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局无疑有足够多方式，获取外国记者的通信，哪怕他们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一个决意要这么做的国家力量，是不可能拦阻的。《纽约时报》记者报道新疆期间，回到房间后，发现一名警察斜躺在床上，边抽烟边悠闲地在翻看他相机上的照片


　　老高按：德国《商报》今天以“数码时代的阵地战”为题发表评论，指出，原本超越国界的互联网，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争夺全球科技领军者地位竞赛的牺牲品，面临分裂的危险。
　　评论说，如今有两大趋势，正在决定数字时代的争夺前线：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正在突入西方科技领域的神经中枢，因此围绕5G建设的争议，本质上就是东西方科技战的停火线应该划在哪里；同时，中国还在尝试通过所谓“数字一带一路”来出口其科技以及威权统治模式。比如，东非的坦桑尼亚就采纳了中国模式，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互联网实施管控。
　　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后深信，自由民主体制天然地具备科技及经济优越性，长期以来都对这些小国的变化视而不见。但是，德国《商报》文章认为，数字化革命似乎让这条冷战时期的定律失效了。中国模式有可能首次成为在全球科技竞赛中优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竞争对手。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关键科技领域，中国已经与西方平起平坐。
　　这篇评论指出，谷歌等西方科技企业，正在成为这场科技冷战中被夹在中间的牺牲品。作者盘点了谷歌试图重返中国、脸书频频向北京示好等案例，指出这些公司因此在西方舆论界遭到口诛笔伐——这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商报》的文章一针见血：“对于谷歌、脸书等企业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它们无法在两个迥然不同的科技环境中以统一的原则开展业务。”
　　不过文章紧接着的一句话，却让我强烈不认同：“比如说到数据保护，中国当权者的理解是保护民众免遭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内容的侵扰，而在西方，则是保护私人数据免受企业以及政府的滥用。”
　　中国当权者要“保护民众免遭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内容的侵扰”？！让人哭笑不得！作者的脑子在写这句话时，一定短路了。当局管制信息的传递，封杀的恰恰是民众非常欢迎、非常渴求、到处寻觅而不得的内容啊！中国当权者哪里是要“保护民众”不受侵扰？这句话若改成“要保护自己政权的稳固免遭政治上不随声附和的内容的冲击”，倒更靠谱得多。
　　这让我不得不加深怀疑西方许多人，政客、学者、企业家、媒体人……等等，对中共政权本质的认识，对中共许多举措的判断。
　　《纽约时报》中文网今天发表了驻上海的技术记者孟宝勒的文章，角度挺新鲜——在中国这个全方位监控的国度，如何报道新闻？也就是说，在猫捉老鼠的游戏中，如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逃过监控、突破封锁？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对于所有这些防范措施，毫无疑问当局都有足够多的方式获取我们的通信。一个决意要这么做的国家力量，是不可能拦阻的，但给他们增加一些难度还是值得的。”也就是说，孙猴子再怎么翻筋斗，终究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充其量让中共多费点事，多花点钱，与他们天文数字的维稳经费相比，真的只是九牛一毛。
　　法广2月18日刊登报道说，中国异议作家王力雄最近接受曾金燕的访问，说习近平企图实现毛泽东也艳羡的独裁梦，尽管欠缺毛的个人魅力，但他凭藉科技的力量，正在实现他的“少治多”的独裁梦。王力雄说，“习近平未能取得人民真诚的崇拜，但习近平拥有监视人民的高科技和大数据系统。……习近平制造了一个天下之大无处容身的恐惧感，也因如此，他可以有效地对他的官僚集团实施绝对的管治。”
　　王力雄的这一思想，在他于台湾出版的小说《大典》中充分表达出来。我在前几年的博客上转载了他的序言，其中提出的问题正是这个：官与民，前者人少，后者人多，在官的思想政治诱导失效、官民关系对立的情况下，“少治多”对于专制当权者来说本来是个极大的难题——一双手按不住十一只跳蚤。但是有了众多高科技手段，专制当权者就能够“少治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专制制度是否就真算“铁桶江山”了？自由民主人士能从哪个方面突破，推动中国的宪政转型？
　　很遗憾，王力雄的提问看来还是超前了，未能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许多人还是满足于对专制者和专制制度情绪性的詈骂和控诉，没有真正地探讨问题。如今，这个问题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吗？


　　如何在“天罗地网”下的监控之国报道新闻

　　孟宝勒，《纽约时报》中文网2019年3月1日，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孟宝勒在上海。中国估计有两亿个监控摄像头——是美国这一数字的四倍。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是如何运用科技的？驻上海的科技记者孟宝勒谈到了他正在使用的技术。

　　◆对你来说，在上海做报道，最重要的科技工具是什么？尤其考虑到那是一个以监控著称的政府。
　　在中国，有时你会觉得政府的监视根本躲不开。这个国家有大约两亿个监控摄像头，北京控制着电信公司，每家互联网公司必须在警方需要的时候交出数据。他们还知道记者住在哪里，因为我们要向警方登记住址。在上海，警察经常来我住的地方；有一次还要求进屋。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很大，政府也谈不上多有能力。有时候来我家的警察根本不知道我是记者。管我签证的那些级别更高的官员通常不知道警察家访的事。缺乏协调意味着其中一个最大好处，就是想办法钻空子。基本上，这既能保护自己，还不会给人留下把柄。
　　我用iPhone是因为苹果比安卓更安全。在中国尤其如此，在这里，对谷歌的屏蔽意味着大量的第三方安卓商店里贩卖着各种可疑的应用程序。
　　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由于中国政府控制着电信行业，你的国内电话号码可能会给你惹麻烦。对于Signal这样的安全应用程序，我会启用注册锁，这样如果他们想镜像我的手机，我的账户还有一层保护。为了绕过防火长城，我用一些不同的VPN，我不想说出它们的名字，因为说出来的话，它们往往会获得政府过去没有的关注。

　　中国的微信使用广泛，但也受到严密监控。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孟宝勒用Mac和苹果手机，他说，这是因为苹果的系统比安卓安全。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警察会要求检查你的手机，通常是删照片。用两部手机的话，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更具欺骗性，我两部手机用的是同样的外壳。但还要有其他方法来保护你的数据。我使用了一些应用程序，它们伪装成无关紧要的东西，但实际上是隐藏和保护数据。还有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就是可以插到手机上的U盘，它可以用来快速地保存东西。

　　◆你如何保证信源的安全？
　　就像我的同事袁莉说的，微信是记者在中国最好的朋友。每个人都泡在微信上面。但它也受到严密监控，所以当出现敏感话题时，我会让大家到更安全的应用上去说。
　　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安装加密消息应用程序可能会引起当局的警惕。有鉴于此，当面谈也是少不了的。通常，我会把手机留在家里，因为一个设备自带的麦克风也可以成为一个监听设备。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法拉第袋，它可以屏蔽通讯信号，拿着手机也不用担心通过手机信号被跟踪。有时候，这里这么多的监视让我想要把袋子套到我的头上。
　　有时候，政府是没办法绕开的，你得自己判断信源是否理解其中的风险，以及得到的惩罚会有多重。有时候我们去的一些地方根本不可能安全地做采访，所以就不采。政府经常会是赢家。

　　◆你在中国见到的最古怪的监控技术是什么？
　　中国是个热爱电子产品的国家。一些不怎么好用的技术在这里经常都会被欣然接受。我想我最喜欢的例子是去年四处在传的人脸识别墨镜。警察对这类眼镜热情高涨，眼镜上配有摄像头，可以接入类似智能手机的微型电脑。这类眼镜的特点在于，它可以在警察看着某人时，对其进行身份识别。在试戴这种眼镜时，我发现并不怎么好用。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重要。如果你使人确信，你知道关于他们的一切，他们就不大会违反规则了。警察跟我讲述了他们如何用这种眼镜吓唬毒贩，让他们全盘招供了。这表明技术要奏效并不一定非要正常运转。
　　事实上，几天前我就在和编辑讨论这个问题。当他从香港打来电话时，电话接通之前有过几秒钟的停顿。那可能是政府在监听，或者只是网络慢。我们无法确定，但肯定感到恐慌，我们常用这个开玩笑。

　　孟宝勒说，在中国的一些地方，警察会要求检查你的手机，准备两部手机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你在中国旅行时会采取哪些保护措施？
　　中国警察出现在酒店房间里的事情很出名了。并非每次都这样，但频率高到你在中国时不应当把设备留在房间无人看管。2009年，在报道西部的新疆期间，在回到房间后，我发现一名警察斜躺在床上，边抽烟边悠闲地在翻看我的数码相机上的照片。
　　不想去哪儿都带着笔记本电脑，我现在旅行的时候只带两部手机和一个罗技的蓝牙键盘。这样我可以直接在手机上迅速写下笔记或文章。它并不完全安全，因为有设备能拦截蓝牙通信内容，所以密码我都是直接在手机上输入。
　　除此之外，我想如果中国当局想拦截我的蓝牙键盘信号，他们倒是可以欣赏一下，我那优秀的稿件是多么让我的编辑们省心。还应指出的是，对于所有这些防范措施，毫无疑问当局都有足够多的方式获取我们的通信。一个决意要这么做的国家力量，是不可能拦阻的，但给他们增加一些难度还是值得的。

　　◆在中国，自从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及其它技术上的混乱发生之后，人们是怎么看待美国隐私意识觉醒的？
　　中国的隐私形势很可怖。各种各样的个人信息都可能从公司或政府这类地方泄露出来。虽然人们假定有某种程度的监控，但一旦监控影响到自身，许多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震惊。
　　孟宝勒说，“不想去哪儿都带着笔记本电脑，我现在旅行的时候只带两部手机和一个罗技的蓝牙键盘。”

　　孟宝勒说，“不想去哪儿都带着笔记本电脑，我现在旅行的时候只带两部手机和一个罗技的蓝牙键盘。”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有趣的是，即便政府也不信任政府。在报道不同部委之间的信息共享时，我发现，政府的一个部门不信任另一部门，以致于拒绝共享的情况并不少见。还有些时候，政府部门甚至不放心把数据交给自己处理。
　　这个国家试图成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空间、创新以及主宰技术未来的任何热词方面的超级大国，那么这就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了。
　　不过，说到糟糕的隐私保护，美国似乎正在尽全力跟中国比拼呢。

　　孟宝勒是《纽约时报》驻上海的技术记者，他撰写有关亚洲大型科技公司、网络安全、新兴互联网文化、审查以及亚洲地缘政治和技术交叉的文章。他之前曾为《华尔街日报》工作。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paulmoz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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