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美国的分裂，在两极化深渊之中越陷越深，是我们未曾料到也未深刻理解的。以前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驴象两党之间妥协与审慎的美德被今天的美国遗忘，而美国聚讼不已的族群冲突、贫富差距与舆论的失控，两党的解决方案却大相径庭


　　老高按：左右撕裂，从分歧到对立，从对立到对抗、到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是本世纪初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突出趋势，就是一个瞎子也能感知到了。中国如此，美国如此，欧洲也如此；网下如此，网上如此，就是万维这里似乎也有了苗头。
　　四五年前，我确曾发现一些左右两派寻求共识的可喜萌芽，也曾发出天真幼稚的呼吁，希望能够蔚为潮流，走上左右两派良性竞争的轨道。但没多久，这种“共识梦”“良性竞争梦”“左右对立统一梦”就宣告破灭了。一度在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执牛耳的共识网不得不“主动关门”，成为“共识”一词沦为笑谈的标志性事件。真是呜呼哀哉啊。
　　我曾写过，“左派”“右派”之分，哪有“乖派”和“不乖派”之别那么壁垒分明？“乖派”看权力当局和利益集团的眼色发声行事，对之只有唾弃，毫无计较的必要，可以置而不论（但他们还是有研究的价值，这是另一回事）。
　　以我腐儒之迂见，独立思考者的左右两派寻求共识的基础就那么难吗？——他们都有理想，都痛切地感受到现实的不如意处多多，都忍无可忍，要一吐为快。右派从个人自由的理念出发，控诉现实政治社会环境“定于一尊”（栗战书语）对言论的钳制、对思想的禁锢，对个人和民族创造力的扼杀；左派从社会公正的理念着眼，鞭挞现实政治社会环境中权贵们巧取豪夺，鱼肉百姓，致使许多民众陷于绝望境地，上告无门……这两者从不同角度对现实社会的揭露批判，难道不能在对方人士中唤起共鸣吗？
　　撇开对某些具体的人与事的解读、争议，而从宏观来看，二者的分野在于：右派更多地感受到专制权力的压迫，于是更多地认定罪魁就是独裁者和准独裁者，将矛头指向导致极权的制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期望借助资本的力量，来撑大公民社会的空间以抗衡权力；左派呢，则更多地认为祸根在于资本包括国际资本，于是更多地要求政府（也就是权力）出手来制裁不公，抵挡资本。
　　左派与右派，有各自的优势长处，也各有自己的短板盲点。这二者矛头的不同指向，我认为都是有道理的（百多年来中国先哲就不断警告：既要警惕权力，也要节制资本，我已经积累了一大本。外国先哲的警世通言就更早了，至少有四五百年）。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特色的权力与资本的勾结，已经到了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程度，试看哪个倒台的官员，不管罪名为何，不被揭出他的金主和幕后交易？试看哪个名列前茅的企业，不管是否被查，不被曝光它在政坛的后台？既然权力和资本已经并正在合流，已经并正在成为“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连体怪胎，左派和右派人士，难道不也应该彼此更加呼应、声援？
　　例如，最近深圳佳士科技的部分工人因组建工会遭到厂方威胁恐吓、殴打报复及警方扣押和暴力对待，连续在工厂和当地燕子岭派出所坚持维权，近30人7月27日被抓捕。美国之音报道，他们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近期毛左派成为声援这些工人的主要力量，有至少50人的声援团在深圳现场表达支持。”难道右派人士不也应该支持和声援他们？
　　左派和右派，当然有若干根本性分歧。但我认为，大敌当前，目前其实很有结成“统一战线”、同仇敌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至于分歧，当然可以继续争辩下去，这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对于今后全球健康发展、避免弯路甚至倒退，都有莫大好处，只是不必彼此势同水火，不共戴天，像《红楼梦》中描绘的如同“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我的上述感想，很可能被人讥为“痴人说梦”。我不在乎。读到朱天元最近在《经济观察报·书评》上刊登的文章《向左走，向右走：21世纪美国的精神内战》。这个标题甚好！海内外中国人的左右之争，虽然与美国背景截然不同，却同样也是一场“精神内战”。这篇文章缕述了美国“精神内战”的由来和特点，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和“他山之石”，并进而反躬自问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内战”的由来和特点。


　　向左走，向右走：21世纪美国的精神内战

　　朱天元，《经济观察报·书评》2018年7月

　　1906年，在西洋考察宪政的军机大臣戴鸿慈在旁听完美国的国会辩论后，曾经不无赞叹地在考察日记中写道：“然文明国人，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然而今天的戴鸿慈如果看到此时的美国政治未免要大跌眼镜，因为今天美国的分裂，是我们未曾料到也并未深刻理解的。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美国，在两极化的深渊之中越陷越深。以前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驴象两党”之间妥协与审慎的美德被今天的美国遗忘，而面对美国国内聚讼不已的族群冲突、贫富差距与舆论的失控，两党之间解决方案却大相径庭。爱之者视特朗普为美国精神的捍卫者，其精神谱系足以追溯到美国的立国精神，而憎之者则将特朗普视之为“狗哨政治”与右翼民粹的代言人，足以颠覆美国二十世纪以来所积淀的政治共识。
　　美国今天的这场“精神内战”中，左派与右派的分歧似乎都与“美国精神”的缘起，有着不绝于缕的联系。他们都以“美国精神”的阐释者与捍卫者自居，却在理念与实践的路径上南辕北辙。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相信，今天的美国的种种困境在于对保守主义精神与市场精神的悖离，他们相信建立公平、充分的市场经济与法治环境之后，自由选择与市场的力量足以弥平所有差距，使所有人都得以在美国精神的照耀下得到庇护。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左翼则认为，美国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之中，隐藏着种种压制与特权，对于长期被忽略的弱势群体与弱势族群缺乏理解与平权，而对这种“特权”不加以清算，只会让被忽略的群体所面临的问题——贫富不均、教育平权、族裔差距与社会主流之间造成更大的隔阂。这二者之间，我们难以抉择孰对孰错？
　　在90年代，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钱满素用《爱默生与中国》，为中国思想界展示了美国个人主义的宗教与思想源流，爱默生用加尔文主义为年轻的美国指向了一条通往信仰与自由的道路，宣告了人对上帝与社会的独立。曾经的信仰与观念，能否疗救共识被撕裂、公共讨论的底线亟待重塑的美国？也许正如美国历史学者埃里克·方纳所说：“美国有时会‘忘记’那些在我们看来亘古不变和永恒的事物，但美国的历史也正是一部自身不断反思并争论的纪录。”这也许正是自由本身的内涵所在，它是开放的、积极的，勇于被反思与挑战，却从不会停下它延伸的步伐。
　　借新书《自由给谁看》之际，本次《经济观察报·书评》专访钱满素先生，请她谈谈她心中的美国政治变迁与美国价值的所在。

　　1.问：“个人主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安·兰德、罗斯巴德等人对于个人主义有着诸多定义。请您谈谈美国对于个人主义的理解有着怎样的变迁？
　　答：我觉得，个人主义在美国主要不是哲学问题，它作为人权与法治的基础，早已落实到政治法律的诸方面，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经验告诉我们，理论只有在顺应人性和社会实践的需求时才可能有生命力，如果将理论与产生它的实践相剥离，很容易成为少数人的智力游戏。思想来源于实践，哲学家们对个人主义所下的各种定义，大多是对各自所处社会现实的反应。他们可能在学界影响很大，但民众不是依据定义，而是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生活的，何况美国也没有法定的指导思想。
　　19世纪的爱默生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他没有必要去强调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因为这是常识，他不满的是杰克逊时代的物质主义和民主泛滥。他的个人主义核心就是自立，保持人格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一是抵制异化、物化，反对因追逐物质而丧失精神；二是提倡独立判断，不从众、不媚俗、不迎合，他以这种超验主义的个人主义来对抗他认为的时代弊病。
　　安·兰德是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少年时遭遇十月革命，家庭受到冲击，在个人权利缺乏合法性的背景下长大。她21岁移居美国，激赏美国的个人主义，将保护个人权利视为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她在《自私的美德》中说，利他主义者将为他人谋利称为“善”，为自己谋利称为“恶”，这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自私”无非是关心自己利益，为什么被视为恶？其实，安兰德说的“自私”也就是“正确理解的自利”，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早就谈到了，他还说，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只有今天的美国人才普遍承认了这个原则。
　　罗斯巴德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也是犹太人，不过晚了20年。他在美国左派环境中长大，却是个右派，还不是一般的右。他强调“自我拥有权”，反对政府，推崇自由经济，他的自由主义是“自由至上主义”，他的个人主义也可称为“个人至上主义”。他反政府反到无政府的地步，提出“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论，这或许可以看作他对美国近几十年来政府干预日趋扩大的一种反应。

　　2.问：建国时期，美国国父们对联邦主义有着什么激烈争论？您认为美国早期的反联邦主义因何而失败？
　　答：联邦主义与反联邦主义之争源于制宪，在制定宪法与各州批准宪法的过程中出现了意见相左的双方：维护宪法的称为“联邦党人”，反对派称为“反联邦党人”。这种称呼有点诡秘，因为联邦党人本质上是国家主义者，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相对强大的全国政府，他们自称联邦党人其实有掩盖之意。反联邦党人才更强调国家的联邦性质，他们反对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威胁到州、地方和个人，这是美国人的传统，很好理解。但是这个新生国家若要生存下去，不能没有一个整体政府，否则将沦为独立的十三州，后患无穷。华盛顿等政治精英决意召开制宪会议，就是为了结束独立后十几年的混乱局面，为美国奠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反联邦主义一派之所以失败，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诸如文化层次低、缺乏能干的领导和辩才等，但主要还是两点，第一，他们只是一味反对，却提不出自己对国家未来的设想作为替代。第二，在维护个人权利和惧怕中央权力方面，他们的看法与联邦党人并无二致，所以当他们的要求通过“权利法案”纳入宪法后，分歧也随之消除，因此也不能说他们就是失败。现在看来，宪法的制定和通过充分展示了联邦党人对国家的远见卓识，确实是棋高一着。

　　3. 问：政教分离是美国政治的重要原则，国父们是如何理解和设计的？与早期清教有什么关系？
　　答：美国是个世俗国家，政教分离是立国原则，宪法规定不得设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并规定任何公职不得以宗教标准作为任职条件。
　　17世纪初的清教移民与当时大多数欧洲人一样，是完全宗教化的。他们建立的殖民地称得上政教合一的神权，虽然政府与教会分开行使职权，而且官员与牧师不能兼任，但只有教会成员享有政府官员的选举与被选举权，政府权力牢牢掌控在教会手中，政府只是配合教会在治理民众。宗教是强迫的，大部分民众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他们纳税支持教会，却不能参政，这种做法在民众觉醒后普遍遭到反对，难以为继。不过，清教实施的政府与教会职权分开，毕竟是政教分离的第一步。
　　西方基督教世界有过长时期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在付出鲜血生命的代价后，他们最终走到了“政教分离”，将信仰自由划归个人，政府无权干预公民思想，由此消除了宗教迫害和思想禁锢，无疑体现了一种现代智慧，激发了思想解放和创新精神。美国制宪者们熟读历史，非常清楚其中利弊得失。那么为什么设立国教不是良策呢？因为信仰须发自内心，强迫的就不成其为信仰，只会造成心口不一。而且宗教是人类特别执念的一个领域，信徒护教在所不惜，越强迫越反抗。可以设想，美国如果不实行政教分离会是什么局面？也许不外乎两种结果：一是二百多年来教派之争不断，耗费大量国力，国家发展受阻；二是激战后一派独大，其他教派受压，给社会留下隐患，这两种结果都不具有积极意义。

　　4.问：美国内战奠定了现代美国的性格与方向，林肯也成为美国人心中最伟大的总统。可是同样也有一种声音认为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违法者”，他废除奴隶制破坏了宪法之中关于联邦权与州权的平衡。您怎么看美国历史上的内战和其背后所象征的观念之争？

　　答：是的，内战对美国具有多重的奠定意义：消灭奴隶制、结束联邦权与州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确定经济发展方向等。美国先有州后有国，立国初期国民对本州的认同远超过国家认同，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姓自视为楚人齐人等，而非周人。引发美国内战的因素包含了联邦权与州权的矛盾，不过当时立国已半个多世纪，美国的概念已经基本形成，南方更多的是借州权之名，维护他们特有的奴隶制经济。
　　制宪者们为了能将十三州合众为一，不得已在宪法中默认了奴隶制，希望这一不合理的制度能自己寿终正寝。南方则将这种默认视为州权，动辄以脱离联邦来威胁，这才有了激烈的联邦权与州权之争。林肯是律师出身，总统的职责就是维护和捍卫宪法，即使他非常厌恶奴隶制，在维护宪法上也从未动摇过。说他“违法”无非是因为他解放了黑奴，但是“解放奴隶公告”是他这个战时总司令作为剿灭叛乱而采取的适当和必要的军事措施。公告解放的仅仅是叛乱地区的奴隶，其他地区维持原状。这样的区别对待还受到广泛嘲笑，说林肯解放了他解放不了的奴隶，却不解放他能够解放的奴隶。而林肯这样做的苦衷就是不想违反宪法。作为总统，即使他为了正义而违法，也会严重破坏法治精神。直到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通过，奴隶制才在美国全境被彻底废除。

　　5.问：美国政坛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驴象之争”，而深受古典共和主义影响的美国国父们在制宪之时恰恰是反对政党之争对于美国政治的分裂的。请您谈谈美国两党之争有怎样的源流，美国的政党体系又有怎样的流变？
　　答：美国国父们笃信共和，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在他们看来，党派是某些人共同情感和利益的结合，有悖于公共利益，因此“君子不党”的他们反对并试图消除党争。然而，党争在民主政治中不可避免，因为人们一旦有了参政权，就要表达不同政见，在此过程中又必然联合成理念或利益的共同体，以便壮大力量，实现目标。美国建国后从未停止过党争，先是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争，随后华盛顿内阁中又出现政见分歧，焦点是经济问题，外加其他观点冲突，形成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与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这样两派。
　　务实的美国人很快就认识到政党的必然，1804年的第十二条宪法修正案以间接的方式承认了政党的存在。二百多年来，党派几经演变，曾经建立的政党不少，但真正重要的并不多。至于为什么始终是两大党的对决，而不是三党四党？这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因为意见分歧说到底主要是正反两方。政党历史中，联邦党与共和党算是第一次组合，后来联邦党消失，一度只有共和党，是个短暂的“和睦时期”。1824年大选后民主共和党分裂，杰克逊另建民主党，对方称为国家共和党，后称辉格党。民主党一直延续至今，但因为它在内战时是代表南方的政党，也曾多次重组。现在的共和党不是杰斐逊当年的民主共和党，而是内战前反对奴隶制的部分辉格党人和部分民主党人的新组合，林肯从一开始就是共和党的重要人物。内战后共和党作为胜利党长期执政，有了“老大党”之称，但民主党并未随着奴隶制一起被消灭，他们无间断地继续存在，内战后很快重返国会，并长期控制着南方诸州，现在的两大党在那时就基本成型。
　　到了大萧条，民主党的罗斯福成功推行新政，改造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并取得二战胜利。罗斯福连选连任四次，去世后任期由副总统杜鲁门续完。从罗斯福到尼克松，中间除了艾森豪威尔担任两届总统，一直都是民主党在执政。这个过程经历了1960年代民权运动等社会动荡，美国政策一直在向左转。这个趋势直到里根当选开始扭转，新保守主义登场。后来的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大多徘徊于其间，特朗普上台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回到里根的立场，这就是美国政党的基本脉络。
　　特朗普的当选具有特殊意味。人们发现，2016年大选中党派作用似乎在减弱，民众表现出对华盛顿政客的普遍不信任，特朗普得到选民的支持多于共和党大佬的支持，不知这一新动向将如何影响美国日后的选举政治。

　　6.问：建国以来，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原则。您认为二十世纪美国放弃孤立主义介入欧洲事务的原因是什么？特朗普上任以来的首要原则即为“美国优先”，这是否会使得美国重回孤立主义？
　　答：政策是随时势而变的，此一时彼一时，孤立主义是美国在当时时势下的选择：新生国家需要不受干扰地成长；西半球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以新世界自居不想介入旧世界的无谓纷争；弱小的经济无力外向扩展等，而那时交通信息的不便也提供了孤立的可能性。20世纪初，美国已是经济强国，随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正好为美国登上国际舞台提供了机会。美国得益于地理上的优势，战火烧不到自己国土，生产却受到战争刺激而迅猛发展。当然，美国也非常清楚法西斯对美国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威胁，于是将巨大国力投入战争，特别是在二战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战争后的残败世界上更是一枝独秀，开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特朗普虽然提倡“美国优先”，但科技已将地球缩小，各国经济政治缠绕在一起，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再回到孤立主义的立场，想回也回不去了。特朗普只是觉得美国在过去这些年的国际交易中吃了亏，他要更多地为美国盘算，你看他上任五百天来推行的政策，像是要自我孤立的样子吗？

　　7.问：20世纪左翼激进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美国却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一直保持着距离。从思想资源与政治经济结构上来讲，您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未能在美国生根发芽？2016年大选也体现了美国东西海岸知识分子与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人、以及底层在观念上有着巨大的分歧，您认为这种巨大的鸿沟有着怎样的成因？
　　答：美国人大多分开看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认为它们是一个体系里的不同阶段。苏联建立后曾在美国激起一阵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到苏德条约签订后便基本消退，但是一直有相当部分美国人（主要在知识界）信奉社会主义，虽然和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可能有出入。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政治增添了不少社会主义成分，如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共产主义未被美国接受，还是因为阶级流动的美国不具备接受的土壤，很难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美国相对富裕，社会开放，穷人通过个人奋斗有望摆脱贫困，倘若不行还有社会保障来缓和矛盾。从政治上说，美国宪政成熟，普选制下民众有参政权，可以通过选举来改变政府和政策，不必再去另起炉灶。美国工会历来走改良道路，只争取福利，不另立工党，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阶级分析法似乎不适合美国。有些中国人以为民主党代表底层，共和党代表上层，其实未必，两党支持者都有穷人和富人，白人和黑人。1932年大选中，民主党的罗斯福出身名门，共和党的胡佛则是铁匠的儿子，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未必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选民看的也不是候选人的出身，而是他的竞选纲领。
　　2016年大选中，东西两岸以民主党的蓝色为主，中部则大片共和党的红色，其实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格局，这与经济全球化也有一定关系。现今世界，国家都是各自为政，劳动力也不能全球流通，而经济却要在全球范围进行分工，这不能不产生问题。假设，美国负责高科技，中国负责制造业，结果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了，相关人员也赚够了，可是制造业却凋敝了，工人失业，形成铁锈地带。另一方，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了，成了世界工厂，高科技却受制于人，这难道是双方想要的结果吗？所以，在其他方面没有全球化的条件下，单单经济全球化是有困难的。对美国来说，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差距扩大，农村与城市矛盾加剧，这就是特朗普上台的背景。

　　8.问：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深刻影响了美国的社会与政治生态，此后历届政府的社会政策也逐渐左倾，提倡社会福利，实行对于少数族裔与边缘群体的政策倾斜。您认为目前美国政治中关于身份政治的争论从何而来？
　　答：“身份政治”、“群体政治”都是1960年代后流行的概念，如今在美国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是事关“政治正确”的敏感问题。身份政治的核心就是将人以所谓的“身份”（种族、性别、族裔、性倾向等）来分类，确定他们应有的政治立场。身份政治自认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显得很是高大上，其实它并不新鲜，不过就是将一个人出生时的状态来定义他，而进入现代前绝大部分人不都是生来注定的吗？不都是以阶级、门第、种姓这样的身份活一辈子吗？虽然现在身份划分的方式不同了，本质还是出身决定一切。美国正是因为提倡人人平等，反对特权，才开启了一个共和新制度。现在一些美国人又要回到身份政治，似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属性就决定其一生，个人毫无自主余地，如此荒谬僵化的看法岂能符合实际？最后只是加剧了群体间的紧张关系。共和体制下人人平等，每个人拥有同样的公民权利，不能因为种族肤色，或是加入某个群体，某人的公民权利便有所增加或减少。
　　与“身份政治”密切相关的“政治正确”是又一个高大上的名目，其危险在于法律之外另立一套是非对错的标准。制定法律是有明确程序和规则的，立法目的、方式、机构、审批等都必须符合规定，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才具有合法性和尊严，才是公民必须遵守的。在宪法保障表达自由的美国，一些自以为正确的人自说自话制定了一套标准，完全没有通过任何合法程序，却要全民来遵守，不知依据何在？若有人违反其标准，他们动辄给人扣上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歧视等大帽子，气势汹汹，不依不饶，无非是不让人说实话说真话。这股风刮了几十年，美国人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反思“政治正确”是否真的那么正确。特朗普之当选，与他漠视“政治正确”不无关系，选民们愿意看到政客说真话做实事。

　　9.问：2016年的美国大选，特朗普的当选对美国的福音派来说无异于一剂强心针。您认为在世俗化的今天，为什么福音派在美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答：宗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不单是美国，全球大部分人都有宗教信仰。世俗化指的是政教分离，宗教退出国家政治，但不等于信教的个人和群体不能具有政治影响力。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是世俗国家，但百分之九十的美国人自称信教。美国教派虽多，主要还是基督教，其中福音派又是主流，当然具有广泛影响，至少可以通过选票来表达诉求。基督徒有自己的一套道德观念，如一夫一妻为婚姻，而美国传统的法律与道德也一直与之相符，当年摩门教由于实行多妻制，他们聚居的犹他一直被联邦拒之门外，直到1890年废除多妻制以后，才被接纳为州。
　　然而这些年来在“自由派”政治的影响下，美国的政策逐步背离这些传统，比如同性恋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在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变性）之类问题上纠缠不休，奥巴马“厕所令”甚至让公立学校学生根据自己对性别的认同（而非出生证明和生理显示的性别）来选择男女厕所。性别居然也变得难以确认——不男不女、非男非女、又男又女，甚至忽男忽女，自由派确实自由到了极端。传统基督徒大惑不解，不少亚裔家长也受到惊吓，此外还有其他社会问题上的争议，总之你来我往，一波接一波，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转而支持敢于突破“政治正确”的特朗普。
　　最近，科罗拉多州蛋糕官司终于有了了结。六年前，两个男性同性恋者要求一家蛋糕店为他们制作专门的结婚蛋糕，店主同意他们购买任何现成的蛋糕，但拒绝为他们定制，理由是同性婚姻不符合他的基督教信仰。同性恋者上告店主，州法院判店主犯有歧视罪，店主不服，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6月，最高法院判店主胜诉，认为店主的宗教信仰应该得到尊重，并且强调“包容是双向的”，这一判词被认为具有扭转倾向的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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