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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这祸咋就躲不过哩?” 2019-06-24 13:47:37

  制作鞭炮是个危险行当,很容易发生爆炸事故,国家明令禁止私自生产。而艾滋病村民把它当成救命稻草。由于没有其他生产门路,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非法制作鞭炮,就像当年卖血,是全村人的“生意”,这是又一场灾难,也是艾滋灾难的继续


  老高按:我转载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员刘倩的“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专栏文章第三篇《艾滋病人的葬礼》,一直惦记着下一篇。我在她那篇文章的按语中说:
  刘倩女士去艾滋病疫区的调研,结束于2009年——她受到各种阻拦限制,调研难以进行。一晃十年过去了,那一波由于卖血导致的艾滋瘟疫大流行,想必高峰过去,进入尾声——染病者恐怕绝大部分已经死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杜甫《石壕吏》),艾滋村幸存者的生存状态有什么样的变化?今天还会有刘倩这样的热心者、勇敢者接棒,冒着感染绝症的风险,顶着强权禁锢的压力,继续前往死亡地带,探知和披露真相吗?
  刘倩的专栏文章没有结束。我期待着下一篇、再下一篇。

  下一篇来了:《宁可炸死,不愿饿死——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之四》。读后我不禁瞠目结舌:艾滋病患们不甘心坐以待毙,仍要为自己的生存、为子女的前途拼命,他们找到的脱贫致富出路是什么?是“做炮”——违法制作烟花爆竹!
  我想起吴思先生原创的那个概念:“血酬定律”。
  刘倩老师痛心地写道:
  为了活着先是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之后又冒着被抓被罚被炸死的危险做鞭炮,可谓以死求生。在这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困境”。
  对于尹庄人来说,……当年,他们伸出自己的胳膊,说:“一支是化肥,一支是尿素。”现在,他们说:“宁可炸死,不愿饿死。”那时候,一边是严厉打击地下黑血站,一边是偷偷非法卖血,结果是感染不治之症艾滋病;现在是一边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烟花爆竹,一边是偷偷非法生产,结果是被抓被罚被炸伤炸死。
  也许,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卖血与非法生产烟花爆竹,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拿生命冒险与市场交换,用血和命换取“资金”。卖血和做炮,是极端贫困的特殊环境下维持人们生存的“经济基础”。就像当年人们以卖血为业维持生计一样,尹庄人这一时期赖以活下去的,是冒险从事烟花爆竹生产。卖血和做炮,都是人们在极度贫困走投无路情况下的自救行为方式。不是好的方式,却又别无选择。

  当我们在讨论各种高大上的话题,诸如大阪峰会呀、习近平与金正恩密谈呀、北京冬奥会倒计时进展呀等等之际,别忘了中国还有这样一批人——当然不是多数,但也绝非个别——正在生死线上挣扎,不知道光明的“明天”在哪里、更不知道中国成了世界第几关他们什么事。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少数存在,而谴责多数麻木、冷漠、“醉生梦死”;然而,更不能只看到多数,而忘却、忽略甚至否认这些少数的生死煎熬。
  他们何以作出了“宁可炸死,不能饿死”这样可怕的选择?他们如果决定不冒炸死的风险,真会落到饿死的境地吗?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境况,才使他们如此选择?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但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恐怕并不能简单地责怪“苛政”(即当权者的举措),也许,我们该说“困境猛于虎”?
  文中写道,由于作者在2006年世界艾滋病日受邀在北师大讲演,感动了现场听了演讲的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的王巍先生,一定要资助村里失学的孩子,在他的帮助下,终于,一位品学兼优的孩子重返课堂。但作者问道:“村里还有那么多在插炮捻的孩子,他们怎么才能摆脱这种命运呢?”


  宁可炸死,不愿饿死——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之四

  刘倩,《内幕》杂志 2019年6月号


  原编者按:关于河南艾滋病的真相,从来就没有真正公开过。从2004年夏秋时节开始,本文作者以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员的身份,有机会进入河南艾滋病疫区做调研,多次往返于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庄,见证了一场惨绝人寰的世间悲剧。本刊特开辟“中原血祸·田野手记”专栏,请作者每月一篇。这是第四篇。


  自从我悄悄住进了(河南)尹庄村里,村民来找我说得最多的就是“炮的事”。
  制作烟花爆竹,尹庄人叫“做炮”。这原本是一种流行在中国乡间的传统手艺,许多地方乡村的老百姓,在冬季农闲的日子里制作鞭炮,新春时节出卖,补贴家用。这也是一种危险的行业,很容易发生爆炸事故,国家明令禁止私自生产。而这里的艾滋病人把它当成了救命的稻草——由于没有其他生产门路,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非法制作鞭炮,就像当年卖血,是全村人的“生意”。非法生产烟花爆竹,使尹庄遭遇又一场灾难。也可以说,它是艾滋灾难的继续。
  “村民作鞭炮挡不住,合法不合法都要干,说是让我干我也得干,不让干也得干,我得活。宁可炸死,不愿饿死!”时任村主任李卫华说。

  “炮的事”

  2004年冬季我第一次进尹庄,杜俊梅是我碰到的第一个“做炮”炸伤的艾滋病人。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的“炮的事”。杜俊梅用围巾把头脸蒙着,只露出一双眼睛和红赤赤的肿胀着的嘴唇,一双手也包裹着,抱在胸前。她的丈夫也被炸伤,加之艾滋病发病,卧床不起。
  2005年秋季,我又遇见杜俊梅。她的头不再包裹,袒露着满脸伤疤,她脱下破旧的手套,向我展示一双完全变形的手。她的丈夫已经死去。

1.jpg

  杜俊梅袒露着满脸伤疤。

  ——你现在干些什么?我问杜俊梅。
  答:安炮捻子。全村人都做炮。我这手安不了多少了。闺女手快,今天星期不上学,闺女安炮捻,自己挣个书本钱。
  跟随杜俊梅走进邻家院子,这里是一处安装炮捻的作业工场。一群孩子在院子里安炮捻,杜俊梅的女儿坐在其间。只见她双手动作飞快,神情专注。
  ——安一盘炮捻多少钱?我走过去问女孩。
  一毛三。
  ——你一天能安多少盘?
  三、四十盘。
  ——能挣多少钱?
  女孩不直接回答,而是说:十个(盘)一块多。
  这时,孩子流泪了,却并不停手。女孩用沾满炮药粉末的手背抹去脸上的泪水,脸上也沾满了黑灰色的炮药。旁边,她的满脸疤痕双手变形的母亲说:“够她的书本钱了,闺女安炮捻的钱,平常买菜买盐也用……”女孩继续插炮捻,低着头流着泪,双唇紧闭,插得极快。这所院落的女主人也在安炮捻,跟她围坐一起安炮捻的是一些妇女。
  隔壁另一家院落里,也有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在安炮捻。再过去是一处无人居住的空房院落,现在也成了安炮捻的场地。村人告诉说,男的死了,女的走了。“丈夫将(刚刚)把房盖好,就毕(死)了。”
  村庄西头、南头的空地里,是更大的炮场。一个个用玉米秸圈成的“围子”里,是一群群做炮的村民,擀捻子、配药、摔炮饼子、装药……

2.jpg

  孩子在院子里忙着安炮捻。


  “这一回被抓住,死路一条了!”

  2006年初,村主任带我悄悄进村,住在村民李可顶家的楼上。村民来找我说得最多的就是“炮的事”,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炮,经常有人被抓被罚。头一天,房东李可顶打探回来说:昨晚李存兄弟三家的炮,在东张庄窑场装车时被查住了,罚1万元。第二天卫华来说,有人想见见你,想跟你说说“炮的事”,就是夜黑(昨天夜里)被抓住那一家。
  李存是我住进村后第一个主动找我的人。和以后所有人一样,一上来都是先诉说艾滋病苦难。李存说——
  我兄弟五个,妯娌五个,十人都卖血,我卖血早,没卖“单采”没感染艾滋病(以前我介绍过卖血的两种方式:“单采”和“全采”。“单采”是只卖血浆,经离心分离后,其它成分回输给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比不须回输的“全采”高。——老高注),我家的四兄弟都感染了。二哥、三哥己死,五弟病重。父母年纪大了,半身不遂。现在弟兄五家,俩老人,全靠我一人了。二哥看病钱花干,留下儿子还小,女儿残疾。三嫂另走一家带走一个女儿,儿子16岁就跟着我外出打工。五弟已发病(卫华插话:就是你前几天见过的,说下面一直流水),弟媳艾滋病,还有子宫癌,两个孩子都小着哩,将来都得跟我。
  这一回是俺弟兄仨——我、堂哥、五弟,三家合一起“走炮”(“走炮”,把做好的鞭炮装车运出销售),主要是帮五弟家卖炮,他两口这种情况,两个孩子无论将来是丢到谁跟前,想给他们留两个(钱)。夜黑在卞路口乡张庄窑场,一共6个人,正装车,一扭头见一辆小车开过来了!就赶紧跑,人躲起来。堂哥跑得慢了,就藏房后头,叫逮住了。我们几个跑得远,趴麦地、藏砖后,眼看着人给抓走了。
  现在都是这,派出所出来抓人,抓着送拘留所,户家给钱“捞人”,钱少了不中。连夜我找所长的熟人说情,当时先给1000元稳住。那边说要罚款1万元,再给派出所里见人(每人)买一双皮鞋。又通过熟人说说,最终同意罚5000元,请客送礼又1500元——当时不先送1000元稳住,立马就送拘留了。如果不是人叫抓住了,炮就不要了,没办法啊!几家才凑这一车炮。扎本(本钱)11000元,能赚2000元,货运到对方付款,共值13000元。没法活了!9月间己经叫抓过一回了。那一车炮值价1万元,抓了3人,直接上家抓人,连人带车一起带走哩,那一回“捞人”花了5000多元。


1.jpg

  李存弟兄和父母。

  ——这么冒风险,为什么还要干?
  没法,俩老得养活、得治病,几家小的得管。
  上一回是在家院里被抓的,有内线。派出所抓几铺子了,信儿咋恁准?派出所出“举报信息费”2000元。村里人都知道有内奸。这一回不敢在村里了,跑张庄亲戚包的窑场,还是叫抓住了。这一车死路一条了!想着我们不都是有老有小,就拼上了,早晚是个死!……这,跑一夜,借6000元扒人。我那嫂子坐路当中哭得……多少人掉眼泪!孩子该成媒时候,找老婆不好找,大儿在湖南打工结婚,盖不起房不回来。东借西借扎本做点炮,这又叫抓了……。

  李存说,村里艾滋病户都在做炮。打工,没力气,艾滋病不敢下力,出汗就发病。做炮,又不“卡死”(“卡死”,严格禁止),叫你干,就是走不了货。前几天派出所查住最大一铺,“十几家的炮合在一起走(运出),价值35000元”,派出所没收卖掉了。艾滋病人坐在派出所哭,路上人都同情。其中有一家,两口子艾滋病,一个傻儿子。这几天又没收五铺子了,值十几万。炮拉到于海峰炮厂去了。于海峰跟派出所长关系好,炮厂他们合伙开。派出所与炮厂合伙做生意,没收的货拉炮厂卖钱,派出所抓人还收“买人钱”。俺村冤事多了,告状他抓你,罪名定得重重的,你上访还没走到,派出所就拦住了。
  李存说,真算起来,村里几乎每家都有艾滋病。就是有的家没有,他兄弟家也得有,家家不漏。像我们家说起来一大家人,但细数起来没有人(健康人)。现在五弟两口病重了,当时就是为交提留款计划生育罚款三五十、百八十(元)应个急才卖血。艾滋病人借钱没人敢借,卖粮食扎本做炮,这一回扎的本赔光。
  两位老人,李存的父母,拄着拐杖,颤颤巍巍互相搀扶着也上楼来了,赶紧扶他们坐下,老父亲用手捂着泪脸,老母亲看着我,问:可咋弄哩?……

  “他抓走了,我可咋办?”

  冬季的乡村很冷,我把带来的所有衣服穿上,又套上房东可顶嫂子的新棉袄,坐在二楼平台上整理资料。那天有太阳,外边比屋里暖和。
  村民董学英来找我时两眼已哭得通红,坐下又是一阵痛哭。董学英的丈夫做炮被抓走了。她说,丈夫兄弟两人,大哥一家因为艾滋病死得只剩下大嫂一人,“他就弟兄俩,大哥一家清毁了:大哥死了,大哥家的俩儿也死了,都是因为卖血得了艾滋病。一下就去了多少口,儿子死了,媳妇、孙子、孙女都走了,嫂子受刺激神经了——疯了。这一房就剩俺这一家了,儿子成媒难,他抓走了,我可咋办?欠恁些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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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学英在作者面前跪下来,拉起上衣展示她肚子上的伤疤。

  突然,她跪下来,拉起上衣要我看她肚子上的伤疤:“拉麦秸时从车上摔下来,肝脾出血,手术大出血……也卖过血,查几回查不出艾滋病,可我身体也有病……”言语之间,似乎因查不出艾滋病感到“理亏”,只好展示其另外的伤痛。也许她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来表达她的苦难。

  500多饼炮判3年

  李山岭“非法制造爆炸物”“刑满释放”。李山岭来找我,头还光着,他说:我才从里头出来,头是叫他们剃哩。有500多饼炮,值1000多元。他们以“非法制造爆炸物”论处,鉴定炸药10公斤,说是可以判刑3-7年。花了1万多元找人说情,判了3年。又托住人了,拘了40天“刑满释放”。
  我几乎不敢相信他说的这些话。500多饼炮怎么会判这么重?判3年怎么40天就“刑满释放”了?
  ——有证明吗?这些有手续,有文件吗?问他。
  答:有。
  ——你刑满释放书给我看看?
  ……没在我手里,在槐店集朋友家放哩。
  ——谁说的情?花多少钱?再问。
  山岭显然急了,语无伦次:“刑满释放”人家可没要钱,1万多元是给安防大队葛雷的。人家说情1分没要,出来连取保金、伙食费,每天30元,一共40天,都没交……。
  说得我一头雾水:葛雷是什么人?“人家”是谁?
  最终总算弄清事情脉络。李山岭走炮被安管(安全管理)大队葛雷抓住了,罚款7000元、取保金2000元、请客1000多元,共花一万多元,都是哥哥帮助交的。“葛雷还嫌少,还要‘抓典型’”,要按“非法制造爆炸物”论处,做500多饼炮需要10公斤炸药。10公斤炸药可以判刑3—7年。“手下留情”按最低限,判3年。一切合乎程序:检查院查实,以制作500饼鞭炮的10公斤炸药定罪,批捕科批捕,公诉人起诉,开庭审判,最终判决3年。
  “葛雷恨俺这庄。”山岭说,在这之前葛雷带人翻墙进李可勤家查炮,抄家,没查着啥。李可勤告葛雷,他自知理亏,托人说情才把事摆平。葛雷恨让他丢人失面子。“我与李可勤是堂兄弟,他报复哩!后来找周口市公安局俺哥哥的一个朋友,再找到局长说情,算是‘刑满释放’出来了。”
  ——为啥不一开始就找这个朋友?
  答:想着事不大,就500饼炮,值不当找这么大人情,没想到会弄成这!在拘留所里40天,也是做炮,不分黑天白夜,完不成任务挨打。

  (照片略)

  村里常常见到“做炮出事”烧伤面目的人。

  ——谁打?
  狱警打,有时找牢头狱霸打。我在里头没挨打,没人敢挨我,怕挨我传染上艾滋病。饭也不抢我的,脸盆牙具另外搁,都离我远远哩。我们艾滋病在哪都没人理。我原来是在外边作生意的,查出艾滋病后,原来的生意伙伴都不来往了,生意做不成回来了。
  最后,山岭再三要求我对“人家”帮他“刑满释放”保密。
  那段时间就是这样人来人往,都是来说“炮的事”。
  村民气愤不平的是:这炮不叫生产也就算了,要取缔就取缔,或是没收了就销毁,“销毁也能听个响”。都不是。是让他们贪了。现在抓得狠、抓得多了,人抓怕了,不敢讲理了。
  他们希望我能帮帮他们,他们把我看成“上头”来的。可我,能怎么帮他们?

  没门了,顾不了国家政策

  村主任李卫华家的院子里也成了鞭炮作坊。几个妇女围坐一起插炮捻。卫华的母亲,这位18岁就入党的当年妇联会主任,负责“发炮”,就是把“货”分发给插炮捻的人,插好了收回来,整理好给人家送回去。“帮忙,一盘落4厘钱。”
  卫华妈年轻时当过村干部,比一般村民能讲出更多道理。她说,我也知道做炮危险,也知道做炮违法。可是不叫做炮能干啥哩?村里一家一家都是艾滋病,都难哩很。我知道政府不叫做炮,这两年艾滋病人发病以后,打工人家不要,出力也出不了,他们别的啥也干不动,一累就发烧,歪歪动动一出汗就发病。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得生活啊!国家政策我也知道,到这一步也顾不了了,没门了,“一家人要生活,没有办法,只能做炮,不让做就偷着做。他们都认炸死不认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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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主任李卫华的母亲。

  都难得很,不帮把手看不过,忍不下心。从去年(2004)开始,村里有病毒的几家做炮,不然就只好去偷,去讹人家。东山、平安、华中、宝国这几家,都是最困难的。这两年才开始做。
  没有做炮的前两年,治安也乱,都去偷人家,偷鸡偷羊。去年就因为有人来偷羊,贼把俺卫华打得半死。过去做炮的少,人没啥事干,心里躁、打孩子,天天都到医院开药卖钱,到政府“糙事”。现在去家少了,一天开不了几块钱的药,还去弄啥哩?都在家做炮哩,赖好弄弄,都挣个三十五十。现在都想办法做炮,才稳定下来,也不到乡政府闹事了。
  这炮热天不管做,冷天作两个月,两个月弄好了能挣三四千元,是一年的生活。扎一两千的本,得利四五百。村里老年人、妇女们帮着安个炮捻、辫个炮底。
  这是李可领的主意,原来他就偷着做,李山岭管销,李勇使个运费钱。走安徽阜阳,也难得很,走不出去。山岭销炮,前几天想着交警下班了,走炮还是叫抓住了,关一个月罚1万元,没钱放不出来。山岭哥嫂艾滋病死了,撇下几个孤儿,还有老人父母。李宝国做炮烧伤了,还不敢说,他两口子艾滋病,他哥哥也是艾滋病,三个孩子上学,还有个86岁老娘,指靠谁?真是苦处难言,喊不出冤。
  李可信老党员,他今年也死了,生生是“心疼死”了。他三个儿子都是艾滋病死了,二儿媳带着孩子走了,三儿媳招夫养子。大儿媳养三个孩子,自己也带病毒,今年没法,请个技术员做炮,请姥娘这边人帮忙做,在路楼叫逮住了,罚款3500元。借2000元现金交了,又打1500元欠条,人才放回来。都是些生命有限的人,活干不了,还得请亲戚帮个忙,娘家村,姥娘家村,都帮忙做点,弄不好就叫抓了。花钱捞人,赚不着钱,连本搭里头!


  这祸咋就躲不过哩

  母亲护儿子,卫华妈说:“卫华是村干部,不叫我做。我做炮跟他没有关系。”(田野手记20051210)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做炮最初其实是镇党委夏书记的主意——急眼了的艾滋病人到镇政府闹事,夏书记也急眼了,于是他给尹庄人找挣钱门路“做炮”,但是当时他又说,不要说是我的主意,我啥都没说过,出了这个门,我啥都不认!
  而当时,2005年的冬天,卫华妈说这些话时,她无论如何想不到一场灾祸正在窥伺着她。
  2006年春天,卫华家走炮发生爆炸。房屋炸毁,卫华的母亲、妻子、妹妹,还有一个前来帮忙的邻居,4人烧成重伤。卫华的妈妈险些丧命,浑身伤口很久没有愈合。卫华的妻子、妹妹也都被烧得面目全非。这是当时村里最大的一场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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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卫华母亲烧伤的腿。

  2007年初春,刚刚能够下床走路的卫华妈来希望家园找我“说说话”。她用烧伤的手撩开裤腿,要我看她烧伤的腿:跟天塌了样啊,俺仨一下子挺(躺倒)那几个月!你想想,啥味啊……。我说,孩子啊,叫我给你摆置乾了(钱花光了),沾亲带故的都借过来了。我几夜几夜睡不着。这祸,咋就躲不过哩?……。(田野手记20070204)
  乡亲们安慰卫华妈,说,钱花光了再挣,不管咋着,咱人保住了。看看那么多人卖血得艾滋病死罢了!说那不好听的,咱庄不是艾滋病也躲不过那些年的计划生育罚款提留,再看看他们外村,日子也好不到哪去,想做炮还不敢哩!“咱农民就是这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卫华妈重复说,是啊,这祸咋就躲不过哩!?
  李卫华家是村里极少数没有卖血的人家,卫华妈曾为此而感到侥幸。后来被鞭炮爆炸事故重伤的卫华妈反反复复跟我诉说她“做炮”的事,无限懊悔,就像村里许多感染了艾滋病的人无数次对当年卖血的懊悔。
  卫华妈每次都这样开始她的诉说:当年村里人都去卖血,我们家“忍住忍住”没有去卖,想着躲过了艾滋病,谁知道卫华爸输血感染个艾滋病,人也走了。不管咋说,寻思总比别人好些,家里没有那么多病人拖累。不防又出这么大一场事,为我治病把孩子们都花干(花光)了,早知道这样,说啥也不做这炮!……。这祸,咋真就躲不过哩?!

  老教师卖苦力供孙子上学

  村头的炮场,老教师朱建昌也在做炮。老教师摔炮饼子,见到我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我得把孙子的学费挣出来!俩孙子争气,都考上重点高中,大孙子该上高三了,老二今年也考上。我得供他们上学。摔饼子,粗笨活,一饼子4分钱,一天摔三四百饼子,能挣十来块。
  我知道,朱老师很自尊,这是在对自己这种“非法”行为作解释。
  ——你不是放羊吗?羊呢?
  现在不放羊了,羊卖了,给俺孙子交学费。
  ——现在不是说上学不要学费了吗?
  高中,还要学费。大孙子朱继超,郸城三高的,眼下都上高三了。他妈不在了,艾滋病死了。小孙子朱狂标,考上重点高中,不上学打工去了。
  ——朱老五家的孩子不是也去了吗?
  是哩,俊鹏,他俩一路。一个月750元,吃住包括在内。郑东新区一个小区,咱村分的是巡逻。还有的是站岗。郑州市保安培训中心招去的。狂标跟老五家儿子朱俊鹏一块,去当保安了。
  ——孩子多大了?
  户口上,1990年生,16岁,实际年龄15岁。那一年计生土政策,1990年以后出生的罚款加倍,村里许多孩子1990年以后的,都报1990年出生。朱老五家的朱俊鹏,还小一岁,1991年生,14岁。
  朱老师还告诉我:孙子走罢以后,学校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录取到重点高中了。我给他打几回电话,他都说不愿意上了。录取通知书,奖状,我都给他放着哩。他说家庭有困难供不起他弟兄俩,让他哥哥上。
  ——朱老师,咱想想办法,让孩子上学吧。你是咱村的知识分子,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
  朱老师:是哩,重点高中录取了!可家里供不起两个学生,他说让哥哥上。
  朱老师带我到他的家。“今天没有电,”他拿出奖状到门口亮处展示给我看:“这是学校发的喜报。”孩子头一天走,第二天喜报送来了——7月12号走,13号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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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老师带我到他的家,拿出奖状展示给我看。

  朱老师又拿出录取通知书,说,为这事我很伤心啊刘老师,我不愿意叫我的孙子辍学啊!这么热天我去摔炮,就是为了挣俩钱供孙子上学。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愿意上,好好上,俺在家里再难再艰苦,也支持你们上学,也想法供你们。这些都是孙子们读过的书,课本、课外书,他们都保存着,保存得相当好,用锁锁着。这都是他们得的奖状。小孙子,我不忍心叫他出去打工,我跟他奶奶都不愿叫他出去。他一个劲认为家庭负担太重。因为我这个孙子走啊,我真伤心。他成绩好还懂事……我真想让他多上两年学。
  朱老师走进屋背过脸拭泪:没办法!……
  ——朱老师,惹你伤心了,很对不起。我也很难过。咱们真的得想办法让孩子上学。
  朱老师说,我准备去郑州一趟。困难的是跟他本人联系不上,他联系家里用公用电话,只有他往家里打电话,才能联系上他。当时通过县公安局保安大队来招工,俊鹏妈还说让我跟他们去一趟,但是考虑到路费花销,还不如省下来给孩子凑学费。
  现在希望都寄托到大孙子身上了。大孙子需要学费3000元,凑齐了,卖粮食1000元,我儿子打工捎回来800,下馀的跟邻居李绍连、李绍田借点。现在我摔炮挣钱,如果早起点,黑了再加班,摔到夜里12点,可以挣到20块钱左右。摔炮钱基本叫大孙子吃了,他三星期回来一趟拿200块钱生活费。我过了年开始摔炮饼子,半年多了。
  ——朱老师您是有文化有能耐的人,除了摔炮饼子,不能干点别的事情吗?
  朱老师:啥能耐啊,该死的能耐。66岁啦,上建筑队吧,人家嫌你气力不够,掂泥兜子掂不动了,对不对?要技术没有……

  卖血与做炮

  朱老师把奖状和录取通知书放在一起给我看:刘老师你看看,不知道啥原因,通知书跟奖状上说的又不一样了。你看,又弄成普通高中了。上面写“调剂录取”……不知道这里面咋回事?不明白。
  仔细看,印着“奖状”很大两个字的那一张,实际是一份喜报,报喜考取了重点高中,但是内容表述有些不伦不类:奖给朱狂标,在2006年中招考试中以优异成绩考入重点高中,特此报喜,以示祝贺。落款沈丘县白集一中。但是录取通知书内容与喜报已经不同:“经县招委会批准你被调剂录取”三高,普通高中,学费2860元。
  基层常常有高考中考录取生被冒名掉包的事情发生。
  朱老师说,刘老师,跟你说心里话,我不是不明事理,开始我也不赞成做炮,明知道不是好事,可现在还得干。就像当年卖血,当初我就不赞成卖血,不允许我的孩子们去卖血,就那到底还是没有看住,儿媳妇为了计划生育罚款,偷着去卖几回,感染了艾滋病早几年就不在了。
  “唉,当年为计划生育罚款去卖血,现在为孩子上学做鞭炮。在劫难逃!”朱老师说。
  2006年世界艾滋病日,我受邀在北师大讲演。现场听了演讲的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的王巍先生,过后找到我,一定要资助村里失学的孩子,在他的帮助下,朱狂标重返课堂。
  但是,村里还有那么多在插炮捻的孩子,他们怎么才能摆脱这种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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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生产爆竹不断发生爆炸事故,常常见到炸得面目全非的人。

  跟卖血一样拿命换

  村里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不断发生,而且情况一次比一次严重。村里人说,现在做炮的情形和前几年卖血差不多,“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都在做的生意。”由于做炮的收入高,现在村里和以前比起来确实富起来了,眼看着一些人家盖起了新房。村人说,也跟卖血一样,“是拿命换的。”不少人也是看人家干也跟着干,“打轰轰,明知危险、非法,人家都做哩,你不做,人家割肉吃你家受穷。他炮查住了,还说是你起眼(嫉妒、眼红)举报的,怀疑你奸细。”
  在村里经常会碰到一些因为“做炮出事”被炸得面目全非的人。村民向我讲述接连不断发生的爆炸事故,我请他们帮我记录下来——
  春节前夕,高喜家炮药爆炸,一声巨响,高喜被冲击波撞击到墙上鼻孔出血,一个塑胶大盆被炸得粉碎,自家和邻家的窗户玻璃被震碎。这是他家第二次发生爆炸,第一次炸伤了他的妻子。
  2007年4月1号,李中营家做炮,小孩玩打火机引燃炮捻,孩子被烧伤。
  2007年4月2号,李可交修理炮捻子机电打火燃爆,李可交面部、手部烧伤。这已经是他家第三次出事。
  当天晚上,莫厂工夫妻二人生气,把自家的炮点燃响了好久,惊动四邻,好多人都跑去看情况,生怕出事。
  2007年4月6号,华中做炮捻,捻子机电开关打火引爆炮药,三声巨响,场棚炸飞,邻居家玻璃被震碎。所幸华中跑得快,没有伤到人。
  当天晚上高庄炮厂爆炸,厂房、院墙炸塌,死一人伤多人。
  已经记不清日期的爆炸事故就更多了:
  平安家捻子机出事,平安受伤;
  长春家捻子机出事,夫妻二人受伤;
  李留安家捻子机出事,留安妻重伤,治疗无效死亡;
  李洪臣家走炮车爆炸,洪臣的小儿子重伤;
  李可勤捻子机出事,可勤重伤;
  李可宇家鞭炮爆炸,可宇炸伤;
  卫华家鞭炮爆炸,重伤四人,医治花钱十几万元;
  中良家捻子机出事,晒药爆炸;
  中良四弟家捻子机出事……
  被炸伤的人还有:庆峰、俊民、喜华、马伟、宝国、前强、可应、老五家的儿子……
  李可珍、孟学磊等好些家做炮都爆炸过,幸亏没有伤着人,后怕,但是还在做。
  2008年春节之后,连续发生两次伤亡大事故。第一次,一个在村里打工做炮的人,在配炸药时被炸死。因为是外村人,对尹庄人刺激还不够大。5月17日,村里又发生一起更严重的爆炸事故,被炸身亡的当事人是尹庄小李庄本村村民,小李庄全村断电,所有房屋都有损坏,这才震惊了村里每一个人!都说,这炮是真不敢做了!但是,没有其他生路,明知危险却收不了手,稍稍停息一阵,村里的“非法生产烟花爆竹”又继续……

  依法查处:矛盾的集合点

  如果说前几年尹庄村主要问题是卖血导致艾滋病引发出的种种社会矛盾,那么现在,烟花爆竹的非法生产和依法查处,又成了所有矛盾的集合点。
  使村民们最担惊受怕的还不是发生鞭炮爆炸事故,而是被“兜住”查处。依法查处非法生产烟花爆竹本无可非议,但是当地有关执法部门并不认真制止这种危险的非法行为,而是以查处为名敛财,抓人罚钱从不写任何字据,而且胃口越来越大。村民说,罚款数额飞涨,七八月间“兜住”了罚几百元放人,后来上千元、数千元,12月时就得花上万元了。村民卖粮借钱“扒人”(救人、捞人),实在凑不够打欠条,当事者本人写还不行,必须找人说情,得“有能耐有脸面”的人作保代写才肯放人,不少家庭为此倾家荡产。白集镇派出所院内门外一群群自认“违法”的农民一面低声嘀咕咒骂,一面从裤腰口袋里掏钱托人求情认罚,那些丈夫被抓的妇女坐在当街嚎啕大哭,边哭边诉说,路经之人无不动容。派出所上下欺瞒:对上级报告村里艾滋病人非法闹事,必须严厉打击;对群众则说知道你冤你亏,上头这样定的,我们也没办法。这种“查处”的结果不仅不能制止非法生产烟花爆竹,反而搞得更加人心惶惶,使这种原本危险的行当偷着藏着干,险上加险。
  直接的政治后果是:民间百姓与官方政府关係更加对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有人说:我这命不值个啥,活着也是“受”,跟他拼了;有人说,再发病就上天安门,非死到天安门不行!还有人说,“惹急了我腰里缠上炸药平了他,一分钱不花就平了他!”“整个县如同坐在炸药包上,看吧,早晚得弄出大事!”这并非危言耸听,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非法生产烟花炮竹,他们随时可以配制炸药。

  深陷困境的人们

  这是一群被困住了的人。为了活着先是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之后又冒着被抓被罚被炸死的危险做鞭炮,可谓以死求生。在这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困境”。
  对于尹庄人来说,卖血和做炮,都是以命换命,死里求生。当年,他们伸出自己的胳膊,说:“一支是化肥,一支是尿素。”现在,他们说:“宁可炸死,不愿饿死。”那时候,一边是严厉打击地下黑血站,一边是偷偷非法卖血,结果是感染不治之症艾滋病;现在是一边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烟花爆竹,一边是偷偷非法生产,结果是被抓被罚被炸伤炸死。
  也许,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卖血与非法生产烟花爆竹,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拿生命冒险与市场交换,用血和命换取“资金”。卖血和做炮,是极端贫困的特殊环境下维持人们生存的“经济基础”。就像当年人们以卖血为业维持生计一样,尹庄人这一时期赖以活下去的,是冒险从事烟花爆竹生产。卖血和做炮,都是人们在极度贫困走投无路情况下的自救行为方式。不是好的方式,却又别无选择。
  如果说当年的卖血还属诱导被动的选择,而此时的做炮,表面看来却好像是自愿主动选择,选择空间更小,由此导致的灾难,悲剧的必然性更强。二者的不同还在于,最初卖血,他们是响应政府号召,并不知道后果,不知道会感染艾滋病,从理论上道义上他们被认为是无辜的,可以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而现在非法生产烟花爆竹,却是明知非法、后果严重,而且一切后果必须自己承担……
  但是他们选择了“宁可炸死,不能饿死”。
  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境况,才使人们做出这种不顾死活的选择?
  (照片均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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