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最根本教训当然是在制度层面，但在专制制度下，也并非每个独裁者都干出毛泽东这样前无古人的壮举。说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造成摧毁性破坏，并不需要以其动机来作证明——判断是非功罪，毕竟主要看效果而不是看动机。不过我愿应网友之请，举出毛泽东对“破四旧”负有最大罪责的证据
◆高伐林
前几天读到一份《“文革”期间文物被毁清单》，阅后愤怒，写了几句按语贴出，其中说：“我很难不认为毛泽东是中国文化最大的仇敌，很难不认为毛泽东所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是中国文化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大浩劫。”
对后一句，可能反对的人不多，毕竟，有清单白纸黑字，而且我大胆说一句，列出的远远不是全部，说仅仅是“万一”，也不过分。只要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可以出来作证，各地的古迹和文物，何处能幸免于被摧毁？
对前一句，则可能反对者不少。有署名“昆仑山上一棵草”的读者，写了一个长帖，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他说（以下括号内黑字是我对他的笔误做了更正）：
首先，要给毛泽东加上“仇敌”之名就需要证明有此动机的证据。而高兄列举的破坏文物的单子根本不能证明毛有此等动机。
诚然，再问个（在“文革”）中文物受损严重，毛泽东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毛泽东对这类行为的表态。但是我可以断言，假如毛泽东欣赏这类行动那么全国的饿（多一字）文物将统统被砸成废墟。
第二，更重要的是，文革的对象在毛泽东那里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文物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文革中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把着（这）两者联系起来的言论。而破坏文物的破四旧运动恰恰是文革中走资派为了转移视线搞起来的一场文革的异动，绝对不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之中。是谁搞了这个破四旧，本来应当是文革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至今没有多少人在这方面下功夫。而是一股脑把一切罪名加到造反派和毛泽东身上。造反派中，其实也以后（“以后”，疑为“有”）各种人。而破四旧基本上不是饭（反）走资派那些人搞的。比如在清华，推倒二校门的，恰恰是刘涛贺鹏飞刘菊芬等高干子弟领导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也就是王光美操纵那一派。而推倒二校门的哪个晚上正是他们组织许多学校的红卫兵围剿清华的黑暗的一夜。
高（搞）清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困难。且不说清华824，就是在北京，联动是谁支持的，也不是什么秘密。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在党内是少数，他的意愿和部署经常不能如愿实现。比如说，前几天我读到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其中说，毛泽东在1967年初写信给周恩来，明确说戴高帽子等等用当（应当）算作武斗，并希望只（这）一点能够让革命群众都知道。但是这封信当时并没有能够发表。再如，67年五一，清华树立起第一个毛泽东塑像，上来（了）人民日报头条。毛泽东读到后说，登报是个错误，会引起全国各地效仿，游说（又说）劳民伤财此风不可长。但是这个只是（指示）也没有传达下去。而的确搞得塑像像章充斥全国，后来还是毛泽东花了大力气才纠正过来。毛泽东根本谈不上一句顶一万句。我们应当看到所谓破四旧实际上就是一个转移文革大方向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异动。由于他们选择了一个众怒所向的方向，所以别人不便纠正，至今也没有得到正确的定位。
对“昆仑山上一棵草”的意见，我随后写了两条帖子简答，大意是：
很同意另一位网友的评价，“昆仑山上一棵草”“不是谩骂而是分析”。他细细道来，让我看到他严肃讨论问题的诚意。
“昆仑山上一棵草”的长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说毛有仇恨中国文化的动机，要拿出证据来；第二，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是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文物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相反，“破坏文物的破四旧运动恰恰是文革中走资派为了转移视线搞起来的一场文革的异动”。
第二条，比较好说清。
首先，我说毛泽东是“最大”仇敌，不等于说没有“次大”、“三大”等等仇敌。那些当权派，林彪也好，谢富治也好，毛泽东的对手那边的头面人物也好，有他们各自的罪责，他们为了转移斗争矛头，对“破四旧”推波助澜，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以“三大”、“次大”有罪责为由，卸去毛泽东这位“最大”的罪责。
其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从政治层面而言，确实是要整垮他认为的党内最高层的“第二司令部”，跟他渐行渐远的刘少奇集团；但他的宏伟蓝图决不如此单一。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记得，“十六条”明确规定的文革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简称“斗批改”）。我曾写过《毛泽东的大同书》一文，涉及这个问题。“破四旧”当然是包含在毛泽东的宏伟蓝图中的，——这还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确定的（见下文）。
至于“昆仑山上一棵草”所说的第一条，就需要更多笔墨了。因为“昆仑山上一棵草”不是要听我的论述，而是要我举出证据。证据其实都在手边，然而这么多的书刊，需要翻阅、摘选、抄录。
“昆仑山上一棵草”读了韩爱晶《清华蒯大富》，举出了若干证据称毛泽东不赞成一些具体“过火”做法；其实，《王力反思录》中，为毛泽东在毁灭中国文化问题上卸责的话说得更早、更有权威。王力写道：
“破四旧不是毛主席的思想，同毛主席的思想相违背，不一致，不合拍”。“红卫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旧的运动。有些历史学家不知道毛主席对破四旧的作法实际态度是什么。据我和毛主席接触中的了解，他是不赞成破四旧的。我也不赞成。我跟陈伯达提过，我说四旧这提法不科学，根据毛主席的思想，不应这样提。这口号很笼统，没有个界限。林彪的报告也提了四旧，但他也没有叫人们对四旧这样搞法。……林彪讲话有这提法，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论中也这样提了。林彪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号召破四旧，这讲话稿毛主席也看过，当时也不知道会产生这样大的后果。毛主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些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林彪、陈伯达也没有号召这样去搞。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红卫兵8月20日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报说好得很，新华社作（做）了详细的歌颂性的报道。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不满意。但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说不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就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王力反思录》，第423－424页，北星出版社，2008年）
无疑，《清华蒯大富》和《王力反思录》都很有价值，兼听则明，他们的举证，对于我们了解复杂的历史如“文革”和复杂的人如毛泽东，非常有用；但毕竟又只是一面之词，考虑到他们“文革”当事人的身份，又涉及自身责任，对他们的证词，我们更要清醒、谨慎。
正如《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一书作者米鹤都所评述的：
王力的这段话，引导人们得出的印象是：毛泽东一不赞成破四旧，二反对打人，三在打人现象一出现就开始纠正。而且，王力本人也不赞同破四旧，林彪虽然提了破四旧但并没有让人这样做。所以“文革”出现的破四旧、打人和毛主席的思想无关，责任界限可以说划得很清楚。
米鹤都还说：
看了这段话，你很难说王力谈的不是事实。客观地说，王力的话确实反映了问题的一个侧面，但却并非全部；二是这当中王力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明显的史实，但又绝非完全造假。这样读下来，不熟悉当年历史的人多会认为他讲得颇有道理……
其实，“昆仑山上一棵草”所谓“要给毛泽东加上（中国文化的）‘仇敌’之名就需要证明有此动机的证据”，是个伪命题。指出毛泽东的决策对中国文化造成摧毁性破坏，并不“需要证明有此动机”——我们判断是非功罪，毕竟主要看效果而不是看动机。评判造成“文革”这样不可挽回的空前破坏的中国最大独裁者，他的动机如何，重要吗？权力是与责任挂钩的，有无限大的权力，就该负起相应的责任。“文革”最根本的当然是制度上的原因，制度提供了毛泽东为所欲为的条件，但在专制制度下，也并非每个独裁者都干出了毛泽东这样的前无古人、骇人听闻的壮举。
尽管我说“并不需要证明有此动机”；而且聪明如毛泽东，也不可能露骨地说出要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言辞，让我们一介白丁，轻易抓到证据。但是这里，我愿意应“昆仑山上一棵草”之请，举出毛泽东对“破四旧”确实负有最大罪责的证据。
一，“四旧”一词，首先见于1966年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五一六通知》。毛泽东有意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这个《通知》，是毛泽东和最信任的秀才们千斟酌、万修改的纲领性文件，刘、周、林、邓谁也没敢动一个字。能说这个文件，不代表毛泽东的思想吗？
《五一六通知》不仅提出要“破四旧”，而且要求全国党组织和人民“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倡导“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最后这句话，是毛泽东自己的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中第二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革”中，这篇文章堪称青年学生的“行动指南”！我们记得，毛泽东1926～1927年对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反文化、反文明行为就是大声称颂“痞子运动好得很”的。正是湖南农民运动，枪杀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化学者之一叶德辉。毛泽东后来轻描淡写地说：“情况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
推敲毛泽东的口气，杀，“不宜”，“不那么妥当”，但是，不杀，只是狠斗、严关、深抄……看来就“宜”就“妥当”了？
二，林彪从1966年“八一八”讲话到当年国庆节的几次讲话，都是由陈伯达等代为起草、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再交由林彪念的。
例如，其中“8月31日林彪审阅别人为他起草的讲话稿时，在‘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指已经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大砸大烧“破四旧”的红卫兵——老高注）’后边,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11时，毛泽东审定时批示：‘这样修改很好。’”（李德、舒雲編著《林彪日記》1047页，明鏡出版社。其中李德，是林彪的秘书）
1966年8月31日，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站在林彪身边，听他宣读讲话稿。
三，8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破四旧的简报上批示：“已阅。（破四旧）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第14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四，王力等认为一出现打人，毛就开始纠偏，这显然不是事实。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芸被一群女生打死，此事当天被刘进和宋彬彬报告到正在参加中央全会的吴德那里（《回忆》，总第47期，2010年4月28日）。吴德对文革初期这样草菅人命的事情，有无胆量瞒住不向最高层报告？据吴德自己说，“破四旧”高潮中，毛泽东把他找去汇报情况。吴德后来写道：“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米鹤都评论说：从毛泽东话中看出，“退一步说，即使他对破四旧不‘欣赏’，也不是因为破四旧的惨无人道，而是因为它干扰了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
五，如果说毛泽东真有“一出现打人就下令制止”的思想，那么8月、9月，为何没有从任何渠道传播出来他的指示，哪怕是某种口气含混的精神？须知，这个时候刘邓体系固然在许多部门还掌权，但是中央文革、宣传口，却基本上已经被毛泽东的“文革”派把持了呀。
主管宣传的陶铸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刀笔吏们无疑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但“文革”前宣传口不就是因为没贯彻毛泽东的精神，被毛泽东骂作“阎王殿”、大动了干戈吗？“文革”爆发后，宣传口的新领导和留任人员，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在这种极端敏感的问题上自由发挥！
于是，人们看到听到：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对宋彬彬讲：“要武嘛！”
这句话不一定是毛泽东有意提倡，可能是他当时听说宋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彬”，临场即兴发挥而已。但是听在青年学生耳中，却是至高无上的命令。“君无戏言”，这至少反映了毛泽东的特种心态。而当时的喉舌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连篇累牍发表鼓动“破四旧”的文章（下面还将详述），这就体现了毛泽东的态度！
六，毛泽东确实说过反对武斗的话。8月21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但关键的是，他同时又说了，“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第14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七，林彪和周恩来在8月31日、9月15日两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都对“破四旧”予以充分和高度的肯定。林彪说：“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这些讲话稿，正如上文我说过的，都经过毛泽东审定，而且林彪、周恩来讲话时，毛泽东就站在他们身边。
八，“文革”中盛传江青的名言，“好人打坏人活该”。这段话实际上正是来自毛泽东。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人的错误思想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米鹤都问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它（这番话）是在制止还是在鼓励打人？”
九，“昆仑山上一棵草”提到“清华大学红卫兵”和高干子弟组成的“联动”当时的胡作非为。这是不容抹杀的史实，是他们无可推诿的污点。但是，另一方面，清华附中红卫兵写过“十点估计”，西纠若干通令都包含有制止打人的条文，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在王任重印发了制止打人的“十点估计”，希望借此来稳定局势的时候（见卜大华《我所知道的红卫兵》，《回忆与反思》之一），反倒是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说：“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陈东林、杜蒲《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册，第15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毛泽东说的“呼吁书”指清华附中红卫兵等发出的“十点估计”）他对“十点估计”提出的制止打人，明显表示出否定态度。
十，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破四旧”兴起时，1966年8月21日，毛泽东批转下发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次日，又批转下发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报告。后一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这一条比什么都更说明问题的实质。北京市公安局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警察一律不得进入中学”的政策，这政策从哪来的？同月，谢富治在公安系统会议上又讲：“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3页）以谢富治一贯的谨小慎微和紧跟领袖，他的这个“我看”能是他个人的意见吗？
十一，即使是为毛泽东开脱的王力，也提供了有关证词。他在另一份“申诉书”（而不是《反思录》）中，为自己辩解时把“乱”的责任还给了毛泽东。他说：“至于‘不要怕乱’问题，那是毛主席反复坚持的观点。1966年7月8日，他（指毛泽东）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王力：《向党中央的正式申诉书》，1988年8月30日，《华夏文摘》增刊，第551期，2007年）
十二，到了“破四旧”、抄家打人以至打死人、损坏文物、摧毁古迹最肆无忌惮的1966年8月底，《人民日报》8月29日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题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煽动性极大。其中说到：“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那一时期，这样的文章、讲话、广播稿比比皆是。毛泽东当然没有工夫一一过目审定，但是对指导全局的两报一刊社论，根据多名身边人员回忆，他是盯得相当紧的，多次亲自批改。196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我们在此不妨多摘引几句，重温一下当年那种被毛泽东煽动起来的狂热气氛，体会一下最高领袖要把红卫兵们引向何处。其中写道：
红卫兵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红卫兵们说得好：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
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扫着几千年来堆积起来的垃圾脏物。
…………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的革命行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使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就不能摧毁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
红卫兵是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新生事物。革命的青少年是无产阶级的未来和希望的象征。革命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新生的力量是无敌的，它一定会在斗争中获得壮大和发展，最后战胜腐朽的力量。因此，我们就是要赞美新事物，歌颂新事物，为新生事物的发展，擂鼓助威，鸣锣开道，高举双手，欢迎新事物。
我们的红卫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建了不朽的功勋。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地赞扬他们的冲天革命精神，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欢呼他们的革命行动。
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真是好得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册。（《红卫兵赞》，《红旗》杂志1966年第12期评论员文章）
此外，这篇文章还用了大量的篇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学着当年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口吻，驳斥了那种认为红卫兵运动、“破四旧”糟得很的论调：
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拍手欢呼，向红卫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则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红卫兵。他们污蔑红卫兵是“少年狂热分子”，攻击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违反人类尊严”，是“破坏社会传统”，等等。
“少年狂热分子”。革命的敌人总是极端仇视群众的革命热情，并诬之为‘狂热’。敌人所恨的，正是我们所爱的。革命小将们，不仅要继续保持充沛的革命热情，并且要进一步发扬这种冲天的革命精神。
“违反人类尊严”。红卫兵无情地鞭挞、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文化，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于是他们大叫：“违反人类尊严”。老实说，我们不仅要违反你们的“尊严”，而且要把你们打倒在地，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破坏社会传统”吗？你们说对了。红卫兵就是要破坏地主资产阶级的传统。革命的小将们，对于封建主义的余毒，资本主义的病菌，修正主义的祸根，就是要扫清、灭绝、斩断。只有彻底破坏了剥削阶级的种种旧传统，才能够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
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红卫兵小将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挖掉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埋在我国的定时炸弹。因此，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感到震惊、恼火和愤恨，这是很自然的。
…………
综上所述，若说“破四旧”运动“绝对不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之中”，毛泽东自己恐怕都要为后人抹杀他的贡献而气得掀棺而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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