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腦簡單的專制統治者（及其跟隨者）單單只迷信暴力，晚清那位攝政王不就說麼：“不怕，有兵在！”但上了點檔次的權力者，都知道一定要“二杆子”都硬——牢牢掌握槍桿子和筆桿子，他們絕不敢對“洗腦”這件事有哪怕一絲一毫鬆懈

　　老高按：“洗腦”（brainwashing）這個詞，是個常用詞。據說源於上世紀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美國士兵被中國人民志願軍俘虜之後，接受中共的思想改造，回到美國後支持紅色中國，於是美國記者Edward Hunter就用“brainwash”一詞來形容他們。
　　我初次見到這個“洗腦”時，將之視作中性詞。洗一洗大腦，沒有什麼不好吧？“吾日三省吾身”，經常擦拭、滌盪、沖走內心的不雅、不潔念頭，才能保持精神健康呀。後來才知道，“洗腦”這個詞是“思想控制”（mind control）的同義詞。“洗腦”是有特定涵義的，並非用清水“洗腦”，而是用血水、用漂白劑、用墨汁來洗——當然，施行“洗腦”者是會將之一概說成是“清水”的。
　　“洗腦”與通常所說的“宣傳”，從方式上看，差異似乎不那麼明顯，但我認為，“洗腦”根本區別於一般政治宣傳、商業宣傳、宗教宣傳的特徵是：它具有強制性、封閉性——強制性，意為“不容質疑”；封閉性，意為“只此一家”。
　　曾有頭腦簡單的專制統治者，只迷信暴力。像晚清那位攝政王的名言：“不怕，有兵在！”這種思維迄今還頗有市場：中共有強大的武力，對外對內還怕誰翻天？但上了點檔次的權力者，都知道一定要“二杆子”都硬——槍桿子和筆桿子，他們絕不敢對“洗腦”有絲毫鬆懈。為什麼？我讀到馮學榮的一篇文章《日本人是怎樣被洗腦的》，就大體上能夠解答原因何在。
　　
　　日本人是怎樣被洗腦的

　　馮學榮，博客

　　“柳條湖事件”，日軍所使用的物證：幾頂東北軍的軍帽、一支步槍、兩根被炸的枕木。

　　問：在侵華戰爭期間，不但是日本軍部瘋狂叫囂侵華，就是日本的廣大老百姓，對侵華戰爭也是踴躍支持，不少日本民眾更是為侵華事業獻出自己兒子和丈夫的性命、並以此為自豪。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答：這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一旦打起仗來，自己的國家一定是正義的——幾乎全世界的老百姓都是這樣想的，只要給他們一個“愛國”的名義，那麼他們什麼都幹得出來。
　　回到正題：侵華戰爭時期的日本民眾為什麼以侵華為榮？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態？要回答好這個問題，恐怕幾萬字的篇幅都不夠用。但是，其中有一個被許多人忽略的重要原因：在戰前乃至戰時，日本軍部牽頭、並以日本媒體為幫凶，屏蔽信息，對廣大日本官兵乃至日本民眾，開展了大規模的洗腦工作。

　　問：能否舉一些例子？
　　答：最典型的例子是爆發在1931年9月18日晚上10：00過後的“柳條湖事件”——當晚，日本關東軍守備隊工兵在瀋陽郊區的柳條湖，爆破了當時日本經營的“南滿鐵路”的一小段。爆破之後，關東軍火速集合部隊訓話，長官欺騙了鬼子兵，說：“暴戾的支那軍隊爆破了日本依條約取得的南滿鐵路”——關東軍高層以謊言為手段、煽動了士兵的仇恨，並下令鬼子兵攻擊東北軍的軍營——瀋陽北大營。

　　問：也就是說，當晚攻擊“北大營”的日本鬼子，他們都被灌輸了一個虛假的信息：是中國軍隊炸毀了南滿鐵路？
　　答：是的。實際上是關東軍參謀吩咐工兵炸毀了南滿鐵路在柳條湖的一小段，然後關東軍利用謊言，對中下層士兵進行了戰前動員、誣稱是中國軍隊干的。所以日本鬼子特別恨，衝進東北軍的北大營，見人就殺，凶得很。讀者可以參考關寬治、島田俊彥這兩個人所整理的《滿洲事變》，這本集子很好，收錄了有關該事件的許多第一手史料。

　　問：關東軍為什麼覺得有必要對中下層士兵進行虛假宣傳呢？那時候的鬼子兵，本身也是挺討厭東北軍的吧？
　　答：事前，張學良在東北排日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當然了，張學良排日對不對，那是另外一個話題，今天我們就事論事，張學良在事變爆發之前，的確是有排日的行為，有的還相當激烈——而且就在前一段時間，剛剛發生了“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等排日事件，關東軍上下，其實早就已經對東北軍咬牙切齒、磨刀霍霍了。但是，為了統一口徑、也為了進一步激起士氣，關東軍參謀還是對中下層將士開展了虛假宣傳、並用謊言做了戰前動員。當然，這並不是說獸兵受騙了，殺人就可以原諒了。這裡僅僅是探討信息封鎖和洗腦宣傳的問題，不是為誰開脫。
　　我再舉個例子：西安事變的當晚，你知道張學良的部下孫銘九是怎樣對士兵開展戰前動員的嗎？同樣也是用欺騙手段。當時孫銘九集合士兵講話，作義憤填膺狀，欺騙士兵們：弟兄們，出事兒啦！蔣介石把張副司令（張學良）逮住啦！大家跟我去，活捉蔣介石，營救張副司令！於是士兵的士氣就被激起了，一鼓作氣湧向華清池，就活捉了蔣介石。事實上在戰爭中，這種欺騙性的戰前動員是普遍存在的，自古當兵的人是很好騙的。這是帶兵打仗的重要法寶之一。

　　問：那麼“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呢？這個謊言怎樣能一直維持下去？
　　答：“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當晚，關東軍拍了電報到東京參謀本部，也對參謀本部進行了欺騙，電報的內容也是這樣說的：“中國軍隊爆破了南滿鐵路、向日本挑釁”。更可笑的是，參謀本部也被騙了，接到關東軍電報之後，參謀本部的幾個頭頭緊急召開了會議、傻傻地討論以下這個問題：“這到底是張學良有意挑釁呢？還是張學良部下的兵違抗軍紀？”，參謀本部的人在事發時，也是摸不着頭腦。事件爆發的那個時候，東京也不知情，也以為真的是中國軍隊爆破了南滿鐵路。

　　問：也就是說，關東軍在未徵得東京總部批準的情況下、私自炸毀了南滿鐵路一小段、然後栽贓中方、並以此為藉口進攻北大營、而且還對日本軍部寫了假報告、進行了欺騙？
　　答：是的。雖然也許讀者中有的人會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但歷史就是這麼一回事——是關東軍的參謀瞞天過海、瞞住了中日雙方、私自策劃並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並侵占了中國東北三省。

　　問：那麼這個謊言維持了多久？日本軍部就一直被騙？
　　答：不是的。日本軍部不久之後，還是知道了真相。

　　問：那麼既然日本軍部不久之後知道了真相，為什麼不立馬下令制止關東軍、令其撤軍、並將東北土地歸還給中國？
　　答：兩個原因。首先是不想做。其次也做不到。首先日本軍部本身對張學良的排日政策心懷不滿已久，關東軍鬧出了這個事，軍部其實很開心。其次，軍部也面臨着來自兩方面的壓力。第一方面的壓力是“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日本民眾的民族主義狂熱突然飆升，整個日本民族突然變得很“愛國”，日本民眾紛紛高呼揚眉吐氣，他們覺得日本人在中國東北被張學良“欺負”了好幾年時間了，現在終於“出了一口惡氣”。這是第一方面的壓力。第二方面的壓力就是來自於關東軍。“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關東軍對東京放出了這樣的狠話：如果東京本部不支持我們關東軍，那麼我們就退出日本軍籍、在滿洲另立一個新的國家！

　　問：日本人是不是欺人太甚了？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都被日本人炸死了，難道還要求張學良對日本友好？
　　答：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關鍵還是那四個字：信息封鎖。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炸死之後，日本軍部封鎖了信息，日本民眾對“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也是普遍不知情，也是直到戰敗之後，才普遍知道真相的——這件事告訴我們，信息對稱是多麼的重要——人們接受片面的信息，往往會形成黑白顛倒的判斷。所以我提醒各位：永遠要保持清醒，多參考不同意見，多聆聽不同聲音，多接觸各方信息。

　　問：也就是說，“九一八事變”之後，關東軍以及軍部，都被日本民眾架到了“民族英雄”的神壇上了、下不來了？
　　答：正是。關東軍成了日本英雄。這個時候，無論是日本政府，還是日本軍部，都不敢公然對抗日本的強大民意了（其實民意也是他們煽動的）而只能半推半就，尤其是軍部，它的態度轉變得很快，事變爆發不久之後，軍部對關東軍的態度從猶豫迅速轉向支持。

　　問：那麼當時的日本民眾又是怎麼想的？他們也認為南滿鐵路那一小段是由中國軍隊炸毀的嗎？
　　答：是的。當時的日本民眾也是普遍被欺瞞了。日本的報紙進行了廣泛的失實宣傳，說“支那軍隊炸毀日本人經營的鐵路”，所以當時的日本民眾普遍誤認為這是中國軍隊的挑釁，所以關東軍還擊是“正義的”、是“英雄”的舉動。

　　問：那麼日本媒體又是怎麼回事？知道真相的記者難道一個都沒有嗎？
　　答：不是的。事變不久之後，已經有日本記者通過私下渠道、獲知了“柳條湖事件”的真相、並開始着手、準備將真相公諸於眾。但是，日本軍部及時派人召集了日本各大媒體的負責人開會，採用半洗腦、半恐嚇的方式、以“愛國”二字為要挾，對日本媒體進行了綁架，或者說“集體招安”，這樣一來，整個日本媒體界就達成了口徑一致——“柳條湖事件”的真相，不宜在此時對日本民眾進行公開。所以，日本底層的廣大民眾，一直被隱瞞。在這個期間，也有少數媒體人不服從，但是這一批人普遍遭到了迫害，他們的聲音，發不出去。

　　問：媒體本身是不是也有問題？
　　答：對，當時日本的媒體除了面臨軍部的壓力之外，本身也有問題，自從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報業銷量突然大增，而且媒體人發現：你越是報喜，銷量就越高，你一旦報憂，銷量就下滑，而且你不敢說日本的壞話，因為你說一句日本的壞話，報紙立馬臭名遠揚，日本國民說你這個媒體是賣國（非國民）媒體，所以當時的日本媒體就拼命刊登好消息，拼命說日本的好話，同時拼命掩蓋真相，拼命刪減信息。

　　問：所以日本媒體對侵華戰爭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答：是。所以在戰後，以《朝日新聞》記者為首的許多媒體人就開始反思自己在戰爭時期報喜不報憂、充當軍國主義幫凶的往事，有的人就很後悔，當然不肯認錯的人也大有人在，有自責精神的人是少數。

　　問：一直被隱瞞到什麼時候？
　　答：一直隱瞞到戰敗後的東京審判，當遠東軍事法庭的戰犯們紛紛在庭上供出“柳條湖事件”的真相時，對於戰後的日本民眾而言，這是一條爆炸性的新聞。直到那個時候日本民眾才恍然大悟：“哦，原來如此！”

　　問：但是這個重要嗎？退一步而言，就算當年柳條湖的那段鐵軌是中國軍隊炸的——我們中國人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炸鐵路，關日本人什麼事了？日本人能因此派兵過來嗎？
　　答：當年的日本民眾不是這樣認為的。當時的他們認為：南滿鐵路是大清國政府通過《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和北洋政府通過《民四條約》許可日本經營的，而中國的東北軍對其進行炸毀（他們當時相信），是“赤裸裸地欺負日本人”的行為。

　　問：殖民時代的國際秩序與現在的國際秩序不同，我們現在這個國際秩序是在過去一百多年中經過各國人們的博弈而形成的。人類的秩序，有一個“試錯”的過程，當年的殖民者也是“試”了之後，才知道殖民這條路是“錯”的，在他們沒“試”之前，不知道它“錯”。
　　答：可以這麼理解。正如公有制試驗。你在沒試驗之前，人們不知道那樣行不通，也是在試了之後，大家才知道：哦，原來公有制行不通。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也可以理解為人類社會秩序的“試錯”過程。

　　問：關於日本軍閥聯合日本媒體、欺瞞日本民眾這件事，還有沒有別的例子？
　　答：還有。例子多的是。再例如1932年1月18日在上海爆發的“日僧事件”，這件事也是一起典型的信息封鎖事件。
　　問：能否具體說說？
　　答：1932年1月18日，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副武官田中隆吉，密令流氓在上海的大街上對日本僑民進行毆打，當場打死日本和尚一名、打傷三名。事後，日本軍部操縱日本媒體，對日本民眾進行了虛假宣傳，說“支那人殘害日僑、打死日本和尚”——日本軍隊以這個為藉口，於1月28日對上海的中國守軍發動進攻，中國守軍奮起抵抗。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一二八抗戰”，日方稱為“第一次上海事變”。

　　問：日本特工打死日本人、栽贓給中國人，日本民眾都信了？
　　答：是的。當時都信了。當時那一代的日本民眾，接受了許多這樣的虛假信息，所以他們才會咬牙切齒地說出諸如“膺懲暴支”這一類的話，我們必須要留意這些不太引人注意的細節信息，才能理解當年的日本民眾為什麼會萬人空巷歡送鄉人出征，也才能理解日本民眾為什麼為了侵華甘願貢獻兒子和丈夫的生命，當年他們認為是“中國人欺負他們”。這個在我們看來，完全是顛倒黑白，但當年日本民眾還真的就是這樣想。歷史有許多魔鬼細節，如果忽略這些細節，看問題就會糊塗。

　　問：“日僧事件”的真相，也是一直瞞到東京審判？
　　答：是。“日僧事件”的真相，也是一直瞞到了戰後東京審判的時候。在遠東軍事法庭上審理田中隆吉時，真相才大白於天下。事情水落石出之後，日本民眾輿論又是一陣譁然。所以在戰後，軍人在日本的地位特別特別的低，戰後的日本民眾，不但瞧不起日本軍人，而且是反感，普遍的反感。

　　問：戰前的日本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嗎？日本媒體不是民營的嗎？軍部為什麼能夠控制媒體？
　　答：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民間報業十分發達。但是在日本軍人刺殺日本首相犬養毅之後、尤其是到了“二二六兵變”（1936年2月26日的一次失敗兵變：日本陸軍部分“皇道派”青年軍官率千餘名士兵起事，刺殺政府及軍方高級成員中的“統制派”，兩名前內閣總理大臣遇害身亡。最終政變被撲滅。這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叛亂，也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發展的重要事件。——老高注）之後，日本政府事實上已經被軍方控制了，從此日本這個國家的發動機和方向盤，就出了問題，日本後來走上不歸路，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就是軍人奪權的必然結果。曾經幾次擔任過日本外務大臣的重光葵，在戰後寫過一本書，叫做《昭和之動亂》，在這本書中，重光葵將日本軍閥奪取日本政權、裹挾國家走上戰爭之路的這個過程，稱之為“動亂”，這個說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當年日本的國家權力倘若沒有被軍方奪取的話，日本不至於象後來那麼瘋狂。

　　問：所以，罪都是日本軍閥的罪？日本民眾無罪？
　　答：我覺得倒也不能這麼說。雖然說日本民眾確實是受愚弄了，但是我想也並不能因此就說日本民眾沒有責任。因為“受愚弄”本身就是一種過失。誰讓你受愚弄？誰讓你迷信日本的媒體？誰讓你不換位思考、站到中國人的立場上想一想？人有惻隱之心，但是有時候人的惻隱之心會被一些別的東西掩蓋，例如民族主義，例如利益，例如仇恨，例如洗腦。

　　問：當時的日本民眾，恐怕也有“滿洲情結”吧？也不僅僅是“受軍部愚弄”這麼簡單吧？
　　答：除了受媒體欺騙之外，也受教育的欺騙。當年日本民眾普遍存在“滿洲情結”，他們受教育所困，一直認為：“滿洲”是日本人在1905年趕跑俄國佬、流血打下來的，因此日本人理所當然享有在滿洲經營和發展的權利，這個權利包含耕種、開礦、經營鐵路、移民等。這個世界上99％的人都是平庸的，日本民族也不例外，當年他們都被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所困、跳不出來，認為日本教科書上說的東西都是正確的。而且可笑的是，他們從日本媒體上讀到什麼，就相信什麼，我們都知道這是十分危險的，聰明人永遠要多幾個信息渠道，這個世界上所有人都會過濾對自己不利的信息，所以你要偏聽任何一方，都會死得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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