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美國與世界一樣，共產主義沉渣泛起。“民主社會主義者沒有從他們祖輩故鄉的歷史中吸取慘痛教訓”，傳統基金會邊境安全與移民中心高級研究員西蒙·漢金森（Simon Hankinson）昨日8月1日上午在《美國保守派》雜誌嚴正指出。請讀他的評論：“引進社會主義者，就會迎來社會主義”： 作為一名熱愛美國、並且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都致力於在海外推進美國利益與價值觀的移民，沒有什麼比看到其他移民試圖推翻我們這個獨一無二、成功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並在美國建立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制度，更讓我憤慨的了。 在地方政治層面，有紐約市市長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在全國政治層面，我們很快又將迎來一整批進入國會的新面孔。最新的例子來自“蘇維埃共和國”科羅拉多州，出生於埃塞俄比亞的梅拉特·基羅斯（Melat Kiros）在民主黨初選中擊敗了黛安娜·德蓋特（Diana DeGette）。德蓋特自1997年以來一直代表丹佛地區。這是一個深藍州中的深藍選區，因此基羅斯幾乎註定將在11月獲勝。 美國學校未能教授美國歷史，更不用說世界歷史了。在最近一次全國測試中，僅有13%的八年級學生達到或超過熟練水平。這意味着，他們幾乎沒有學到共產主義在現實實踐中的真實結果。（以柬埔寨為例，那就是20世紀70年代共產主義政權大清洗期間數百萬人被槍殺的“殺戮戰場”，與此同時，他們還摧毀了國家的經濟和農業。）一個又一個國家的經驗表明，社會主義摧毀了經濟，遏制了增長，壓制了創新，而統治者卻過着奢華生活。 由於教育不足，當今這一代民主社會主義者不僅缺乏知識，也太年輕，沒有親身經歷過祖輩故鄉的社會主義，而他們的父母似乎也沒有教導他們這些歷史。 馬姆達尼的父母本可以告訴他，印度從1947年獨立開始一直持續到約20年前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什麼樣子。在這種“許可證統治”制度下，政府控制着誰生產什麼，以及產品售價多少。因此，當我於1991年前往印度時，你只能買到兩種“威士忌”，品牌分別叫“大使”和“外交官”。兩種酒都同樣難喝。經濟停滯不前，數百萬人失業或就業不足。 1991年，街上幾乎只有一種汽車——印度斯坦“大使”牌轎車。20世紀50年代，政府從一家已經倒閉的英國汽車製造商那裡買下了莫里斯·牛津車型，並在此後的約40年裡一直生產同一款汽車。直到20世紀90年代，政府才允許競爭者與日本汽車製造商鈴木合作，開始生產“馬魯蒂”汽車（取名自印度教風神）。 如今，隨着印度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開放經濟，你可以買到世界主要品牌以及本土品牌汽車。街道依然擁堵，但已經擠滿了各種國產和進口汽車。你甚至可以買到可以入口的進口烈酒品牌。雖然經濟仍然無法為每年新增的畢業生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但與“許可證統治”時代相比，情況已經好得多。 相比印度，基羅斯的祖國埃塞俄比亞提供了一個更加鮮明的警示。1974年，一批軍官推翻了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他們建立了一個名為“德爾格”的馬克思主義政府，實施了災難性的統治，並導致1984年至1985年的大饑荒，造成數百萬人死亡（也讓《四海一家》那首歌不斷迴響在人們耳邊）。1991年“德爾格”政權被推翻後，情況有所改善，但國家仍由一個名為“革命民主陣線”的社會主義政權統治。直到2020年之後，在專注於經濟改革的埃塞俄比亞繁榮黨執政下，埃塞俄比亞經濟才真正開始騰飛。 在西非，小國幾內亞比紹很快便認識到，革命口號遠比有效管理經濟容易得多。1974年脫離葡萄牙獨立後，馬克思主義獨裁者路易斯·卡布拉爾（Luis Cabral）將各產業收歸國有，並實施中央計劃經濟。不出所料，經濟增長陷入停滯，國家經濟長期萎靡不振。即便卡布拉爾下台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幾內亞比紹的人均收入仍僅為200美元，位居世界最低水平之一。政府最終於1987年實施市場改革。如今，該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較為可觀的1,449美元，並保持4.9%的增長率。 馬姆達尼所倡導的“集體主義的溫暖”，包括計劃在整個紐約市建立由政府經營的雜貨店。儘管全市已經擁有眾多大型零售商和家庭經營商店，這些新的政府經營雜貨店仍將在租金及其他成本方面獲得大量補貼，因此將擁有競爭優勢。辛勤經營的小雜貨店業主對此憤怒不已。 出生於烏干達的馬姆達尼，或許受到了鄰國坦桑尼亞的啟發。20世紀60至70年代，坦桑尼亞領導人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發動了一場名為“烏賈馬”的集體化運動，大規模遷移了數百萬農民，並將他們勞動成果（字面意義上的成果）實行集體化，以追求平等主義農業理想。最終帶來的“平等”，卻是全國1,500萬人口共同面對糧食短缺的平等。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通貨膨脹率攀升至30%，人民生活水平顯著下降。直到給全國人民造成嚴重破壞之後，坦桑尼亞領導人才悄然放棄集體化，轉而推行市場導向改革。 馬姆達尼那位持左翼立場的教授父親和電影導演母親，與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以及數百萬其他印度人一樣，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印度殖民移民。20世紀70年代初，他們被獨裁者伊迪·阿明（Idi Amin）驅逐出烏干達，但後來又返回，佐赫蘭於1991年出生在坎帕拉。 當馬姆達尼一家最終離開非洲時，他們沒有前往祖籍印度，也沒有前往英國，而是來到美國。如今，他們的兒子佐赫蘭卻要告訴美國人——這個世界歷史上最成功經濟體的建設者和繼承者——應該如何治理自己的國家和首屈一指的城市，這真是極具諷刺意味。幾年之後，我們不妨看看紐約人是否喜歡這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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