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專家袁偉時教授指出：百年來，中國知識階層中有些人，老是不承認任何國家要成為現代國家就必須堅定不移建立現代政治制度——自由、民主、法治、分權制約的憲政制度，現代經濟制度——市場經濟制度，以學術自由為核心的現代教育制度，以言論自由為核心的多元的文化制度
好一個快活的老頭！——八十高齡的袁偉時教授。（袁偉時提供，Jonas拍攝） 清末已在改革，為何爆發革命？
袁偉時教授答《新史記》記者高伐林問（下）
2011年10月3日，高伐林先生提出以下8個問題，要筆者回答。這些都是當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爭議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應撰寫專文，才能說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淺陋，略獻芻蕘；不當和不及細論之處，敬請高兄和讀者指正和原諒！
（續上篇）清末的改革與革命
高伐林（以下簡稱“高”）：李澤厚先生最近再次延續他“告別革命”的思路，在接受採訪時說，要“告別辛亥革命”。余英時先生則認為，沒有什麼“清末新政”，清廷並無真正改革可言，所以逼出革命。您說過，晚清的當政者“是否能順應歷史潮流而採取改革與其步驟，這才是關鍵點。如果在改革步驟上跟得上歷史潮流，中國轉型的成本就不會這樣高昂”。請問您對清末改革與革命的關係怎麼看？
袁偉時（以下簡稱“袁”）：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00年義和團事件，60年間付出巨大代價，解決了一個問題：中國要不要學習西方，接受現代文化？
1901年開始的清末新政，進行了四大改革：
1.教育改革。廢除了科舉，建立新的教育系統，學習內容與現代文明接軌，不再局限於中國傳統的經史。
2.司法改革。斷然廢棄傳統的中華法系，接受大陸法系，制定新刑律、新民律和民事刑事訴訟法，取代行之已久的《大清律例》；相應地著手建立獨立的審判廳系統，取代傳統的司法與行政統一的體制。
3.啟動官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宣布自1908年開始為期九年的預備立憲計劃。在實際執行中，並非徒託空言。各省諮議局和資政院先後成立，初顯威力。取代傳統的縣知事一元化領導下的宗法專制體系，鄉鎮至縣一級的三權分立的地方自治正在進行。
4.掃除阻礙工商業發展的種種限制，政府主動推動商會等非政治性的民間團體發展，經濟自由日益擴大，促進經濟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
這些改革是重大的制度性變革，不但促進了當時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而且進入民國後後續效應十分明顯。那麼，為什麼會爆發革命呢？
一是對抗、打壓群眾請願運動。
1910年初至1911年初爆發四次大規模的請開國會運動，清政府沒有順應民心，當機立斷，立即推行民主，實行憲政。反而羈押、遣送請願代表，只答應提前三年在1913年召開國會，實行憲政。
二是官制改革不進反退，1911年5月8日宣布成立內閣。但是這是一個畸形的“皇族內閣”。內閣成員13人中，滿族8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蒙族1人；漢族只有4人！於是，士紳和中產階層對改革徹底失望，從反對革命轉向保持中立乃至同情或支持革命。
三是忘記洋務運動失敗的教訓，違反法令，把依法成立的民營川漢鐵路公司經營的鐵路幹線收歸國有，激起強烈反抗後，又火上澆油，拘押保路運動領導人，開槍打死示威群眾32人，終於導致1911年9月7日開始，四川“保路同志軍”圍攻成都等地，內戰延續一個多月，促使武昌秘密革命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乘機發動起義，引發各省獨立大潮，大清帝國坍塌。
三項抗拒歷史潮流的倒行逆施導致改革進程中斷，重建全國秩序的過程漫長、崎嶇，代價巨大。
李澤厚教授痛心疾首，一再直言必須“告別革命”，是他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經驗總結，值得人們深思。
中國有沒有“光榮革命”？
高：過去人們只認革命派為進步動力，又批評其“軟弱”“妥協”。在晚清辛亥革命的諸種力量中，對立憲派的作用，人們越來越給予肯定；最近又有學者高度評價清廷的“遜位”，認為如果單純的按照革命黨人的種族革命，很可能只是在漢族地域形成一個小中華，而廣大邊疆，例如內外蒙古、新疆、西藏，很快就會解體。清帝的遜位止住了解體趨勢，把一個完整的帝國移交給共和國。您認為，從推動中國在政治上順利轉型的意義上，革命派、立憲派、清廷等等各有什么正面和負面作用？
袁：高全喜教授對清帝《遜位詔》的法理學分析，說它是中國“光榮革命”的標幟，別具法眼，啟迪人們從新的視角思考辛亥革命，不失為學術上有益的探索。
不過，愚意以為辛亥革命後，除1987年後的台灣，中國沒有“光榮革命”。1987年後，台灣社會轉型，被稱為“寧靜的革命”，確是東亞走向現代化的光榮革命。
翻開世界史，稱得上“光榮革命”的政權轉移，必須具備兩個特徵：
1.過程是和平或基本上是和平的。
2.結果是實現了法治，保障了公民的權利，推動經濟繁榮，國家進入了長治久安的軌道。
第一條，辛亥革命差強人意，流血不算太厲害。此次革命雖然種族革命的氣味很濃，但是，革命爆發後，各方快速調整思路，以“五族共和”取代“光復大漢江山”，除少數城市外，沒有出現滿漢或其他民族間的衝突，那麼大的政治變動，殺戮、流血，不算嚴重。
第二條則差距太大了。在一個百年來革命和戰火頻仍，民主、法治尚是奮鬥目標的國度，談論有過“光榮革命”，似乎想象的成分太大了。
大清帝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政權轉移，主要是革命派、立憲派和北洋實力派三方合力的結果。清廷在三大勢力夾擊下，順應潮流，和各方達成和平遜位的協議，讓戰火迅速熄滅，減少了社會震盪，善莫大焉。《遜位詔》的積極意義應該肯定。
此舉多方共贏，對任何一方都沒有負面作用。以最激進的革命派來說，它在財政上瀕臨破產，協議達成正好給了它一條走出困境的康莊大道。
沒有《遜位詔》，中國會不會解體？推測意見，見仁見智，可資談助，實際意義不大。現實情況是除蒙古分出去以外，中國其他疆域基本完整，與同一時期的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土崩瓦解的狀況大不相同。疆域和民族的分合，取決於多種內外因素，必須具體分析；一紙《遜位詔》，似乎沒有在其中起到什麼作用。
文化與制度不容混淆
高：從文化角度來看，辛亥有哪些方面是與傳統決裂，哪些方面延續了傳統，而今天，又有哪些方面與辛亥傳統斷裂，哪些方面是一脈相承？您曾說過，“中國文化可分為制度層面和非制度層面。百年來文化討論糾纏不清，各不相讓，原因之一就是沒有注意這個區分”。能否更進一步說明，沒有注意這個區分，導致討論中怎樣的混亂和誤區？
袁：辛亥革命後，皇帝退位躲進紫禁城過日子，三綱的制度基礎坍塌。自由、平等、民主取代三綱成為公認的是非標準，這是與傳統最大的決裂。但是這一條不夠鞏固，成為後來政治和新舊文化衝突的重要根源。至於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其演變是自發和漸進的，無所謂決裂問題。
百年來，中國知識階層中有些人，老是不承認任何國家要成為現代國家就必須堅定不移建立現代政治制度——自由、民主、法治、分權制約的憲政制度，現代經濟制度——市場經濟制度，以學術自由為核心的現代教育制度，以言論自由為核心的多元的文化制度；而這些制度不論任何國家都是大同小異的。至於非制度層面的文化，則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本來應該兼容並包，自由探討，自由演進，自然更替。
可是，有些人混淆文化與制度，一再冀圖用自己喜愛的某種思想文化觀點去修改現代社會制度。於是，在報刊上一再掀起陣陣波瀾。不過，在實際生活中作用甚微。比如，張君勱提出，根據中國的國情，要實行“均貧寡安”的“社會主義”，反對“偏重工商”；梁漱溟反對牟利；而實際生活並沒有按照他們的願望前進。現在有些人提出“儒家社會主義”、“儒家憲政主義”之類的主張，更是茶杯中的風暴而已。
這種社會現象有兩個特點：
1，一代不如一代。
從康有為到張君勱，他們的政治和文化主張都非常明確。例如，康氏提出要定孔教為國教，國民須“各守名分”，滅掉回教、耶教；在他所策劃的大同世界中，無私產，實行計劃經濟；子民連陰毛都要剃掉，等級分明，嚴格監控個人的一舉一動，做愛也要得到醫生同意！國人著書則要交翰林院審定！白紙黑字，毫不含糊。
而甘願拜倒在他們腳下的當代論者，不但學養、社會影響力無法望其項背，說話也躲躲閃閃，與他們奉為偉大先驅的康有為、張君勱等人直書政見大異其趣。當代儒學鼓吹者除蔣慶提出“大儒”和“帝王”和“聖賢”的後裔擁有否決權的三院制的主張外，誰也不知道其他幾位的具體主張是什麼。是不是擔心亮出自己的具體主張後，會戳穿憲政外衣呢？且待下回分解吧！
2，淪為前現代社會制度的紋飾。
現代社會是有共同標準的。不管主觀意圖如何，他們的主張和設計，正好符合要抵制社會制度現代化的政治家們的意願。
可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如此等等，不過是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泛起的浪花。歷史洪流無情地把康有為及其徒子徒孫沖刷到小港灣中自娛自樂，企盼有人鑑賞。
歷史人物失誤兩個值得重視的原因
高：您如何評價晚清大變局中的孫中山、袁世凱等各派勢力的領軍人物？能否具體闡述一下，他們的思想缺陷如何具體與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有關？我們今天評價這些人物，應該抱着怎樣的態度，避免怎樣的誤差？
袁：孫中山、袁世凱這些人的成敗得失，包括我在內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已經再三論述，說來話長，不必在這裡贅述。
研究這些歷史人物，同研究一切歷史問題一樣，只要堅持三條就能得出經得起檢驗的學術結論：一是說真話，全面收集和分析史料。二是遵守學術規範，尊重學術自由，在自由探索、自由討論中推進學術。三是敢於懷疑已有的學術結論，提防掉進意識形態陷阱。這三條中，最後一條最為重要。時至今日，蓄意為某黨某派辯護的人自然還有，但公眾不認為他們是真正的學者。困難在於習非成是，許多錯誤的結論被一些人認為是不得侵犯的天經地義。其實，學術的發展是永恆的，哪裡有什麼天經地義？封孫中山為“國父”，子民只能拜倒在他腳下，對袁世凱則認定其為天生的賣國胚子，是國民黨美化黨國體制，肯定其威權統治合法性的宣傳伎倆；與經過嚴格論證的學術結論是兩碼事。
談到這些歷史人物的失誤，有兩個原因非常值得重視：
1，傳統的重負。
為什麼孫中山竟然親手制定《中華革命黨總章》？秘密幫會的傳統躍然紙上。從康有為設計的《大同書》到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為什麼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總是熱衷於發明各種剝奪公民自由、抗拒現代文明的制度？他們總是自負地認為自己生長的土地有悠久和輝煌的文化。於是，歷史輝煌轉化為思想枷鎖和抵擋外來的現代文化的堤壩。從孫中山的“畢其功於一役”、毛澤東的超英趕美，到形形色色的謀臣、策士，老是構想出一些超越現代文化已有高度的美妙藍圖，藉以顯示中國傳統文明和提倡者與眾不同，就是不肯首先扎紮實實吸納現代文明，為釋放中國人的創造力建築兼顧的社會制度平台。
2，抽象的正義和多數人利益。
幾乎所有民族都有關於天國的美妙夢幻，但像中國那樣風靡幾代人，並長期付諸實踐的，卻世所罕見。那些民粹的論述是人們難於抵擋的。多少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甘之如飴！後果卻是事與願違，血淚斑斑。
百年來，一個接一個的飛來橫禍，都是上述傳統包袱加民粹空想共冶一爐為思想源頭的。
這些與經濟基礎有沒有關係？說到底，這些都是自然經濟的思想烙印，人們分不清空想和實際。在中國徹底融入世界一體化洪流以前，世界公民的眼光很難被多數中國人接受，這些問題還會一再困擾中國人和中國歷史的進程。與此同時，“賣國”帽子可以隨時戴到敢於質疑意識形態教條的人們頭上，儘管他們與權力和土地不沾邊，連賣幾平方宅基地的本事都沒有！
日本亂中取勝兩種策略並舉
高：辛亥革命是當時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各國關注，也紛紛施加影響。中國人最關心的是日本。日本當時對辛亥革命的態度如何？如何影響到後來的中日關係和中國政局的變化？
袁：義和團事件後，列強對華政策有兩種對立傾向：一是承認“門戶開放”，力圖擺脫過時的劃分勢力範圍政策。另一是有些國家不願放棄已得利益。
辛亥革命後，劃分勢力範圍的舉措再次高漲。日俄力圖攫取東北、蒙古。英國則覬覦西藏。特別兇惡的是日本。其策略是亂中取勝，支持革命黨人、勒索清政府二者並舉，精心計算，謀取最大利益。日本有些所謂“民間人士”，實際是執行政府政策的工具。
1912年7月8日，日俄締結密約，把內蒙古一分為二，東部劃歸日本勢力範圍，西部則屬俄國。英國和俄國則達成蒙古和西藏利益交換的諒解；於是，英國於1912年8月17日發出外交文書給中國政府，反對中國“干涉西藏內政”；10月21日俄國則與蒙古締結俄蒙協約；西藏、蒙古在他們支持下先後宣布獨立。
袁世凱政府成立後遏制了這一邊疆獨立的趨勢和侵略者的圖謀。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至1945年戰敗投降，一直沒有實現民主化，逐步演變為軍國主義的侵略國家。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乃至日後的“九一八”事變和抗日戰爭，都是這些惡因的發展。這類國家的侵略行為是很難糾正的。而英國這類侵略國，國內實行的是憲政，相對說來，迫使它放棄侵略行徑，代價要小得多。
2011年12月2日星期五
【袁偉時小檔案】
袁偉時（1931年12月——），廣東興寧人。中山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中國近代史專家。曾任中山大學中山學院院長。
他於1947年考進廣州南海中學念高中，1950年考進中山大學經濟系，至1957年在復旦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班畢業後回中山大學工作至今。1970年代起年在該校哲學系教中國哲學史至退休。
袁偉時自稱“歷史在哪裡扭曲，就要在哪裡突破”，他在《中國現代哲學史稿》的後記：“學術與盲信勢同冰炭。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歷史本來面目寫在紙上。”
袁偉時在南京大學演講時指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長期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為綱，然後是共產黨為中國找到了出路”。他認為“這種史觀是錯誤的”。“因為無論太平天國，還是義和團，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2006年1月11日“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因刊出袁偉時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導致暫時停刊，並引致主編李大同及副主編盧躍剛撤職。3月1日《冰點》復刊，拒刊袁偉時《為何、何時、如何反帝反封建》文章。
著作：
《中國現代哲學史稿》（1987年）
《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1992年），增訂新版易名為：《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2003年）
《中國現代思想散論》（1998年）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1998年）
《告別中世紀——五四文獻選粹與解讀》（2004年）
《晚清大變局》（上、下）明報出版社2006年6月初版
《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冰點”事件的記錄與反省》武吉次郎 譯，日本僑報社2006年10月初版
另主編《大學精神檔案》（當代卷，（2004年）與幾套叢書：《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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