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时候。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无智慧也无能力处理和摆脱空前的国际和国内危机，将大概率造成灾难性的国家后果——这将是数千年以来我们收获的最为严重的国运危机，关乎中华民族是浴火中涅槃而生，还是在向隅而死？


　　老高按：最近有参考价值的文章纷至沓来，颇有目不暇接之感。今天索性来个“拼盘套餐”，将三篇文章一起转载推荐。篇幅实在大了点，为读者计，只好违背我一贯坚持的尽量保持原貌、完整呈现的原则，做了点删节。
　　这三篇文章是：
　　《如果浅薄成为国家病症》（陈行之。有删节）
　　《后发国家的怨恨情结》（张维迎。有删节）
　　《每个民族都要正视自己的痼疾》（金雁）
　　三篇文章，作者写了中国也写了外国，但我读着想着，唉，思绪总还是难免萦绕于中国。各位是否也如此呢？尤其是陈行之的文章和金雁的文章，真是值得我们反躬自问。例如，金雁文章让我几乎是每句每段，都对照中国。她介绍俄罗斯如何处理前体制的政治迫害及其遗留问题的做法——当然主要是民间，而不是官方，不过官方毕竟并未禁止、封杀，让我叹为观止，羡慕不已！
　　此文最后一句话：“俄国至今仍缺乏深刻的反省而为鉴戒。”对照中国，更让我欲哭无泪！


　　如果浅薄成为国家病症

　　陈行之，爱思想（www.aisixiang.com）

　　1（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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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独立见解从而也就不让人待见的自由主义学者被排除出网络，发一篇忧国忧民的文章都难，一帮帮庸俗浅薄之人却由着性儿狂欢，从不见无所不在的网络管理人员出面阻止，诸如此类的文章标题铺天盖地：《阅兵发生了什么，把奥朗德吓成这样？》、《俄军最强战车被中国拿到，俄罗斯哭了》、《中国新型深海杀手曝光，美航母将有去无回》、《特朗普哀叹：中国太可怕》、《中国终于抛弃俄罗斯，太行版歼10令人振奋》、《中国超级新武器一鸣惊人：美国的防御系统竟全失效》、《中东多国受西方欺骗政权内部崩溃，一齐倒向中国》、《习近平三句话敲打克里，克里脸色都变了》、《中国一个简单动作，把日本吓瘫》、《厉害了我的国，南海正在变成中国内湖》……不一而足。
　　应当注意到，这绝不是几个人吃饱了撑的撒泼打滚无理性张狂，不是。借用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一段话的句式：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事情竟会在短短四五年之间发展到这等地步。还应当注意到，单以某些怀有政治投机心理的人哗众取宠论，单以公众的群氓式民族主义宣泄论，事情不会到这等地步，我们必须从中看到更为严重的东西。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种加持了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与国家的政治氛围的改变和重新凝聚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没有国家政治氛围的改变和重新凝聚，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在这个量级上发生——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所附之“皮”的状态来选择“毛”的作为，你想，聪颖如什么钢者如果嗅到的不是他所嗅到的气味，他会断然押上政治前途和学术地位，做那种完全不顾及后果的起哄架秧子式的喧嚷么？中国的文学艺术历来都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光荣传统，试想，如果没有国家有关机构的审查通过和资金运作支持，这些电影、纪录片、综艺节目什么的会成规模地登堂入室么？
　　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让自己与世界隔开，无论它有怎样的特色，它都是地球村中的一员，它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其他成员的审视。既然在所有这些事件中都有“国家”的影子，那么，这些行动的影响也就一定不仅限于国门之内，世界一定会根据这些行动来判断中国的国家方向，从而导致严重的国际政治后果——此一点，我们不是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了么？在我们国家内部，这些极为浅薄的舆论喧嚣则非常有可能对中国的国家智慧和国际政治判断力造成销蚀和扭曲，从而消极地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国家方向的选择，进一步缩小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腾挪转身的空间。这种端倪，我们目前也已经可以隐约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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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到此处，有一个问题似乎不可避免：既然这样，那么，诸如此类的社会作为影响了国家选择，还是国家选择导致了相应的社会作为呢？能否认为这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结果呢？这个问题犹如“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般难于回答。笔者愚钝，不答。我们还是论说事情本身。
　　一个国家，正常情况下，当一种狂热氛围像烟雾一样氤氲在社会空间时，当无理性人群构成一种力量时，就应当有一种理性冷静的声音出现了，然而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声音，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好像都是反常的，反常到让人惊骇的程度。难道中国有冷静头脑的人死光了么？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教授们，那么多本应作为国家大脑进行思考的人，难道全部失聪失忆，成为每天早晨从早市用手掌心托一块豆腐回家的凡夫俗子了么？那些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普通民众也全部呆傻，成为了只惦念饮食男女的行尸走肉了么？没有，尽管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我从来不相信他们都死光了，我也不相信专家学者教授全都变成了凡夫俗子，更不相信勤劳智慧的中国人都成了只惦念饮食男女的行尸走肉，我不相信。这种不相信不仅渊源于直觉，更远源于信念：没有任何人比中国民众更爱这个国家，也没有任何人比中国民众更关心这个国家的命运，更没有任何人比中国民众更将这个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身家性命的安危，之所以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一定是因为有人不希望听到他们的声音，所以世界才变得如此安静。此方安静，彼方必然喧嚣。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冷静声音的禁锢和压制，才是浅薄的民族主义思潮被纵容并沉渣泛起的最根本原因。
　　所幸的是，即使这样，在随时都会被网络管理人员删除的微博里，在门户网站评论栏（最近几年，一些值得敬重的学术网站在无奈之下不约而同关闭了评论栏）无数个口罩的缝隙之间，仍旧可以看到像流星一样划过天际的国际、国内信息，看到人们用火星文所提示的质疑和忧虑。有关部门经常感叹网络管理工作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艰难：国外敌对势力利用网络散布违法信息、不健康思想总想登堂入室、人们的诉求多种多样，都想找到表达的空间……他们的确是太不容易了。
　　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艰难呢？不好意思，造成这种艰难的并非他们所强调的那些原因，而是舆论控制机构在用最愚蠢、最原始的手段管理一个已经置身于现代国际环境中的现代国家，他们始终是在把民众作为管理对象而非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把治理国家演变成了一种只有极少数人才可以享有的政治特权，所以才只听得到一种喧嚣，这是由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思潮交媾而生成的怪胎。我们不得不说，舆论控制机构的原始手段与现代国家的社会运行之间，横亘着一个巨大矛盾，它就像一道藩篱，把中国隔绝在了世界之外，有了这道藩篱，世界有理由用猜疑、警觉、敌意的目光看待中国，我们目前所遭遇的贸易和外交的困顿，全部来源于此。这就是说，我们面临的国际问题，实际上是国内问题的延伸。
　　“陈行之先生，你说什么？国内问题？你是说我们面临的国际问题是国内问题的延伸？”
　　是的，我就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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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写《中国没有经济问题》（2012-12-16）一文——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没有经济问题，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用通常的说法，是改革开放的问题，是权力罪恶的问题，是特殊利益集团及其附属的庞大利益阶层的问题。不触动这个问题，或者说不能触动这个问题，谈论所谓中国的经济问题没有意义，更没有出路，是真正的空谈误国。社会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大规模国家占有导致的国家权力向极小部分人集中、社会财富向极小部分人聚集，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权力的产生依赖于秘密政治，权力以其野蛮本性向社会财富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包括性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权力腐败导致的对社会资源的非法占有和野蛮掠夺已经到了不仅让中国民众，更让全世界人民瞠目结舌的程度，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为了豢养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官僚集团，通过高额税收的方式强行汲取民间财富所导致的民营经济萎缩，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政府动用国家权力野蛮掠夺农民土地导致农民破产、房价畸高，房价畸高又导致城市人群生活困顿、无力消费，同样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基尼系数无限制攀升，即使你到世界范围内考察，也从来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正如亡我之心不死的人所言，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几百户的问题，而这几百户的问题绝对不是经济问题，不单纯是他们侵食了几百亿、几千亿民脂民膏的问题，这是极为严重的国家政治问题。
　　无视这些政治问题，单纯强调所谓的经济问题，犹如动员起医院里的所有医生都在为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医治脚趾上的小恙而奔忙，不仅延误病情，病人还会死得更快，更为严重的是，它还将导致民众信心与信任的丧失，因为人们看到这所医院无远见、无规则、无章法、无效率，而民众这种信心与信任的丧失，如果我们把它作为现实与历史的后果来看待的话，其严重性是怎么说都不为过的。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也就等于你没有看到历史的中国，没有看到现实的中国——如果你连历史和现实的中国  都看不到，你又怎么可能看到未来的中国呢？你看不到的。
　　……六年过去了，我们议论过的话题，有改变么？任何一个有正常感觉的人都会感觉到，没有改变。反之，在思想钳制进一步夹紧的情况下，有一些问题反而发展得更严重了，人们之所以从舆情方面看不到这些问题，仅只是它不再被允许“妄议”了而已。就一个国家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值得警醒的局面。这种局面的严重性，不仅表现为我们已经感觉到的经济后果，也不仅表现为我们正在承受的社会后果，它同时还表现为整个社会的精神沉沦和智慧弱化，它更表现为浅薄正在作为国家病症发生着溃疡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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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我从网上看到一篇题为《中美名校图书馆借阅榜对比》的资料性文章，很有意思。文章介绍说，美国数据库项目“开放课程”（The Open Syllabus Project）收集了各大学过去15年来超过100万项课程和图书阅读信息，公布了美国大学学生的阅读书目数据；与此同时，中国各大高等院校也公布了当年中国大学生的图书借阅情况。
　　文章首先列举了美国十所高校图书阅读综合排名：1.《理想国》柏拉图；2.《利维坦》霍布斯；3.《君主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4.《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5.《风格的要素》威廉·斯特伦克；6.《伦理学》亚里士多德；7.《科学革命的结构》托马斯·库恩；8.《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9.《共产党宣言》马克思；10.《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文章列举美国10所高校和中国高校学生阅读书目，我这里选择前5所大学的数据——
　　
　　普林斯顿大学：1.《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2.《全球化及其不满》斯蒂格利茨；3.《美国国会行动的逻辑》道格拉斯·阿诺德；4.《财政学》哈维·S.罗森；5.《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约瑟夫·熊彼特；6.《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7.《大外交》亨利·基辛格；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9.《停战》理查德·霍布洛克；10.《冲突中的种族集团》唐纳德·霍罗威茨。
　　
　　哈佛大学：1.《在伯明翰监狱里写的一封信》马丁·路德·金；2.《风格的要素》威廉·斯特伦克；3.《领导大不易》罗纳德·海菲兹；4.《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5.《思考，快与慢》丹尼尔·卡内曼；6.《君主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7.《政策分析入门》伊迪斯·斯托基；8.《正义论》约翰·罗尔斯；9.《公司财务原理》理查德·布雷利；10.《感谢您的忠告》杰·海因里希斯。
　　
　　耶鲁大学：1.《理想国》柏拉图；2.《季度回顾》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3.《隐身人》拉尔夫·埃里森；4.《奥德赛》荷马；5.《让我们来歌颂那些著名的人》詹姆斯·艾吉；6.《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7.《人类学》弗朗茨·博厄斯；8.《萨帕塔和墨西哥革命》约翰·沃玛克；9.《反政治机器》詹姆斯·福格森；10.《伊利亚特》荷马。
　　
　　哥伦比亚大学：1.《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2.《理想国》柏拉图；3.《论自由》约翰·密尔；4.《社会契约论》让-雅克·卢梭；5.《利维坦》托马斯·霍布斯；6.《政治学》亚里士多德；7.《道德形而上学》伊曼努尔·康德；8.《国富论》亚当·斯密；9.《微积分：早期超越》詹姆斯·史都华；10.《文明及其不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中国大学生在读什么书呢？我这里选择前3所大学的数据——
　　
　　清华大学：1.《三体2》；2.《解忧杂货店》；3.《白夜行》；4.《从你的世界路过》；5.《三体3》；6.《偷影子的人》；7.《三体》；8.《嫌疑人X的献身》；9.《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10.《平凡的世界》。以下为分类项，社科类：1.《极简欧洲史》；2.《暗时间》；3.《异类》；4.《稀缺》；5.《激荡三十年》；6.《机器学习在量化》；7.《蔡康永的说话之道》；8.《人类简史》；9.《祖先》；10.《耶路撒冷三千年》。科技类：1.《算法导论》；2.《LATEX入门》；3.《断舍离》；4.《哥德尔、艾舍尔、巴赫》；5.《LATEX 2e 完全学习手册》；6《MATLAB 完全学习手册》；7.《MATLAB R2014a 完全自学一本通》；8.《Spark大数据处理》；9.《少有人走的路》；10.《时间简史》。
　　
　　北京大学：社科类：1.《论美国的民主》；2.《俄罗斯解密（电视剧）档案选编》；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5.《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经济类：1.《激荡三十年》；2.《大数据时代》；3.《货币战争》；4.《21世纪资本论》；5.《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哲学宗教类：1.《心理学与生活》；2.《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4.《开放社会及其敌人》；5.《亚里士多德全集》。文学类：1.《盗墓笔记》；2.《藏地密码》；3.《老舍文集》；4.《天龙八部》；5.《王小波全集》。
　　
　　复旦大学：文科图书：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2.《王小波全集》；3.《正义论》；4.《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5.《第二性》。理科图书：1.《微积分学教程》；2.《基础有机化学》；3.《费恩曼物理学讲义》；4.《数学分析》；5.《力学》。年度最想阅读图书：1.《心理学与生活》；2.《解忧杂货店》；3.《追风筝（电视剧）的人》；4.《平凡的世界》；5.《如何阅读一本书》。
　　
　　我不知道上述数据是否准确，我想，即使有偏差也不至于偏差到背离真相的程度，因此我认为它基本上是可信的。这些数据令人尴尬地表明，在精神视野、思想广度、兴奋点高低等问题上，中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尤其是在社科类读物的选择上，中国大学生还处在未入门或者说童稚状态，有一些被选择读物本身就不具备开阔精神视野、强化思想深度的阅读价值，之所以也被列入选择，唯一原因就是：这些本应当有更深刻思考的大学生的精神兴奋点很低，还停留在沉迷于电脑游戏的中学生阶段。
　　你当然可以把这种状况归因于中国教育的失败，事实上，中国教育的确是失败的——8年前，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回答中国记者问题时，客客气气指出了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在更新教育体系的竞争中，中国和美国始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美国是一个多样化的平面社会，其国民来自世界各国；而中国承载着‘等级社会’所赋予的丰富性和沉重性，这种社会是需要花时间来实现平等化的。对权威的尊重可以很好地维持秩序，但同时也瘫痪掉了那些对旧规则、老观点的质疑。中国的教育改革必须在找到‘机械式学习’和‘创造性思维’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之后，才能有所出路。”我认为奈斯比特先生说得很有道理，切中肯綮。
　　然而作为“从里面看中国”的中国人，犹如我前面所说所有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一样，我更愿意认为中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精神视野和思想广度上的差距，不仅仅是多有诟病的中国教育导致的，而是由国家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形态所决定的，责任甚至都不在中国大学生身上——你能指望成天浸泡在官员腐败信息深水中的孩子有更远阔的精神视野吗？你能指望身处“不得妄议”政治生态中的孩子有更深刻的思想广度吗？你能指望除了国家意识形态浇灌之外无从获得信息的孩子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和健全人格吗？你能指望不具备最起码独立意识和健全人格的人会有能力与人类精神文明的精神成果对接么？你能指望在一个强调统一思想的地方产生出推动科技进步的个体“异类思维”能力，很快并最终在原创性科学技术上与美国、欧洲、日本乃至于韩国一决高下吗？很显然，你不能做这样的指望。
　　不能做这样的指望倒也罢了，问题是将来的国家行政机构负责人都要从这些大学生中选拔，国家领导人甚至也要从他们当中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一句“不指望”是不是太轻松了？青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大学生今天的精神贫乏和思想浅薄，如果明天传导到国家行政层面，将会产生多么消极可怕的后果，难道还用想象吗？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具有五千年璀璨文明史的中国，实在不应该收获这样没有成色的瓜豆。
　　稍有社会政治学常识的的人都知道，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文化自由以及多重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才是奇迹之源，而这正是近一百年以来是美国而非中国一直引领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也是邓小平所说“凡是跟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的主要原因，更是中国在1978年选择搞改革开放（切记：改革开放从来不仅是经济议题，它更是政治议题、文化议题）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些极为重要的原因，最近几年都被人选择性地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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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目前正处在十字路口，无论国际处境还是国内状况，中华民族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一场事关国运的危机，需要用最高的国家智慧来应对，如果国家也能像古人那样意识到“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着手推进政治改革，让人民真正享有宪法35条赋予人民的逐项权利，真正调动起民间智慧，不要搞思想的“统购统销”，让胡什么钢之类的人因为押对了宝或者因为交够了上面预定的“公粮”而坐收渔利，而是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自由市场”，让十三亿人的精神飞扬起来，设置必要的政治程序让人民有机会参与国家事务，齐心协力把中国这艘大船矫正到与世界潮流相向的海域，不再有那么多敌人，不再有那么多阻碍，则国家兴；反之，如果人仍旧无法得到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自由，如果某些权力者出于阿谀的目的竟然认为由一个人替十三亿人思考是正常的，如果总是试图限制和禁锢青年人的精神成长，如果人民总是作为被管制物而管制，无法也不能实质性地进入国家政治过程，如果已显现为国家病症的浅薄和颟顸不能够即时得到限制和矫治，任由它在国家、民众层面蔓延和发展，则国家亡。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无智慧也无能力处理和摆脱空前的国际、国内危机，将大概率造成灾难性的国家后果。如果天不佑中华，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这将是数千年以来我们收获的最为严重的国家后果——它不仅关乎制度存亡，关乎意识形态存亡，关乎政权存亡，更关乎国家疆域、版图之大小，关乎国家领土和领海之得失，关乎整个中华民族是在与世界历史潮流相向发展的浴火中涅槃而生，还是在与世界历史潮流的抗拒中、在浅薄屑小的精神守旧中向隅而死。正是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真的不多了。
　　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啊！


　　后发国家的怨恨情结

　　张维迎，经济学原理

　　（本文是作者读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之后写的读书笔记。2018年8月2日。）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西方世界一直有一种怨恨情结。理解这一点，对理解当今的中美关系非常重要。
　　当然，怨恨情结，并非中国人特有。在世界近代史上，许多后起民族都对先发达起来的国家产生过怨恨。

　　现实的不平等滋生怨恨

　　怨恨，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羡慕、嫉妒、恨交织的情绪。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告诉我们，怨恨（resentment）这个术语是由尼采创造的，其后又由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界定和发展，它是指由受压抑的、无法消弭的嫉妒和憎恶（生存的嫉妒）所导致的一种心理状态。格林菲尔德指出，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落后国家总归要向发达国家学习，模仿后者。在模仿过程中，一方面，即使在模仿者看来，被模仿者也更为优越（否则，就没有必要模仿了），另一方面，相互接触本身往往也凸显出模仿者的低劣，所以通常的反应是怨恨。
　　具体讲，怨恨的产生，有两个社会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模仿者相信他们与被模仿者在根本上是可比的，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因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即赶超的可能）。第二个条件是，模仿者又感到二者之间实际上并不平等。不管群体成员的个体性情与心理构造如何，这两个条件的存在产生了一种群体怨恨倾向。
　　格林菲尔德进一步指出，怨恨产生了一种抗拒外来价值的创造性冲动，最终可能导致“价值重估”，即价值标准的转变。原来至高无上的价值被贬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外在的，甚至是原先标准中带有负面色彩的观念。出于自尊心，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不可能对外来的价值观念来者不拒、全盘照收。怨恨常常导致本土传统中与外来的价值观念相对立的元素被挑选出来并被刻意栽培，或者与外来的价值观念抗衡，或者在形式上将其打扮成与外来的价值观念类似但本土“早已有之”的东西，以求得心理平衡。怨恨滋生出民族特殊主义的骄傲和仇外，给新生的民族情绪提供感情养分。

　　民族国家是个现代概念

　　在人类历史上，族裔认同古而有之，但“民族国家”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们普遍认同的是王室或宗教，而非民族国家。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君王同时兼任两个甚至多个王国的国王，就如同现在一个人可能同时兼任几个公司的董事长一样，并不罕见。
　　根据格林菲尔德的研究，英格兰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到17世纪初已经形成，它的核心理念是公民、自由和人民主权。这样的民族观念后来被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叶形成的美利坚合众国所继承。相对于英格兰，其他国家如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的民族国家认同形成较晚：法兰西在18世纪，俄罗斯在18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相对于英国和美国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俄罗斯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可以称为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法国介于二者之间。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群体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英格兰、法兰西和俄罗斯的关键群体是贵族，德意志的关键群体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精英的观念变成了大众民族概念的基因。

　　法国人的怨恨情结（删略）
　　德国人的怨恨情结（删略）
　　俄国人的怨恨情结（删略）

　　中国人的怨恨情结

　　中华文明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则是非常近代的事情。可以说，是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催生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使“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出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进入20世纪之前，中国人效忠的对象是相继统治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民众的各个皇帝和朝廷，而不是主权国家；朝代的更换，领土的分合，是统治者的事情，与普通大众没有什么关系，就像现代商业公司领导层的更迭、业务的并拆与普通员工没有关系一样。对普通大众而言，谁坐上皇帝的宝座，我就是谁的臣民；无论是汉人当皇帝，还是契丹人当皇帝、女真人当皇帝、蒙古人当皇帝、满族人当皇帝，对我都一样。所以，他们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中国人”的概念。
　　但伴随着西方人的到来，特别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逐渐把效忠的对象由朝廷和皇帝，转向了民族和国家（但这个转变没有彻底完成）。在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成过程中，主导力量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感，并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但如同法国和俄国的贵族精英、德国的知识精英一样，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对西方的怨恨情结。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并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国家的人民来说，突然发现有一个比自己先进的外来文明，产生怨恨是自然的。中国的精英们对西方世界的感情是羡慕、嫉妒、恨的交织。一方面，他们将诸如共和、民主、自由、个体权利、理性、科学等这样一些西方价值观引入中国；另一方面，他们又根据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价值观进行选择性吸收或摒弃。民族自尊心和怨恨情结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西方价值观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不可能将其全盘照收。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总是试图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或其他不优于自己的国家寻找它的替代品。
　　中国人对俄罗斯有着因为领土问题导致的怨恨，但较少因发展阶段差异导致的怨恨，这或许是中国人最后选择“走俄国人的路”的原因之一。当然，俄国人的道路看上去也更符合中国国情。俄国是落后的，走的路是独特的。如果它的路行得通，沿着这条路很快能富强起来，中国人就可以洗刷掉民族的屈辱，恢复国家的荣耀。因此，走俄国人的路对中国人的自尊心伤害小，但预期的收益大。
　　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重要，它让中国人有了一个具体的奋斗目标。但中国人民族概念形成中的怨恨情结也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其中包括；
　　第一，中国人的民族概念至今仍然是族裔性的，而非公民性的。我们是“中国人”，是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有共同的祖先，而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主权国家内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这样的民族概念给现在的国家治理带来了一些难题，因为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这样的民族观念也使得中国很难吸引外国移民，因为一个外国人不论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少年，永远不可能被承认是中国人。
　　第二，主权大于人权，权力优先于权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在国家“图强”和“救亡”中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是国家功利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它强调国家至上、集体至上，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名义下对个人权利的任何侵害都具有正当性。至今，“有国才有家”、“大河有水小河满”仍然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尽管这些说法根本不合逻辑。进一步，国家等同于政府，政府等同于政府官员，所以官员的权力总是优先于个人的权利，法治难以形成。
　　第三，强调特殊性，否定普遍性。特殊主义是怨恨情结的解药。特殊主义否定了相互比较的可能性，否定了优劣之分，可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因而所有有怨恨情结的民族都喜欢特殊主义，中国也不例外。特殊主义也使得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接受普适性价值，不按国际规则行事。
　　第四，模仿技术，但拒绝模仿制度。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中国人就开始承认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需要向西方学习，因而搞起了洋务运动，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今仍然是中国变革的主导思想。因为，只要“体”是自己的，我们就用不着自卑，正像科学家不会在工程师面前自卑一样。因此，我们总是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与西方抗衡的价值观念，认为西方的治国理念并不比我们老祖宗早就提出的治国理念好到哪里去。
　　第五，反资本主义，反民主和自由。中国人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等同于西方世界，承认这些东西，就等于承认西方各方面都优于中国，让中国人太没有尊严。因此，中国既不能搞资本主义，也不能搞自由民主，何况民主和自由也不能当饭吃。中国不像德国人那样有犹太人群体可以怨恨，那就怨恨那些经商赚钱的人吧！即使中国需要市场经济，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第六，自力更生，万事不求人。中国必须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西方人有的我们必须有，粮食必须自给自足，一切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自己生产，因为西方世界是靠不住的，它们亡我之心不死，随时准备卡我们的脖子。“中兴事件”就是一个明证。
　　第七，“阴谋论”在中国非常有市场。中国一直是西方阴谋的受害者。中国之所以落后，不是因为我们不聪明，而是因为西方人太狡诈；不是因为我们的体制和文化不优越，而是因为西方人总是搞阴谋诡计，不让我们发达起来。外国人帮助中国，一定是另外图谋。
　　第八，只能表扬，不能批评。中国人对批评特别敏感，不仅中国人自己不能批评中国，外国人更不能批评中国。中国人不能批评，因为“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批评自己的国家就是“不爱国”，就是抹黑自己。外国人不能批评，因为那会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批评中国的外国人一定是反华势力，奉承中国的外国人一定是友好人士。殊不知，奉承者常常是别有用心。
　　第九，国际关系中，只讲利害不讲是非，有时甚至连利害也不讲，只讲好恶。西方的坏消息就是中国的好消息。凡是西方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西方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如果一个西方国家与一个非西方国家发生冲突，大部分中国人希望前者输后者赢，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后者，而是因为我们痛恨前者。所以，“911”事件有中国人叫好，伊拉克战争中有不少中国人给萨达姆加油。当然，如果美国与日本发生冲突，我们会站在美国一边，因为我们怨恨日本人更甚于怨恨美国人。
　　第十，未富先骄，稍强即狂。怨恨情结使得中国人心中总是憋着一口气，一有机会就想出人头地，所以很容易从自卑走向傲慢，国家稍富强了一点，就表现出一种暴发户心态，到处炫耀，不再谦卑，要做到“韬光养晦”谈何容易！
　　鸦片战争过去已经快180年了。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其国际地位也大大提高。但中国人对西方的怨恨情结似乎没有因此而减少，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的怨恨情结似乎更甚。近几年“中国模式”、“新四大发明”之类的说法甚嚣尘上，不能不说是怨恨情结的体现。如果“中国模式”能推广到全世界，中国不仅可以夺回失去已久的优越地位，而且可以洗刷掉不堪回首的百年耻辱。这是何等惬意的事！
　　怨恨程度是国家发达水平和民族成熟程度的一个反向度量。中国人的怨恨情结消退之日，或许才是中国的真正崛起之时！


　　每个民族都要正视自己的痼疾

　　金雁，微信公众号：秦川雁塔


　　当代俄罗斯怎样落实“政治转型”是我们很关注的题目。两年前我们在俄考察了他们如何处理前体制的政治迫害及其遗留问题，并与彼得堡、莫斯科和彼尔姆的俄国学者以及NGO组织成员进行了座谈，根据记录整理并结合我对类似相关书籍的阅读综合如下。

　　俄国学者指出：斯大林时期遭受政治迫害的人虽然大都得到了平反，但是进行迫害的主体和执行者没有人承担责任，国家没有颁布任何法律文件来认定国家恐怖是一种犯罪，在这方面历届政府都保持缄默，新俄罗斯也没有进行过任何一起针对斯大林时期恐怖参与者的审判。
　　民间谚语说，“冤有头，债有主”，但是在俄罗斯没有人对过去的政治迫害负责，一句“体制原因造成的”便使那些作恶的个人卸下了责任。曾经在“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里遭受不白之冤的人们，最后又被轻描淡写地以“莫须有”的说法给了“说法”，以至于至今俄罗斯那些冤屈的幽灵无处归依。
　　古拉格中超过1500万人获刑，超过150万人不明原因死亡，他们绝大部分可以说是一种“主体性缺位的冤情”。前体制的后继者为了保护自身免受追究，有意采取了一种“回避”和“遗忘”的态度——让大大小小的斯大林们随着倒塌的金字塔一起消亡岂不是更保险吗？
　　其实，死者的悲剧同样也是活者的人的悲剧，犯了罪行的社会必须要有反思。每个民族都应当清算自己身上积淀下来的弱点和痼疾，这项工作只能自己去做，任何旁人都无法代替。体制的恶是人类社会集体性的默契合谋，这里面既有领袖个人的因素也有民众的社会土壤。
　　就像娜杰日达.雅可夫列夫娜所说的一样，“我们大家全都有罪，我们曾在20-30年代野蛮的意识形态面前缴械投降”。人类若是只会在自身之外寻找“替罪羊”，是不可能长记性地避免同样的错误，历史的轮回仍然会再一次嘲弄自以为走出了劫难的民族，我们“反复折腾和不容异见的习性将永无尽头”。人们都知道，“天使不会摔倒，魔鬼会摔得永远躺在那里，人会摔交，也会站起来”，这是人类进步的法则。制度并不能成为个人免责的借口。
　　在这方面毫无疑问俄罗斯做得比德国和东欧一些国家差，德国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两段不光彩的历史——纳粹统治和东德专制。在德国，媒体公开请纳粹后代谈如何寻找过去，如何面对父辈罪恶的历史。德国政府从1990年10月正式启动调查前国家领导人的犯罪行为，追究斯塔西犯罪的法律责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不在历史上留下空白点而彰显法律的庄严。
　　2013年10月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对民族悲剧的纪念如同对胜利的纪念一样神圣”的视频博客，但是就整个俄国而言，回避这些“不光彩”的过去仍是大多数人的想法。“记忆协会”的主管叶林卡娅对我们说，“受害人的状态在电视里无人提及，在官方的历史中是没有恐怖记忆的。”
　　（以下从叙述的人称看，是“记忆协会”的主管叶林卡娅的话，一直到本节结束处。——老高注）
　　官方不记忆是一个方面，老百姓由于获取信息的手段有限记忆不了是另一个方面。在这种刻意选择回避的氛围下，年轻人对苏联过去的历史知之甚少。如果没有民间记忆，只有官方撰写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将被淹没，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方法，把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在这方面德国人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
　　德国从80年代末就开始组织独立于官方话语之外的中学生作文比赛。我们从2008年也展开了这项活动，老师让孩子们去调研，去访谈，了解自己的祖辈父辈的生活状况，让孩子们进行自我命题写作，谈自己的感受。
　　从这些13-17岁的中学生寄来的调研文章，从孩子们的标题就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视角，感受到这一代人的思维模式。起初怎样让孩子们描写和记录历史？主题怎么定？我们之间也有争论。最后大家达成共识，那就是书写和记录与官样文章不同的历史。
　　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意识形态教育，都是政权史，都是大人物史观，“小人物”的“分子”与历史对立，民众贱如蝼蚁。而如今我们倡导民间需要有自己的记忆，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人在时代中留下痕迹，倡导“芸芸众生”每个个体留下回忆录。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现在人们不太提过去的事情，关于个人的历史是接触不到的。我们的这项活动不是权力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于是以此命名“个人的历史”。现在通过民间的工作，通过孩子们的努力，我们要把人的历史这一课补上，“说出真相”是我们要走的第一步。
　　我们俄“纪念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从1984年开始就有一些活动。最初是在政治松动以后，一些遭受政治迫害者的家属想要知道自己的亲人在古拉格中经历了什么？围绕这个主题有超过百万人的自发游行活动，是当时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于是1988年在罗津斯基先生的倡导下，正式成立“纪念协会”。
　　纪念协会的工作：首先，调查了解俄国的人权状况，收集和记录下受害者的经历。第二，针对目前破坏人权的情况提供法律援助。其次，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帮助。这是该协会从成立以来坚持至今的目的，现在纪念协会在俄国有65个分支机构，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民间组织。
　　我们就是要把“罪恶”说成是“罪恶”，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大声地公开地说成是“罪恶”。让人们了解我国长时间大规模的罪行，记住每一个牺牲者。我们就是要把罪恶公布于世，让人们自由地利用这些文件，建立纪念碑，反映在教科书里，通过影视作品再现历史等等。这个活动进行过程中我们更加深了信念，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制度有绝对的关联性。
　　我们这样做不单单是保留一种记忆，而是体现公民的权利，人把握是命运的权利。我们公开的宣布“个人就是权利的主体”。我们把历史真相与人权结合在一起来审视苏联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大声质问，这种针对广大民众的恐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要告诉人们，大规模的践踏人权就是昨天的历史，不正视它就有可能重蹈覆辙。

　　应不应该“翻历史旧账”？

　　与我们座谈的俄国朋友说，俄罗斯就像是患上了一种痛苦健忘症，讳疾忌医的不愿直面过去，靠忘却来治愈伤痕。这种状况与官方的态度不无原因，直接参与了政治迫害的父辈们选择集体沉默，导致了历史叙事的“模糊性”和“断裂性”。正是那些从前主张把手铐拧紧的人物，如今大都不愿意去直面真相。
　　他们说，不要去翻旧帐了，“几十年的岁月在流逝，往日的伤痕和溃疡已经无影无踪了，何必再去翻那些往年旧账呢？”他们假假惺惺地以体谅受害者的口吻说，“要翻旧帐——这是哪个傻瓜想出来的，这是往我们的伤口上撒盐嘛！”他们希望在人们的脑海里，俄罗斯只有今天没有过去，好像这个国家是凭空长出来似的。
　　而真正遭受过政治迫害的人却不是这样想的。索尔仁尼琴就说，被枪毙了的人不会讲，失散了的人们不会讲，那些执行者，即使他们还活着，也会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对于社会上弥漫着“不应该翻老账”说法，索翁表态道：“我们应该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
　　“对邪恶默不做声，把它赶到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的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惩治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等于是从下一代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介于工作薄弱’，现在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带来好处”。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作者娜杰日达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说，我们一定要发声，“最起码受害者应该哀嚎出来，因为沉默是真正的反人类罪，可是为什么我们竟然丧失了哀嚎的能力？”她将这种普遍的失语称之为“瞌睡症”和“心理瘟疫”。
　　娜杰日达特别指出，我们关注黑暗面不是为了掀起复仇的浪潮，而是为了使俄罗斯不再迈入同一条河流。至于俄罗斯社会不关心过去的罪行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那么多人参与其中”，苏维埃制度使其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同流合污受到牵连，搞不好会引起连锁反应。
　　对过去的历史不承认、不忏悔、不讨论，不反省，使得过往仍像石头一样压在后苏东国家身上，秘密档案的内容四下流传，不断扰乱着当代政治生活。失忆也给文明国家的形成和法制国家的建设造成严重后果，说白了，只要前体制的丑行没有受到惩罚，人们就不可能看到善良战胜邪恶。古拉格意识仍然部分残存在俄罗斯权贵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中”。在新俄罗斯随时有可能重演过去可怕的那一幕。

　　对“人”的认识仍需努力

　　造成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对前体制的不同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俄罗斯人对“大国光荣”的怀念和向往，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念相互缠绕在一起，使人们无法理出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暴政。在苏联时期人民很容易被“历史进步”这些宏大叙事的大词汇忽悠和裹挟进去。
　　历史“必然性以一种似乎不可抵御的力量强迫人接受它带来的后果”。“历史决定论的布道使我们丧失了意志和自我判断能力”，对历史规律的“圣物崇拜”使人们自愿把自己依附于一个强大主体，而让渡掉个性的成长和责任意识。
　　由于统治者把外部世界凶险化，与内部敌人作斗争便成为被灌输的光荣职责。在这种社会建构里是需要有人来扮演魔鬼的角色的。人们从小学开始所受的教育就是，“国家利益是超越一切的”，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分不开。当时一个经典的诗句是“假如列宁的事业消亡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苏联与西方世界隔离的“墙”打破以后，人们发现列宁的事业消亡了，所有人都理所当然的有理由活着。当代俄罗斯政治环境虽然与苏联有所不同，但是大部分民众并没有从依赖国家的目标模式中走出来。
　　在苏联的政治概念里，把具体个人融化到整体的大目标中去，被看做是一件值得感到荣耀的事情。“个人利益服从总体利益”是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口号。“个人”作为一种社会属性是不受欢迎的，因此一切蓝图描绘中都缺乏人性和人本位。
　　在那种体制下，所有的人都是螺丝钉、齿轮，都是机械部件，随时更换、弃之不用或者回炉再造都是再正常不过了，滚滚的历史车轮碾碎的、抛弃的都只不过是“分母”而已。如同波兰作家米沃什所说的：“当一个政权把人划分成‘顺民’和‘罪犯’两类时，就会对懦夫和狗腿子大加奖赏”，“他们需要制造出恐怖”，“恐怖是社会的黏合剂”，而“害怕独立的‘自由人’”。
　　利用人来建设但目的并不是为了人，人从来就不被视为“目标主体”，于是为崇高目标的杀人就不是犯罪。在《被开垦的处女地》小说里，作者借小说人物马卡尔·绍古尔诺夫的口吻说：纵然“在我面前站着成千上万的长辈、儿童和妇女，如果对我来说，这是革命的需要，我就会用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杀光”。在作者看来，为整体剪灭掉个体只要目标正确，个人就不承担法律责任，“历史必然性”不但可以为这种行为开脱，而且还大肆鼓励宣传。对此俄国至今仍缺乏深刻的反省而为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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