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中，美國選擇“自由”——民主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選擇自由——作為與敵方蘇聯和紅色集團的核心區別。極權主義者一旦失去對信息的控制，也就失去了對人民的控制。“是書籍在這場戰鬥中取得了勝利。我們應該為書籍建一座紀念碑。”


　　老高按：《1984》又被禁了。這次封禁它的，不是習近平和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而是美國愛荷華州共和黨州長金·雷諾茲。2023年5月，他簽署了《州參議院第496號法案》，封禁包括《1984》《動物莊園》在內的一批圖書。
　　21世紀過了四分之一歲月，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這部反烏托邦小說的厄運並未畫下最終的句號。
　　《1984》英文原版於1949年6月8日出版，後來不脛而走，曾被列入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讀者票選第6位；編輯小組第13位），還在1956年、1984年兩度改編成電影。但是，出版之後馬上就被共產國家“老大哥”蘇聯的官方喉舌《真理報》和其他官媒斥為反共作品，連帶作者本人更被罵作“蛆蟲”“章魚”“鬣狗”和“豬玀”。可想而知，1949年變天的中國，人們也是與之無緣的。其實中文譯本在50年代初就在台灣出版了，王鼎鈞回憶，中國廣播公司還曾經播出過，但威權統治者國民黨黨部並不喜歡這部小說——太容易讓讀者“對號入座”！
　　《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披露了冷戰中CIA的圖書計劃，通過地下渠道將包括《1984》在內的書籍運送到鐵幕那一邊的紅色國家。不知道是否也向中國送過？
　　我還記得，我曾怎樣苦苦地到處搜尋這本書。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一個叫作《國外作品選譯》的粗糙灰皮刊物上讀到它。該刊編者一本正經、煞有介事的消毒文字說，作者奧威爾是“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這本小說的性質，是“以當時蘇聯社會作為他設想未來社會的版本，把一些與他資產階級個人自由主義格格不入的現象誇大醜化”，“由於符合當時冷戰的需要，一時成了反共經典著作”云云。
　　但是這一期刊物上，只有第一部分。篇末的“未完待續”四個字，驅動着我去找該刊的下一期，但一直沒有找到。聽說內部出版了單行本，也踏破鐵鞋無覓處。來到海外才知道，那個版本，是由著名的翻譯家董樂山，在時任新華社副社長陳適五的支持下翻譯成中文的，分三期刊登在《國外作品選譯》上。1985年，花山出版社將之列入“反烏托邦三部曲”，內部發行，只有局級官員才有資格購買。據劉紹銘先生透露，董譯第一個發行版僅印了區區420冊！
　　王小波在多年後寫下初讀《1984》時的感受：“這是一個終身難忘的經歷……對我來說，它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是歷史了。不管怎麼說，烏托邦和歷史還有一點區別。前者未曾發生，後者我們已經身歷。前者和實際相比只是形似，後者則不斷重演，萬變不離其宗。喬治·奧威爾的噩夢在我們這裡成為真……”

　　《1984》現在在中國已經有了幾十種版本，書中眾多金句被許多人掛在嘴邊——
　　戰爭即和平，無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
　　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掌控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掌控了過去。
　　老大哥在看着你！
　　古代各種文明都說自己是建築在博愛和正義之上的；我們的文明則建築在仇恨上。
　　他們不到覺悟的時候，就不會造反；他們不造反，就不會覺悟。
　　如果說思想會腐蝕語言的話，那麼語言也會腐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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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仍然讓一些人害怕。風水輪流轉，如今，竟是美國人在封禁它了！自2021年以來，美國筆會已錄得近16,000起禁書事件（因內容而撤回書籍或限制獲取），僅2023-24學年就有10046次。但是另一方面，《1984》在美國圖書發行排行榜和借閱排行榜上一路飆升。
　　不朽的喬治·奧威爾！不朽的《1984》！

　　《1984》沒有變，但美國變了

　　作者：Charlie English，中譯：杜然、晉其角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25年7月29日


　　我在華沙大學社會科學系的圖書室尋獲了一本喬治·奧威爾的《1984》，在這個瀰漫着塵埃與故紙氣息的文學寶庫里書架林立，有些地方只能側身穿行。幾個月來，我一直在尋找這個特別版本，在我看來，這本書在贏得冷戰的過程中發揮了雖小卻意義非凡的作用。
　　1989年東方集團崩塌的原因紛繁複雜，最常被提及的是東方的經濟停滯與阿富汗戰爭。不過，文學同樣功不可沒：中央情報局曾長期開展秘密行動，將數百萬冊書籍偷運過鐵幕，以突破共產黨的審查。
　　雖然很難量化該項目的確切影響，但這段歷史對當下極具啟示意義，尤其是冷戰期間中情局送去東歐的《1984》等書，如今在美國各地的許多保守團體看來，卻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
　　奧威爾的小說《1984》於1949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它描繪了集權國家大洋國這個反烏托邦世界。小說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在一個名為真理部的龐大政府部門工作。真理部這個名字實為絕妙反諷：它的職責不是捍衛真理，而是摧毀真理，它篡改歷史以迎合黨及其領袖——老大哥的當下需求，正如書中的口號所言，“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掌控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掌控了過去。”
　　在現實生活的蘇維埃制度下，每個國家都有與真理部對應的機構，它們效仿的是蘇聯模板。在蘇聯之外最大的東歐國家波蘭，負責審查和宣傳的機構是“出版與公共表演監督總局”，它占據了華沙市中心一個街區的大部分。
　　從藝術到廣告，從電視到舞台劇，總局滲透到波蘭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的電視台、廣播電台、電影製片廠和出版社都有其雇員駐守。波蘭的每台打字機都必須註冊，每台複印機的使用都受到嚴格限制，甚至購買一令紙都需要許可證。不符合審查規則的書籍盡數化為紙漿。
　　結果就是頭腦遭到禁錮，諾貝爾獎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稱之為“話語暴政”(logocracy)，即一個話語體系被操縱以適應政權宣傳需求的社會。在話語暴政下，華約組織被認為保護波蘭免受“修正主義”德國新納粹分子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攻擊，儘管最大的帝國主義威脅其實來自東方。
　　麻煩人物、敏感事實及令人尷尬的新聞調查皆從公共領域清除。例如，充滿爭議的俄波關係史和卡廷慘案均成禁忌，甚至不能提及波蘭存在酗酒問題。人們生活在一個奧威爾式“雙重思想”的世界中，在家關着門的時候相信某些事情是真的，出門卻奉行黨所欽定的另一套“事實”。
　　1945年出版諷刺俄國革命的小說《動物莊園》後，奧威爾在蘇聯就成為了“不存在的人”(nonperson)。在那裡，其名見諸文字即招致危險，在《1984》出版後，它在東方集團遭全語種封禁。但在被偷偷送過鐵幕後，這部小說迸發驚人的力量。米沃什寫道，這本書“很難弄到，持有它是危險的”，但從未踏足東歐的奧威爾令民眾着迷，因為“他對他們所熟悉的細節有着深刻的洞察”。
　　一些讀過這本禁書的東歐讀者曾經懷疑，但很少有人確切知道：這些書以及數以百萬計其他未經審查的文本能送到他們手中，並非完全偶然，而是美國情報機構長期運作的“中情局圖書計劃”的一部分。大部分時間，該計劃的總部都在曼哈頓中城公園南大街475號一棟不起眼的辦公樓里。在那裡，一小隊中情局雇員組織了1000萬冊書籍和期刊向東方集團的滲透行動，通過各種能想到的方式運送：裝有秘密隔層的卡車，穿越風暴肆虐的波羅的海的遊艇，郵件，或是塞進無數東歐旅行者的行李——他們之前都會去拜訪中情局在西方的分發點。
　　中情局的計劃在整個東方集團展開，為每個國家——從匈牙利到龐大的蘇聯本身——配備專門的編輯。但在波蘭，這些書最受歡迎——部分因為華沙政權比其他東歐國家更偏向自由派，部分因為波蘭從沙皇時代就有地下文學的悠久傳統。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波蘭的地下印刷機還會大量重印禁書，這些印刷機往往是由中情局計劃的關聯人員購買並偷運進來的，從而進一步擴大了這些文學作品的影響力。
　　《1984》的首個波蘭語譯本1953年在法國出版，由波蘭流亡者耶日·吉德羅伊茨推出，他是中情局代號“QRBERETTA”的特工。我在華沙大學找到的正是這個版本。1957年，這本書和其他幾本禁書被交給一位獲准前往巴黎的波蘭藝術評論家，由他偷運回國。在東方集團內部，接下來的三十年裡，這本書一直履行着它的出版使命：悄悄從內部瓦解蘇聯共產主義。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波蘭充斥着未經審查的出版物——有些是偷運進來的，很多是地下印刷的。共產黨的審查制度開始崩潰，而一旦失去對信息的控制，波蘭政權也就失去了對人民的控制。1989年6月，共產黨被迫舉行半自由選舉，反對運動“團結工會”獲勝。波蘭之後，類似的情形洪水般接踵而至：一年後，所有東歐的共產黨政權都被民選政府取代。

　　21世紀20年代中期，《1984》再次被限制——這次是被美國與特朗普結盟的保守派政界人士。2023年5月，艾奧瓦州（Iowa）共和黨州長金·雷諾茲簽署了《參議院第496號法案》，宣稱該法案能“讓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中掌控主導權”。事實上，該法案迫使艾奧瓦州的學校從圖書館移除數以千計文化保守派不認可的書。
　　《參議院第496號法案》（目前正面臨法律訴訟）主要禁止包含LGBTQ+角色、女權主義等進步主題或由有色人種撰寫的書籍。但該法案也波及了幾位諷刺極權主義的作者——他們的作品曾被中情局圖書計劃送往東方，包括奧爾德斯·赫胥黎、庫爾特·馮內古特，而奧威爾的《1984》和《動物莊園》也在禁書名單上。
　　《參議院第496號法案》只是美國日益壯大的審查機制中的一環。自2021年以來，美國筆會已錄得近16,000起禁書事件（因內容而撤回書籍或限制獲取），僅2023-24學年就有10046次。審查行動主要由共和黨州議員和“父母權利”團體推動。佛羅里達州居首，該學年錄得4561次禁書，包括一本《1984》的漫畫改編版——通過新州法和父母施壓的雙重方式實現。緊隨其後的是艾奧瓦州（3671次）、得克薩斯州（538次）、威斯康星州（408次）、弗吉尼亞州（121次）和肯塔基州（100次）。
　　審查不止於地方層面。今年，特朗普簽署三項旨在打擊“覺醒主義”的行政命令後，國防部教育機構從其學校系統中移除並審查了500多本書，其中包括據一份報告所稱，中情局曾送往東方集團的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聯邦資助機構還編制了一份包含350多個禁用詞彙和短語的清單，其中包括“women”（女人）、“diversity”（多元）和“ethnicity”（族裔）。
　　冷戰中，美國選擇“自由”——民主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選擇自由——作為與敵方蘇聯的核心區別。“二戰”結束後，兩黨總統都以“自由世界”領導者的身份自居。羅納德·里根是冷戰“自由”議程的倡導者，並在任內監督中央情報局文學計劃的推進，1982年，他在英國議會演講時提及“自由與民主的前進”將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丟進歷史的垃圾堆”。中情局圖書計劃負責人喬治·明登曾將自己的行動描述為“一場自由、誠實思想的攻勢”，這並非巧合。
　　特朗普、萬斯、德桑蒂斯及其同道們一邊宣揚第一修正案的美德，一邊拆除對抗虛假信息的護欄，還試圖壓制他們反對的政治觀點。禁書並非他們的唯一手段：他們還阻撓獨立記者獲取信息、恐嚇新聞機構、切斷他們認為對“讓美國再次偉大”議程懷有敵意的媒體的資金，包括國家公共廣播電台、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
　　中情局圖書計劃的歷史給那些試圖禁止書籍的人提供了兩點值得深思的啟示。其一，審查——無論來自共產黨、法西斯還是民主政府——往往會刺激對目標作品的需求（這一點，再加上特朗普的奧威爾式策略，或許能解釋為何近年來《1984》在圖書排行榜上一路飆升）。
　　其二，極權主義者輸掉了冷戰，思想自由贏得了勝利。作品曾得到中情局推廣（他本人可能並不知情）的波蘭前異見人士亞當·米奇尼克說：“是書籍在這場戰鬥中取得了勝利。我們應該為書籍建一座紀念碑。”

　　本文作者Charlie English是《The CIA Book Club》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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