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東晉衣冠南渡，中原雅音南播，中國文化的重心由山陝地區轉向吳越。西晉八王之亂之後，西晉迅速滅亡，中國進入五胡亂華時期，北方被五胡操縱，東晉偏安南方，對中原文明的傳承和發揚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說，正是東晉保守了中原文明。 東晉在短短的一百年間，將中原文明的詩書禮樂之種移植在這一片青山綠水之間並盛開了絢麗的花，從此，桑園美池絲竹的詩畫江南成了是一個充滿文化魅力的詞。

    東晉繁榮的文化和與之同時存在的北方五胡十六國的文化沙漠形成鮮明的對比，入居中原的五胡戰事連連，除了血腥殺戮，更以落後的經濟文化取代中原文明，百年間幾乎沒有出現一個像樣的文人，所以，如果沒有東晉，中原文明遭到毀滅性打擊將比元清早近千年。

    東晉遷徙而來的北方士族，如山東琅琊王氏和陳郡謝氏，都是代表先進的中原士族大家，帶有澄清天下的高遠之志，他們以長江為天線，以建康為國都，開創了中國歷史長河中非常具有特色的六朝文明（之前的東吳，東晉，之後的南朝：宋，齊，梁，陳）。東晉期間，士族大家和司馬王族並列管理天下，形成中國自秦以來皇族勢力最為低下、皇族與士族大家相制衡相輔佐的一種“王與馬，共天下”特殊政治格局。司馬很大程度的依仗士族，他們和士族更多的是好友關係（如司馬睿和王導），並非是君臣關係，而以王導謝安為主的士族大家，雖然權高位重，卻勛德濟世，他們遵循着一種很特別的道德規範，一方面肩負重任，為朝廷清理河山，將中原成熟的禮法典章重立在江南這片土地上。他們革新政治，訪賢舉能，“式商容之閭”，以禮興教。他們為政不專不貪，卻敢於擔當，大難不懼，大吉不喜，有雷陣不驚的氣派。另一方面，他們偏雅老莊哲學，講究逸風雅德，他們文化修養很高，既潛興復之志，又倡導詩書禮樂的雅趣，深邃的思想道義、高貴的精神境界、與切實自身價值並行不悖，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以品行和修養教化眾人，“言為士則，行為士范”，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最精緻的最具有貴族風範的士大夫文化，並以此形成一系列特殊的文化奇觀。

    自東漢末年以及魏晉以來，因皇權式微，士大夫階層的地位逐漸提高，東晉時達到鼎盛。東晉士族作為中國歷史上具有真實意義的貴族階層，對國君、大臣以及國民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他們主張，即便是王侯之子，也應該和國人之子一樣，先掌握了大道，然後才能算得上高貴。他們認為，古時，卿大夫獻給國王的賢能之書，國王要拜謝而受之。（可以想象我們古代，國王會給賢士下拜嗎？）這是尊崇大道的德行。賢士之所以高貴，是因為他們掌握了道，就會退而修養自身的德行並治理家事，家事及正再到鄉里，鄉里再到朝廷，反本復始，匡時濟世。每人都從自己做起，淳樸敦厚的風氣才能成為普遍。這裡的賢士是包括所有的人。他們力圖恢復先秦時的道統，以湯、武為真正的中原文明，主張揖讓的禮節和氣度，以緩帶從容之姿達到天下歸心，使文王武王的聖明之道重新振興。

    南渡而來的士大夫們沿襲了魏晉以來的風流氣韻。晉風所以稱遠，是因為他們講究很精緻的精神生活，江南的青山麗水、怡人的氣候、富庶的物質條件使得這種精神境界得以發揚。青山綠水間自然可以陶鑄性情，清談經濟中可以明辨思想，在典籍辭章中尋求逸風雅德，絲竹雅集中，盡顯風流蕭散的獨立人格。

    東晉士族的“閒”人們繼承了魏晉以來“清談”之風，也因此創立了很多文化社團，這是將中原文明傳揚的一種非常難得的雅集形式，是中國的歷史中是難得一見的文化奇觀。對於這樣的雅集，劉宋的劉慶義《世說新語》有着詳盡的實錄。我這裡只說著名的蘭亭集。古人在陽春三月（魏定為三月三號）都有傳統的遊春活動稱為禊禮，人們聚集於水濱修禊，洗濯嬉戲以求福祉。東晉永和年間，謝安、王羲之、孫綽、支道林等挾子侄41人在茂林修竹的會稽雅聚，流觴曲水中寫下自己的美文，或品極與峰韶，或賞析與豪芒，至乃父子爭勝，兄弟竟爽，最後由王羲之書表，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讓人賞心悅目冠絕後古的奇書《蘭亭集序》。

    因清明自由的空氣，他們思無定位，隨性逸散，因江南秀麗的山水，產生出煙雲水氣的文化情趣。江南山水“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朦蘢其上，若雲興霞蔚”（顧愷之）。被譽為“畫絕詩絕痴絕”三絕的顧愷之，東晉士家，是六朝四大家之首，國畫的鼻祖。他擅長人物、鳥獸和山水，尤其喜歡畫魏晉人物和他們的作品。他筆下的嵇康圖， 無論是“手揮五弦”的外形姿容，還是“目送歸鴻”眼眸傳思，都細膩得描繪了嵇康的清逸風度。他的“洛神賦圖”取自曹植的“洛神賦”，畫面上遠水泛流，雙目含情的洛水女神“凌波微步，羅襪生成”，飄逸美姿流露出無限神韻。

    魏晉以來玄學興盛，它代表的思想本是道家的思想，東晉和南朝的一些名流遠離官場爭鬥，逍遙於江南名山大川和茂林修竹間，求仙問道中創立了古拙的山水畫，山水畫不僅是表現放任自然的情趣，而更多的是表現出世的一種禪宗思想。所以說，中國飄逸的山水畫始於東晉是不為過的。

    東晉的書法是和唐詩宋詞元曲並列的中國文化四大奇葩之一。人們常說“魏晉書法規隋唐之法，開兩宋之意，啟元明之態，促清民（民國）之朴”，書法在東晉成為士大夫交流爭奇的方式，上層貴族寄情書法，大家層出不窮，衛夫人、王羲之父子，顧愷之，以及很多高官包括王導、謝安等等都是書法大家。

    “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上水虛靈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淵明、謝靈運這般人的山水詩那樣的好，是由於他們對自然有那一股新鮮發現時身入化境、濃酣忘我的趣味”（宗白華《美學散步》）。

    清白樸皓、自然曠遠的陶淵明，將‘帶月荷鋤、夕露沾衣’悠然自得的田園生活融入詩中，老莊思想的淡泊名利、愛慕自然，儒家思想的獨善其身，以及不為五斗米折腰，潔身守志的士大夫孤高的氣節，都在陶淵明蕭散沖澹的詩篇里彰顯，其清逸閒遠的文化內涵不管在思想意義上還是在美學風格上都對其後輝煌的唐詩宋詞影響深遠。（李白：“何時到澎澤，狂歌五柳前”，杜甫：“焉得思如陶謝手”，白居易：“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陸游：“我詩慕淵明，恨不造其微”，蘇東坡也酷愛陶詩，辛棄疾：“須信此翁（陶淵明）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陶淵明的抒情小賦雖然只有五篇留世，無論是《桃花源記》展示理想國度里“沒有君臣，人人躬耕自給，怡然自樂”的生活圖景，還是體現士人離塵歸隱和穎脫不羈的《歸去來兮》，都托意深遠。其回歸自然寄傲林泉的雅趣影響了世世代代為保守獨立思想而避世的士大夫們。

    士族文人在優越的環境下過着清談玄理和登臨山水的悠閒生活，雅好老莊的玄言詩里悄然出現讚美江南山水的詩句。謝靈運是山水詩的鼻祖，他“登山則情滿於山，臨水則意溢於水”，以他富麗精工的語言創造了大量泉石激韻的山水詩， 自他以後，山水詩脫離了玄言詩的本體，獨闢蹊徑，在中國詩壇上獨樹一幟。其後的謝眺，詩風清新自然，他外任宣州（宣州是當時的江南大郡，經濟發達，有敬亭、雙溪等名勝）期間寫的山水詩，如蕭疏淡遠的水墨畫，平淡而又思致。李白非常推重小謝，他多次在詩中提到謝眺，最著名的便是“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在陶淵明開創了田園詩以及大小謝的山水詩之後，盛唐間的王維、孟浩然、韋應物等等將山水田園詩發展到頂峰。

    東晉至劉宋時期，江南經濟發達，衣食無憂的士族文人不僅將山水的自然風情融於詩畫中，更將其植立庭院中，創立了以自然為本、淡雅相尚、疊石理水的江南園林建築。亭台樓榭，掩映在山澤、草木、花石之間，或玲瓏蘊秀，或丘壑景深，或磴道輾轉，或曲水流連，士人們，倚南窗可暇觀山林野貌，咫尺間可尋壑經丘。江南園林是東晉士大夫精緻的文化生活留給後人的又一逸風清影。

    所謂的江南文化是古老的中原文化移植在江南土地上盛開的一朵奇葩。東晉北方士族移植中原文化，並和江南士族大家融合。吳越早期本是很彪悍的民族，他們的血脈中有劍士的元素，中原文明進入之後，他們文人恪守詩書禮樂，武人卻驍勇善戰，有着早期貴族的榮譽感，歷史上最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役淝水之戰便是發生在東晉。是在謝安侄子謝玄（謝靈運的爺爺，母親是阮籍的後人。 著名的軍事家和文學家）大將軍指揮下完成。謝玄總是讓我想起西方貴族出身的軍事首領，那種崇尚軍人榮譽的高貴，那種充滿陽剛的智慧，讓他們指揮的戰爭具有高尚正義和慘烈的美感。 在中國歷史上是難得一見的奇觀。自霸王的烏江一刎，華夏大地就充斥着農民起義以及烏合之眾（毛澤東之流）引領時代潮流的軍事戰爭，醜陋得讓人沮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