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美國空軍首席軍士長邁克爾·布里登（Michael Breeden）曾在特種作戰部隊擔任戰鬥控制員服役29年。退役後，他撰寫有關主權、文化和制度問責的評論。今天8月1日上午，布里登先生在《華盛頓觀察家報》發文就‘免費獲得一切的“權利”’發表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你享有免費獲得一切的“權利”，意味着必須有人被槍指着頭”：

物質和能量不會服從政治宣言。必須有人去砍伐木材、建造房屋、種植糧食、運送用水。如果一個人被宣布擁有獲得這些東西的權利，卻無需自己生產或進行交換，那麼就必須強迫另一個人為其提供這些東西。不存在第三種選擇。

縱觀整個人類歷史，沒有人擁有獲得食物或住所的權利。只要父母足夠關心自己的子女，在子女能夠自給自足之前，為他們提供這些，是父母應盡的責任。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也不會因此產生他人必須承擔這一責任的義務。

幾個世紀以來，在這個問題上唯一真正具有權威性的表述，更加古老，也更加明確：“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

後來，究竟是哪一種受人尊敬的權威推翻了這一原則，並通過法令宣布人們擁有依靠命令獲得生存的權利，卻沒有說明食物和住所究竟將如何實際出現？現有住房究竟依據什麼重新分配？政治裙帶關係？官僚偏好？還是按所謂受害等級排序？這一切始終都是在赤裸裸武力威脅之下完成的。

帶有偏見的媒體通過取消思想上的嚴謹性，讓愚蠢的觀念得以滋長，只要這些觀念符合他們偏好的敘事即可。但當國家主義者掌權之後，媒體就會變成國家財產。他們為什麼不去追問這些界限究竟劃在哪裡？究竟是誰會被掠奪？誰有權進行分配？依據是什麼？生產者又享有哪些權利？政府規模越大，經濟增長就越緩慢。

我們那些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媒體帝國的編輯委員會都在哪裡？他們真的希望自己的財富和勞動成果也被沒收嗎？

“五月花號”抵達時，食物和住所並不會神奇地自動出現。在下一艘船到來之前，大約一半的清教徒會眾已經死亡。東印度公司則是一個獲得國家授權、專門攫取財富的壟斷集團。美國開國先賢最終認為，為英格蘭那些不通過自願交換維持生活、卻自認理應獲得供養的人承擔代價，成本實在太高了。電影《搶錢大作戰》中的拉里·利奎代特（Larry the Liquidator）說得最好：“你可以改變規則，但你不能改變遊戲本身。”共產黨人一直都在那裡，躲在灌木叢中等待時機。好消息是，當他們掌權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槍斃所有律師。如果共產黨人在這裡掌權，我預計他們首先槍斃的將是侵權訴訟律師。你上一次有哪一天沒有看到或聽到侵權訴訟律師的廣告是什麼時候？除了我們的政府之外，這是美國攫取財富最嚴重的行業。它對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構成一種稅負。它是按照唯一一個標準——“誰口袋最深”——把財富從多數人重新分配給少數人。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參議員表示，只要掌握了權力槓桿，他們就能夠做到那些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們自己會變得富有，但因為他們是更好的人，所以這沒有問題。這聽起來簡直完美：無窮無盡的假期，沒有任何責任，每個人都能得到一棟房子、食物、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一間雙車位車庫，並且可以在凱迪拉克運動型多用途汽車和斯巴魯傲虎之間任選一輛，再貼上一張“共存”的保險槓貼紙。

如果你能夠解釋這一切在科學上究竟是如何實現的，我願意加入。

《平價醫療法案》立法時，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眾議員曾說：“我們必須先通過法案，才能知道裡面寫了什麼。”媒體對此照單全收，就像一群飢餓的孩子一樣照單全收，並像一隻患了狂犬病的吉娃娃犬一樣為它辯護。

“奧巴馬醫保”通過各種規章制度和報告要求，迫使許多醫生提前退休。健康維護組織（民主黨的主要捐助者）賺取了數十億美元，隨後卻又成為同一批左翼人士的暗殺目標。為了填補醫生短缺，我們不得不從國外引進醫生。整個制度用了十四年的徵稅收入來支付原本僅覆蓋十年預算預測的支出，而成本卻一路飆升。服務變得更差，真正承擔工作的醫生和護士反而吃了虧。

一個容忍蠢人的社會，最終只會滋生出更多、更愚蠢的蠢人。而當桑德斯如願以償，當他們沒收你的房子並把它交給別人時，他們至少會不會禮貌一點，掛上一塊“本房屋系偷來的”紀念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