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中國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秘密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威脅袁說日本“有意援助中華革命黨總理孫中山”。3月14日，孫中山向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表示贊成二十一條，說“無可非議，這是以日中親善和東洋和平為目的”“不勝歡喜”


　　日本帝國主義與孫中山聯手逼袁世凱簽“二十一條”

　　《伐林追問》第69期，2020年3月9日首播

　　◆高伐林


　　《伐林追問》節目幾個月前倉促上馬，沒有什麼周密的計劃，可以說是“腳踩西瓜皮，滑到那裡算哪裡”。前一段講袁世凱的罪狀，介紹了他在歷史上犯下的最大一條罪過——稱帝，有哪些因素我們過去沒有注意，或者更準確地說，被國共兩朝當政者有意地扭曲和掩蓋。隨後有朋友說，袁世凱那個“次大”罪過，也應該講講，那就是簽訂二十一條。本來沒有打算講“二十一條”，因為許多不實之詞已經被眾多學者接力澄清，過去流傳最廣、被人視作“鐵案”的“袁世凱簽訂喪權賣國的二十一條”這個說法已經被基本推翻，就沒必要再講了吧。但朋友還是說：二十一條這塊大礁石，你不能繞過去啊。我想了一下，那就講講在袁世凱焦頭爛額地對日本人軟磨硬抗的時候，他的最大政敵在幹什麼吧。這個問題，要從“二次革命”講起。

　　中日就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反覆談判，最後簽訂《民四條約》時雙方代表合影。

　　“二次革命”發生在中華民國正式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13年。之所以叫“二次革命”，是因為有“一次革命”——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發動的反對袁世凱的武裝鬥爭。孫中山自認為是繼續完成辛亥革命的目標，一次革命的果實落到了袁世凱手中，等於失敗了，所以要發動二次革命。

　　孫中山

　　二次革命的發生有兩個契機，一個是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在上海遇刺，兩天后身亡；另一個是“大借款”，袁世凱向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國五國銀行團借到2500萬英鎊。
　　宋教仁遇刺案發生之後，當時輿論紛紛猜測誰是幕後主謀，不少人將矛頭指向袁世凱。時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裁的孫中山，立即中斷在日本的訪問，返回中國，在上海召集開會，主張以武力討伐袁世凱。但國民黨內意見不一，黃興等部分領導人傾向在不破壞臨時約法的前提之下以法律方法抗爭。

　　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遇刺，使中國的憲政轉型過程發生巨大的逆轉。

　　4月26日，袁世凱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約，借款總額為2500萬英鎊，此次借款指定用途為償還到期的庚子賠款和各種外債，另外也用於政府遣散各省多餘軍隊，抵充政府行政運轉費用。此次借款用中國鹽稅、海關稅及直隸、山東、河南、江蘇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稅項為擔保。
　　國民黨聲稱善後大借款是袁世凱喪權辱國，是為消滅南方同盟會力量做準備，是嚴重違憲行為。但有文章指出孫中山在1912年8月曾公開聲明贊成借款。那次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抵京共商國是，也切磋借債問題，孫中山說：目下財政極端困難，勢不能不借外債，以濟眉急（燃眉之急），唯不可借多——借多了政府就大手大腳了。

　　1912年（民國元年）6月30日，中國同盟會上海支部召開夏季常務會。

　　孫中山和黃興的意見分歧導致二次革命遲遲不能發動。但南北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在急劇升溫，李烈鈞於1913年7月12日宣布江西獨立，起兵討袁，拉開“二次革命”戰幕。7月15日，黃興趕到南京響應。隨後安徽、上海、廣東、福建、湖南和四川等地也相繼宣布獨立。但是討袁軍倉促上陣，缺乏戰略計劃和統一指揮，缺乏戰略協同，孤軍奮戰，多數國民黨議員都還在北京留戀議席。北洋軍擊潰革命勢力。宣布獨立的各省在戰爭失利的情況下，先後撤銷獨立。二次革命不到兩個月，9月宣告失敗。
　　與一次革命相比，剛剛建國才一年多就發動二次革命，得不到大眾支持，大部分精英也認為二次革命是擾亂社會秩序、破壞民國，不以為然。當代許多學者稱孫中山不顧廣泛民意和黨內黃興等人遵循法律解決的意見，發動所謂“二次革命”，使剛剛具有公開、合法性的政黨政治隨着暴力革命而毀於一旦，使中國這艘巨輪就此決定性地轉向了錯誤航道。一錯一百年。

　　孫中山被尊為“革命先行者”，畫像一直供奉在天安門廣場。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領導二次革命的孫中山又一次流亡日本，重建秘密會黨——中華革命黨，準備發動新的革命——就是“三次革命”。這就要說到“二十一條”了。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鄧文初寫過一本書，《民族主義之旗——革命與中國現代政治的興起》，2013年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整理了不少孫中山與日本的鮮為人知的交易。鄧文初教授說得非常直接，非常嚴重——我們有些觀眾聽了可能感到難以接受。他說：“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嚴重侵犯中國的國家主權。……從某種意義上講，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革命黨聯手向袁世凱、向中國提出的滅亡袁世凱、滅亡中國的要求。”
　　鄧文初教授做出這一論斷，是建立在大量史實的基礎上的。藉助日本，不僅是在二次革命時就已經提出的方案，從革命者一貫的行為模式看，日本也始終是革命者的理想基地，是培養、醞釀革命的溫床。二次革命時，孫中山制定了“聯日”“速戰”的主張，但“速戰”結果是速敗，聯日便成為唯一的出路。

　　陳其美。孫中山稱讚他是“革命首功之臣”。

　　大家可能熟悉陳其美這個名字。有人說，辛亥革命前後他與黃興是孫中山的左膀右臂，暗殺過多人，宋教仁遇刺，有一種說法就是陳其美策劃的，後來陳其美自己也是遭暗殺身亡。“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赫赫有名，陳就是指陳其美的兩個侄子，陳果夫及陳立夫，都是國民黨大員，主管黨務，被稱為CC系。陳其美是蔣介石拜把子的義兄，他把蔣引薦給孫中山，孫中山高度讚揚陳其美是“革命首功之臣”。陳其美在二次革命眼看要慘敗之際，制定了“三次革命”構想。在他給楊以鈞的信中，提出設想：吾輩抱定宗旨，百折不回，組織大批志士前往日本長崎，聯合日人，籌款買槍，以台灣為根基跳板，從福建、浙江進行。後來，革命黨基本是按照陳其美這一設想行動。

　　日本黑龍會創始人頭山滿，是孫中山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

　　1913年8月5日，二次革命戰火未滅，孫中山與胡漢民見大勢已去，來到日本殖民地台灣，台灣總督府接待很隆重，但日本外相牧野指示台灣總督：鑑於國內外形勢，不宜讓孫中山等來日本，要勸誘孫等改赴他處。但孫中山還是去了日本，經日本民間人士多方活動，他住下來，籌備三次革命。黃興也來到日本。中國革命就這樣強行投入日本的影響之下，成為日本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袁世凱向日本提出過驅逐他們，但日本認為驅逐並非上策，提出的應對策略是保護、利用和監視。孫中山與日本各財團、日本民間人士、浪人組織以及軍部、參謀本部人士進行廣泛聯絡接觸。

　　王芸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和日本》。

　　孫中山跟日本此時及此後制定對華政策有什麼關係？尤其是跟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有什麼關係？民國時期著名報人、政論家王芸生在抗日戰爭之前編寫《六十年來中國和日本》中，曾說日本人以中國的革命黨為“袖中虎”，袖子中的老虎，以對付袁世凱。王芸生嚴正指責革命黨依靠日本、勾結日本給中國造成的危害。不過，在日本侵華戰略中，革命黨儘管客觀上造成了國家利益和主權的損失，但主觀上革命黨人是否知道日本的意圖，是否自覺參與日本對華侵略？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傻，還是壞？有必要重新清理。
　　我們先講講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之前革命黨在日本的活動，看看革命黨是否主動請求日本介入中國內政。1914年5月11日，孫中山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寫了一封很重要的信件，希望日本政府援助革命黨倒袁。

　　日本首相大隈重信。

　　要日本幫你倒袁，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他提出給日本的交換條件主要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孫中山說，這等於讓你日本獨占貿易上的利益啊。你日本率先承認撤銷領事裁判權，中國就允許日本人到中國內地雜居。中國恢復關稅自主權，就與日本訂立關稅同盟，日本商品銷入中國一律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也免稅。這樣中國的物產日益開發，日本的工商業日益擴張。

　　孫中山寫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親筆信（第一頁）

　　孫中山寫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親筆信（最後一頁）

　　在信中，孫中山說，你們日本現在國內發展空間已到盡頭了，沒有迴旋餘地，而中國地大物博，尚未開發，如果日本幫助中國革命成功，那就像英國對印度，無需派兵駐守開銷巨大，就得到中國的大市場，加倍獲利，你們日本就一躍而與英國一樣成為“世界之首雄者也”。
　　這封信對日本制定對華政策產生過什麼影響，難以確切判斷。有人認為，孫中山所為，“不但使日本當局看不起民黨，事實上也助長了日本當局的對華野心，使之有可能集中對付袁世凱政權”。對這封信的真實性持懷疑態度的人也不否認，“這封密函，對於大隈內閣後來對袁二十一條交涉上有極大的幫助。大隈不但不援助革命黨，反而將中山先生的反袁計劃向袁世凱泄露，以向袁討價還價，企圖促使二十一條要求的實現。”
　　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天激戰，占領全部的德國租借地膠州灣。自此青島開始了日本的殖民統治。而日本擁有更大的野心，提出構建“大青島市”的理想，強行將原來的租界擴大至2000多平方公里。這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鋪墊性步驟。
　　革命黨人不僅清楚日本的青島戰略，而且將之列入了自己的三次革命整體計劃之中，並與日本軍部達成過“默契”，在侵占青島過程中雙方互相配合，共同行動。
　　據日本警察破獲的革命黨計劃顯示，三次革命準備通過三個階段發動，第一階段是發動“土匪起義式的小動亂”；第二階段是利用袁世凱政府的財政困難，策劃士兵譁變；第三階段就是“打算在膠州灣陷落時期最終舉旗革命”。從乙秘第1925號檔案《有關中國革命運動之計劃》可以看出，利用日本侵占青島之機發起革命，是計劃的第三階段。顯然不是某一個人的決策，而是革命黨制定的整體方略。中國駐日本公使館破獲的文件也能證實這一計劃書的存在。革命黨人第三次起事的進行計劃中說，用膠濟鐵路輸送軍火，日兵撤去肩章，變換衣服，混入華人革命黨，一起挑事。以擾亂為目的，若遇商家，不妨焚掠（防火搶劫），擾亂所至之地，日本仗義執言，進兵保護，代為平亂。
　　高秘特第2787號檔案中記載的當時革命黨重要骨幹柏文蔚談話，是另一個重要證據，證明革命黨曾積極參與日本軍部的侵占青島計劃，並希望與日本協同進行，但日本政府拒絕革命黨的要求。即使如此，革命黨還是提出以國家利權作為條件，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默許。柏文蔚的談話我這裡就不念了。

　　革命黨人戴季陶主動向日本人獻策。

　　日本外務省秘密檔案《中國革命黨問題》乙秘第2255號文件表明，革命黨與日本軍部曾就日軍占領青島一事達成過默契：日本陸軍部曾要求在占領青島之前，革命軍暫時不舉事，等待日本進入後再由革命党進入。但青島陷落之快卻出乎意外，致使革命黨措手不及。為此，革命黨人戴季陶發表談話，一方面指責日本軍部沒能給革命黨機會，另一方面卻希望日本政府能充分利用革命黨，作為長期占據青島的合法理由，他這番話比較通俗，我就念一下：
　　依我個人之見，在青島陷落之今日，不能不想到中國政府必然要向日本要求其撤走駐在山東省之軍隊，而此種要求的背後，想必有德、美兩國暗中支持。日本政府若不接受此種要求，則必然要招致美國的公開抗議。如此這樣，將使日本極為痛苦地撤走在山東省的大部分軍隊。因此，日本政府必然要在其他方面尋找駐兵的藉口。在這種情況下，將不得不提出利用我等革命黨的策略。此事正是我等所希望的，相信也是得以達到革命目的之時機也。
　　1914年，黃興寫信給一個叫宮崎滔天的人，這個日本人支持孫中山的事業，在孫中山眼裡，他肯定算一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黃興談到日本占領青島表示：“歐洲戰亂，擾及亞東，貴邦仗義興師，得收青島。”他問，日本得青島後，我們革命黨得到便利“不知能實踐否？”請宮崎幫忙探聽。

　　革命元勛黃興。他寫信給宮崎滔天說：“貴邦仗義興師，得收青島。”

　　革命黨與日本在青島問題上協同作戰計劃，儘管在日本占青島時沒兌現，但當袁世凱政府正式要求日本撤軍之後，日本軍部正如革命黨所料，要利用革命黨這個棋子了。
　　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之前，孫中山早在1914年底就已經得到了詳細內容，但他對這一問題保持沉默。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中國公使日置益從日本返回中國，繞過外交部長陸徵祥，找了個藉口，請求與袁世凱直接密談，向袁世凱本人直接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他還提出一個要求：絕對保密。
　　2月3日，孫中山對外聲稱：關於現在報紙上所登日中交涉問題，我不知其具體內容，但見報紙各種報道，則這次日本政府之態度，我認為是確保東洋之和平、謀求日中兩國之親善的妥當措施。

　　日本駐中華民國公使日置益，因逼迫中國簽訂“二十一條”而惡名昭彰。

　　就在孫中山這次談話的第二天，2月4日，正當袁世凱不得不採取多種手段，包括以拖延戰術應付日本，並向新聞媒體、西方列強透露消息，期望得到列強幹預與國際輿論聲援之際，孫中山、陳其美與兩位孫中山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簽訂了與二十一條內容大致相同的《中日盟約》。這兩人，一個是日本三井公司有名的實業家犬塚信太郎，一個是山田純三郎，他的哥哥山田良政，在1900年10月跟從孫中山參加三洲田起義時犧牲。這份《中日盟約》成為日本對付袁世凱的王牌。日本政府威脅袁世凱說：“日本政府有意援助中華革命黨總理孫中山，孫中山已在東京提出了為此的代價條件。”
　　3月份中日繼續交涉中，袁世凱政府要求日本撤銷二十一條中最兇惡的第5號，並縮減其他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國增兵，壓迫袁世凱接受。孫中山卻聲援日本政府的侵略行為。3月14日，孫中山向二十一條的制定者、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表示贊成二十一條。他說：“無可非議，這是以日中親善和東洋和平為目的的”，“不勝歡喜”。
　　孫中山隨即向小池張造提出《中日盟約》草案，從這時起，孫中山從尋求與日本民間人士的結盟，走向與日本政府官方的結盟。孫中山已經介入了二十一條交涉，說得直率一點，是主動地進入了日本對華侵略大業。
　　《中日盟約》問題，是個非同小可的問題，也非常複雜。這一期節目中我只是簡述，下一期《伐林追問》節目專門來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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