟，都是被共產國際催產接生並供應奶水。而且在不短的時間內，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從組織來講，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從個人來講，是一身二任，不分彼此。
　　黨團不分有麻煩，黨團分開之後也有麻煩。
　　1922年5月5日青年團開一大，過後就從黨組織中分離、自立門戶。1923年12月中共中央儼然以上級領導者身份，對青年團下指示，要求青年團“逐步成為純青年組織”；1924年又發出《關於團的青年化問題的通告》，這時就產生了兩個組織之間的關係問題。青年團的一大，並沒有明確是黨來領導團。所以出現了摩擦，主要是兩種情況：
　　第一，不滿意團成為黨的“預備學校”，要與黨劃清責任，分而治之。中共之所以扶持青年團，打的算盤就是：從中培養挑選黨員。早在建團前，陳獨秀就和張國燾商討過：“組織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中國共產黨的後備軍，或可說是共產主義的預備學校”。

　　第一任中國青年團書記施存統。

　　但青年團一些人卻不滿意作黨的預備學校。團的首任書記施存統就指出：“許多團員以為本團是中國共產黨的預備學校（所謂預科），未進共產黨的總希望‘升入’共產黨，已‘升入’共產黨的就把本團置諸腦後，仿佛升學的目的已達到了”。雖然他也說了這些想法是“謬誤思想”，但是他流露出的情緒，卻是不甘心當“預備學校校長”。這個態度受到鄧中夏的批評，但施存統以後發的文章仍對團“替共產黨搖旗吶喊”不以為然，提出“只宜取協助共產黨的態度，不宜把他當做我們的主要工作”；並要在實際活動中“與中國共產黨劃定工作的責任”。
　　第二，與黨對立。大概歐洲的青年團員們多吹了些歐風、多淋了些美雨，更有民主自由思想。旅歐團組織向國內大會反映，“許多青年團員公開地作出反對黨的首領或不滿意於黨的文字”，“黨的政治行動常常不能使全體團員了解而接受”。
　　為什麼會出現黨團關係不和諧呢？
　　原因之一，團對黨的從屬關係沒有明文確定，青年團一時難以適應對黨的心理轉換：從“孿生兄弟”身份轉換成“兒女對父母”的身份。而且，還是實力對比——團中央書記施存統有一個解釋很能說明問題：“本團擁有三四千團員，未經全國大會通過，驟然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政策須絕對服從中國共產黨，難保不發生意外的誤會和反動。”
　　這段說明很有弦外之音。“本團擁有三四千團員”，而1922年7月，中共二大時全國黨員才195人。力量對比鮮明。若決定“‘政策須絕對服從中國共產黨’，難保不發生意外和反動”——這話簡直都隱隱可聽出威脅之意了！
　　原因之二，黨是秘密組織，難免使人誤會懷疑，一些團員對秘密組織敬而遠之，施存統的一篇回憶文章也說：“從前中國共產黨（是比我們還秘密的黨）因特種的關係，不能向本團公開，以致本團有許多團員對本團的職員懷疑，以為本團的職員都是共產黨指派來的，職員的背後有共產黨在那裡操縱，甚至於說本團是中國共產黨的機械。……使本團許多很好的團員也懷疑本團，或竟因此退出本團”。

　　團的機關刊物《先驅》半月刊創刊號。

　　黨團不和這種狀況引起關注。1923年8月20日，青年團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把黨團關系列為一項重要議題，在會議的第五天，全體代表討論了團與黨的關係，最後確定組織上獨立，政策上完全服從C.P.（中共），也就是說，對黨表示臣服，承認你是我的領導。
　　為什麼共青團服軟了？一個重要原因，是國際說了算。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軟，承認是國際的支部，就得聽總部的。中共的總部，是共產國際；中國青年團的上級，是青年共產國際。共產國際是青年共產國際的上級，當然中共就是青年團的上級了。這是不容爭辯也不容討論的。
　　這說的都是前朝往事老黃曆了，現在的共青團，還有向黨叫板的底氣和資本嗎？

　　說了半天施存統，這位共青團的首任書記，是怎樣一個人呢？上面我轉述了他的一些話，可以看出他很有些獨立思想。施存統的出生年份，權威工具書上有的說是1898，有的說是1899——反正是個“90後”。他與俞秀松是浙江省立第一師範的同窗。一師的校長經亨頤是浙江教育界領袖、新派校長，廣納賢才，先後聘用了不少進步教師。經亨頤的女婿比他更有名，他叫廖承志。

　　浙江省立第一師範也曾是革命先驅們的搖籃。

　　1920年5月，陳獨秀發起組織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施存統和俞秀松，還有其他幾個人李漢俊、陳望道、戴季陶一起成為研究會會員——戴季陶這個名字大家熟悉吧，後來說他是國民黨元老，但我一查，也是個“90後”！他是1891年出生的。比施存統大七八歲。當過孫中山的秘書，當過國民黨中宣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後來堅決反共的戴季陶，曾經為在中國普及馬克思主義立下汗馬功勞。

　　戴季陶還有一個重要身份：蔣介石的結拜弟兄，1913年他逃亡日本時，與蔣介石同租一室。要形容怎樣成為兩肋插刀的鐵哥們，不是有這幾句話嘛：一起扛過槍，一起同過窗，一起留過洋，一起嫖過娼……戴季陶與蔣介石就有共同的女友，跟戴季陶生了個兒子，後來就過繼給蔣介石了，就是蔣緯國。
　　這時，共產國際遠東局派維經斯基等人來華煽動建黨，在他們的指導和督促下，陳獨秀以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基礎，加快建黨步伐。6月，施存統和俞秀松、李漢俊等人參加了陳獨秀召集的籌備會議。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還起草了黨的綱領共10條。會後，圍繞着是叫“社會黨”還是“共產黨”，陳獨秀徵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叫“共產黨”，陳獨秀就一錘定音了。這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施存統是中國最早的5名黨員之一，資格比毛澤東、周恩來要老多了！
　　1920年夏天，施存統與俞秀松等人一起建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之後，在戴季陶的幫助下東渡日本留學。第二年，也就是1921年，中共要開一大，上海共產黨成員李達、李漢俊來信，要求旅日共產黨組織派代表參加。當時旅日共產黨組織只有施存統和周佛海兩個人，施存統是負責人，按說應該他出席一大，但他考慮到周佛海已多年沒有回國，便放棄了這次機會，失去了成為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機會，而讓後來被視作漢奸的周佛海參加創黨，給中共一大抹了黑。
　　說也奇怪，這些共產主義者竟然都不太重視一大！傳言“相約建黨”的“北李南陳”李大釗陳獨秀，就都沒參加。上海的李達、李漢俊給他們都發了信，要求每一個地方的小組派兩名代表來上海開會。陳獨秀那時在廣州政府擔任教育委員長兼廣東大學預科校長。為什麼陳獨秀不回上海開會？一大代表包惠僧回憶說:“陳說他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陳獨秀並不認為一大多麼重要，起碼不比籌款更重要；不僅如此，他把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另一位主角———書記譚平山也拖住，要他留在廣州協助他籌款。於是就只派了陳公博一人去參加了代表大會。陳公博後來在歷史上的標籤，也是一位“漢奸”。
　　李大釗為什麼沒參加一大呢？羅章龍當時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骨幹成員。他回憶說: “守常先生（李大釗）那時正忙於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也就是維權、討薪水）, 我正往返長辛店、南口之間，忙於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
　　劉仁靜回憶：“我們在北京西城為考大學的青年辦一個文化補習學校，我們就在這個學校開了一個選舉（一大）代表的會。……我依稀記得, 那天李大釗沒有出席。當時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開會，但並沒有誰想到是去出席一個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也沒有誰想爭當這個代表。……我記得會上沒有選李大釗。”
　　劉仁靜還回憶：“首先大家一致選張國燾當代表。在選第二個代表時, 曾經提出過鄧中夏和羅章龍，然而他們十分謙讓，以工作忙分不開身為由謝辭，這樣最後才確定我當代表。”“選代表的那次會是認真的，氣氛也是好的，缺點在於我們沒有預見到一大的歷史意義，因而使得這莫大光榮不適當地落到了我的頭上。”
　　陳獨秀和李大釗對各自的本職工作是真敬業！絕對置於革命之上，一個要給大學籌款，一個要給教師討薪，寧可不去參與“建黨偉業”！中共的大片《建黨偉業》真實地反映了這些嗎？
　　再說回1921年12月。施存統與一些日共黨員被日本當局逮捕。在警視廳外事科接受審訊時，施存統很乾脆地說：“原來我是無政府主義者，現在則是共產主義者，即屬於馬克思派。”1922年1月施存統被驅逐回國，四個月後他在團的一大上當選為青年團第一任書記。
　　他只幹了一年。1923年8月，團的二大在南京召開，選出7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施存統也被選為執行委員。但他的神經衰弱已十分嚴重，於是在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分工時，他極力推辭一切職務，最終辭職被接受，開完大會後施存統就離開團中央，到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任教，講授《社會運動史》、《社會思想史》等課程。1924年10月，社會學系主任瞿秋白被當局通緝，離開學校，施存統繼任社會學系主任一職。
　　1927年中國政局大動盪，國民黨與共產黨反目成仇，相繼發生“四一二”政變、“七一五”分共，八一南昌暴動、9月秋收暴動。施存統認為共產黨已前途無望，他決定脫離共產黨。1927年8月30日，他撰寫的《悲痛的自白》刊登在《中央日報》副刊上，公開聲明退出共產黨。當時公開宣布脫黨退黨的人很多，但是施存統不同於一般黨員，他是創黨者、建團者、黨團領袖之一，中共當時許多領導人對施存統公開退黨，既張口結舌又咬牙切齒，認為許多黨員團員對中共“拜拜”，是受到施存統的帶動。
　　施存統組織上退黨很利索，思想上退黨很糾結。1928年初，施存統與許德珩、李達等12人組成一個“本社”，是“不忘馬克思主義之本”之意。其綱領是：反帝反封建反資產階級；走第三條道路向非資本主義前途發展；既反對國民黨屠殺政策，也反對共產黨的暴動。“本社”還創辦了《革命評論》、《現代中國》等一堆刊物，試圖走一條中間道路。施存統是陳公博主持的《革命評論》雜誌的班底之一，與陳公博相約：不能罵共產黨，只能幫共產黨。他沒想到不久陳公博就罵了共產黨，弄得他很尷尬。
　　想走中間道路的人，總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他教書，搞出版，做演講，因為批評蔣介石“不抵抗主義”被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列入對五大進步教授的通緝令。幸虧有學生報信，他逃脫了，一度流亡日本。但在丟了飯碗、生活最艱難的日子，他也不肯投靠國民黨當參議員。
　　我在閱讀中國現代史時，除了建黨建團那一段之外，很少見到“施存統”這個名字；倒是有個“施復亮”時常出現。原來他就是施存統，因為愛上了一位叫鍾復光的姑娘，改了名：你叫復光，我就叫復亮。

　　施存統和妻子鍾復光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

　　1945年8月，毛澤東帶着周恩來赴重慶談判，接見了重慶一些民主人士，包括施復亮。施復亮很受鼓舞，不久即和黃炎培、章乃器等人發起籌備成立民主建國會，擔任常務理事兼言論出版組主任。1946年2月10日，重慶各界在校場口舉行慶祝政協會議成功大會。施復亮作為民建代表參加大會。國民黨特務衝進會場大打出手，施復亮、李公朴等許多民主人士被打傷，在當時轟動一時

　　毛澤東簽署中央人民政府給施復亮（施存統）的任命通知書。

　　但是共產黨對施復亮這樣的脫黨者，雖然看在還有些微利用價值的份上，給予一定的禮遇，終究不會信任，只是放在統戰對象名單上，給些閒職而已。中共建政後給他安排了勞動部副部長，但1954年他就因病辭職了——這時他才五十五六歲。文革中，險乎受到衝擊，被周恩來保了下來。
　　他的兒子值得一提：施光南是中國相當有名氣的作曲家，被文化部授予“人民音樂家”的稱號。與國際音樂界同行比較，英年早逝的施光南產量並不高，但有幾首歌傳唱一時，像《祝酒歌》《吐魯番的葡萄熟了》、《打起手鼓唱起歌》等，尤其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這首歌，讓一位山東姑娘一夜成名。她在1981年的青歌賽上演唱這首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1984年在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再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歌曲紅了，歌手紅了。兩年多之後，她嫁給了習近平。

　　彭麗媛（前中）成為最年輕的全國青聯委員，與王兆國（彭身後戴眼鏡者）和《在希望的田野上》作曲者施光南（王身後戴眼鏡者）等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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