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時候。不久的將來，中國將無智慧也無能力處理和擺脫空前的國際和國內危機，將大概率造成災難性的國家後果——這將是數千年以來我們收穫的最為嚴重的國運危機，關乎中華民族是浴火中涅槃而生，還是在向隅而死？


　　老高按：最近有參考價值的文章紛至沓來，頗有目不暇接之感。今天索性來個“拼盤套餐”，將三篇文章一起轉載推薦。篇幅實在大了點，為讀者計，只好違背我一貫堅持的儘量保持原貌、完整呈現的原則，做了點刪節。
　　這三篇文章是：
　　《如果淺薄成為國家病症》（陳行之。有刪節）
　　《後發國家的怨恨情結》（張維迎。有刪節）
　　《每個民族都要正視自己的痼疾》（金雁）
　　三篇文章，作者寫了中國也寫了外國，但我讀着想着，唉，思緒總還是難免縈繞於中國。各位是否也如此呢？尤其是陳行之的文章和金雁的文章，真是值得我們反躬自問。例如，金雁文章讓我幾乎是每句每段，都對照中國。她介紹俄羅斯如何處理前體制的政治迫害及其遺留問題的做法——當然主要是民間，而不是官方，不過官方畢竟並未禁止、封殺，讓我嘆為觀止，羨慕不已！
　　此文最後一句話：“俄國至今仍缺乏深刻的反省而為鑑戒。”對照中國，更讓我欲哭無淚！


　　如果淺薄成為國家病症

　　陳行之，愛思想（www.aisixiang.com）

　　1（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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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獨立見解從而也就不讓人待見的自由主義學者被排除出網絡，發一篇憂國憂民的文章都難，一幫幫庸俗淺薄之人卻由着性兒狂歡，從不見無所不在的網絡管理人員出面阻止，諸如此類的文章標題鋪天蓋地：《閱兵發生了什麼，把奧朗德嚇成這樣？》、《俄軍最強戰車被中國拿到，俄羅斯哭了》、《中國新型深海殺手曝光，美航母將有去無回》、《特朗普哀嘆：中國太可怕》、《中國終於拋棄俄羅斯，太行版殲10令人振奮》、《中國超級新武器一鳴驚人：美國的防禦系統竟全失效》、《中東多國受西方欺騙政權內部崩潰，一齊倒向中國》、《習近平三句話敲打克里，克里臉色都變了》、《中國一個簡單動作，把日本嚇癱》、《厲害了我的國，南海正在變成中國內湖》……不一而足。
　　應當注意到，這絕不是幾個人吃飽了撐的撒潑打滾無理性張狂，不是。借用魯迅先生在《記念劉和珍君》中一段話的句式：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事情竟會在短短四五年之間發展到這等地步。還應當注意到，單以某些懷有政治投機心理的人譁眾取寵論，單以公眾的群氓式民族主義宣泄論，事情不會到這等地步，我們必須從中看到更為嚴重的東西。什麼東西呢？
　　這是一種加持了國家意志和國家力量的社會行為，這種行為與國家的政治氛圍的改變和重新凝聚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沒有國家政治氛圍的改變和重新凝聚，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至少不會在這個量級上發生——中國知識分子一向以所附之“皮”的狀態來選擇“毛”的作為，你想，聰穎如什麼鋼者如果嗅到的不是他所嗅到的氣味，他會斷然押上政治前途和學術地位，做那種完全不顧及後果的起鬨架秧子式的喧嚷麼？中國的文學藝術歷來都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我們引以為自豪的光榮傳統，試想，如果沒有國家有關機構的審查通過和資金運作支持，這些電影、紀錄片、綜藝節目什麼的會成規模地登堂入室麼？
　　在全球化時代，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做到讓自己與世界隔開，無論它有怎樣的特色，它都是地球村中的一員，它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受到其他成員的審視。既然在所有這些事件中都有“國家”的影子，那麼，這些行動的影響也就一定不僅限於國門之內，世界一定會根據這些行動來判斷中國的國家方向，從而導致嚴重的國際政治後果——此一點，我們不是越來越清晰地感覺到了麼？在我們國家內部，這些極為淺薄的輿論喧囂則非常有可能對中國的國家智慧和國際政治判斷力造成銷蝕和扭曲，從而消極地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國家方向的選擇，進一步縮小國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騰挪轉身的空間。這種端倪，我們目前也已經可以隱約看到了。

　　3
　　
　　話說到此處，有一個問題似乎不可避免：既然這樣，那麼，諸如此類的社會作為影響了國家選擇，還是國家選擇導致了相應的社會作為呢？能否認為這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結果呢？這個問題猶如“雞生蛋還是蛋生雞”一般難於回答。筆者愚鈍，不答。我們還是論說事情本身。
　　一個國家，正常情況下，當一種狂熱氛圍像煙霧一樣氤氳在社會空間時，當無理性人群構成一種力量時，就應當有一種理性冷靜的聲音出現了，然而在我們這裡並沒有出現這樣的聲音，我們看到和聽到的好像都是反常的，反常到讓人驚駭的程度。難道中國有冷靜頭腦的人死光了麼？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教授們，那麼多本應作為國家大腦進行思考的人，難道全部失聰失憶，成為每天早晨從早市用手掌心托一塊豆腐回家的凡夫俗子了麼？那些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息息相關的普通民眾也全部呆傻，成為了只惦念飲食男女的行屍走肉了麼？沒有，儘管很少聽到他們的聲音，但我從來不相信他們都死光了，我也不相信專家學者教授全都變成了凡夫俗子，更不相信勤勞智慧的中國人都成了只惦念飲食男女的行屍走肉，我不相信。這種不相信不僅淵源於直覺，更遠源於信念：沒有任何人比中國民眾更愛這個國家，也沒有任何人比中國民眾更關心這個國家的命運，更沒有任何人比中國民眾更將這個國家的安危視為自己身家性命的安危，之所以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一定是因為有人不希望聽到他們的聲音，所以世界才變得如此安靜。此方安靜，彼方必然喧囂。我們有理由認為，對冷靜聲音的禁錮和壓制，才是淺薄的民族主義思潮被縱容並沉渣泛起的最根本原因。
　　所幸的是，即使這樣，在隨時都會被網絡管理人員刪除的微博里，在門戶網站評論欄（最近幾年，一些值得敬重的學術網站在無奈之下不約而同關閉了評論欄）無數個口罩的縫隙之間，仍舊可以看到像流星一樣划過天際的國際、國內信息，看到人們用火星文所提示的質疑和憂慮。有關部門經常感嘆網絡管理工作越來越複雜，越來越艱難：國外敵對勢力利用網絡散布違法信息、不健康思想總想登堂入室、人們的訴求多種多樣，都想找到表達的空間……他們的確是太不容易了。
　　究竟是什麼東西造成了這種艱難呢？不好意思，造成這種艱難的並非他們所強調的那些原因，而是輿論控制機構在用最愚蠢、最原始的手段管理一個已經置身於現代國際環境中的現代國家，他們始終是在把民眾作為管理對象而非這個國家的主人，他們把治理國家演變成了一種只有極少數人才可以享有的政治特權，所以才只聽得到一種喧囂，這是由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思潮交媾而生成的怪胎。我們不得不說，輿論控制機構的原始手段與現代國家的社會運行之間，橫亙着一個巨大矛盾，它就像一道藩籬，把中國隔絕在了世界之外，有了這道藩籬，世界有理由用猜疑、警覺、敵意的目光看待中國，我們目前所遭遇的貿易和外交的困頓，全部來源於此。這就是說，我們面臨的國際問題，實際上是國內問題的延伸。
　　“陳行之先生，你說什麼？國內問題？你是說我們面臨的國際問題是國內問題的延伸？”
　　是的，我就是這樣說的。

　　4
　　
　　我曾經寫《中國沒有經濟問題》（2012-12-16）一文——
　　在一定意義上，中國沒有經濟問題，中國面臨的所有問題都是政治問題，用通常的說法，是改革開放的問題，是權力罪惡的問題，是特殊利益集團及其附屬的龐大利益階層的問題。不觸動這個問題，或者說不能觸動這個問題，談論所謂中國的經濟問題沒有意義，更沒有出路，是真正的空談誤國。社會精神資源和物質資源的大規模國家占有導致的國家權力向極小部分人集中、社會財富向極小部分人聚集，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權力的產生依賴於秘密政治，權力以其野蠻本性向社會財富張開血盆大口，吞噬包括性資源在內的所有社會資源，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權力腐敗導致的對社會資源的非法占有和野蠻掠奪已經到了不僅讓中國民眾，更讓全世界人民瞠目結舌的程度，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為了豢養世界上最為龐大的官僚集團，通過高額稅收的方式強行汲取民間財富所導致的民營經濟萎縮，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政府動用國家權力野蠻掠奪農民土地導致農民破產、房價畸高，房價畸高又導致城市人群生活困頓、無力消費，同樣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基尼係數無限制攀升，即使你到世界範圍內考察，也從來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正如亡我之心不死的人所言，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幾百戶的問題，而這幾百戶的問題絕對不是經濟問題，不單純是他們侵食了幾百億、幾千億民脂民膏的問題，這是極為嚴重的國家政治問題。
　　無視這些政治問題，單純強調所謂的經濟問題，猶如動員起醫院裡的所有醫生都在為一個病入膏肓的人醫治腳趾上的小恙而奔忙，不僅延誤病情，病人還會死得更快，更為嚴重的是，它還將導致民眾信心與信任的喪失，因為人們看到這所醫院無遠見、無規則、無章法、無效率，而民眾這種信心與信任的喪失，如果我們把它作為現實與歷史的後果來看待的話，其嚴重性是怎麼說都不為過的。中國的所有經濟問題都是政治問題，如果你看不到這一點，也就等於你沒有看到歷史的中國，沒有看到現實的中國——如果你連歷史和現實的中國  都看不到，你又怎麼可能看到未來的中國呢？你看不到的。
　　……六年過去了，我們議論過的話題，有改變麼？任何一個有正常感覺的人都會感覺到，沒有改變。反之，在思想鉗制進一步夾緊的情況下，有一些問題反而發展得更嚴重了，人們之所以從輿情方面看不到這些問題，僅只是它不再被允許“妄議”了而已。就一個國家來說，這當然是一種值得警醒的局面。這種局面的嚴重性，不僅表現為我們已經感覺到的經濟後果，也不僅表現為我們正在承受的社會後果，它同時還表現為整個社會的精神沉淪和智慧弱化，它更表現為淺薄正在作為國家病症發生着潰瘍和蔓延。

　　5
　　
　　前不久我從網上看到一篇題為《中美名校圖書館借閱榜對比》的資料性文章，很有意思。文章介紹說，美國數據庫項目“開放課程”（The Open Syllabus Project）收集了各大學過去15年來超過100萬項課程和圖書閱讀信息，公布了美國大學學生的閱讀書目數據；與此同時，中國各大高等院校也公布了當年中國大學生的圖書借閱情況。
　　文章首先列舉了美國十所高校圖書閱讀綜合排名：1.《理想國》柏拉圖；2.《利維坦》霍布斯；3.《君主論》尼可羅·馬基亞維利；4.《文明的衝突》塞繆爾·亨廷頓；5.《風格的要素》威廉·斯特倫克；6.《倫理學》亞里士多德；7.《科學革命的結構》托馬斯·庫恩；8.《論美國的民主》托克維爾；9.《共產黨宣言》馬克思；10.《政治學》亞里士多德。
　　文章列舉美國10所高校和中國高校學生閱讀書目，我這裡選擇前5所大學的數據——
　　
　　普林斯頓大學：1.《文明的衝突》塞繆爾·亨廷頓；2.《全球化及其不滿》斯蒂格利茨；3.《美國國會行動的邏輯》道格拉斯·阿諾德；4.《財政學》哈維·S.羅森；5.《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約瑟夫·熊彼特；6.《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修昔底德；7.《大外交》亨利·基辛格；8.《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斯·韋伯；9.《停戰》理查德·霍布洛克；10.《衝突中的種族集團》唐納德·霍羅威茨。
　　
　　哈佛大學：1.《在伯明翰監獄裡寫的一封信》馬丁·路德·金；2.《風格的要素》威廉·斯特倫克；3.《領導大不易》羅納德·海菲茲；4.《文明的衝突》塞繆爾·亨廷頓；5.《思考，快與慢》丹尼爾·卡內曼；6.《君主論》尼可羅·馬基亞維利；7.《政策分析入門》伊迪斯·斯托基；8.《正義論》約翰·羅爾斯；9.《公司財務原理》理查德·布雷利；10.《感謝您的忠告》傑·海因里希斯。
　　
　　耶魯大學：1.《理想國》柏拉圖；2.《季度回顧》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3.《隱身人》拉爾夫·埃里森；4.《奧德賽》荷馬；5.《讓我們來歌頌那些著名的人》詹姆斯·艾吉；6.《論美國的民主》托克維爾；7.《人類學》弗朗茨·博厄斯；8.《薩帕塔和墨西哥革命》約翰·沃瑪克；9.《反政治機器》詹姆斯·福格森；10.《伊利亞特》荷馬。
　　
　　哥倫比亞大學：1.《文明的衝突》塞繆爾·亨廷頓；2.《理想國》柏拉圖；3.《論自由》約翰·密爾；4.《社會契約論》讓-雅克·盧梭；5.《利維坦》托馬斯·霍布斯；6.《政治學》亞里士多德；7.《道德形而上學》伊曼努爾·康德；8.《國富論》亞當·斯密；9.《微積分：早期超越》詹姆斯·史都華；10.《文明及其不滿》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中國大學生在讀什麼書呢？我這裡選擇前3所大學的數據——
　　
　　清華大學：1.《三體2》；2.《解憂雜貨店》；3.《白夜行》；4.《從你的世界路過》；5.《三體3》；6.《偷影子的人》；7.《三體》；8.《嫌疑人X的獻身》；9.《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10.《平凡的世界》。以下為分類項，社科類：1.《極簡歐洲史》；2.《暗時間》；3.《異類》；4.《稀缺》；5.《激盪三十年》；6.《機器學習在量化》；7.《蔡康永的說話之道》；8.《人類簡史》；9.《祖先》；10.《耶路撒冷三千年》。科技類：1.《算法導論》；2.《LATEX入門》；3.《斷舍離》；4.《哥德爾、艾舍爾、巴赫》；5.《LATEX 2e 完全學習手冊》；6《MATLAB 完全學習手冊》；7.《MATLAB R2014a 完全自學一本通》；8.《Spark大數據處理》；9.《少有人走的路》；10.《時間簡史》。
　　
　　北京大學：社科類：1.《論美國的民主》；2.《俄羅斯解密（電視劇）檔案選編》；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5.《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經濟類：1.《激盪三十年》；2.《大數據時代》；3.《貨幣戰爭》；4.《21世紀資本論》；5.《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哲學宗教類：1.《心理學與生活》；2.《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3.《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4.《開放社會及其敵人》；5.《亞里士多德全集》。文學類：1.《盜墓筆記》；2.《藏地密碼》；3.《老舍文集》；4.《天龍八部》；5.《王小波全集》。
　　
　　復旦大學：文科圖書：1.《西方哲學原著選讀》；2.《王小波全集》；3.《正義論》；4.《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5.《第二性》。理科圖書：1.《微積分學教程》；2.《基礎有機化學》；3.《費恩曼物理學講義》；4.《數學分析》；5.《力學》。年度最想閱讀圖書：1.《心理學與生活》；2.《解憂雜貨店》；3.《追風箏（電視劇）的人》；4.《平凡的世界》；5.《如何閱讀一本書》。
　　
　　我不知道上述數據是否準確，我想，即使有偏差也不至於偏差到背離真相的程度，因此我認為它基本上是可信的。這些數據令人尷尬地表明，在精神視野、思想廣度、興奮點高低等問題上，中國大學生與美國大學生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上，尤其是在社科類讀物的選擇上，中國大學生還處在未入門或者說童稚狀態，有一些被選擇讀物本身就不具備開闊精神視野、強化思想深度的閱讀價值，之所以也被列入選擇，唯一原因就是：這些本應當有更深刻思考的大學生的精神興奮點很低，還停留在沉迷於電腦遊戲的中學生階段。
　　你當然可以把這種狀況歸因於中國教育的失敗，事實上，中國教育的確是失敗的——8年前，美國學者約翰·奈斯比特在回答中國記者問題時，客客氣氣指出了中國教育存在的問題：“在更新教育體系的競爭中，中國和美國始於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美國是一個多樣化的平面社會，其國民來自世界各國；而中國承載着‘等級社會’所賦予的豐富性和沉重性，這種社會是需要花時間來實現平等化的。對權威的尊重可以很好地維持秩序，但同時也癱瘓掉了那些對舊規則、老觀點的質疑。中國的教育改革必須在找到‘機械式學習’和‘創造性思維’兩者之間的平衡點之後，才能有所出路。”我認為奈斯比特先生說得很有道理，切中肯綮。
　　然而作為“從裡面看中國”的中國人，猶如我前面所說所有經濟問題都是政治問題一樣，我更願意認為中國大學生與美國大學生精神視野和思想廣度上的差距，不僅僅是多有詬病的中國教育導致的，而是由國家的政治生態、社會生態和文化形態所決定的，責任甚至都不在中國大學生身上——你能指望成天浸泡在官員腐敗信息深水中的孩子有更遠闊的精神視野嗎？你能指望身處“不得妄議”政治生態中的孩子有更深刻的思想廣度嗎？你能指望除了國家意識形態澆灌之外無從獲得信息的孩子有自己的獨立意識和健全人格嗎？你能指望不具備最起碼獨立意識和健全人格的人會有能力與人類精神文明的精神成果對接麼？你能指望在一個強調統一思想的地方產生出推動科技進步的個體“異類思維”能力，很快並最終在原創性科學技術上與美國、歐洲、日本乃至於韓國一決高下嗎？很顯然，你不能做這樣的指望。
　　不能做這樣的指望倒也罷了，問題是將來的國家行政機構負責人都要從這些大學生中選拔，國家領導人甚至也要從他們當中產生，在這種情況下，一句“不指望”是不是太輕鬆了？青年人是國家的未來，大學生今天的精神貧乏和思想淺薄，如果明天傳導到國家行政層面，將會產生多麼消極可怕的後果，難道還用想象嗎？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具有五千年璀璨文明史的中國，實在不應該收穫這樣沒有成色的瓜豆。
　　稍有社會政治學常識的的人都知道，自由（政治自由、經濟自由、文化自由以及多重意義上的個人自由）才是奇蹟之源，而這正是近一百年以來是美國而非中國一直引領人類科學技術發展的主要原因，這也是鄧小平所說“凡是跟美國關係好的國家都富起來了”的主要原因，更是中國在1978年選擇搞改革開放（切記：改革開放從來不僅是經濟議題，它更是政治議題、文化議題）的主要原因……正是這些極為重要的原因，最近幾年都被人選擇性地遺忘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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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目前正處在十字路口，無論國際處境還是國內狀況，中華民族都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是一場事關國運的危機，需要用最高的國家智慧來應對，如果國家也能像古人那樣意識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着手推進政治改革，讓人民真正享有憲法35條賦予人民的逐項權利，真正調動起民間智慧，不要搞思想的“統購統銷”，讓胡什麼鋼之類的人因為押對了寶或者因為交夠了上面預定的“公糧”而坐收漁利，而是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思想的自由市場”，讓十三億人的精神飛揚起來，設置必要的政治程序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國家事務，齊心協力把中國這艘大船矯正到與世界潮流相向的海域，不再有那麼多敵人，不再有那麼多阻礙，則國家興；反之，如果人仍舊無法得到思想和表達思想的自由，如果某些權力者出於阿諛的目的竟然認為由一個人替十三億人思考是正常的，如果總是試圖限制和禁錮青年人的精神成長，如果人民總是作為被管制物而管制，無法也不能實質性地進入國家政治過程，如果已顯現為國家病症的淺薄和顢頇不能夠即時得到限制和矯治，任由它在國家、民眾層面蔓延和發展，則國家亡。
　　這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將無智慧也無能力處理和擺脫空前的國際、國內危機，將大概率造成災難性的國家後果。如果天不佑中華，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那麼，這將是數千年以來我們收穫的最為嚴重的國家後果——它不僅關乎制度存亡，關乎意識形態存亡，關乎政權存亡，更關乎國家疆域、版圖之大小，關乎國家領土和領海之得失，關乎整個中華民族是在與世界歷史潮流相向發展的浴火中涅槃而生，還是在與世界歷史潮流的抗拒中、在淺薄屑小的精神守舊中向隅而死。正是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歷史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真的不多了。
　　這絕不是杞人憂天、危言聳聽啊！


　　後發國家的怨恨情結

　　張維迎，經濟學原理

　　（本文是作者讀里亞·格林菲爾德《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一書之後寫的讀書筆記。2018年8月2日。）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對西方世界一直有一種怨恨情結。理解這一點，對理解當今的中美關係非常重要。
　　當然，怨恨情結，並非中國人特有。在世界近代史上，許多後起民族都對先發達起來的國家產生過怨恨。

　　現實的不平等滋生怨恨

　　怨恨，簡單地說，就是一種羨慕、嫉妒、恨交織的情緒。在《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一書中，美國歷史學家裡亞·格林菲爾德告訴我們，怨恨（resentment）這個術語是由尼采創造的，其後又由德國哲學家馬克斯·舍勒界定和發展，它是指由受壓抑的、無法消弭的嫉妒和憎惡（生存的嫉妒）所導致的一種心理狀態。格林菲爾德指出，在現代民族的形成過程中，落後國家總歸要向發達國家學習，模仿後者。在模仿過程中，一方面，即使在模仿者看來，被模仿者也更為優越（否則，就沒有必要模仿了），另一方面，相互接觸本身往往也凸顯出模仿者的低劣，所以通常的反應是怨恨。
　　具體講，怨恨的產生，有兩個社會條件。第一個條件是，模仿者相信他們與被模仿者在根本上是可比的，在理論上是平等的，因而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即趕超的可能）。第二個條件是，模仿者又感到二者之間實際上並不平等。不管群體成員的個體性情與心理構造如何，這兩個條件的存在產生了一種群體怨恨傾向。
　　格林菲爾德進一步指出，怨恨產生了一種抗拒外來價值的創造性衝動，最終可能導致“價值重估”，即價值標準的轉變。原來至高無上的價值被貶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無足輕重的、外在的，甚至是原先標準中帶有負面色彩的觀念。出於自尊心，一個擁有豐富歷史文化遺產的社會不可能對外來的價值觀念來者不拒、全盤照收。怨恨常常導致本土傳統中與外來的價值觀念相對立的元素被挑選出來並被刻意栽培，或者與外來的價值觀念抗衡，或者在形式上將其打扮成與外來的價值觀念類似但本土“早已有之”的東西，以求得心理平衡。怨恨滋生出民族特殊主義的驕傲和仇外，給新生的民族情緒提供感情養分。

　　民族國家是個現代概念

　　在人類歷史上，族裔認同古而有之，但“民族國家”則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在漫長的歷史中，國家是統治者的私產，人們普遍認同的是王室或宗教，而非民族國家。在中世紀的歐洲，一個君王同時兼任兩個甚至多個王國的國王，就如同現在一個人可能同時兼任幾個公司的董事長一樣，並不罕見。
　　根據格林菲爾德的研究，英格蘭或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它到17世紀初已經形成，它的核心理念是公民、自由和人民主權。這樣的民族觀念後來被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中葉形成的美利堅合眾國所繼承。相對於英格蘭，其他國家如法蘭西、俄羅斯、德意志的民族國家認同形成較晚：法蘭西在18世紀，俄羅斯在18世紀下半葉，德意志在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初。相對於英國和美國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俄羅斯和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可以稱為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法國介於二者之間。
　　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群體是社會、政治和文化精英（英格蘭、法蘭西和俄羅斯的關鍵群體是貴族，德意志的關鍵群體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精英的觀念變成了大眾民族概念的基因。

　　法國人的怨恨情結（刪略）
　　德國人的怨恨情結（刪略）
　　俄國人的怨恨情結（刪略）

　　中國人的怨恨情結

　　中華文明有數千年的歷史，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的形成則是非常近代的事情。可以說，是西方人的堅船利炮催生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並使“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出現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進入20世紀之前，中國人效忠的對象是相繼統治這片土地和這片土地上的民眾的各個皇帝和朝廷，而不是主權國家；朝代的更換，領土的分合，是統治者的事情，與普通大眾沒有什麼關係，就像現代商業公司領導層的更迭、業務的並拆與普通員工沒有關係一樣。對普通大眾而言，誰坐上皇帝的寶座，我就是誰的臣民；無論是漢人當皇帝，還是契丹人當皇帝、女真人當皇帝、蒙古人當皇帝、滿族人當皇帝，對我都一樣。所以，他們不可能有一個明確的“中國人”的概念。
　　但伴隨着西方人的到來，特別是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逐漸把效忠的對象由朝廷和皇帝，轉向了民族和國家（但這個轉變沒有徹底完成）。在中國人的民族國家意識形成過程中，主導力量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他們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危機感，並塑造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但如同法國和俄國的貴族精英、德國的知識精英一樣，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從一開始，就有一種對西方的怨恨情結。對中國這樣一個有着數千年文明史、並自認為是世界中心的國家的人民來說，突然發現有一個比自己先進的外來文明，產生怨恨是自然的。中國的精英們對西方世界的感情是羨慕、嫉妒、恨的交織。一方面，他們將諸如共和、民主、自由、個體權利、理性、科學等這樣一些西方價值觀引入中國；另一方面，他們又根據中國原有的政治文化觀念對西方價值觀進行選擇性吸收或摒棄。民族自尊心和怨恨情結使得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西方價值觀有一種本能的排斥，不可能將其全盤照收。如果可能的話，他們總是試圖從本土文化資源中或其他不優於自己的國家尋找它的替代品。
　　中國人對俄羅斯有着因為領土問題導致的怨恨，但較少因發展階段差異導致的怨恨，這或許是中國人最後選擇“走俄國人的路”的原因之一。當然，俄國人的道路看上去也更符合中國國情。俄國是落後的，走的路是獨特的。如果它的路行得通，沿着這條路很快能富強起來，中國人就可以洗刷掉民族的屈辱，恢復國家的榮耀。因此，走俄國人的路對中國人的自尊心傷害小，但預期的收益大。
　　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對中國的現代化非常重要，它讓中國人有了一個具體的奮鬥目標。但中國人民族概念形成中的怨恨情結也帶來了一系列後果，其中包括；
　　第一，中國人的民族概念至今仍然是族裔性的，而非公民性的。我們是“中國人”，是因為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有共同的祖先，而不是因為我們都是一個主權國家內擁有平等權利的公民。這樣的民族概念給現在的國家治理帶來了一些難題，因為並非所有的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這樣的民族觀念也使得中國很難吸引外國移民，因為一個外國人不論在中國工作和生活多少年，永遠不可能被承認是中國人。
　　第二，主權大於人權，權力優先於權利。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是在國家“圖強”和“救亡”中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是國家功利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它強調國家至上、集體至上，在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名義下對個人權利的任何侵害都具有正當性。至今，“有國才有家”、“大河有水小河滿”仍然是大部分中國人的基本觀念，儘管這些說法根本不合邏輯。進一步，國家等同於政府，政府等同於政府官員，所以官員的權力總是優先於個人的權利，法治難以形成。
　　第三，強調特殊性，否定普遍性。特殊主義是怨恨情結的解藥。特殊主義否定了相互比較的可能性，否定了優劣之分，可以保護自己的自尊心，因而所有有怨恨情結的民族都喜歡特殊主義，中國也不例外。特殊主義也使得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拒絕接受普適性價值，不按國際規則行事。
　　第四，模仿技術，但拒絕模仿製度。鴉片戰爭之後不久，中國人就開始承認自己在科學技術方面的落後，需要向西方學習，因而搞起了洋務運動，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至今仍然是中國變革的主導思想。因為，只要“體”是自己的，我們就用不着自卑，正像科學家不會在工程師面前自卑一樣。因此，我們總是試圖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與西方抗衡的價值觀念，認為西方的治國理念並不比我們老祖宗早就提出的治國理念好到哪裡去。
　　第五，反資本主義，反民主和自由。中國人把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等同於西方世界，承認這些東西，就等於承認西方各方面都優於中國，讓中國人太沒有尊嚴。因此，中國既不能搞資本主義，也不能搞自由民主，何況民主和自由也不能當飯吃。中國不像德國人那樣有猶太人群體可以怨恨，那就怨恨那些經商賺錢的人吧！即使中國需要市場經濟，也只能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有本質的區別。
　　第六，自力更生，萬事不求人。中國必須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西方人有的我們必須有，糧食必須自給自足，一切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必須自己生產，因為西方世界是靠不住的，它們亡我之心不死，隨時準備卡我們的脖子。“中興事件”就是一個明證。
　　第七，“陰謀論”在中國非常有市場。中國一直是西方陰謀的受害者。中國之所以落後，不是因為我們不聰明，而是因為西方人太狡詐；不是因為我們的體制和文化不優越，而是因為西方人總是搞陰謀詭計，不讓我們發達起來。外國人幫助中國，一定是另外圖謀。
　　第八，只能表揚，不能批評。中國人對批評特別敏感，不僅中國人自己不能批評中國，外國人更不能批評中國。中國人不能批評，因為“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批評自己的國家就是“不愛國”，就是抹黑自己。外國人不能批評，因為那會傷害中國人的自尊心。批評中國的外國人一定是反華勢力，奉承中國的外國人一定是友好人士。殊不知，奉承者常常是別有用心。
　　第九，國際關係中，只講利害不講是非，有時甚至連利害也不講，只講好惡。西方的壞消息就是中國的好消息。凡是西方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西方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如果一個西方國家與一個非西方國家發生衝突，大部分中國人希望前者輸後者贏，不是因為我們喜歡後者，而是因為我們痛恨前者。所以，“911”事件有中國人叫好，伊拉克戰爭中有不少中國人給薩達姆加油。當然，如果美國與日本發生衝突，我們會站在美國一邊，因為我們怨恨日本人更甚於怨恨美國人。
　　第十，未富先驕，稍強即狂。怨恨情結使得中國人心中總是憋着一口氣，一有機會就想出人頭地，所以很容易從自卑走向傲慢，國家稍富強了一點，就表現出一種暴發戶心態，到處炫耀，不再謙卑，要做到“韜光養晦”談何容易！
　　鴉片戰爭過去已經快180年了。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其國際地位也大大提高。但中國人對西方的怨恨情結似乎沒有因此而減少，移民海外的中國人的怨恨情結似乎更甚。近幾年“中國模式”、“新四大發明”之類的說法甚囂塵上，不能不說是怨恨情結的體現。如果“中國模式”能推廣到全世界，中國不僅可以奪回失去已久的優越地位，而且可以洗刷掉不堪回首的百年恥辱。這是何等愜意的事！
　　怨恨程度是國家發達水平和民族成熟程度的一個反向度量。中國人的怨恨情結消退之日，或許才是中國的真正崛起之時！


　　每個民族都要正視自己的痼疾

　　金雁，微信公眾號：秦川雁塔


　　當代俄羅斯怎樣落實“政治轉型”是我們很關注的題目。兩年前我們在俄考察了他們如何處理前體制的政治迫害及其遺留問題，並與彼得堡、莫斯科和彼爾姆的俄國學者以及NGO組織成員進行了座談，根據記錄整理並結合我對類似相關書籍的閱讀綜合如下。

　　俄國學者指出：斯大林時期遭受政治迫害的人雖然大都得到了平反，但是進行迫害的主體和執行者沒有人承擔責任，國家沒有頒布任何法律文件來認定國家恐怖是一種犯罪，在這方面歷屆政府都保持緘默，新俄羅斯也沒有進行過任何一起針對斯大林時期恐怖參與者的審判。
　　民間諺語說，“冤有頭，債有主”，但是在俄羅斯沒有人對過去的政治迫害負責，一句“體制原因造成的”便使那些作惡的個人卸下了責任。曾經在“一個不為什麼就可以抓人的時代”里遭受不白之冤的人們，最後又被輕描淡寫地以“莫須有”的說法給了“說法”，以至於至今俄羅斯那些冤屈的幽靈無處歸依。
　　古拉格中超過1500萬人獲刑，超過150萬人不明原因死亡，他們絕大部分可以說是一種“主體性缺位的冤情”。前體制的後繼者為了保護自身免受追究，有意採取了一種“迴避”和“遺忘”的態度——讓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們隨着倒塌的金字塔一起消亡豈不是更保險嗎？
　　其實，死者的悲劇同樣也是活者的人的悲劇，犯了罪行的社會必須要有反思。每個民族都應當清算自己身上積澱下來的弱點和痼疾，這項工作只能自己去做，任何旁人都無法代替。體制的惡是人類社會集體性的默契合謀，這裡面既有領袖個人的因素也有民眾的社會土壤。
　　就像娜傑日達.雅可夫列夫娜所說的一樣，“我們大家全都有罪，我們曾在20-30年代野蠻的意識形態面前繳械投降”。人類若是只會在自身之外尋找“替罪羊”，是不可能長記性地避免同樣的錯誤，歷史的輪迴仍然會再一次嘲弄自以為走出了劫難的民族，我們“反覆折騰和不容異見的習性將永無盡頭”。人們都知道，“天使不會摔倒，魔鬼會摔得永遠躺在那裡，人會摔交，也會站起來”，這是人類進步的法則。制度並不能成為個人免責的藉口。
　　在這方面毫無疑問俄羅斯做得比德國和東歐一些國家差，德國能夠坦然面對自己兩段不光彩的歷史——納粹統治和東德專制。在德國，媒體公開請納粹後代談如何尋找過去，如何面對父輩罪惡的歷史。德國政府從1990年10月正式啟動調查前國家領導人的犯罪行為，追究斯塔西犯罪的法律責任，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不在歷史上留下空白點而彰顯法律的莊嚴。
　　2013年10月俄總理梅德韋傑夫在網上發表了題為“對民族悲劇的紀念如同對勝利的紀念一樣神聖”的視頻博客，但是就整個俄國而言，迴避這些“不光彩”的過去仍是大多數人的想法。“記憶協會”的主管葉林卡婭對我們說，“受害人的狀態在電視裡無人提及，在官方的歷史中是沒有恐怖記憶的。”
　　（以下從敘述的人稱看，是“記憶協會”的主管葉林卡婭的話，一直到本節結束處。——老高注）
　　官方不記憶是一個方面，老百姓由於獲取信息的手段有限記憶不了是另一個方面。在這種刻意選擇迴避的氛圍下，年輕人對蘇聯過去的歷史知之甚少。如果沒有民間記憶，只有官方撰寫的歷史，真正的歷史將被淹沒，所以我們要找到一個方法，把真實的歷史呈現出來，在這方面德國人的經驗可以作為參考。
　　德國從80年代末就開始組織獨立於官方話語之外的中學生作文比賽。我們從2008年也展開了這項活動，老師讓孩子們去調研，去訪談，了解自己的祖輩父輩的生活狀況，讓孩子們進行自我命題寫作，談自己的感受。
　　從這些13-17歲的中學生寄來的調研文章，從孩子們的標題就能夠感覺到他們的視角，感受到這一代人的思維模式。起初怎樣讓孩子們描寫和記錄歷史？主題怎麼定？我們之間也有爭論。最後大家達成共識，那就是書寫和記錄與官樣文章不同的歷史。
　　我們過去的教育都是意識形態教育，都是政權史，都是大人物史觀，“小人物”的“分子”與歷史對立，民眾賤如螻蟻。而如今我們倡導民間需要有自己的記憶，我們應該讓每一個人在時代中留下痕跡，倡導“芸芸眾生”每個個體留下回憶錄。
　　這是個艱巨的任務，現在人們不太提過去的事情，關於個人的歷史是接觸不到的。我們的這項活動不是權力的歷史，而是“人”的歷史。於是以此命名“個人的歷史”。現在通過民間的工作，通過孩子們的努力，我們要把人的歷史這一課補上，“說出真相”是我們要走的第一步。
　　我們俄“紀念協會”是一個民間組織，從1984年開始就有一些活動。最初是在政治鬆動以後，一些遭受政治迫害者的家屬想要知道自己的親人在古拉格中經歷了什麼？圍繞這個主題有超過百萬人的自發遊行活動，是當時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於是1988年在羅津斯基先生的倡導下，正式成立“紀念協會”。
　　紀念協會的工作：首先，調查了解俄國的人權狀況，收集和記錄下受害者的經歷。第二，針對目前破壞人權的情況提供法律援助。其次，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幫助。這是該協會從成立以來堅持至今的目的，現在紀念協會在俄國有65個分支機構，是一個有很大影響力的民間組織。
　　我們就是要把“罪惡”說成是“罪惡”，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大聲地公開地說成是“罪惡”。讓人們了解我國長時間大規模的罪行，記住每一個犧牲者。我們就是要把罪惡公布於世，讓人們自由地利用這些文件，建立紀念碑，反映在教科書裡，通過影視作品再現歷史等等。這個活動進行過程中我們更加深了信念，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制度有絕對的關聯性。
　　我們這樣做不單單是保留一種記憶，而是體現公民的權利，人把握是命運的權利。我們公開的宣布“個人就是權利的主體”。我們把歷史真相與人權結合在一起來審視蘇聯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事情。我們應當理直氣壯地大聲質問，這種針對廣大民眾的恐怖到底是如何發生的？我們要告訴人們，大規模的踐踏人權就是昨天的歷史，不正視它就有可能重蹈覆轍。

　　應不應該“翻歷史舊賬”？

　　與我們座談的俄國朋友說，俄羅斯就像是患上了一種痛苦健忘症，諱疾忌醫的不願直面過去，靠忘卻來治癒傷痕。這種狀況與官方的態度不無原因，直接參與了政治迫害的父輩們選擇集體沉默，導致了歷史敘事的“模糊性”和“斷裂性”。正是那些從前主張把手銬擰緊的人物，如今大都不願意去直面真相。
　　他們說，不要去翻舊帳了，“幾十年的歲月在流逝，往日的傷痕和潰瘍已經無影無蹤了，何必再去翻那些往年舊賬呢？”他們假假惺惺地以體諒受害者的口吻說，“要翻舊帳——這是哪個傻瓜想出來的，這是往我們的傷口上撒鹽嘛！”他們希望在人們的腦海里，俄羅斯只有今天沒有過去，好像這個國家是憑空長出來似的。
　　而真正遭受過政治迫害的人卻不是這樣想的。索爾仁尼琴就說，被槍斃了的人不會講，失散了的人們不會講，那些執行者，即使他們還活着，也會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對於社會上瀰漫着“不應該翻老賬”說法，索翁表態道：“我們應該公開譴責宣揚一部分人可以懲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
　　“對邪惡默不做聲，把它趕到軀體裡去，只要不暴露就行，——這樣做我們就是在播種邪惡，有朝一日它將千百倍的冒出來，我們不懲罰甚至不懲治惡人，這不單單是在保護他們卑微的晚年，等於是從下一代腳下挖掉任何公正觀念的基礎。他們之所以長成‘漠不關心的一代’，正是這個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為什麼‘介於工作薄弱’，現在年輕人腦子裡裝的是，幹壞事在世上永遠不會受到懲罰，反而一定帶來好處”。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的作者娜傑日達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她說，我們一定要發聲，“最起碼受害者應該哀嚎出來，因為沉默是真正的反人類罪，可是為什麼我們竟然喪失了哀嚎的能力？”她將這種普遍的失語稱之為“瞌睡症”和“心理瘟疫”。
　　娜傑日達特別指出，我們關注黑暗面不是為了掀起復仇的浪潮，而是為了使俄羅斯不再邁入同一條河流。至於俄羅斯社會不關心過去的罪行的原因，有一種說法是“因為那麼多人參與其中”，蘇維埃制度使其數以百萬計的公民同流合污受到牽連，搞不好會引起連鎖反應。
　　對過去的歷史不承認、不懺悔、不討論，不反省，使得過往仍像石頭一樣壓在後蘇東國家身上，秘密檔案的內容四下流傳，不斷擾亂着當代政治生活。失憶也給文明國家的形成和法制國家的建設造成嚴重後果，說白了，只要前體制的醜行沒有受到懲罰，人們就不可能看到善良戰勝邪惡。古拉格意識仍然部分殘存在俄羅斯權貴對於世界的認識和看法中”。在新俄羅斯隨時有可能重演過去可怕的那一幕。

　　對“人”的認識仍需努力

　　造成俄羅斯與東歐國家對前體制的不同態度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由於俄羅斯人對“大國光榮”的懷念和嚮往，把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念相互纏繞在一起，使人們無法理出到底是哪些因素導致了暴政。在蘇聯時期人民很容易被“歷史進步”這些宏大敘事的大詞彙忽悠和裹挾進去。
　　歷史“必然性以一種似乎不可抵禦的力量強迫人接受它帶來的後果”。“歷史決定論的布道使我們喪失了意志和自我判斷能力”，對歷史規律的“聖物崇拜”使人們自願把自己依附於一個強大主體，而讓渡掉個性的成長和責任意識。
　　由於統治者把外部世界兇險化，與內部敵人作鬥爭便成為被灌輸的光榮職責。在這種社會建構里是需要有人來扮演魔鬼的角色的。人們從小學開始所受的教育就是，“國家利益是超越一切的”，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分不開。當時一個經典的詩句是“假如列寧的事業消亡了，我們有什麼理由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當蘇聯與西方世界隔離的“牆”打破以後，人們發現列寧的事業消亡了，所有人都理所當然的有理由活着。當代俄羅斯政治環境雖然與蘇聯有所不同，但是大部分民眾並沒有從依賴國家的目標模式中走出來。
　　在蘇聯的政治概念里，把具體個人融化到整體的大目標中去，被看做是一件值得感到榮耀的事情。“個人利益服從總體利益”是那個年代耳熟能詳的口號。“個人”作為一種社會屬性是不受歡迎的，因此一切藍圖描繪中都缺乏人性和人本位。
　　在那種體制下，所有的人都是螺絲釘、齒輪，都是機械部件，隨時更換、棄之不用或者回爐再造都是再正常不過了，滾滾的歷史車輪碾碎的、拋棄的都只不過是“分母”而已。如同波蘭作家米沃什所說的：“當一個政權把人劃分成‘順民’和‘罪犯’兩類時，就會對懦夫和狗腿子大加獎賞”，“他們需要製造出恐怖”，“恐怖是社會的黏合劑”，而“害怕獨立的‘自由人’”。
　　利用人來建設但目的並不是為了人，人從來就不被視為“目標主體”，於是為崇高目標的殺人就不是犯罪。在《被開墾的處女地》小說里，作者借小說人物馬卡爾·紹古爾諾夫的口吻說：縱然“在我面前站着成千上萬的長輩、兒童和婦女，如果對我來說，這是革命的需要，我就會用機關槍把他們全部殺光”。在作者看來，為整體剪滅掉個體只要目標正確，個人就不承擔法律責任，“歷史必然性”不但可以為這種行為開脫，而且還大肆鼓勵宣傳。對此俄國至今仍缺乏深刻的反省而為鑑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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