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张学良（下）——读史札记-高伐林-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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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与张学良（下）——读史札记	2010-07-19 15:30:20


	汪精卫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抗日，而是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挽救中国国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了“总体战”的概念，国力成为战争的决胜要件。中国必须学习法、德两国“隐忍”的成功先例，培养国力必须循正路而不能走捷径 ◆高伐林（续上篇）热河抗战，张学良果真输得惨　　中国人“外战外行，内斗内行”，日本军阀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加紧准备对热河动手。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集结了日军第6师团、第8师团、骑兵第4旅团、混成第14旅团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共4万余人，另有伪军数万人。　　中国军队由张学良指挥，以东北军第4军团万福麟部第53军、第5军团汤玉麟部第55军、第6军团张作相部第41军、第63军等部，共约8万人担任热河防务。　　1933年元旦，山海关（榆关）响起了枪声。日寇存心不让人好好过个阳历年，武藤信义为保障其主力迅速攻占热河，令山海关守备队和伪满洲国国境警察队鸣枪挑衅，反诬为中国军队射击，向守军发出撤出山海关的通牒。遭到拒绝后，日军发起攻击。驻守的东北军何柱国的第9旅第626团，不过千余兵力，内缺弹粮，外无援军，双方展开激烈巷战，第一营和第三营将士与日军坦克、步兵殊死拼杀，全部阵亡，山海关陷落。　　热河更加危急了。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等20多名军政大员，于2月初来到北平，帮助张学良谋划保卫热河。2月17日凌晨，张学良与宋子文等浩浩荡荡去视察承德一线的汤玉麟防地，每走30里（一说30公里），张就要停车打一次吗啡针。　　日本同时做出了退出国联和进攻热河的决定。2月22日，日军以锦州为大本营，分兵入侵热河，拉开了战幕：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一路由林西攻多伦。　　张作相原计划配备的兵力，此刻竟有一半以上未到达防地，更谈不上构筑完整的防御体系。开鲁一线，东北军10个旅约5万人一触即溃，汤部崔兴武旅即首先投降，日兵蜂拥而入；守凌源一线的万福麟的第四军团依托有利地形抗击，与日军拼杀了一阵，但架不住腹背受敌，不得已退守喜峰口；朝阳一线亦告失守。这样，三条阵线同时溃败。万福麟、张作相连忙指挥反击，激战中，于兆麟将军壮烈殉国。　　人们万万料想不到热河各路守军竟如此不堪一击，特别是中路防线，溃败消息蜂拥而至，热河省会承德风声鹤唳，乱成一团，富室巨商、军政眷属纷纷逃向北平、天津。张作相束手无策，呆坐流泪，一度想自杀，被警卫强行护送到古北口。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以“去前线督战”为名，用作战费用征集了二百多辆汽车，装上金银财宝和鸦片等，运往天津租界，自己也溜之大吉。　　1933年3月4日上午11时50分，日军第8师团先头部队的128名骑兵——仅仅128名骑兵！——没有放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这座省会重镇。实在是中国的奇耻大辱！承德一带，群山葱茏。77年前的炮火杀声是否还在回响？　　热河抗战前夕，宋哲元、冯治安等高级将领声泪俱下地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3月3日，丁文江、胡适等联名致电蒋介石：“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蒋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　　中国政府曾乐观估计：“热河为北方屏障，且多天险，政府已有准备，至少可守3个月。”然而，不到两周，热河保卫战就草草结束，继东北之后，又是19万平方公里领土沦陷。　　后来有人批评：蒋介石答应调中央军刘戡83师、黄杰第二师、关麟征第25师北上支援，但却迟迟其行。批评固然有道理，但是当时谁又想得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垮得、退得如此之迅雷不及掩耳！　　武藤信义不待日本政府核准，即于3月4日占领热河省会承德的当天，下令夺取长城各主要关口，侵华日军主力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向长城各要隘推进。　　张学良大为震惊。他深知长城各口的军事战略地位比承德更重要，日军从任何一口大举南下，一天即可直捣北平，令华北全线崩溃。因此他紧急命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抢夺长城各关口。　　热河失陷，举国哗然，民众强烈指责政府无能，张学良更被国人攻击得体无完肤。3月7日，张学良致电南京辞职。但他其实言不由衷，发电后还对左右说：“我要亲自率领刘多荃精锐的部队和全部东北军，与日寇一拼，誓死收复热河。” 　　蒋介石终于决定临阵换将。他让宋子文代表他去劝张学良下野，这个时候张学良也无法嘴硬了，立即同意。蒋随即约张于3月9日在专列的车厢会面，只用了十几分钟就敲定了张学良辞职，张同意了立即出洋；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指挥长城抗战。沈阳大帅府前矗立着张学良将军塑像。 “跳火坑”也要救亡　　汪精卫在欧洲接到山海关失陷消息后，于1933年1月11日前往日内瓦国联，次日发表《对暴日侵略宣言》，重申“中国对于暴日侵略，确定交涉与抵抗并行之方针”。　　国联十九国特别委员会于1月16日在日内瓦开会讨论中日争端。汪精卫对国联的最后冀望，是作出对日本制裁的决议，然而他失望了：虽然会议一致决议谴责日本，但是却没有制裁侵略的实际措施。　　汪精卫痛感世态炎凉，而日本又退出国联，更不受约束。于是汪自此再不谈求助于国联，对于国际援助日益悲观。汪在给胡适的信中自称，其外交态度由“鸣钲求救”转变为“默守待援”。　　他赶回国内。以往汪精卫痛心华北军事自成系统，“名为一家，实则两国”，张去职后，华北军政转入中央掌控，汪对通过抵抗而促进交涉的希望又被点燃。他苦劝一直在观望和批评南京政府的胡汉民和粤系诸人出兵，增强抗日实力，他们总算答应了。　　经与蒋介石商榷后，汪精卫复职行政院长，还兼了以前蒋所担任的国防委员会执行委员长。但是就在参与对日交涉的全程中，他逐渐由主战转变为主和者。　　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和晋绥军等多支军队，分兵把口，与日寇殊死拼杀，许多山头、城池多次易手。东北军仍然相对不经打，最顽强的是属于西北军的宋哲元29军和属于中央军的徐庭瑶17军。宋哲元部队的装备较差，战斗中以“大刀队”闻名。为时七十天，大小数十战。随著战事进展，中国军队越来越陷于困境。5月23日，中国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包围，平津危在旦夕。　　日军此次作战有明确任务及兵力，是要迫使中国以“诚意”正式提议停战，至少作实质的屈服，或者推翻华北现有政权，建立亲日政权。因顾忌国际列强干预，日本其实并没有占领平津的意向。但当时中国方面情报能力远不及日本，并不知悉日本真正意图究竟何在，在平津无险可守、三面被围兵临城下的危境之中，只能设法进行艰难而又屈辱的交涉。　　胡适说：“怎样应付这平津与华北的问题，这一点上至少有两种根本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准备牺牲平津，准备牺牲华北，步步抵抗，决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协，虽有绝大的糜烂，亦所不恤。还有一种主张是暂时谋局部的华北停战，先保全华北，减轻国家损失。”（《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号）　　汪精卫倍感压力：“和则政府必被推倒于内，战则政府必被推倒于外”；“论和立刻说是通番卖国，论战则有兵无饷，有将无兵。”他还说：“决欲集吾党精锐，共同一拼……唯一战而败，吾辈死固不足惜，恐平津失陷，华北亦随以沦亡，而土地丧失之后，收复无期，是不啻吾党亡而以平津华北为殉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10－211页）　　汪精卫曾比喻主持外交是“跳火坑”（《大公报》1933年4月15日），主管对日外交更成众矢之的，当时不仅民众严辞攻击其“卖国”，朝内于右任、吴稚晖等不直接从事外交和实际政务的人，也尖锐批评，弹劾倒汪风潮一波接一波。汪既无军权、又无财权，面对攻击，只能倚赖蒋介石的支持。投入长城抗战的第29军大刀队。中国没有国防，只有军人割据　　林思云在《真实的汪精卫》一文中谈及这一段历史时说：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变化，代表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被个人把持的私家军队的失望。这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在前一年，1932年8月20日，汪精卫与张学良争论时，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如何打破军人割据的局面》，痛切地指出当时中国的一个致命症结：“凡是一个军事首领，带着属于他的系统的军队，占领着一个地盘，支配着一切政治、经济，这就叫做军人割据。” 　　他写道：在其割据区域内，国家税收或地方税收都受其支配，十之八九用于豢养军队，但肯定不够，倒楣的是兵士，“至于将官，愈大愈阔”。从省政府主席、委员起，到各县知事，都是“军事首领的私人”。“割据区域内的军事、财政，以及一切政治，（中央）最好免开尊口。”“一旦国家有事，如所谓国难，中央要想调地方一个兵，用地方一个钱，莫想做得到。”“军人割据的结果，对内一定是民穷财尽，对外一定是国破家亡。” 　　他说：中国并无真正的“国防”，只有“省防”，至多为“数省联防”。南京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区，仅仅为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数省。“以兵而论，现时中央所能直辖的，只七十余师，其他各省军人割据的地方，有多少兵，中央完全不能知道。……如此而欲定一个长期抗日的政策，试问从何说起？”“以财而论，以国税奉之中央的，只有浙苏皖赣豫五省，至于湖北只有一半。中央拿著这五省半的国税，支持中央全部政费、教育费，以及直辖七十余师暨其他军费。……至于军人割据的各省，则文恬武嬉，得意洋洋……如此而欲定一个长期抗日的政策，试问又从何说起？” 　　因此汪精卫认为：“今日而欲抵抗强敌，唯一办法在打破各省军人割据之局面。” 　　张学良虽然辞职，但汪精卫痛感中国之不统一依旧：“（对日）抵抗而败，或某处失守，此非政府之无能，中国之不统一使然也。”（对于抗日方针案之报告，1933年4月19日）　　日本也看准了中国这个致命的弱点，拼命分化中国各派势力，在武藤信义武力进攻之际，板垣征四郎策动华北内变。而当时驻扎在华北的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都不是何应钦能管得了的。其它地方实力派，有的袖手旁观，有的浑水摸鱼，像两广的负责人本来答应出兵抗日，但由于对南京提出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不满意，又发出反对通电，邹鲁甚至扬言：南京如果调兵北上抗日，两广将攻取南京！　　这里也不能不提：赣南的中共红军也趁“第四次围剿”中断的空档恢复声势，在江西发动反攻，攻占了江西抚州——红军的战略战术，本来就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么。汪精卫说：“抚州陷落，南昌几乎失守，南昌失则安庆危，安庆危则南京亦将不保。”（为西南中委反对召集临全大会问题谈话稿，1933年4月17日）争取时间才能获得最后胜利　　汪精卫在欧洲几个月反思中国，还有另一个体会。他认为今日中国的最大问题，不是抗日，而是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他提出：必须中华民族有求生存的自觉，及具备生存的条件，然后能抗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了“总体战”的概念，国力成为战争的决胜要件，所以各国纷纷加强各自生产能力。他认为，中国必须学习法、德两国“隐忍”的成功先例，挽救中国国难的方法，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培养国力必须循正路而不能走捷径。　　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尽管许多官兵勇敢无畏，但是因为武器落后、友军之间配合较差，伤亡很大，徐庭瑶17军伤亡竟达65％。汪观前线战报，为之动容。后来他说：“（日军）加调淞沪战役所未用过的重炮，悉力来攻……本来尚可固守两个月的，不到十天，连工事带泥，全都炸翻了，连人带枪，全都掩殁了，人来的是阵阵的炮弹，我去的是一堆堆的血肉……”（《在四届四中全会政治报告两年来关于救亡之工作》，1934年1月23日）　　他指出，必须提高我们生产能力，“则抵抗不是没有把握的，长期抵抗不是无希望。”而要提高生产能力，重要的因素，便是“时间”。汪精卫不能不推动谈判：“只有从国家人格设想，以确立最低限度。在最低限度以内，我们不惜委屈求全，超乎最低限度，我们只有宁死不辱。”——必须争取“时间”来发展实力，因应未来的决战。　　这里就不细说在日军重兵包围平津的威逼之下，与日寇的艰难谈判了。蒋、汪终于被迫批准签订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视察，实际上是无奈地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日本推动“华北自治”，中央军退出，平津只留下了宋哲元的29军做中流砥柱，四年后在卢沟桥事变中奋起抗击日寇。　　《塘沽协定》公布后，社会舆论一片沸腾，强烈抨击蒋、汪批准这一协定，“实为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团体还联合发出通电：“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继《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又签订卖国之《塘沽协定》，即加以卖国之名，岂得为过。”（转引自林思云《真实的汪精卫》）　　汪精卫的知交陈公博很不解，对汪说：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30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陈公博听后很感动，又说：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卫听后，说了一段让后世褒贬不一的话：“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陈公博还是觉得汪精卫这种“无代价的牺牲”不值得，汪精卫回答：“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汪精卫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汪精卫的对日外交被批评为国家的耻辱，但是无可否认，为中国争取到了四年的宝贵时间。当时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汪精卫相对理解和认同，例如《独立评论》常常声援他，大体上支持他的外交政策。曾有论者在1939年说：“中日之战，在中国是太早了五年，在日本是太迟了五年……日本容许中国准备五年，始行开火，是太迟了；中国如在1937年，再坚忍五年，日本或至不敢再和中国作战，所以中国是太早了！”（梁敬镦《日本侵略华北史述》第127页）。史家也分析说明，1932年淞沪战役后的五年，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时期，如果没有这五年的准备时间，基本的国防建设一点都没有，能否支持八年抗战没有人敢预言了。（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综合月刊社，1973年，第258页）　　有人说汪精卫是中国古今最大的“汉奸”，然而中国一些著名知识分子未必这么看。与汪精卫相知很深的胡适，晚年为之分辩：“他们（汪派）是爱国的。”（见唐德刚《高陶事件始末》序，湖北人民出版社）　　《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7日载，在成都探望陈寅恪病，陈口授一诗挽汪精卫请吴笔录。全诗如下：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　　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吴注：“阜昌”，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王刘豫诗，豫曾为进士。　　汪氏本名“兆铭”，笔名“精卫”出自“精卫填海”典故。陈寅恪在抗战期间坚拒与日本人合作，他正是用这个典故挽汪精卫：“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本文注解较多，为方便读者阅读，从略）　　相关文章：　　汪精卫与张学良（上）——读史札记　　收到了转来的汪精卫后人的一封信…… 　　汪精卫的“绯闻”究竟是真还是假？　　汪精卫从“容共”到“分共”（上）——读史札记　　汪精卫从“容共”到“分共”（中）——读史札记　　汪精卫从“容共”到“分共”（下）——读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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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令狐冲

留言时间：2010-07-22 20:18:51

谢谢老高，受教了。我刚才在在网上搜了一下，就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我想我对这句话的印象可能是以前从教科书上来的，土共的教科书真假交织（我不好说他全是假的），害人不浅。篡改历史这一点土共比乾隆爷做得还好。老高何不把“分共不流血，终究是幻想”加入这段呢。我同意汪前半生的历史有很多正面的地方。

以后跟老高说话前要先做好功课再来。:-)

我刚才搜到的一些链接列在下面：
<a href="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6604577" target="_blank">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6604577</a>

<a href="http://hi.baidu.com/510823080/blog/item/df020900d6aa2ade277fb52e.html" target="_blank">http://hi.baidu.com/510823080/blog/item/df020900d6aa2ade277fb52e.html</a>

<a href="http://hi.baidu.com/wccj/blog/item/0e127931dc3a3e11eac4af2e.html" target="_blank">http://hi.baidu.com/wccj/blog/item/0e127931dc3a3e11eac4af2e.html</a>

<a href="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55238.html" target="_blank">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55238.htm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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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0-07-22 18:29:47

谢谢令狐冲。“宁可错杀一千（一说三千），不可放过一人”这句话，过去中国的史书上，多归到蒋介石名下，这方面的资料很多，不用多举例（像《陈立夫大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等）。但有学者钩沉探微，考证出是1928年元月，桂系军阀陶钧在武汉首创：“有人说我陶钧乱杀人，我姓陶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放一人！”

当然，这里的关键不在首创权，而在于汪精卫是否也说过类似的话？我在写《汪精卫的“容共”与“分共”》（请见上面的链接）一文时，查阅过“7·15”前后汪精卫的演讲、文章，没有发现这句话或类似的话。当然，资料浩如烟海，我肯定没有看全。不过，这样有刺激性的一句话，若他说过，当时他的手下或者攻击他的人，一定会大加引用。
恰恰相反，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武汉政权强调的是对苏联人士“礼送出境”，对中共是“和平分共”。汪精卫声称，说“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根据汪精卫的要求，向各级党部发出《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和《保护农工之训令》，声称：7月15日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是执行党的纪律，“中央虽然因为发现共产党消灭国民党之阴谋，不得已而与之分离，然其分离，必经过郑重的手续，且其分离必采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径。”并非妨害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若压迫共产党而妨害其身体自由，定要依法严办。

武汉政权杀害中共人士是在得知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开始的。8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要国民政府内的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则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

至于您所说的汪精卫的权力欲，根据我看到的资料，尚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早年就有“六不”的宣布，其中一条就是“不做官”。辛亥革命尘埃一落定，他谢绝给他安排的职务，立即率亲友到法国留学。他是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应党内元老催促，才开始出任党和政府职务，但遇到风波时他宁可自己退让，屡屡辞职或者请长假，例如中山舰事件之后，以及本文写到的1932年公开要求与张学良一起辞职。

当然，汪曾跟蒋打过（例如本文上篇开头涉及的大战）。但那主要不是个人权位之争——阎锡山、冯玉祥並不是汪精卫派系的，犯不上支持汪来一起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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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令狐冲

留言时间：2010-07-22 16:35:10

谢谢老高，老高确有长者风范，佩服！

我也一直有跟老高之前关于汪精卫的帖子，看来汪的个人修养不俗，人品也不差，如果不是在那种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一念之差，他在历史上会有很好的评价的。

不过，715以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好像就是他说的吧，感觉他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走得太快，信仰不坚定，性格似乎也有问题。

“我们党”里似乎也有一个类似的人物，他的人品修养无懈可击，作过毛的上级犹如汪作过蒋的上级。他斗不过毛犹如汪斗不过蒋，但他不像汪有那样大的权力欲，也不走极端，性格温和，因此在历史上的地位大不相同。是不是，如果汪能真心服从蒋，他的结局会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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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捂被子笑°

留言时间：2010-07-22 09:04:56

老高修养也高.

俺的意思是,后人研究前人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意图扭转主流或大众或权威或专家的定论或成见时,要加倍小心求证.

一个高中都混不过的人,或在政治经济领域毫无研究毫无资本的人, 指点时政时, 尤其是意图"砸烂旧世界”时,最好别只为嘴巴上的快感而一味发泄. 韩寒,用自己的偶像行为影响千万个半吊子反叛青年对时政的看法,本人认为,会对社会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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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0-07-22 07:58:58

谢谢信济！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您冒犯，真的。
眼下我还没有打算写“汪精卫传”。只打算就他最受人们非议的几个问题，一一去查寻史料，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看看传闻与史实隔了多远。弄清事实应该是第一位的。眼下关于他的传记出了多种，但我确实没有读到很像样的——我不是指观点，而是说没有做到翔实、准确，布满意识形态说教痕迹而违反（至少是不遵守）专业规范。

您关于对历史人物的大节小节的看法，我基本上同意。不过，按照这一标准，似乎您不必执着于汪氏“搔首弄姿、装模作样”吧？“一事无成、一塌糊涂”之说，我也不同意，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了他的力，干了也干成了一些事，否则孙中山也不会那么信任他了。他干成的事当然比不上蒋、毛那么多，但若以成败论人（不说论英雄），岂不重踏“成王败寇”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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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济

留言时间：2010-07-21 17:02:15

应该是：在那个时期，功大罪小当然胜于功小罪微，至于功微罪大者，自然等而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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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济

留言时间：2010-07-21 16:57:10

高兄，您很有风度。我为人性急，如有冒犯之处，尚祈海涵。
其实传记作家同情传主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我只是提醒您一下而已。一般的传主有所溢美也没什么，但汪某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甚至于玷污了美好的精卫传说，程度类似于“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您作汪某的传记看得出来是颇为严肃的，只是因为这个人物的特殊敏感性，在大节上理应特别谨慎，才对得起抗战阵亡的先烈。
我最早与您沟通时提出毛蒋汪的龙气神骨皮之说，自以为是百世不易之论。当然，您和许多西化的当代知识分子不会同意，我理解。恐怕正是因为毛公、蒋公的地位在执著小节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已颇污秽，所以汪某的小白脸样子才显得有些“可贵”吧。其实在判断中国现代化关键时期的关键历史人物时，小节真的是毫不足道；在那个时期，功大罪大当然胜于功小罪小，至于功微罪大者，自然等而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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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0-07-21 16:13:42

谢谢信济再次发表意见。看来我们确实在若干问题上看法相左。

但要在这些问题上充分阐述，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一来现在记忆力减退，2006年写这篇文章时所查阅的若干资料得重新再查，方能作为准确论据；涉及的有些问题又相当大，像抗战起止时间等。所以只能在以后的文章中慢慢涉及了。你的意见我会认真考虑！

我要特别感谢你最后一段的提醒，这也是我时时自我怵惕的。不过，本文所谈内容，史料都不是汪精卫的女儿、女婿提供的，他们当时年幼，没有与闻这些大事（文中只有一处闲笔是他们讲的，即汪精卫送手杖以感谢救了他的命的张学良等。而这一细节，与我对汪、张的评价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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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0-07-21 16:01:44

欢迎令狐冲！你与信济的对话我都看了，很有启发。
我不认为与博主有不同意见，发表出来会对博主不敬——相反，认真讨论问题，这就是对讨论各方最大的尊重。今后还请多多指正。
你说得对，晋绥军不少部队在长城抗战中是相当顽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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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济

留言时间：2010-07-21 11:53:33

高兄，谢谢您纠正我的两字笔误。
看来我们对于正面、反面角色有很大的分歧。

首先我不认为抗战是14年，虽然这是个流行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真正关键的抗战应该是五年（西安事变～珍珠港事件），其间是整个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苦熬，以空间换时间，以血肉筑长城，之前是人心未定的试探和准备，之后是美国介入和安然僵持。如果按14年说，我们同样可以说从甲午战争乃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琉球争议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我们不能认为台湾琉球和东北热河作为中国领土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在西安事变之前的未定期，蒋毛等人都忙于内战，张学良等人都各怀观望，皆在情理之中，此后就完全不同了，否则不能想象韩复渠能说毙就毙。所以如果说汪精卫这政治小白脸在西安事变之前的两年中表现正面的话，难道各争主义、忙于内战的蒋公、毛公反而负面吗？

本来，当局势尚未激化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优先次序来做事，而激化之后就必须按照民族的价值优先次序来做事了。所以张学良作为一方领袖在东北尤其在热河的局部激化形势下确实做了错误选择，一度做了反面角色，但汪精卫是从来也没有做过什么正面角色，只知道搔首弄姿、装模作样，从来毫无远见、定见、真知灼见，所以他一辈子一塌糊涂、一事无成，最后也是万夫所指，无疾而死。如果把他的搔首弄姿也看作正面表现的话，那么他在附日以后也相当重视所谓“宪政建设”，动以国父为辞，为日寇稳固后方、以战养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否也是正面表现呢？

我觉得高兄梳理历史事实是对的，但过信传主后代的一面之词，淡化其大节之恶丑，强化其小节之似美，有悖史家大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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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令狐冲

留言时间：2010-07-21 08:11:01

出来冒个泡，很喜欢老高的这句话“随着岁月流逝，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成了一个历史爱好者，从想象的云天落到了史实的丛林。”不过我从来就是历史爱好者，也潜水看过老高很多好文章，谢谢了。

不过这篇我有不同意见。通常情况我和博主有不同意见时我不会留言，不想对主人不敬，所以我选择了到信济兄那去留言。看了老高和捂被子笑筒子的对话，我觉得老高是君子，所以想出来顶一下老高的文品。

关于长城抗战，其实傅作义将军的晋绥军也有很好的表现。对于汪精卫与张学良，我同意信济兄的看法，虽然我不是很赞成他对毛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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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0-07-21 04:58:14

捂被子笑°，你说“我们现在看汪精卫,哪如当年的人看的真切,看得仔细,看得专心,看的人多?”——希望你的本意，并不是主张取消后人研究前人的历史研究。

你痛斥“一个高中都混不过的人,都有指点时政的营业执照”——希望你的本意，并不是主张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议论，只能是某些拥有“营业执照”者的专利。

谢谢你的提醒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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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0-07-21 04:51:02

谢谢诸位光临，发表高见。
谢谢信济兄认同“张学良和汪精卫两个人在抗战正是（想必是“正式”之误——高注）爆发前一个做了正面典型、一个做了反面典型”，这正是我这篇《张学良与汪精卫》从这段史实中阐述的看法：在1932－33年，汪精卫是正面角色，张学良是反面角色。

（不过上面这句话中有一点我不同意：热河、长城抗战，就是抗战的一部分，而不是“正式抗战之前”。中国抗日不是八年，而是1931年之后的14年）

我这篇文章基本上没有涉及对汪精卫（以及张学良）的总体评价。以我这个历史业余爱好者的一孔之见，我们探究历史人物，最好先从一个一个事件入手，具体看看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样判断、推理才有坚实的支撑。

李时雨（你写错了，不是“李时语”）谈汪精卫那篇文章我早看过，有很高可信度，与我所了解的关于汪精卫那段时间的思想是吻合的。与我在《汪精卫从“容共”到“分共”》和这里《张学良与汪精卫》的所描绘的他的思想演变一脉相承。我下面的文章，还会进一步涉及，敬请关注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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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捂被子笑°

留言时间：2010-07-20 20:45:57

我认为信济说的大致没错.

现在的人,"反思"都反得过了头. 好象不骂毛共,就不时髦,就不是独立思考,不跟共党叫板挑刺,就不现代不先进不文明不高人一等一样.

骂完毛共还不过瘾,就骂国人骂祖宗哈.

便有了一群以颠覆国人价值观为人生目的的糊涂蛋.

希望老高莫落此套.

我们现在看汪精卫,哪如当年的人看的真切,看得仔细,看得专心,看的人多?

还原历史可以, 颠覆前人与大众,须有高出前人和众人的智力,能力,须花过比前人更多的精力.

在此,顺便问那些对毛共,国人百般辱骂的人,你们有这些资本么?吾丁,韩寒,还有什么腾飞?(什么世道?一个高中都混不过的人,都有指点时政的营业执照.)

吾丁肯定也会看到你的大作.说不定这个爹日派受此文感染正酝酿大作呢.

星辰,真希望你能一分为二.一个是聪明爱思考的星辰,一个是粪土毛共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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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济

留言时间：2010-07-20 20:41:39

高兄，我给令狐冲网友回帖时说：

抗战中包括川军在内的地方军阀部队打的都很猛，大家在蒋公率领下众志成城，才熬过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最艰难的四年，内部倾轧再起是后四年的事，因为形势已经不一样了。
关键还是张学良和汪精卫两个人在抗战正是爆发前一个做了正面典型、一个做了反面典型。所以后来韩复渠（就是梁漱溟先生依傍做乡村建设的那个聪明的小军阀）在山东做了张学良早年做过的事，以为还会没事，结果立即被蒋公正法，然后军心益振，人人皆以不积极抗战为耻。台儿庄一役令李宗仁将军名垂青史，可参战主力和阵亡数却以中央军为多，蒋公亦无所顾惜。这些慷慨男儿事，都不是只知沽名钓誉、夸夸其谈、青春作赋、因人成事的政治小白脸做的出来的。
汪某之所以现在被一些热恋民主、敌视专制的西化智识分子重新拿出来说事，就是因为他讲究一些立法、宪政的表面文章，言谈举止也颇有风度，既不像蒋公那么僵、那么旧，更不像毛公那么土、那么横，而后二者已经因其专制失了西化智识分子的欢心了。刘晓波不是说了吗？“中国应该被殖民三百年。”他们和汪精卫的共同特点是被西方（包括西方的好学生日本）吓破了胆，至今未苏，所以对于违背常识、违背民心的判断，也可以安之若素、不以为忤。

其实如果比较一下我在尚未完成的《惊涛骇浪张拔都》中的主角张柔和汪某人，同样被称为汉奸，可前者面对的是久分的中国和无敌的蒙古，百战助中国统一、文化延续，而后者面对的是新裂的中国和弄险的日本，狐媚为暴寇张目、斯文扫地。我说前者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子，后者是个仰人鼻息的小白脸，有什么错吗？

李时语谈汪精卫那篇文章，建议您好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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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星辰的翅膀

留言时间：2010-07-20 16:20:49

捂被子笑，你不要太抬举我了，我哪能和汪精卫相比？呵呵，我倒是想卖国，想卖给美国，但美国一定不要。要是14亿中国人集体变成美国人，那下届总统就是俺们黄皮肤的了。汪精卫那个时代还能卖出个价，现在就算卖给日本，日本也不要了，人家只要钓鱼岛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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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0-07-20 05:26:42

看到信济网友一篇反驳我的文章，转贴到这里，供读者参考。
谢谢信济说我“历史梳理做的不错”，也谢谢表明“相关分析则绝难令人苟同”，并提出了他自己对汪氏与张氏二人争论的分析。汪、张二人，都经历复杂、性格复杂，大有可议，今后我还将继续梳理。将史实捋清楚是第一位的，这样的基础上，各方如何解读，尽可见仁见智。

信济说：“我不会说汪精卫是汉奸。实际上我不说任何人是汉奸，因为汉奸这个概念很难定义而且极易误解。”我觉得点出了国人品评人物的一个要害，值得深思。然而信济接着说：“但汪是个没有骨头的政治小白脸是肯定的”，这就让我费解了：难道“政治小白脸”不是比“汉奸”这个概念更难定义而且更易误解吗？

也谈汪精卫与张学良

—— 驳高伐林《汪精卫与张学良》

作者：信济

高兄为汪精卫树碑立传，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正是一个价值昏乱、是非混淆的时代。其《汪精卫与张学良》一文的历史梳理做的不错，相关分析则绝难令人苟同。

我不会说汪精卫是汉奸。实际上我不说任何人是汉奸，因为汉奸这个概念很难定义而且极易误解。但汪是个没有骨头的政治小白脸是肯定的。他一度有那么高的地位，总归是曾经有一些浮华作为（比如对清摄政王匹夫之勇的失败刺杀）、有一些虚夸人品（比如附日前动辄去职，附日后当然不敢了）令人赞赏，但他至死也并不真的理解政治，其所好者唯名而已。从他那么天真的去督促张学良热河抗战就知道，他对于当时的国内形势有多么的无知。

张学良的公子哥脾气是让人讨厌，但他宁肯与宋子文泛舟北海也不愿见汪精卫，可并不是像他自称和高兄解读的那样出于交情和贪玩，而是宋比汪有用——宋管南京的钱，汪只管自己的清誉。汪的口才但凡正经发挥一点怎么就不能说些让张觉得靠谱的话呢？比如越不积极抗战越会被中央军找借口倾轧、东北军将士的先赔后赚、张将军在东北军内的地位危机、与日寇作战的统一事权作用，等等。正因为他对国内国际政治军事形势既无知也无能，只会唱高调，所以张学良才懒得搭理他。

热河失陷后的下野赴欧和塘沽谈判分别是张学良和汪精卫两个人的思想转折点。

张学良过于看重家业，眛于国运，所以为保实力从东北到热河一败涂地、一塌糊涂，他自己心理压抑还染上了毒瘾，于是下野赴欧、痛定思痛，戒毒瘾、亲中共，才有后来的西安事变与自我牺牲，此后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战历程方才正式展开，国共合作、不顾牺牲，终于把日寇拖成疲兵，进退有如鸡肋，不得已珍珠港弄险而自取死路。张将军少年得志，本来轻狂，经重创幡然悔悟，终于做了民族复兴的杠杆，是非常可敬的，得百岁乃去，是理所当然的。

汪精卫之塘沽谈判，好像是牺牲清誉、顾全大局，实际上他对张学良等军阀的简单激愤态度已昭示了他对中国国运的绝望与对日本侵略的破胆，如此为之不过是为自己从主战派向投降派突变涂脂抹粉罢了。后来日本都快投降了他还死心塌地卖命，同时诗文不断，抒发小情小感，顾影自怜，正说明了他骨子里的懦弱与自恋。其万夫所指、客死东京，永受后世唾骂，为清谈误国者戒，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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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0-07-19 18:18:32

别性急，我当然要写到的，慢慢来。这篇札记，只是写1932年到1933年张学良与汪精卫的争论，不可能包罗万象么。谢谢你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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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捂被子笑°

留言时间：2010-07-19 17:26:24

写的很好. 几乎可为汪兆铭反案.

但汉奸就是这样爱国的.爱国汉奸就是这样行为的.

吴三桂,秦桧等都有和晚年汪精卫一样金子一般的心.刘晓波焦国标,还有万维的吾丁,星辰(半)阿妞(半)等也都是一心要使中国人过好啊.(跟谁过,怎么过,他们都有自己的主张)

另外,旺精卫的底线是不是底了些?或越来越低呢? 他最终不是同意<<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了么? 《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密约的条款,连陶希圣高宗武都觉的日本太苛刻,一致都离汪而去.老高没提这段,有些遗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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