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局無疑有足夠多方式，獲取外國記者的通信，哪怕他們採取了種種防範措施。一個決意要這麼做的國家力量，是不可能攔阻的。《紐約時報》記者報道新疆期間，回到房間後，發現一名警察斜躺在床上，邊抽煙邊悠閒地在翻看他相機上的照片


　　老高按：德國《商報》今天以“數碼時代的陣地戰”為題發表評論，指出，原本超越國界的互聯網，有可能成為中美兩國爭奪全球科技領軍者地位競賽的犧牲品，面臨分裂的危險。
　　評論說，如今有兩大趨勢，正在決定數字時代的爭奪前線：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企業正在突入西方科技領域的神經中樞，因此圍繞5G建設的爭議，本質上就是東西方科技戰的停火線應該劃在哪裡；同時，中國還在嘗試通過所謂“數字一帶一路”來出口其科技以及威權統治模式。比如，東非的坦桑尼亞就採納了中國模式，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互聯網實施管控。
　　西方國家在蘇聯解體後深信，自由民主體制天然地具備科技及經濟優越性，長期以來都對這些小國的變化視而不見。但是，德國《商報》文章認為，數字化革命似乎讓這條冷戰時期的定律失效了。中國模式有可能首次成為在全球科技競賽中優於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競爭對手。在人工智能、人臉識別等關鍵科技領域，中國已經與西方平起平坐。
　　這篇評論指出，谷歌等西方科技企業，正在成為這場科技冷戰中被夾在中間的犧牲品。作者盤點了谷歌試圖重返中國、臉書頻頻向北京示好等案例，指出這些公司因此在西方輿論界遭到口誅筆伐——這真是“老鼠進風箱，兩頭受氣”！《商報》的文章一針見血：“對於谷歌、臉書等企業而言，問題的關鍵是，它們無法在兩個迥然不同的科技環境中以統一的原則開展業務。”
　　不過文章緊接着的一句話，卻讓我強烈不認同：“比如說到數據保護，中國當權者的理解是保護民眾免遭政治上不受歡迎的內容的侵擾，而在西方，則是保護私人數據免受企業以及政府的濫用。”
　　中國當權者要“保護民眾免遭政治上不受歡迎的內容的侵擾”？！讓人哭笑不得！作者的腦子在寫這句話時，一定短路了。當局管制信息的傳遞，封殺的恰恰是民眾非常歡迎、非常渴求、到處尋覓而不得的內容啊！中國當權者哪裡是要“保護民眾”不受侵擾？這句話若改成“要保護自己政權的穩固免遭政治上不隨聲附和的內容的衝擊”，倒更靠譜得多。
　　這讓我不得不加深懷疑西方許多人，政客、學者、企業家、媒體人……等等，對中共政權本質的認識，對中共許多舉措的判斷。
　　《紐約時報》中文網今天發表了駐上海的技術記者孟寶勒的文章，角度挺新鮮——在中國這個全方位監控的國度，如何報道新聞？也就是說，在貓捉老鼠的遊戲中，如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逃過監控、突破封鎖？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說：“對於所有這些防範措施，毫無疑問當局都有足夠多的方式獲取我們的通信。一個決意要這麼做的國家力量，是不可能攔阻的，但給他們增加一些難度還是值得的。”也就是說，孫猴子再怎麼翻筋斗，終究翻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充其量讓中共多費點事，多花點錢，與他們天文數字的維穩經費相比，真的只是九牛一毛。
　　法廣2月18日刊登報道說，中國異議作家王力雄最近接受曾金燕的訪問，說習近平企圖實現毛澤東也艷羨的獨裁夢，儘管欠缺毛的個人魅力，但他憑藉科技的力量，正在實現他的“少治多”的獨裁夢。王力雄說，“習近平未能取得人民真誠的崇拜，但習近平擁有監視人民的高科技和大數據系統。……習近平製造了一個天下之大無處容身的恐懼感，也因如此，他可以有效地對他的官僚集團實施絕對的管治。”
　　王力雄的這一思想，在他於台灣出版的小說《大典》中充分表達出來。我在前幾年的博客上轉載了他的序言，其中提出的問題正是這個：官與民，前者人少，後者人多，在官的思想政治誘導失效、官民關係對立的情況下，“少治多”對於專制當權者來說本來是個極大的難題——一雙手按不住十一隻跳蚤。但是有了眾多高科技手段，專制當權者就能夠“少治多”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專制制度是否就真算“鐵桶江山”了？自由民主人士能從哪個方面突破，推動中國的憲政轉型？
　　很遺憾，王力雄的提問看來還是超前了，未能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許多人還是滿足於對專制者和專制制度情緒性的詈罵和控訴，沒有真正地探討問題。如今，這個問題能引起人們的關注嗎？


　　如何在“天羅地網”下的監控之國報道新聞

　　孟寶勒，《紐約時報》中文網2019年3月1日，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孟寶勒在上海。中國估計有兩億個監控攝像頭——是美國這一數字的四倍。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的記者在工作和個人生活中是如何運用科技的？駐上海的科技記者孟寶勒談到了他正在使用的技術。

　　◆對你來說，在上海做報道，最重要的科技工具是什麼？尤其考慮到那是一個以監控著稱的政府。
　　在中國，有時你會覺得政府的監視根本躲不開。這個國家有大約兩億個監控攝像頭，北京控制着電信公司，每家互聯網公司必須在警方需要的時候交出數據。他們還知道記者住在哪裡，因為我們要向警方登記住址。在上海，警察經常來我住的地方；有一次還要求進屋。
　　不過話又說回來，中國很大，政府也談不上多有能力。有時候來我家的警察根本不知道我是記者。管我簽證的那些級別更高的官員通常不知道警察家訪的事。缺乏協調意味着其中一個最大好處，就是想辦法鑽空子。基本上，這既能保護自己，還不會給人留下把柄。
　　我用iPhone是因為蘋果比安卓更安全。在中國尤其如此，在這裡，對谷歌的屏蔽意味着大量的第三方安卓商店裡販賣着各種可疑的應用程序。
　　同樣重要的是要意識到，由於中國政府控制着電信行業，你的國內電話號碼可能會給你惹麻煩。對於Signal這樣的安全應用程序，我會啟用註冊鎖，這樣如果他們想鏡像我的手機，我的賬戶還有一層保護。為了繞過防火長城，我用一些不同的VPN，我不想說出它們的名字，因為說出來的話，它們往往會獲得政府過去沒有的關注。

　　中國的微信使用廣泛，但也受到嚴密監控。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孟寶勒用Mac和蘋果手機，他說，這是因為蘋果的系統比安卓安全。
　　在中國的一些地方，警察會要求檢查你的手機，通常是刪照片。用兩部手機的話，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為了更具欺騙性，我兩部手機用的是同樣的外殼。但還要有其他方法來保護你的數據。我使用了一些應用程序，它們偽裝成無關緊要的東西，但實際上是隱藏和保護數據。還有一個很方便的東西，就是可以插到手機上的U盤，它可以用來快速地保存東西。

　　◆你如何保證信源的安全？
　　就像我的同事袁莉說的，微信是記者在中國最好的朋友。每個人都泡在微信上面。但它也受到嚴密監控，所以當出現敏感話題時，我會讓大家到更安全的應用上去說。
　　這可能也是一個問題，因為安裝加密消息應用程序可能會引起當局的警惕。有鑑於此，當面談也是少不了的。通常，我會把手機留在家裡，因為一個設備自帶的麥克風也可以成為一個監聽設備。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法拉第袋，它可以屏蔽通訊信號，拿着手機也不用擔心通過手機信號被跟蹤。有時候，這裡這麼多的監視讓我想要把袋子套到我的頭上。
　　有時候，政府是沒辦法繞開的，你得自己判斷信源是否理解其中的風險，以及得到的懲罰會有多重。有時候我們去的一些地方根本不可能安全地做採訪，所以就不採。政府經常會是贏家。

　　◆你在中國見到的最古怪的監控技術是什麼？
　　中國是個熱愛電子產品的國家。一些不怎麼好用的技術在這裡經常都會被欣然接受。我想我最喜歡的例子是去年四處在傳的人臉識別墨鏡。警察對這類眼鏡熱情高漲，眼鏡上配有攝像頭，可以接入類似智能手機的微型電腦。這類眼鏡的特點在於，它可以在警察看着某人時，對其進行身份識別。在試戴這種眼鏡時，我發現並不怎麼好用。在某種程度上，這並不重要。如果你使人確信，你知道關於他們的一切，他們就不大會違反規則了。警察跟我講述了他們如何用這種眼鏡嚇唬毒販，讓他們全盤招供了。這表明技術要奏效並不一定非要正常運轉。
　　事實上，幾天前我就在和編輯討論這個問題。當他從香港打來電話時，電話接通之前有過幾秒鐘的停頓。那可能是政府在監聽，或者只是網絡慢。我們無法確定，但肯定感到恐慌，我們常用這個開玩笑。

　　孟寶勒說，在中國的一些地方，警察會要求檢查你的手機，準備兩部手機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你在中國旅行時會採取哪些保護措施？
　　中國警察出現在酒店房間裡的事情很出名了。並非每次都這樣，但頻率高到你在中國時不應當把設備留在房間無人看管。2009年，在報道西部的新疆期間，在回到房間後，我發現一名警察斜躺在床上，邊抽煙邊悠閒地在翻看我的數碼相機上的照片。
　　不想去哪兒都帶着筆記本電腦，我現在旅行的時候只帶兩部手機和一個羅技的藍牙鍵盤。這樣我可以直接在手機上迅速寫下筆記或文章。它並不完全安全，因為有設備能攔截藍牙通信內容，所以密碼我都是直接在手機上輸入。
　　除此之外，我想如果中國當局想攔截我的藍牙鍵盤信號，他們倒是可以欣賞一下，我那優秀的稿件是多麼讓我的編輯們省心。還應指出的是，對於所有這些防範措施，毫無疑問當局都有足夠多的方式獲取我們的通信。一個決意要這麼做的國家力量，是不可能攔阻的，但給他們增加一些難度還是值得的。

　　◆在中國，自從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醜聞及其它技術上的混亂發生之後，人們是怎麼看待美國隱私意識覺醒的？
　　中國的隱私形勢很可怖。各種各樣的個人信息都可能從公司或政府這類地方泄露出來。雖然人們假定有某種程度的監控，但一旦監控影響到自身，許多中國人和美國人一樣震驚。
　　孟寶勒說，“不想去哪兒都帶着筆記本電腦，我現在旅行的時候只帶兩部手機和一個羅技的藍牙鍵盤。”

　　孟寶勒說，“不想去哪兒都帶着筆記本電腦，我現在旅行的時候只帶兩部手機和一個羅技的藍牙鍵盤。”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有趣的是，即便政府也不信任政府。在報道不同部委之間的信息共享時，我發現，政府的一個部門不信任另一部門，以致於拒絕共享的情況並不少見。還有些時候，政府部門甚至不放心把數據交給自己處理。
　　這個國家試圖成為人工智能、大數據、網絡空間、創新以及主宰技術未來的任何熱詞方面的超級大國，那麼這就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了。
　　不過，說到糟糕的隱私保護，美國似乎正在盡全力跟中國比拼呢。

　　孟寶勒是《紐約時報》駐上海的技術記者，他撰寫有關亞洲大型科技公司、網絡安全、新興互聯網文化、審查以及亞洲地緣政治和技術交叉的文章。他之前曾為《華爾街日報》工作。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他 @paulmoz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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