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左右派都看见了一件事：AI时代将会出现的空前的贫富差距。说“贫富差距”其实都有点轻描淡写，实际是在很多人被排除在财富创造过程之外，甚至成为所谓无用的人之后，这个社会如何分配财富，如何维护人们的生计，无用之人如何生存？


　　老高按：相信有的博友读到过我介绍2020年华裔总统参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的博客文章（请见《一本带笑点的书，展示一个最严峻的时代难题》等）。杨安泽在竞选中提出向每个美国成年人每月发放一千美元的“自由红利”计划，作为应对自动化快速发展挑战的对策，使他沦为我周围很多人的笑柄。
　　但我严肃看待他的普发一千美元方案——因为我多少了解一点AI带来的现实挑战的严峻程度，因为我读过不少学者，例如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所著的“简史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2018年出版）。
　　赫拉利在书中详细论述了：科技革命可能很快就会让数十亿人失业，并创造出一个人数众多的新无用阶级，带来现有意识形态无法应对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在生物工程与人工智能兴起之后，人类可能会分裂成两个群体：一小群超人类，以及绝大多数位于下层而且毫无用途的智人。”按照赫拉利的预测，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迎面撞上杨安泽提出的这个问题。
　　几个月前，我说：杨安泽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异想天开，“只是超前了——稍微超前了，五年？十年？”所以沦为笑柄。
　　仅仅五年多：今年6月以来，川普推动召开多场科技会议，美国政府与多家主要AI公司探讨一项史无前例的计划：政府收购这些公司部分股份，将产生的收益以“全民分红”形式分配给美国家庭——注意，是“全民”。
　　在人类大多数都将丢了工作、山穷水尽的困境面前，赫拉利介绍：有一新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政府应该对控制算法和机器人的亿万富翁和企业征税，再用这笔税金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足以满足其基本需求的津贴。此举避免了被挤出就业市场的多数人因生计无着而蓄积不满，从而成为滋生反社会思潮的温床，导致各种极端事件频仍，乃至有纲领、有组织的反抗势力揭竿而起。
　　有趣的是，赫拉利接着还写道：

　　还有一种做法，政府可以提供全民基本服务，而非全民基本收入。换言之，政府不是直接给钱让人乱花，而是提供免费的教育、医疗保健、交通等服务。事实上，这就是共产主义描绘的愿景。

　　究竟是该为民众提供全民基本收入（资本主义的天堂）还是全民基本服务（共产主义的天堂）？
　　有位博友在我的介绍文章后跟帖质问：
　　应该问这样的问题：AI时代，那个每人一千美元到底能从谁那里发出来？
　　我不知如何回答能让他明白——其实那篇文章中已经解释了他提出的问题，但他可能根本没留意，或者觉得说服力不够？我还觉得他似乎根本没有理解AI时代带来冲击的强度与深度。
　　前天我读到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一个月前的短文，也说到这个难题。转载于下，供各位读者参考。


　　现在左右似乎在做同一件事情

　　孙立平，老孙荐读 2026年6月7日


　　朦胧中有一个感觉，现在似乎是左右都共同在做一件事情（只是就事论事，不意味着否认两者的差别与对立）。为什么？也许是他们共同看到了一个无法无视更无法回避的问题。
　　先说左的。现在的韩国政府无疑是一个左翼政府。5月11日，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在Facebook发文，提出应考虑设立所谓“公民红利”。他说，AI时代的超额利润会天然向少数群体集中，若不加以制度性干预，国内贫富分化将进一步加剧。至于资金来源，他原来的表述是人工智能产业产生的超额利润。但由于引起广泛争议，他后来又改为来自人工智能产业的超额税收，而非直接取自人工智能企业的利润。
　　关于资金来源的设想有所调整，但要做的事情没变。
　　这说的是韩国，再看看美国。现在的美国政府肯定不是一个左翼政府吧，甚至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是一个极右政府。但就是这样一个右翼政府，现在似乎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与多家主要AI公司探讨一项史无前例的计划：政府收购这些公司部分股份，并将产生的收益以“全民分红”形式分配给美国家庭。
　　这一方案的大体设想是，AI公司自愿而非强制地向政府让渡部分股份，政府作为股东将取得的投资收益用于公共目的，比如向所有美国家庭发放股息分红。用最简单的方式概括，就是政府入股、全民分红。但该方案目前还只是处于初步讨论阶段，持股比例、法律路径等具体细节尚未敲定。
　　特朗普本人也对这一设想表示支持，他说：“这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那就是让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与美国公众的合作关系，我们会认真研究这一方案。”他甚至表示，计划最早于下周召集AI行业高管举行会议。

　　会上的川普。他对AI带来的严峻挑战，显然比他的众多拥戴者理解得更深更透。

　　我们再接着看。
　　今年早些时候，年仅33岁的佐赫兰·马姆达尼在选举中当选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是一位公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当时有人惊呼，纽约这个全球最资本主义的城市，选出了一位社会主义市长。一些右翼人士为此忧心忡忡，你看，美国已经左到什么程度了。
　　马姆达尼上任后，开始系统性地推动一系列带有鲜明“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投入700亿美元，计划在10年内新建或保护20万套公共住房；冻结全市约100万套租金稳定公寓的租金涨幅；取消全市公交票价，每年为该政策预留1.75亿美元预算；实行全民托育，按收入比例收费：家庭年收入低于20万美元者不超收入7％，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则完全免费。此外还有食品援助，向富人与企业增税等。
　　够社会主义吧，够左吧！但右翼科技精英似乎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当然你可以说动机不一样。
　　前面说的“全民分红”计划，主要推手之一就是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推进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主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群被人们称为“科技右翼”的硅谷精英。他们在经济上奉行自由市场、技术创新至上，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计划。
　　当然，很多评论者指出，这不意味着科技右翼在追求左翼的那种社会公平，而是基于更为深刻的生存焦虑。换言之，他们最大的恐惧是来自AI驱动的大规模失业。奥尔特曼、马斯克以及Salesforce的CEO马克·贝尼奥夫等都明确表达过，AI将大规模取代现有工作岗位，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失业可能在不远的未来成为现实。因此，有人说，这是科技右翼为这种结构性危机打的一个补丁。
　　你有没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在这一点上，科技右翼比马姆达尼还更像社会主义者？开玩笑了。
　　为什么会出现左右共做一件事情这样的现象？前面说过，可能是他们共同看见了一件事情。共同看见了什么？就是AI时代将会出现的空前的贫富差距。说贫富差距其实都有点轻描淡写，实际是在很多人被排除在财富创造过程之外，甚至成为所谓无用的人之后，这个社会如何分配财富，如何维护人们的生计，无用之人如何生存？
　　可以说，这完全是人类从未遇到过的一个崭新问题。在这样的时代，必须得有一种新的思维。
　　在去年11月，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需要右派（出来踩）刹车，但未来会是左派天下》。这篇文章不是为左派张目，而是说，面对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种新的局面，我们不能囿于原有的左右框架来进行思考和讨论了。在不久前发表的《五年后，我们将会争论什么》一文中，我更明确地说，科技会不会成为一个继政府、市场、社会（公民社会）之后第四个具有自主性的主体，如何处理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将会成为未来更为突出的一个主题。
　　当然，这不是否认左右的差异，而是说，问题在发生变化。我们不能还是在左与右的问题上打转转了，多想想怎么解决未来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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