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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五代”中，少了一個本來仕途上大有前景的名字——張煒。剛踏上政壇的張煒，爽朗中透出老成；告別了權力的張煒，機敏中洋溢朝氣。他的人生軌跡是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急彎，令人驚嘆的是，張煒牢牢攥緊命運的韁繩，在每一個人生選擇的重大關頭都掌握主動權
◆高伐林
自從鄧小平提出了三代“核心”之後，“第幾代”的說法慢慢普及了：江澤民是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胡錦濤、溫家寶算“第四代”，眼下正躍躍欲試要接班的，是“第五代”。關於“第五代”，人們的議論越來越多，明鏡出版社最近還專門推出了一本《第五代》。
“第五代”中，少了一個本來大有希望的名字——張煒。
提起張煒，人們都知道他在1989年5月下旬“黑雲壓城城欲摧”之際的壯舉：為抗議當局派兵鎮壓學生，寧可捨棄政壇錦繡前程，憤然遞上辭呈——如果不是這樣，55歲的張煒很可能是今天向中國最高權力層攀登的第五代領跑者。
但是人們卻不一定知道，在“六四”槍聲響過以後他被審查、被監視居住的日子，“屋漏偏逢連夜雨”，妻子與他離了婚，不到五歲的獨生子得了十分兇險的白血病。如果說這還不夠，孩子在化療過程中又感染上了丙種肝炎，全身黃疸，醫生警告：若不停止化療，對孩子肝臟就會造成不可恢復的永久損害，甚至有生命危險……
張煒，可算是倒霉到家了。
2006年8月下旬，時年51歲的劍橋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煒，來美國參加一個關於中國轉型的研討會，我抽空跟他做了一次長談。離第一次在未名湖畔見到他，已經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如果說，當年的他，爽朗中透出老成，現在的他，則是機敏中洋溢朝氣——雖然額頂已經童山濯濯。近三十年歲月，張煒的人生軌跡是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急彎，令人驚嘆的是，他牢牢攥緊命運的韁繩，在每一個人生選擇的重大關頭都掌握主動權：他在武漢一所中學任教、擔任革委會副主任，正當提為礄口區教育局中教科副科長時，參加“文革”後首屆高考，考進北京大學經濟系，很快擔任了北大學生會主席；畢業後他不願留校，到天津工作，“而立”之年前後，在這個直轄市的一連串領導崗位上三步並作兩步地跳躍：團市委書記，天津開發區主任兼黨委書記，天津外經委主任……直到“六四”事件他自己甩下頭上的烏紗帽。
中國古話說“置之死地而後生”。張煒關上了仕途之門，推開了學術之窗。他毅然申請到美國留學，拿到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之後，又轉到牛津大學拿到經濟學博士。畢業後，他應聘到劍橋大學任教。
 英國劍橋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煒。（高伐林攝）
在死神的夾擊中突圍
我首先對張煒問起他兒子：“他的病後來怎麼樣了？”
張煒回答：“完全好了！白血病治好了，肝炎也治好了。幸虧當初走了出國這一步棋！”
張煒1993年來到美國，最急迫的動機是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我為什麼要出國？動這個念頭，就是因為孩子陷入了絕境。”
兒子得的是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煎熬了兩年多，在一次輸血中又感染上了丙種肝炎——這是後來在美國才確診的，在國內時，醫生只判斷出肝臟出了麻煩，但難以確診是甲肝、乙肝、還是丙肝？不同醫院的醫生給過他三種診斷結論，不敢肯定是丙肝，因為一說是“丙肝”，就牽涉輸血的責任事故——那時的中國，還沒有對輸血的血液進行檢測。
張煒銘感不已：“六四”後雖然他還是“戴罪之身”，但天津市委前後兩任主要負責人對他的兒子治病很關照，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也兩次通過天津經貿委主任轉告張煒：若孩子需要在北京看病，有任何困難可以去找他；至於他原來的同學、同事、朋友更是不顧公安部門的威脅，幫助他四處為孩子求醫……
兩種病兇險夾擊，直接嚴重威脅孩子的生命。一位姓趙的主治大夫將嚴酷的事實告訴這位心力交瘁的年輕父親：保肝與治療白血病直接衝突，在中國，別無良策，為了保肝，必須停止針對白血病的化療。白血病患者得了肝炎若還要繼續化療，死亡率是百分之百，而且是死於肝臟。但是化療並沒有完成啊，難道就眼睜睜看著白血病繼續發展？
張煒憂心如焚。他不甘心。1992年夏天在天津舉行關於少兒血液病的全國性學術會議，北京的專家也來了不少，他又去請教他們。他們分析了孩子的病情後說，中國暫時還沒有條件突破兩種病的夾擊，要在這種情況下挽救生命，只能去西方醫學發達國家。
既然別無選擇，那就義無反顧。張煒行動起來，一面聯繫美國的醫院，籌措對當時的他來說如同天文數字般的治療費用；一面向當局申請帶孩子出國治病。美國那一頭倒是很快落實了：在美國的北大某校友幫助聯繫，將他和孩子的情況告訴了其教授，教授許諾可以從項目經費中解決一些孩子的醫療費用。而中國放行的這一頭，他卻處處碰壁。“天津沒有人敢批准我。當時市里一個靠鎮壓學生提拔起來主管公安的負責人說：‘張煒想出國？門兒都沒有！’我特別生氣：這不是拿我兒子做人質嗎？”
為孩子辦護照也是一大攤麻煩事——兒子雖然沒有離開過他一步，法律上卻是判給前妻的，而前妻並未知會他和孩子，就已經出國，杳無音訊。為了得到她的簽字認可，張煒不得不付出大海撈針的精力。
過五關、斬六將，張煒總算帶著孩子跨出了國門。“到了英國才最後治好肝炎。不過醫生做肝穿刺查出，因為長時間沒得到適當治療，已經局部有了纖維化。”張煒告訴我，這個時年20歲的小伙子，正在英國一所大學念經濟，“是他自己選的專業。”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1982年，張煒（左二）與北大同宿舍的同學畢業合影。（張煒提供）
光榮的落選者
我問張煒：“你這半輩子中，在北京大學畢業分配的時候算是第一次重大選擇吧？你是怎麼考慮的，為什麼選擇去天津呢？”
張煒說：“那會兒學校的領導，像韓天石書記、馬石江副書記等，都希望我留在北大擔任團委書記。但我考慮我的性格並不適合做團的工作，我在北大學經濟這麼多年，希望能發揮所學，抱著一腔熱情想從基層干起。而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看，1980年我參加過人民代表的競選——是我自己要參加的，黨委當時實際上是不希望我參加。”
對，這是張煒人生中更早的一次重大自主選擇，雖然有傳言說，張煒是“官方推出的候選人”。王軍濤後來為他澄清說：“其實，他是獨立候選人，而且是不顧校方勸阻參選的。”
張煒對我回憶——
在我貼出競選宣言的前一天晚上，北大黨委分管學生工作的副書記馬石江，帶著校團委書記王麗梅來找我。當時我的競選班子所有人都在場。馬副書記一直是我的良師益友，王也是個很厚道的人，他們希望我不要參加競選。馬副書記說，你可以宣布你支持這場競選，但你幹嘛要參加競選？你出來說什麼？符合黨委的口徑吧，在當時氣氛下得不到多少選票，對黨組織的威信也是個損失；如果不按照宣傳口徑來說呢，肯定違反組織紀律，譁眾取寵也不對嘛，後果同樣不堪設想。
我理解黨委當時壓力也很大：內部有兩種不同意見，有一派比較開明，理解學生的要求，像韓天石、馬石江等人，本人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又長期從事青年工作。韓天石是“一二九運動”時北大學生自治會的主席，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呢，後來才入黨去了延安。他一輩子很坎坷，早在五十年代就被毛澤東整肅下去，直到“文革”後才重被起用。黨委另外一派的意見是，根本一開始就不應該同意競選，參加進去就更是錯誤。那天晚上我對他倆也袒露心扉：我覺得競選路子是對的，有利於政治民主化，也符合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的精神——這當然還是從比較正統的黨員的角度來說的，我當時還是屬於黨內比較激進的改革派吧；另外，從我自己來講，還是很有志向、抱負的年輕人麼，特別希望受到一次鍛煉，碰到這樣事關中國民主、改革的千載難逢的機會，為什麼要放過？
我問了他們一句話——你可以看出我還是很正統的！——我問：你們來，是傳達黨委的正式的決定，還是你們個人對我的勸告？他們說，是黨委一部分同志的看法。我說，我感謝你們對我的關心，只要黨委沒有做決定禁止我參選，我仍然要站出來。他們也就沒有再說什麼。
北大12月3日預選，從20多個競選人里選出前三名作為候選人進入正式選舉，胡平得2812票，王軍濤得2400票，張煒得1723票，三人勝出。12月11日正式選舉，要從三名候選人中選出兩名人民代表，結果胡平第一，3467票，王軍濤第二，2964票，張煒第三，2052票。學生總數為5976人，必須要過半數2988人才能當選，只有胡平過了線，於是再選……
張煒落選了，但是他贏得了眾多同學的信任，包括他的競選對手王軍濤的尊重。王軍濤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決不是思想和政治保守或沒有主見地追隨官方潮流的學生幹部。……我認為，張煒將來會是我們這一代北大人的驕傲。”
王軍濤還寫道：八十年代北大自由民主的校風，與張煒作為學生會主席的努力分不開。初進校門，我們都意識到，北大的優勢是多學科，未來的人才應當具有跨學科的知識和思路。張煒推動學生會舉辦大量的講座和活動，創造出獨特的北大校園文化。他還發起一個跨學科沙龍，有李克強、李少民、汪康懋、周青和我參加。1979年，張煒接替袁純清擔任學生會主席後，立即借鑑香港中文大學的經驗，開始校園民主試驗。他與生物系李林和我一道商議建立了北大的學生議會常代會，監督和制約學生會。常代會由每個系的每一年級推選一名代表參加，討論和決定與學生有關的大事，有權罷免學生會幹部。
張煒這一批學生骨幹，今天在各個領域都是出類拔萃之輩：李克強，是中共中央委員、遼寧省委書記；汪康懋，是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名譽院長、博導、教授、新加坡交易所總裁顧問；王軍濤，是著名的“政治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周青，是清華大學汽車工程系“百人計劃”引進教授、博導；李少民，美國歐道明大學管理學院國際商業教授，一度被中共指為“台灣間諜”……
當時北京和外地高校學生競選人民代表一浪高一浪，而當局則手忙腳亂，十分被動，甚至發生不少衝突。最嚴重的，是湖南師範學院學生不滿校黨委欽定候選人，到省委請願，省委書記毛致用避而不見，學生集體絕食並派代表到北京上訪。教育部和北京市委負責人一方面三令五申壓制學生競選要求，另一方面向最高決策層誇大學生在競選中的某些不滿言論—19年後他們也是這麼幹，釀出驚世慘案。受其壓力，中央書記處討論這個問題時改革派領導人也表示了否定競選的態度，胡耀邦甚至指責這是青年學生在歷史上“第三次向黨奪權”（第一次指“反右”前的大鳴大放，第二次是指“文革”中的紅衛兵運動）。北大競選也被上面盯上了，黨內有人要求查處。風聲日緊，張煒卻學不會明哲保身，他抓住一切機會，對所有他能見到的領導人竭力解釋和分辯，維護北大和競選。他不滿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保守立場，擔心胡耀邦和其他改革派負責人聽信他們的匯報，便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希望他多到學生中了解實際情況。
“信是用普通郵件發走的。說實話我也沒有指望聽到什麼回音，”多年以後張煒在懷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寫道，然而“耀邦在我的信上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副部長王惠德、教育部長蔣南翔和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段君毅等人直接到學生中聽取意見”。
張煒告訴我：“在競選中我沒有完全跟從學生情緒——這是我當時思想的局限，我後來認識到：王軍濤、胡平在競選中提出的主張是正確的。當時我與王軍濤接觸比較多，一方面為他的獻身精神和敏銳思想所折服，但也擔心他的許多主張在黨內完全不可能被接受。我採取的態度比較折中，強調了改革的必要性，也強調了複雜性、艱巨性，認為必須採取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總之當時我還是寄希望共產黨能夠領導全面改革。我這樣講，大家感覺得我沒有譁眾取寵，不像有些人拿‘我不是黨員’來拉選票。在競選結束以後不久，我在北大黨代表大會上，以高票當選北大黨委委員，那是學生第一次成為黨委委員。”
天津市新來的年輕人
但張煒也發現，雖然黨內改革派一直在保護他，黨內保守派卻還是覺得他“大逆不道”、“出格”。“留校當團委書記我就得捲入意識形態，但我的性格是有話就講，還是到基層去干點實事好。我去找校、系兩級領導，希望讓我到邊疆去。韓天石書記說，你的願望我很理解、很支持，但你這樣一腔熱血，處理事情又不講究方法，你到了下面不一定能成功啊。”
張煒堅持要走，愛護他的北大和經濟系領導，向有關方面推薦這個人才。當時在任的天津市長（張煒當時執意不提名字，但我們都心照不宣，說的就是胡啟立——高注）早就知道他，聽說這件事，就對馬石江說，讓張煒來我們天津吧，我們安排他去基層鍛煉。
天津市領導本來確實打算安排他到工廠，但當時市里正開人代會，張煒就留在市政府機關參與起草市長的政府工作報告。會議結束後，這位市長離開天津上調中央，接任市長（張煒當時也不提名字，但我們也知道，說的是李瑞環——高注）就將張煒留在市政府研究室，過了一段時間，他被提拔為研究室負責人。
幾個月後天津調整青年幹部，張煒雖然不情不願，還是被提拔到團市委當書記了——那正是王兆國、胡錦濤在團中央擔任一二把手的年月。張煒當時有一個很長的發言，被人整理出來發表在《青年研究》雜誌上。他表達的核心思想是，共青團是中共的助手，但不應該人云亦云，而要代表青年人的利益。他明確提出來不能當“馬屁蟲”：當“馬屁蟲”，沒人跟你走，你怎麼當“黨的助手”？
但他感到自己的性格、思路與團中央未必在同一個軌道上。在回憶胡耀邦的文章中，他寫到了自己親歷的一幕：
1983年12月，張煒參加團中央的工作會議，快結束時，胡耀邦、胡啟立等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見團中央和各省市團委書記。正值胡喬木、鄧力群等人推行“清除精神污染”，不少地方黨委要求團組織配合，“例如，北京市委要求團組織派人到大街干涉青年情侶們所謂‘勾肩搭背’的行為，還有的省委要求團委帶人到人家家裡去查抄所謂‘黃色照片’等等，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當耀邦等人要求我們匯報時，一部分膽小的人保持沉默，我和其他幾位膽大一些的團省委書記不客氣地列舉了一些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出現的怪現象。”
他那時對中央領導層在這件事上的觀點分歧，全然不知。讓他喜出望外的是，“聽完大家的匯報後，耀邦作了一個長篇講話……核心的意思是，抵制精神污染搞過頭了。”
“當耀邦談到不要干涉人家穿什麼衣服的時候，王兆國插話道，有些人太不像話，還是應該管一管。王舉例說，團中央有一位工作人員，喜歡穿一條超短裙，叫人實在看不慣。耀邦回話道，誰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慣不看就是了。一句話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胡耀邦雖然開明，畢竟不是頂頭上司；頂頭上司卻是“人家穿什麼衣服”還是要“管一管”的王兆國。張煒感覺到自己與他們不是一路人。
 1987年，時任天津開發區主任張煒向胡啟立、萬里等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人匯報。（張煒提供）
差點成了副省級
耐着性子當了十個月團市委書記，機會來了：天津要成立開發區。“我堅決要求回到經濟戰線中去。市委最後同意了，安排我當開發公司總經理兼開發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主任是市政府秘書長兼任。他很快就離開了，我提拔為開發區主任兼黨委書記。”
那是張煒最意氣風發的歲月，用一句當時的套話來說，他可以“甩開膀子大干”。“一方面我所有的想法都敢說出來；第二，挑選到開發區的幹部都是有文化也比較年輕、比較有開拓精神的——雖然比我年齡大——配合起來比較默契；第三，市委、市政府很支持，我有尚方寶劍。”張煒很有清醒的頭腦：並不是個人有多大能耐，自己實際上是被推到那個位置上的，機遇很重要！
他在天津開發區銳意改革，敢於創新，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等領導人在聽取他的工作匯報和反映問題後，都表示過讚許。1988年，更好的機遇又落到他頭上——中央經過考察提名，安排他當天津市副市長候選人。天津是中國的第三個直轄市，這個位置，是副省部級。而張煒當時才剛滿33周歲。
沒想到，在開人代會時，有的代表提出：張煒到天津“年頭太短，還不到六年”，在這一級崗位上，全國也找不出這樣年輕的。太快了吧？在差額選舉中，竟將他給選掉了。
說到這一段時，張煒很冷靜：“回頭來看，將我選下來，不是沒有道理的：在當時的政治制度下，憑什麼就一定是我？有很多角度會看中別人：為天津的建設幹了大半輩子；尊重知識……我的家世中沒有任何特殊背景，也不能不說是因素之一。像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比我大一點，他就當上副省長，這中間不能說沒有人們同情他父親的心理因素，同時也寄託着一定希望：有這樣的家庭和社會關係，說不定能給所主管的領域帶來更多的資源。”
他跟別人開玩笑地說：我支持民主的信念你們該相信了吧，我自己兩次參加民主選舉都落選了，但我屢敗屢戰，不改初衷，支持競選！
雖然沒有選上，但天津市領導對他還是很支持，任命他為市經貿委主任，兼任市外事辦主任，同時還兼市委的外經外事工委書記。“當時天津市的編制與所有地方都不一樣，作為改革的試點，說‘外事工作要服從經濟工作’，就將所有外事工作都合併到這一塊，外辦、外貿對內一個攤子，對外兩塊牌子——因為市外辦是屬外交部領導。雖然我沒有被選上，但是還是交給我來主管這一塊。”
1989年驚心動魄的春夏之交來臨了。（未完待續）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張煒與趙紫陽合影。（張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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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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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mart5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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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9-22 16:1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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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此文，當時北大競選的情景歷歷在目！大字報成了參加競選者表達他們競選觀點的主要方式。那些候選人所提出的各種觀點好似就在眼前，張煒的落選實在是因為他的觀點太接近官方主流觀點了。我記得胡平當時是以鼓吹言論自由，輿論自由打動我們這些普通學子的，而王軍濤則頂着4、5英雄的光環。當時記得還有一女同學名叫張愛玲的，則是大力鼓吹性解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這場競選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惜老鄧上台，中國人連這點可憐的權利也被剝奪了。說起來，比起老毛來，老鄧的時代可以說是民主的一場大倒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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