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西方都有許多人強調好萊塢也有愛國主旋律,似乎好萊塢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愛國與中國主旋律電影中的國家主義難分軒輊。中國電影與奧斯卡獎漸行漸遠具有其必然性,因為兩者內在價值觀截然不同。中共藉助《戰狼2》向好萊塢發出決裂信和文化宣戰書?
老高按:後天,3月4日星期天的晚上,是第90屆奧斯卡頒獎典禮。 這一年各獎項入圍的電影,我看得不太多,不到三分之一,爭取這兩天在頒獎之前再看兩三部。這裡想介紹中國曆年來選送角逐最佳外語片的情況——我不夠資格介紹,轉請一位權威人士來講,這就是著名電影理論家、影評家、北京電影學院郝建教授,今天他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電影為何與奧斯卡漸行漸遠》,刊載於下。 去年秋天,我看到新聞說中國報送《戰狼2》給奧斯卡角逐最佳外語片,就知道結果無它,必將鎩羽——中國的電影官員們並非真打算到國際上“沖奧”,而是要做出一個對習近平、黨中央的政治表態。對電影乃至更廣泛的藝術門類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叫好”與“叫座”的雙軌評價體系,好萊塢大片的投資人、製片人和導演、演員,根本就沒朝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會那邊瞅一眼(充其量在視覺效果、音效、化妝、服裝這些更有技術含量的獎項上有所期望)。阿諾·施瓦辛格這位動作明星,除了在剛出道時贏得金球獎最佳電影首演男演員這麼一個鼓勵性質的獎項,他主演的那些膾炙人口的大片,根本不可能為他贏得任何奧斯卡獎、金熊獎、戛納獎。 中國電影官員不知道這一點嗎? 果然,《戰狼2》毫不意外地根本就沒有入圍——不可能入圍。 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自1956年設立以來,每年邀請各國電影行業提交他們當年最出色的電影參加評選。最關鍵的參選資格就是:主要包含非英語對白、非美國製作電影長片。今年參加最佳外語片角逐的影片,須於2016年10月1日到2017年9月30日期間在製片國家公映。 去年10月5日合資格的參選電影名單公布。一共有92個地區提交電影,其中有六個地區首次提交,包括海地的《海地,我的愛》、洪都拉斯的《莫拉桑》、老撾的《鬼姐姐》、莫桑比克的《鹽糖火車》、塞內加爾的《費莉絲蒂》和敘利亞的《小甘地》。 最後,如下影片入圍成為最佳外語片候選影片: Chile, A Fantastic Woman, Sebastián Lelio, director 智利《普通女人》,導演塞巴斯蒂安•萊里奧 曾獲第67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 最佳影片提名、第75屆金球獎電影類最佳外語片提名
Germany, In the Fade, Fatih Akin, director 德國《憑空而來》,導演法提赫•阿金 曾獲第70屆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提名、第75屆金球獎電影類最佳外語片提名
Hungary, On Body and Soul, Ildikó Enyedi, director 匈牙利《肉與靈》,導演伊爾蒂科•茵葉蒂 曾獲第67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最佳影片、第67屆柏林國際電影節費比西獎(國際影評人聯盟獎)競賽單元最佳影片、第30屆歐洲電影獎最佳影片(提名)
Israel, Foxtrot, Samuel Maoz, director 以色列《狐步舞》,導演塞繆爾•毛茨 曾獲第74屆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獅獎提名、第89屆美國國家評論協會獎最佳外語片
Lebanon, The Insult, Ziad Doueiri, director 黎巴嫩《羞辱》,導演齊德•多爾里 曾獲第74屆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獅獎提名
Russia, Loveless, Andrey Zvyagintsev, director 俄羅斯《無愛可訴》,導演安德烈•薩金塞夫 曾獲第70屆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提名、第75屆金球獎電影類最佳外語片提名、第30屆歐洲電影獎最佳影片提名
Senegal, Félicité, Alain Gomis, director 塞內加爾《菲麗希緹》,導演阿蘭•戈米斯 曾獲第67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最佳影片提名、第67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評審團大獎
South Africa, The Wound, John Trengove, director 南非《傷口》,導演約翰•特倫戈夫 曾獲第67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泰迪熊獎最佳電影提名
Sweden, The Square, Ruben Östlund, director 瑞典《方形》,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 曾獲第70屆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第75屆金球獎電影類最佳外語片提名、第30屆歐洲電影獎最佳影片
中國電影為何與奧斯卡漸行漸遠
郝建,《紐約時報》中文網,2018年3月2日

《戰狼2》於去年7月底上映,已成為中國最賣座的電影。該片主演及導演吳京說它是“愛國情緒的爆發”。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郝建,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訪問學者、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每年二三月,記者和電影作者們總會跟我談起:中國電影持續“沖奧”,何時能夠金榜題名?在中國體育界,“沖奧”這個詞也是響亮口號,意思是沖向奧運會賽場奪取金牌。電影界說“沖奧”,是指有朝一日讓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評委們對中國電影青眼有加。 奧運賽場上,中國體育健兒傲視群雄。2016年夏季奧運會,中國獎牌總數雄踞全球第二;2008年更厲害,中國奪得51枚金牌,將美國遠遠甩後面。同一塊土地,同一個政府,同一批國民,奧運會上的體能比拼就拿獎拿到手軟,奧斯卡獎藝術競賽,中國電影人為何就顆粒無收? 看看中國電影與奧斯卡的文化對話,或許能讓天問有答。與其他奧斯卡獲獎作品一樣,最佳外語片的魅力就在於其精巧呈現的視覺敘事,以及它底層隱含的個體尊嚴價值觀和共同倫理。在評選機制上,它與那些政府欽定或者七八個評委裁奪的獎項截然不同,它由六千多評選人共同投票選出贏家。而中國操辦選送奧斯卡事宜的是中共宣傳部領導的電影局,他們奉行的潛規則當然是注意上級的眼色、高層的頤指氣使。 在中國選送的奧斯卡參賽作品中,可以隱約發現一條大致的變化曲線。這就是由1980年代對世界文明潮流的追求、接近,到1989年“六四”之後卻逐步轉向以我為主、政治第一。以我為主,就是強調中國特色、確立文化主體性,政治第一就是彰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2017年,中國政府報送的作品是《戰狼2》,它在這個變化曲線上點畫出一個民族主義的巨大里程碑,一個強國宣言的閃亮高點。 追求奧斯卡小金人,中國的電影人頗為努力。1979年,中國啟動“改革開放”,政府就向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報送了動畫片《阿凡提》,那是一個根據維吾爾族民間故事改編的輕喜劇,表現主人公阿凡提如何用智慧戲弄和懲罰了貪財的地主。如果將它與1989年之後報送的影片相比,它的政治特徵就是其非政治性。作品的意識形態指向性較低,更具有一種幽默趣味。這也許正顯示出那個時代的政治氛圍,在那個強調對外開放的年代,電影主管部門能夠從娛樂性考量來選送奧斯卡參賽作品。當然,這部作品的故事比較鬆散隨意,題材也不為西方觀眾所熟悉。 1987年,報送給奧斯卡評委們的是謝晉導演的《芙蓉鎮》。它正面描寫了“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的鄉鎮百姓和知識分子所造成的物質匱乏和精神摧殘,一個共產黨的基層女幹部被塑造為全片的反面形象。在當下中國,不要說報送給奧斯卡委員會,把這樣的作品拍攝完成對普通導演來說幾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務。 如果同時提到1989這個年份和中國這個名詞,人們往往會首先想到“天安門大屠殺”。《開國大典》拍攝於1989年,1990年被選送去奧斯卡參賽。那時,中國社會和官場都處於一種高壓態勢。它與奧斯卡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和人道主義情感相去甚遠,卻與中國的政治語境密切配合,與中國重大歷史時刻的國家敘事完美合拍。當時中國政府在國際上受到強烈的指責與制裁,此片的題材和主題與這些恰成隔空對話,形成一種強力辯駁。影片的宣傳功能幾乎是一目了然的。《開國大典》描述了毛澤東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政權的歷史時刻。其故事以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作為背景,以宣布建立新國家為高潮。它表明了中國政府對自己政權穩定性、持久性的自信和自豪,也使用了主旋律宣傳中一以貫之的為全體人民代言的敘事策略。 1991年,張藝謀導演的《菊豆》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提名。這部影片富有質感地展現了中國的專制社會對個人自由的壓抑和摧殘。張藝謀在片中的染坊場景突出使用紅綢子渲染的影調,蘊含着對個性張揚的呼喚。那些誇張美化詩意的紅綢子視覺處理,營造出一種有特徵的中國意象。同時,作者用強烈的視覺語言突出地表現出男女主人公的血緣兒子對宗法的父親的歸順和臣服,讓觀眾看到中國社會中的“規矩”如何吞沒和摧殘了個性、愛情、親情。電影局選送這部作品或許是因為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1988年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過金熊獎,具有一定的國際知名度。 1994年,香港報送的是陳凱歌導演的作品《霸王別姬》,從主創團隊和文化意識來說,它是典型的中國大陸作品。此片是最接近奧斯卡獲獎影片內在價值觀和藝術質量的作品。影片用隱秘綿長的藝術手法表現了同性友人之間的情感,同時又書寫了與官方闡釋大相徑庭的中國近代和當代歷史。寫出了那些性格孱弱的人是如何被歷史和政治的濁流污染或吞沒,更寫出了那些堅韌純粹的靈魂如何在這濁流中保持尊嚴。這部影片雖然完成於1990年代初期,但它的思想價值和藝術營養來自1980年代。那時候,中國共產黨至少在口頭上強調“改革開放”。 但是,此片雖然獲得了奧斯卡提名,在大陸的影院卻放映不久就被禁。坊間有傳聞說對它的反感和禁令直接來自最高層。筆者當時在影院門口看到廣告牌,大意是:接到命令撤片,最後一天放映,欲購從速。1994年,北京電影學院學院獎的評委們選出《霸王別姬》作為最佳影片,但這個評選立即被上級“有關部門”叫停,電影學院的學院獎也從此香消玉隕。那邊在好萊塢星光大道上獲得提名,這邊被禁止放映打入冷宮,這部作品可以作為標示中國電影與好萊塢揮手從茲去的一個重要坐標。 1998年,中國報送給奧斯卡的影片是《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影片沒有正面描述成吉思汗橫掃歐亞大陸的武力征戰,而將故事聚焦在他少年和青年時期統一蒙古成為大汗的功績。在世界歷史研究領域,成吉思汗是否可以被當做一個中國人是存在很大爭議的,但中國政府顯然是把這部影片當做描述中國歷史英雄的故事。影片的隱含主題是:蒙古族隸屬於統一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具有主體性、中國在歷史上曾經強大無比。這些非常符合當局竭力宣傳的統一、強國等觀念。我們在以後選送奧斯卡的中國參賽片中還會看到,這種先前強大的歷史敘事往往與近代受到帝國主義侵略、殖民主義剝削而導致落後構成一種悲情敘事。整個片名直接來自毛澤東的一句詩詞,字面意思是說成吉思汗是上天的寵兒,它帶有極強的頌揚和讚許意義。使用毛澤東的詩句在中國語境中具有政治上的積極向上意義和討好上級的功能。但是將這部影片送往好萊塢,顯然忽視了成吉思汗和毛澤東這兩個人在歷史上都具有大量屠殺、殘暴奪人性命的負面記錄。 或許,中國的電影人和政府部門都對電影中的殺戮行為所秉持的內在倫理糊裡糊塗,對殺戮與抗暴二者之間的區別不明就裡。2003年中國政府又報送了一部表現古代帝王為了統一而展開殺伐的《英雄》。此片的形式營造非常具有功力,其畫面唯美炫目,它的打鬥動作設計得有力而又飄逸。就武打動作片來說,它傳承和發揚、更新了武打動作片的形式美學。作者與歷史上的武打動作片進行了豐富有趣的形式對話。在奧斯卡評委和大多數西方觀眾那裡,這些炫目、唯美的形式營造無疑具有直觀的衝擊力,從而具有強烈的審美感染力。 但是,這部影片的敘事結構所顯現的內在價值倫理令人生疑。《英雄》的主人公之一是秦始皇,這個人物符號在中國和世界的歷史文獻中具有極為沉重的政治意義。毛澤東曾經把自己與秦始皇和馬克思相提並論。而影片的敘事又將這個統一中國的帝王置於一個乾綱獨斷的主導地位,還讓他說些崇尚“和平”的台詞。此片在中國的報刊媒體上受到筆者和許多知識分子的大量批評,認為它的敘事中蘊含着明顯的權威崇拜和犬儒主義態度。 2007年中國政府所選送的影片是《雲水謠》,影片主人公是一位逃往大陸的台灣左翼人士,他在1950年代中國對抗美英等國組成的聯合國軍隊的朝鮮戰爭中找到了愛情。搜尋一下歷任中國領導人的講話,就會看到他們一直不認為這是對外侵略,而將這場戰爭視為對抗西方、贏得尊嚴和榮譽的勝利之戰、榮耀之戰。《雲水謠》以正面的抒情態度頌揚中國軍人在朝鮮參與的戰爭。但是,帶着讚美的詩意態度來抒寫這場戰爭,顯然很難引起奧斯卡評委們的價值認同和情感共鳴。 《戰狼2》是2017年中國市場上最成功的電影,中國政府將它報送去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完全是預料之中的。前後兩部《戰狼》的宣傳口號都是“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影片中鐵拳飛舞、坦克橫衝、導彈一擊制敵,顯示主人公的硬漢性格。敘事上,解決人物困局使之扭轉乾坤脫離險境的動作是高高揮舞飄揚的國旗。這與當下中國的“大國崛起”宣傳戰略完美應和。 這部影片營造了十分炫目的暴力美學,藉助着這種強有力的形式感,影片“點燃”了激烈、膨脹的愛國主義情緒,這種情緒具有廣大的大眾心理基礎。但是,這種群眾心理不是那種經由廣泛交流對話和自由選擇所形成的“主流”,而是由權力之手干預、釋放和大力推動的大約由於它能夠用暴力美學的形式美感強烈地表達和煽動國家主義熱情,政府對它給予大力支持,數度延長其在院線的放映期,使之長達三個多月。 但是,審查通過本片和將其報送奧斯卡的官員大概都沒意識到,《戰狼2》在處理中國英雄與非洲百姓的關係上有着很明顯的救世主心態,處處顯露一副居高臨下的架勢。影片的主角在非洲的海上和陸地拯救了非洲的商船和百姓,一個非洲的小孩稱呼他為“乾爹”(片中英文字幕為godfather)。而這位“乾爹”在影片中將一群被中國英雄拯救後跳舞的非洲工人描述為“這幫黑哥們,你只要給他們一堆火,他們立刻就這樣”。從這些台詞和敘事處理來看,本片的編劇、導演似乎毫無政治正確的觀念。 即使是在受到嚴密監控的中國社交媒體上,也能看到對這次選送有很多負面評論。今天搜索百度,我們還能看到“《戰狼2》競爭奧斯卡,網友罵聲一片,稱丟人丟到國外了”這樣的標題。這個標題下也收錄了一些網友意見,他們覺得選送去奧斯卡就是彰顯豪邁之氣,就是一種閃亮登場:“只是想為《戰狼2》鳴不平!無論如何,《戰狼2》讓中國電影又一次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挑選《戰狼2》送給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絕對不可能得到青睞。操辦此事的電影局官員都是資深的專業電影從業人員,對此,他們應該心知肚明。我比較肯定地猜測,選擇《戰狼2》是電影主管部門揣度上意的選擇。至於在那邊得不得獎,我估計主管部門也知道根本不靠譜。 在中國和西方,都有許多觀眾、左翼學者喜歡強調好萊塢也有愛國主旋律,似乎好萊塢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愛國與中國的主旋律電影中的國家主義難分軒輊。在我看來,中國電影與奧斯卡獎漸行漸遠具有其內在必然性:因為兩者的內在價值觀截然不同。北京電影學院退休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訪問學者崔衛平認為,中國的主旋律電影與西方主流電影大相徑庭:“中國存在一個凌駕於一切之上的、不可以被質疑的權力。這種權力所秉持的價值觀崇尚暴力,強調屈辱感、受害者心態,在某種悲情中將外部世界與中國對立起來,只要是以這種價值觀指引的電影,就不是引發人性中的善,而是釋放人的狼性。” 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二,中國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也顯露出某種帝國思維,試圖輸出或改寫世界秩序。藉助《戰狼2》,難道中國政府是在向好萊塢發出決絕的告別信和高調的文化宣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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