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目前左右严重撕裂的政治环境下，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川普的支持者说，美国法律保障程序正义，每个人都有起诉的权利；川普的反对者则认为，这种高成本的法律战本身就是一种对新闻自由的打击，无论法律程序如何，其目的和效果都值得高度警惕


　　老高按：三个月前，我曾推荐英国资深媒体人魏城的文章《特朗普试图摧毁美国的“第四权力”》。虽然我出门旅游在外多日，不少地方网络信号相当不稳定，但竟然读到了魏城在其公众号发表的新作《特朗普天价起诉《纽约时报》，能否胜诉？》，深感他抓这个话题抓得好，既具有媒体人的敏锐，又具有学术人的严谨。特此再转载于此，与各位分享。


　　特朗普天价起诉《纽约时报》，能否胜诉？

　　魏城，魏城看天下 2025年9月16日

　　法庭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5日对《纽约时报》和该报的四名记者、以及出版商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提起了诉讼，索赔至少150亿美元，理由是诽谤和损害名誉。
　　据报道，特朗普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的。
　　特朗普对《纽约时报》的诉讼，提到了该报的一系列报道和评论，其中包括一篇在2024年总统大选前发表的社论，这篇社论称他不适合担任总统。
　　特朗普对企鹅兰登书屋的诉讼，则涉及这家出版商2024年出版的一本书，书名为《幸运的失败者：唐纳德·特朗普如何挥霍其父的财富并创造了成功的假象》（Lucky Loser: How Donald Trump Squandered His Father’s Fortune and Created the Illusion of Success）。
　　特朗普在美国时间9月15日提交给佛罗里达州这家法院的诉状中写道：“被告恶意出版了这本书和这些文章，明知这些出版物中充满了对特朗普总统的令人厌恶的扭曲和捏造。”
　　尽管特朗普在同一份诉状中同时起诉了《纽约时报》、该报的四名记者以及企鹅兰登书屋，但《纽约时报》和企鹅兰登书屋是两家完全独立的公司，《纽约时报》由纽约时报公司（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拥有和运营，这是一家上市公司，但其股票的控制权主要由奥克斯-苏兹伯格家族（Ochs-Sulzberger family）通过特殊股权结构掌握，企鹅兰登书屋则是一家大型图书出版公司，由德国的媒体巨头贝塔斯曼（Bertelsmann）全资拥有。

　　特朗普在担任总统的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内多次起诉媒体，包括自由派媒体和保守派媒体。根据公开报道和法律文件，特朗普起诉过的媒体或相关实体包括：
　　《纽约时报》：特朗普不仅在第二任期提起了150亿美元的诉讼，此前也曾因这家自由派报纸关于他财务状况的报道起诉过该报，但该案被驳回，法院还要求他支付对方的律师费。
　　《华尔街日报》：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因这家保守派媒体关于他与杰弗里·爱泼斯坦关系的报道，对该报及其所有者、著名右派传媒大亨默多克提起了索赔金额至少100亿美元的诉讼。
　　CBS：特朗普曾起诉CBS的母公司派拉蒙全球公司（Paramount Global），指控其新闻节目《60分钟》对采访前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片段进行了恶意剪辑。该案已和解，派拉蒙同意向特朗普的总统图书馆支付1600万美元。
　　ABC新闻：特朗普曾起诉ABC新闻及其主持人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该案最终以和解告终，ABC新闻同意支付1500万美元。
　　《得梅因纪事报》（The Des Moines Register）：特朗普曾起诉该报及其民意调查机构，因为其一份民调预测他将输掉2024年总统大选在爱荷华州的关键投票。

　　美国历史上确实有过卸任总统起诉媒体的例子，但极为罕见；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在任总统成功起诉媒体的例子。
　　1913年，西奥多·罗斯福曾经在卸任总统后起诉过一家小报，指控这家小报报道他酗酒。他赢得了诉讼，但最终只获得了6美分的象征性赔偿。
　　另外一些美国总统，如约翰·亚当斯曾通过《煽动叛乱法案》将记者监禁，理查德·尼克松则有他的“敌人名单”，但他们通常没有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从历史角度来看，特朗普无疑是起诉媒体最多、索赔金额最高的在任美国总统，此前几乎没有总统（无论在任还是卸任）像他这样频繁且大规模地利用民事诉讼来攻击媒体报道。

　　那么，特朗普以天价索赔的方式起诉媒体，算不算打压新闻自由呢？
　　在美国目前左右严重撕裂的政治环境下，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特朗普的支持者说，美国法律保障程序正义，每个人都有起诉的权利。特朗普的反对者则认为，这种高成本的法律战本身就是一种对新闻自由的打击，无论法律程序如何，其目的和效果都值得高度警惕。
　　值得指出的是，特朗普提起讼诉时，并不考虑被告媒体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倾向，而是针对无论任何色彩的媒体对他的批评，例如，他既起诉自由派媒体《纽约时报》，又起诉曾经给过他大力支持的右派媒体大亨默多克旗下的保守派媒体《华尔街日报》。
　　一些相对独立的媒体专家认为，特朗普对媒体进行的天价法律战，主观上是为了窒息批评他的媒体，客观上也达到了震慑被告媒体和其他尚未批评过他的媒体的效果，可以视为对新闻自由的压制。
　　确实，天价诉讼对新闻自由的负面影响是极为巨大的。
　　首先是“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当媒体面临数额巨大的潜在赔偿时，即使最终可能胜诉，漫长且昂贵的法律诉讼过程本身就可能造成巨大的财务负担。这会促使媒体，特别是规模较小的独立媒体，为了规避风险而选择自我审查，减少或放弃对有争议性或可能引发诉讼的报道，尤其是那些涉及政府或权势人物的监督性报道。
　　其次是财务破产风险：即使对那些“不差钱”的大型媒体，索赔额高达百亿美元的诉讼，也有可能让其面临破产风险，这迫使这些媒体在报道时更加谨慎，甚至可能放弃对政府的批评。
　　最后是法律武器化：这类天价诉讼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寻求真相或弥补实际损失，而是作为一种惩罚和恐吓的工具，目的是耗尽媒体的资源，并向其他媒体传递一个信息——批评的代价是巨大的。法律界把此类以天价诉讼压制公共参与或舆论批评的做法称为SLAPP（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美国很多州已经有反SLAPP法，目的是阻止滥用诉讼压制言论。

　　至于特朗普天价索赔起诉《纽约时报》能不能成功，在前特朗普时代、甚至特朗普1.0时代，可能很难成功，但在特朗普2.0时代，情况却很复杂，很难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特朗普2.0时代之前，美国法院似乎可以轻易援引另一个涉及《纽约时报》的判例，判决特朗普败诉。
　　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个民权运动团体的广告，批评地方政府官员使用暴力手段和非法途径压制民权运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县警监沙利文在一个州法院提出了诽谤诉讼。沙利文称，该广告关于蒙哥马利县警察局行为的陈述是失实的、诽谤性的。初审法庭做出了有利于沙利文的判决，要求《纽约时报》赔偿沙利文50万美元，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支持初审法院的这一判决，全然不顾《纽约时报》的这期报纸在蒙哥马利县只发行了35份的事实。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投票结果一致推翻了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决，并指出：此案诽谤成立的前提是沙利文能表明《纽约时报》在刊登这则广告时明知该内容失实，且对事实真相漠视，即对沙利文有”实际恶意”。
　　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意义深远，它确立了“实际恶意”原则，即诽谤案件的原告必须证明，所诉的被告媒体明知报道是假的，或者罔顾报道真伪。由于原告承担了极重的举证责任，而且证明一个人的内心活动较为困难，所以，此类案件极少会胜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原告是公众人物或公职人员，要在诽谤案中胜诉，必须证明被告在发表有关言论时知道该陈述是假的，或对真相持“鲁莽漠视”（reckless disregard）态度。换句话说，单纯写错事实或有疏忽并不足够，必须证明媒体当时带有“实际恶意”。
　　特朗普这次起诉《纽约时报》，是否能满足“实际恶意”要件，是否会被驳回，或在庭外和解，目前仍未可知。
　　美国佛罗里达在州法中确实有反SLAPP条款，但特朗普这次起诉《纽约时报》，是在佛罗里达的一家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的，联邦法院会自动适用佛罗里达州的反SLAPP吗？情况很复杂，因为美国在联邦层面还没有全国统一的反SLAPP法，联邦法庭对是否在联邦案件中适用州反SLAPP法存在分歧。
　　《纽约时报》很可能会在早期提出基于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驳回动议，并且会考虑引用佛罗里达州的反SLAPP法，以求快速驳回特朗普的诉讼和索赔；但联邦法院是否接受佛罗里达州的反SLAPP法并不确定，因为司法辖区与法官的适用倾向决定性很强。即使这家联邦法院最终允许适用佛罗里达州的反SLAPP法，诉讼本身已经造成了时间与费用成本，这就是所谓的“寒蝉效应”。大额索赔还可能促成庭外和解，即使《纽约时报》在法律上未必有任何过错。换言之，法律保护（如前述的沙利文判例、反SLAPP法等）的存在并不能完全消除诉讼对媒体的实际压力。

　　还有人认为，如果特朗普在初审法院完全败诉，他可以上诉，如果他上诉失败，他还可以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鉴于特朗普在最高法院提名了几个大法官，使最高法院明显偏向保守派，又鉴于最高法院最近做出了许多支持特朗普的判决，最高法院可能会在这宗特朗普诉《纽约时报》的案件中不当偏袒特朗普。
　　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诽谤案进入最高法院的门槛很高。大部分诽谤诉讼会在地区法院或巡回上诉法院就被驳回（因原告无法证明“实际恶意”），最高法院一般不会接收所有上诉，而是只在有“重大联邦法律问题”或“需要统一法律解释”的情况下才会受理。
　　如果特朗普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那么，案子要么会被拒绝受理（certiorari denied），要么只会聚焦于某个法律原则，例如是否应当推翻或修改《纽约时报》v.沙利文判例确立的“实际恶意”原则。
　　特朗普任命了三位保守派的大法官（戈萨奇、卡瓦诺、巴雷特），从而使最高法院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稳固的六比三的保守派多数（6–3），这确实意味着在涉及行政权力、宗教自由、部分选举争议等议题上，保守派阵营常常占上风，但在涉及新闻自由和第一修正案的案件上，分裂并不总是“意识形态划线”，例如，在《纽约时报》v.沙利文判例之后的几十年里，自由派和保守派法官都曾共同支持过强化新闻自由的判例。
　　当然，保守派大法官中确实有人长期批评《纽约时报》v.沙利文判例“过度保护媒体”，比如托马斯大法官、戈萨奇大法官都曾写过意见，暗示愿意“重新考虑”。这意味着如果特朗普这次诉《纽约时报》案真正上诉到最高法院，它可能被作为挑战沙利文判例的契机。
　　然而，由于特朗普本人是当事人，而他提名的法官又坐在台上，如果法院最终作出对他明显有利、甚至推翻沙利文判例的判决，公众观感会极强烈地倾向于“这是偏袒”，哪怕法官是出于长期的宪法理念。
　　但特朗普2.0时代让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最近多起涉及特朗普的案件走到最高法院，最初人们都认为特朗普会败诉，出乎预料，最后，最高法院却做出了有利于特朗普的判决。

　　（作者曾在英国多家知名媒体担任资深记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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