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數據顯示：獲得更多自由信息的人，相對更溫和、對社會公正性和穩定性更有信心；而獲取管制信息較多、甚至管制者本身，反而顯得對政府政策並不信任；獲取管制信息人員、信息獲取較少人員，對社會公正和社會穩定的評價更消極


　　老高按：中國控制輿論的強度，眾所周知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將媒體死死管住，令媒體人動彈不得，動輒得咎。互聯網和自媒體興盛之後，一度出現了官方鞭長莫及的“灰色地帶”，曾讓許多人士興奮不已，以為科技發展終究能夠突破權力封鎖，官方輿論鉗制舉措終究會“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無法避免信息的自由流傳，而這也就會最終導致專制體制的破產。
　　從長遠看，我相信以上所述是必然趨勢；但從眼前看，未必如此。習近平上任之後，不僅全力圍剿網絡、自媒體上的“敏感”文字，抵擋來自國外的“有害信息”，還用“四個自信”給自己打氣鼓勁，更砸大錢“主動出擊”，要滲透和抗衡國際輿論、扭轉對中共不利的態勢。儘管“游擊戰”“麻雀戰”正酣，當局無法撲滅每一粒火星，不知道哪塊雲彩就會釀成駭人風暴，他們只能時刻保持超級警戒，投入高額維穩成本，將“動亂”消除於萌芽狀態，但從總體上看，應該承認，當局勉力控制住了虛擬空間的大局，保持了在中國人精神世界中的統治地位。
　　對上述現象，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只要不是瞎子或者裝瞎，誰都看在眼裡，人人都有一肚子事例和怨氣，卻仍然缺乏量化的分析，來相對準確地評估當局對網絡的管制，究竟對社會、對民族精神，以及對權力當局自身，有什麼樣的影響。
　　今天讀到《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現居北京的天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林的文章《如何量化中國互聯網管制的衝擊？》，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個缺陷。
　　文章中提到“國內媒體上的中國和國外媒體上的中國將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甚至是分裂對立的國家形象”。在我看來，這，已經不是“將會”，而就是“正在進行時”；而且也不僅是“國內”和“國外”的分裂，而就是朝野的分裂、官民的分裂。
　　多年來不是一直流傳“看網絡，昏天黑地；看電視，歡天喜地”這樣的警句，凸顯官方媒體和民間輿論的截然對立嗎？前一段時間有朋友轉來一個段子（說是“袁騰飛語錄”，但我無法核實是否真的出自袁騰飛？）也表達了幾乎同樣的觀感：
　　深夜看微博感覺明天就要暴動了，早上去菜市場轉一圈又發現一百年也不會發生革命！中午再看看新聞聯播，頓然覺得生活竟如此幸福，起義的念頭多麼可恥啊！晚上又看經典劇，更加覺得美滿幸福的生活來之不易！深夜翻牆再看看歷史真相，頓然又陷入迷茫！
　　張林文章的一個重點，是運用統計數據說明：“互聯網管制的最大受害者可能正是管制者本身”——嚴苛管制網絡，會對管制者自己造成極大的誤導，甚至強化社會對立；而放開自由言論，反而對管制者有利。這番結論，希望網絡管制者能夠聽得進去。
　　有人讀到這裡可能會說：張林和你老高為網絡管制者操什麼心？他管制網絡，自己成了最大受害者，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不是大快人心嗎？把他們害慘、害垮，才最好呢！
　　說老實話，我並不太理會網絡管制者受害不受害、受多大的害。我關注的是，他們管制網絡，對整個社會的創造活力的窒息，對整個民族的精神自由的戕害。


　　如何量化中國互聯網管制的衝擊？

　　張林，《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8年8月1日

　　張林，天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現居北京。
　　微信公眾號是中國最大的自媒體平台，它的言論尺度可以說是中國言論開放的邊界。最近幾個月，微信卻先後關閉了新開通的公眾號平台的評論功能以及留言分享功能。騰訊公司作為供給者不會主動閹割自己熱銷的產品，這顯然又是主管部門的新要求。
　　對新增微信平台來說，由於只能發表不能評論的微信推文，也就使其幾乎喪失了社交媒體的社交功能。最近微信自媒體對國內疫苗與#Me Too等醜聞的揭露顯示出了互聯網的力量，而新增的微信公號則很難重現這樣的自媒體時刻。先控制住增量，再進一步整頓現有微信平台，或許是當下主管部門的管制策略。雖然這個限制舉措進行得波瀾不驚，卻意味着中國本已經逼仄的網絡言論空間又後退了一步。
　　可是，互聯網管制的最大受害者可能正是管制者本身。互聯網搜索的技術算法決定了一個熱點事件的自我強化：百度上屏蔽掉的言論，會在谷歌上以幾何級數的速度發酵。久而久之，國內媒體上的中國和國外媒體上的中國將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甚至是分裂對立的國家形象。一種觀點認為國際社會總在刻意醜化中國，殊不知本國的互聯網管制卻是問題源頭之一，國內對所謂負面新聞的封鎖屏蔽，使得境外媒體成為唯一的消息出口。僅這一點就足夠值得反思，防火牆內的中國，真的因為互聯網管制變得更安全了嗎？
　　所謂“圍觀就是力量”，說的是網絡技術不僅賦予了更多的人以更多信息，更提供了交流信息碰撞思想的平台。對於管理者來說，可以通過這些公開的信息了解人們的想法，獲知人們的真實訴求，並通過回應這些訴求達成合意的公共治理。古往今來的治理失敗往往出自信息的不通達，以至於管制者本身遭受蒙蔽。
　　同時，政府對於言論和信息的嚴格管控，會使得許多人只能接受片面信息而變得極端，尤其是當發現官方宣傳與現實情況不符時，會產生強烈的牴觸和反抗。以上道理在互聯網時代依然適用，甚至更加適用，過度管制也許只能帶來相反的結果——人們會以更多的敵意和惡意來評價管制者本身。
　　2018年以來，中國國內關於朝美、朝韓關係改善的評論便顯示出了官方“洗腦”管制的惡果。微信公眾平台上的自媒體紛紛表達了對朝鮮和平棄核、發展經濟的盼望。對於那些未能接觸更多自由信息，因而浸染在官方中朝友誼宣傳中的人群來說，這卻是一件不可接受的壞事，他們集結在“鐵血論壇”和“烏有之鄉”等網絡論壇上猛烈批評中國政府的無所作為，而政府對相關消息的刪除和屏蔽使之更加怒不可遏。
　　比如今年以來，烏有之鄉微信公眾號“烏有之鄉網”發表了一系列關於鼓吹朝美對抗、揭露中國資本家醜陋、暗示官方走向修正主義的文章，因而在6月份遭到官方的永久性封號。在其封號後的聲明中，認為官方本應和自己一起“站在人民立場替本階級說話”，並“在國家民族立場”上支持中興、聲援中國的貿易戰，結果官方的表現令人失望，他們宣稱自己會繼續利用其他手段“為本階級鼓與呼”。
　　因此，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左派群體——他們是最相信官方言論、對社會主義最深信不疑的人，卻在改革開放之後失去了執政基礎的地位，甚至成為官方最警惕的群體。鄧小平先生南巡時曾說，“既要防右，又要防左，但主要防止左”，而所謂的“左向”思潮，正是官方長期言論管制和信息過濾的結果。十八大以來，官方認為不能用改革開放的成就否定計劃經濟的歷史，整個社會在強力管制下向左而行，社會上的仇富、民粹和民族情緒瀰漫，這樣做是危險的。根據我任職的天則經濟研究所對民營企業家的調查樣本，超過40％的中小民營企業家明確表示出移民意願。

　　而最近，面對中美貿易戰所引發的社會爭論，則更加證明了中國社會的撕裂程度之深。那些長期以來被“厲害了，我的國”占據了頭腦的人，認為中方的妥協意願就是喪權辱國，而金融等領域的擴大開放不過是以市場換和平——堪比清政府的以土地換和平。而微信上廣為流傳的聲音雖然對官方近年來的自大之舉充滿非議和嘲弄，卻多半對開放市場予以支持。也很可能正因為微信空間裡的“妄議中央”，主管部門收緊了對於微信平台的管控，而進一步的網絡言論管控，或許又將更多的人推向了對立面。
　　早在2013年，天則經濟研究所組織了一項社會調查，其中涵蓋了信息渠道不同對人們看法的影響，由於問題的敏感性而未能發表。雖然調查的時間已經相去較遠，但是數據分析所揭示的結果卻和當下發生的事情不謀而合——接受更多自由信息的人更加溫和，對政府的評價更積極；而那些獲取管制後的信息的人群，以及信息量獲得較少的人群，則對政府的評價更有敵意。
　　這項社會調查涵蓋了全國30個省會城市的6259份有效樣本，為了保證回答的有效性，允許樣本匿名回答。在當年，微博還是最流行的自媒體渠道，正是針對微博的管制性閹割，使得後來的微信快速崛起。總之，樣本中有些人主要通過主流新聞網站和報紙獲取信息——他們中有許多是體制內職工和老年人，標記為“管制信息人群”；有些人主要通過微博、博客獲取信息——他們多數較為年輕並在私營部門任職，標記為“自由信息人群”；有些人從聊天過程中獲取信息——他們大多生活在郊區或者農村，標記為“信息缺乏人群”。
　　以此為基準，可以對比三類人群對政府評價的不同。舉例而言，在上述調查問卷中有一個問題描述如下：“假設中央撥專款給本地政府，要求本地方政府給每人發放100元補貼，您認為最後能有多少元送到本地老百姓手中？”結果是，自由信息獲取人群的回答均值為43.69元，管制信息獲取人群的回答均值為40.94元，而信息缺乏、道聽途說人群的回答均值為39.69元。如果考慮到顯著性問題，自由信息獲取人群的估計均值是顯著高於其餘兩類人群的（95％置信區間）。（本段最後這句話包括最後的括號，我沒有看懂。——老高注）
　　這個例子表明，獲得更多自由信息的人群，對政府廉潔程度的感知更樂觀一點；那些依靠官方新聞或者道聽途說來交流信息的人群，反而對政府廉潔程度的判斷更消極一點。再考慮到樣本人群的平均收入分布，可以發現自由信息人群收入水平較高，一方面顯示了信息獲取和收入機會之間的正向關係，另一方面說明作為經濟上的相對受益者，他們更容易對體制善意寬容；而信息缺乏人群的收入水平是最低的，這表明社會底層人群獲得信息的渠道和內容最為有限，可他們對政府行為的猜測上卻是最有“敵意”的。可以說，最嚴厲的互聯網信息封鎖，可能帶來的是底層公眾對政府的最大敵意猜測。
　　從絕對值上來說，猜測地方政府是貪污掉了60％還是55％，看上去區別並不是太大，但是，政府部門會貪污掉一半以上財政支出卻成為人們心中的共識。而且，相比其他群體，接受管制信息的人群並沒有認為政府更廉潔，這說明無孔不入的互聯網管制從產出上看是無效的。這裡還尚未計算每年分配給網絡輿情部門數以億計的資金成本投入，以及由此帶來的人人自危的警察社會氛圍。
　　問卷里還包含另外10個類似的問題。比如，當問到調查對象是否同意“碰到不合理的政策結果，我會採取抗議行動（比如示威、上訪）”時，分別有13％的信息缺失人群、12％的管制信息人群選擇了同意，而只有9％的自由信息人群選擇了同意。以上至少說明，自由信息人群並沒有更強烈的對抗傾向，雖然他們在網絡上對政府的批評言辭激烈，但在實際中可能更願意用打官司等和平的手段處理與政府之間的糾紛。
　　又比如，當問到調查對象是否同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可信的”時，自由信息人群選擇同意或者非常同意的比例最高（64％），其次是信息缺失人群（62％），最後是管制信息人群（59％）。再比如，當問到調查對象是否同意“現在的政府體制最適合中國國情”時，自由信息人群選擇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比例為67％，管制信息人群選擇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比例為66％，而信息缺失人群的該比例則降為60％。
　　這11個問題的回答顯示出了同一性，即，政府對信息的嚴厲管控並沒有改善人們對政府的看法。當然，上述論證並不完全具有學術上的穩定性，6000多份有效樣本也並不能保證樣本的無偏性。而且，文中所稱的對政府的“善意”和“敵意”也並非完全能被信息渠道的不同所解釋。比如，能夠自由獲得信息的人群可能是社會的相對受益者（主要在收入方面），所以相對敵意較少。
　　但上述不足，並不妨礙這裡的主要結論：獲得更多自由信息的人顯得相對更溫和、對社會公正性和穩定性更有信心；而另外一方面，獲取管制信息較多，甚至管制者本身，反而顯得對政府政策並不信任；獲取管制信息人員、信息獲取較少人員對社會公正和社會穩定的評價更消極。
　　給互聯網築上高牆，也並不能減少異見人士、維權律師和人權鬥士的前赴後繼，他們正是為了打破這高牆而產生。即便他們反對體制，但他們至少堅守了和平的底線。反之，對於自由言論的過度限制、對於政權一味地美化宣傳反而會激起暴力的反彈，除非政府的所作所為能與他們所宣傳的那樣嚴絲合縫，否則，信息高壓管制只能製造更多持刀報復的楊佳們，以及與政府對峙的維權老兵們。

　　這些分析所透露的信息讓人不由地反問，互聯網高壓管制的意義何在？信息過濾和信息屏蔽讓人更加惡意地忖度管制者，大大增加了管制者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可能。於是，互聯網高壓監管或許就帶來了這種扭曲，一些能夠善意理解體制的人卻面臨着最多的管製成本。在中國的語境下，那些能夠善意理解體制的人就是在市場中形成的中產階級，他們應當是當下中國社會裡最無可奈何的一批人，他們希望社會穩定，卻又屢被管制所傷害打壓。
　　如今官方特別注重中國的扶貧事業，爭取在建黨100周年（2021年）時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願，證明中央政府在乎自身的聲名，這並不是一件壞事。可是從近年來民間活動空間和言論空間逐步退卻的事實來看，恐怕官方正在積攢越來越多的批評和嘲弄，互聯網管制的逐漸加碼起源與此。但是，即使互聯網管制強大到能夠屏蔽掉所有負面消息——那是不可能的，也只會增加人們內心的質疑，本文的例子只不過在重複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而且，對於互聯網空間的強力管制正在傷害中國的移動互聯經濟，它是中國經濟自2012年以來的唯一亮點。
　　可惜，微信自審的敏感詞名單正在不斷變長，維權律師正在不斷地被取消執業資格，媒體從業人員正在紛紛跳槽，官方支持的監控技術正在突飛猛進，看上去互聯網領域的言論高壓並沒有任何放鬆的可能，互聯網管制還將繼續傷害中國的公眾，繼續傷害中國的管制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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