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史界革命”的直接成果，是打造出一套自黄帝到洪秀全、传承有序的“民族英雄谱系”。岳飞是这谱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当时文章，对岳飞多冠之以“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中国民族排外第一伟人”等尊称。但“民族主义救中国”本是晚清知识分子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带有强烈的现实功利色彩
老高按：从小就熟读《说岳全传》，没有十遍也有八遍。岳飞，自南宋以来一直是被称颂的正面形象，但是对他一直存在争议。“文革”以后的官方将岳飞纳入“爱国主义教育”的框架，自然不容人表示异议。数年前，有中国官方权威人士告诫我说，对已经有定评的历史人物的翻案之作，需要经过相当级别的机构审批。他紧跟着一句话：所谓“审批”，就是“不审批”。岳飞自然也属于这一类“已经有定评的历史人物”了。今天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腾讯上，却突出地刊出了一篇文章《岳飞不是“民族英雄”》，让我不禁感到诧异。
中国的几大商业性门户网站，都开设了“历史”频道。相比之下，腾讯的历史频道是办得最好的，信息量大，新资讯多，密集发出的大量专题，都能给人以启迪。看其它网站的历史频道，常常感到似曾相识，总是遇到一些熟面孔，天下文章一大抄，多属转贴。但是腾讯不是这样。即便不是都原创，但也经过编辑的取舍、整合，有新的角度和新的史料。
至于这篇文章是否言之成理？我对岳飞毫无研究（只对当局宣传岳飞大有心得），转贴于此，供咱们万维的作者读者们来品评。
岳飞不是“民族英雄”
谌旭彬，腾讯历史频道 2013-06-26
导语：岳飞在中国虽然家喻户晓，但终究是近千年前的历史人物，与现实难有观照。本期专题之所以谈如此远古的话题，实因近日某部电视剧展开宣传攻势，“一代民族英雄岳飞”这般称呼，遂俯拾皆是。
但所谓“民族英雄”，在中国实乃19世纪之产物，与岳飞毫无干系。
中国古代无“民族”概念，何来“民族英雄”？
梁启超等人相信“民族主义救中国”，遂引进、宣传近代“民族”概念
先秦历史文献中没有“民族”这个词汇。先秦时代所谓的“族”，多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族、宗族。《左传》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所指乃是宗族、部族。先秦之后、晚清之前的历史文献中，“民族”一词仍极少出现，即便偶有特例，也与近代“民族”概念毫无关系，如《永乐大典鬼谷分定经》里说：“贵人皆仰，民族皆欢”，仍是宗族之意。
“民族”一词被大量使用，始于20世纪初。金观涛教授利用其容量达一亿两千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对这段时期“民族”一词的使用频率进行了搜索统计，结果显示：“该词在19世纪文献中极少使用，……到1900年后才开始出现井喷之势”——这场“井喷”，其实是梁启超等人掀起“史界革命”的结果。“史界革命”的目的，是要将传统中国打造成新的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中国”，正如梁启超所言：“今日吾中国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而要“民族建国”，就必须通过新的历史教育，在国民心中植下“民族主义”意识：“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氏的倡议得到了大批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响应，尤以有留日背景的革命党人最为积极——这也在情理之中，梁氏的“民族”、“民族主义”概念，本就直接舶自日本学者。
但即便从日本舶来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民族主义”概念，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未必能够准确理解其意义，将“种族”等同于“民族”者大有人在，宋教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激励国人的“民族主义自豪感”，宋教仁曾写有《汉族侵略史》一书，历数“汉族”历史上侵略“外族”获得胜利的光辉事迹，按宋氏的理解，所谓“汉族”，乃是一种以黄帝为共同祖先的“血族”，如此强调血缘和血统，实是把“种族”当成了“民族”。为振奋“民族精神”，宋氏还在书中竭力论证“汉族”是从西方迁徙而来，与当时强盛的西方国家在种族上同源，证据之一是中国的六十甲子、天干地支这些名号，都是沿用了“西方文字之音”。当时许多学者与宋氏持相似论调，如章太炎公开宣扬“汉族”来自巴比伦，梁启超、刘师培等人到处讲“世界人种之开化，皆始于帕米尔高原”，从帕米尔高原东迁的一支，形成“汉族”；西迁的一支，则是当今西方强盛民族的祖先，东西同源同种，所以中国不是“劣等民族”。这种没有学术支撑，但却有现实政治意义的宣传，在清末民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1915年袁世凯制定的国歌里，还有“华胄从来昆仑颠”的歌词。
左：宋教仁，撰《汉族侵略史》以激励国人民族自豪感；右：刘师培，宣传中西人种都起源于帕米尔高原
岳飞也是直到这个时候，才因现实需要被冠以“民族英雄”的头衔
清末“史界革命”的直接成果，是打造出了一套自黄帝到洪秀全、传承有序的“民族英雄谱系”。岳飞自然也是这谱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当时文章，对岳飞多冠之以“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中国民族排外第一伟人”等尊称，说他“轰轰烈烈，手刃外种、口嚼外种、足踢外种，至死不变”，实乃“宗尚民族主义之一绝大伟人”，且“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在眼下“茫茫黄帝之血裔、莽莽神州之舆图”被异种之人盘踞之际，顶礼膜拜岳飞这位“嗜杀异种如命之伟人”，乃是不可须臾稍缓的当务之急；甚至说“吾宁夭折早亡，以见我廓清胡虏、志复中原的民族伟人岳飞”。其余如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都是当时知识分子致力宣传的重点“民族英雄”。而在此之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这些历史人物的标签普遍是“忠臣义士”。
但“民族主义救中国”本是晚清知识分子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带有强烈的现实功利色彩，加之梁启超、宋教仁等人自身对“民族”、“民族主义”的认知并不到位，故而所谓“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在知识分子们的描述下，更像是“中国种族主义第一伟人”。在当时沛然莫御的岳飞崇拜浪潮中，蒋智由算是比较理性的一个。他曾撰文指出，岳飞抗金成绩有限，“不过有数次战胜之功，而克复土地数处而已”，所谓直捣黄龙，恢复故土，不过是“一将来之空想”，后人对其战绩的崇拜，不过是“轰动于虚声，而非事实”；但即便如蒋智由这般理性之人，也误把“种族”等同成了“民族”，他在文章中说，国人之所以崇拜岳飞，正说明国人天然存在一种“种族之见”，只要激发出这种“种族之见”，则“我种人必有恢复神州之一日，而东亚大陆必归于我种人为之主”。上段所引资料中频繁出现的“外种”、“血裔”、“异种”、“胡虏”等字眼，无疑也很能说明这一点。
综上所述，1、古代中国没有“民族”、“民族主义”概念，自然也不可能存在什么“民族英雄”；2、我们今天熟知的“民族英雄谱系”，是晚清知识分子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新造出来的，且多臆断，缺乏学术根据；3、晚清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更近于“种族主义”，对岳飞“民族英雄”光环的描述，也更近似“种族英雄”。4、中国可以有“民族英雄”，但须在“民族主义”意识普及的近代寻找。
已故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右）考证，岳飞最辉煌的战绩“朱仙镇大捷”并非史实。
即便以“国家英雄”来审视岳飞，也尚有可议之处
岳家军的战绩，正史中存在太多夸张，譬如“朱仙镇大捷”就并不存在
岳飞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晚清知识分子所误解的“种族英雄”，至多可为“国家英雄”。但即便是“国家英雄”，也尚有可议之处。岳飞毕生从军，其岳家军固然是南宋政权一支极重要的国防力量，但同时，因其“家军”性质，也长期是对南宋政权的一种潜在威胁。
毋庸置疑，岳家军在对外抵抗金人入侵，对内平息武装动乱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作用，正史中即已有太多夸张——据宋史学家、《岳飞传》作者邓广铭先生考证结论，《宋史·岳飞传》所载岳家军最辉煌的“朱仙镇大捷”——大破“拐子马”，击溃金兀术10万大军，其实根本不存在，实属岳飞之孙岳珂杜撰，元代编纂《宋史》，直接照抄了岳珂的说法。事实上，“岳飞和岳家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全不曾到过朱仙镇”。《宋史·岳飞传》还说，“朱仙镇大捷”后，朝廷一日之内用“十二道金牌”命岳飞班师，导致伐金大业功败垂成。“十二道金牌”之说，也已被邓广铭先生的详细考证所否定。（具体见《〈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收录于《邓广铭治史丛稿》）赫赫有名的“朱仙镇大捷”尚且子虚乌有，其他抗金事迹，更未必全然属实，譬如八字军统帅王彦攻拔新乡城的战功，就被岳珂移花接木算在了岳飞名下，《宋史·岳飞传》亦照抄不误。
正史既已如此夸张而难尽信，《说岳全传》一类文艺作品，自然更无讨论的价值。但最关键的问题还不在此，而在于：虽然后世不少人坚持认为若岳飞不死，则伐金大业可成——《宋史·岳飞传》的撰写者最为典型，他的观点是：“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但若回到南宋初年真实的历史情境之中，岳家军的解散，实可谓朝野内外的一致愿望。
包括岳家军在内的“家军”体制严重威胁到了南宋政权的军事和财政安全
南宋自北宋的瓦砾间重建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岳飞、吴玠吴璘兄弟为统帅的“五大家军”。“五大家军”与高宗的禁卫军一起，组成了南宋政权的基本国防力量。宋高宗四处流亡之时，家军体制对抵抗金军入侵，确实自主发挥了不少的作用。但随着高宗新政权日趋正规和稳定，家军体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显著，最要害者有二：1、家军之间严格划分界限，彼此猜忌，联合作战时往往互拖后腿，主战派宰相赵鼎将家军之间的关系形容为“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实际上削弱了南宋的整体国防力量；2、家军垄断了其辖地内的税赋乃至酿酒等商业活动，妨害了南宋政权的财政统一。
无论是传统帝制国家，还是现代民主国家，在军队国家化这个问题上，立场其实都一样；在军队须由国家财政供养、而不能由军队自行征税或经商解决这个问题上，立场也相差无几。具体到南宋政权，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改革家军体制。但难度也可想而知——傅庆是岳飞麾下的一员猛将，屡立战功，但因与岳飞个人关系不睦，曾流露出想要转调到刘光世麾下的意思，岳飞获悉后，即毫不犹豫地设计斩杀了傅庆。此例可见赵鼎所谓家军与家军之间“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绝非虚言。家军与朝廷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绍兴六年，主战派宰相张浚曾希望组织各家军在淮北发动攻势，结果，张俊非但拒绝派兵前来，而且四处宣扬韩世忠要趁机吞并他；稍后，张浚又计划在淮南组织一次由张家军、刘家军和御营杨沂中军的三军联合出击，结果刘光世拒不合作，先以粮草不足搪塞，张浚迁就送去粮草后，刘光世又不遵号令，当杨沂中军抵达指定位置时，他却已早早从前线撤了下来，所谓三军联合出击，也就成了空谈。
岳家军也同样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不愿意与朝廷合作。绍兴七年，张浚曾打算征讨伪齐收复中原，因此与四大家军统帅——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在龟山举行高级军事会议。统帅们的态度迥异，“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张俊曰都督欲战则战，欲守则守。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诚如日本学者寺地遵所言：“张浚揭大义名分，主张恢复中原，然而不论他如何鼓舞，四大将仍各怀异志，岳飞明白表示反对，刘光世、张俊则消极抵制，都不愿与张浚合作。”
河南汤阴岳飞庙，“忠孝”二字是岳飞帝制时代的身后形象。但在生前，高宗及士大夫多指责岳飞“跋扈”。
解散岳家军，不但是主和派秦桧的意见，也是主战派张浚、赵鼎等人的意见
了解到上述背景，即不难发现，把岳飞与秦桧之间的矛盾，当成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矛盾，是对南宋初年历史的最大误解。解决包括岳飞和岳家军在内的“家军问题”，早在秦桧当政之前就已展开。动第一刀的，正是主战派宰相张浚。龟山高级军事会议后，张浚决定拿最为消极避战的刘光世军开刀，但刘家军甫一解散，半数以上的部队就叛逃到了敌国。这场变故虽然暂时中止了朝廷解散家军的步伐，但却无疑更坚定了朝廷军队国家化的决心。继任的另一位主战派宰相赵鼎，有鉴于直接炒掉家军领袖的教训，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抚循偏裨”，即奖掖家军中的偏将，鼓励他们从家军中独立出来，进而使整个家军解体。但这一手段效果甚微，张俊等家军统帅有所防备，并提出抗议，使得朝廷“终不能得其柄”；家军统帅们继续我行我素，张俊在绍兴八年擅自将军队从前线撤回皇帝所在的后方，各方震动，几乎酿成兵变，但“朝廷亦不能诘”；同年，岳飞向高宗要求增兵时，高宗的回答很明确：现在家军规模过大，已是尾大不掉，与其增兵给大将们，不如另设直属中央政府的新部队。
继赵鼎之后出任宰相的秦桧，终于在绍兴十一年成功解散了三大家军。秦桧赖以取得成功的手段有三：1、借战事大捷之机，加授各家军统帅中央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头衔；2、继续推行“抚循偏裨”政策；3、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秦桧以独掌兵权为诱饵贿赂张俊，麻痹张俊戒心的同时，也离间了家军之间的统一战线，秦桧后来拒绝兑现承诺，已失兵权的张俊也无可奈何。具体到岳家军，之所以能够被和平解散，所依赖的并非岳飞个人的克制或者深明大义，而在于军中将校不堪重压，期待独立已久，正如南宋人周密所言：家军中诸将校苦战多年，许多人已做到按察使这样的高官，但他们出自行伍，必须父事家军大将，见家军大将常不敢抬头，这种严厉的等级关系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其中尤以岳家军等级纪律最严，将校犯错，大则诛杀，小则挞鞭痛毒。朝廷解散家军、将其全部统属御林军的诏令下达后，“诸校新免所隶事，或许自结知天子，人人便宽喜共命”，将校们既能够免除家军统帅的压迫，更能由家臣升格为天子之臣，喜而从命，是很自然的事情。
张浚和赵鼎，是南宋初年著名的主战派宰相，自张浚到赵鼎到秦桧，他们任期内最重要的工作，即解散家军使之国家化。也就是说，岳飞与主和派秦桧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存在于岳飞与主战派张浚、赵鼎之间。解散岳家军，在当日实乃众望所归之事。即如金人，也承认解散家军之后，南宋的国防力量整体上了一个台阶，再难采取利用家军嫌隙各个击破的战术。岳家军的资产也很值得一提。高宗曾透露其总资产高达2000万贯，而据派去处理岳家军资产的鲍琚的统计，岳家军的主要财源有三：每年可收160多万贯钱的14个酒库；每年可收41万多贯的博易场等，以及每年可收稻谷18万石的田产——而在高宗初年，每年财政收入尚不足1000万贯。高宗末年，年财政收入激增至6400万贯，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对家军的接收。不解散家军，则南宋政权也无法建立起自己完整的财政体系。
综上所述：1、岳家军的对金战绩颇多夸张，其主战态度也并非始终如一；2、从南宋的国家利益考虑，岳家军应该被解散，其解散也是众望所归；3、岳飞本人并无主动促成家军国家化的任何意愿，考虑到战争是家军存在的必要前提，岳飞的主战立场多少与此有关；4、岳飞之死，不是岳飞与秦桧之间矛盾的结果，更不是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矛盾的结果，而是家军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矛盾的结果。
结语：廓清岳飞的历史本相，应该会有助于修正我们某些简单粗暴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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