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是個認真的民族，他們曾經認真地殺人，也認真地記錄了殺人歷史，然後認真地反省、認真地贖罪，並立法嚴防納粹思想死灰復燃。德國人的嚴謹認真表現在他們這些紀念館、碑、柱、牌上對歷史的記錄，沒有人懷疑德國人的贖罪誠意，於是他們重新贏得了世界的尊重
老高按：前幾天推薦了張宏傑的一段文章《從春秋到明清中華民族是如何變壞的？》，是從其《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一書中摘錄的。一個民族的“國民性”並不是先天命定，也不是一成不變，更不是鐵板一塊。一度很優秀的“國民性”在各種主客觀條件下可能急劇惡化；一度非常糟糕的“國民性”也可能獲得轉機，讓列國世人刮目相看。
所以，既要探究中國的“國民性”究竟如何，也要探究中國的“國民性”何以如此？改變了這些造成“國民性”的條件，“國民性”的改造，也就有了必要的基礎。
今天讀到張廣柱在共識網上發表的文章《從“普魯士精神”到“華沙之跪”》，涉及德國“國民性”的演變——但此文從文體上說應算一篇有較強思想性的遊記，他描述了看到的似乎處於兩個極端的德國“國民性”的表現，卻還沒有來得及剖析何以會有巨大的轉變——尤其是從二戰的法西斯到現代的反省懺悔這一次決定性轉變的過程和原因，都語焉不詳。看來只有去找來作者的原著找答案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轉此供各位參考。
從“普魯士精神”到“華沙之跪”
——我看德意志這個民族
張廣柱，共識網
我曾在“共識網”發表《我看日本這個民族》，現在再發表《我看德意志這個民族》，二者互為借鑑，也許有助於加深對這兩個民族的認識。
從條頓騎士團到普魯士精神
史學家一般把公元911年法蘭克帝國分裂、東法蘭克王國建立，作為德意志歷史的開端。公元936年，奧托一世(Otto)登上國王寶座，962年教皇給他加冕，從此開啟了“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時代。但正如法國大思想家伏爾泰所說，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亦不羅馬、更非帝國。此話怎講？這裡有幾個關鍵詞：選帝侯、皇帝、教皇、騎士。
中世紀的德國皇帝，由諸侯選舉產生，擁有選舉皇帝權利的諸侯稱為選帝侯。1356年確立了7個選帝侯，其中3個是主教，4個是世俗諸侯。由此產生的皇帝，一定會巴結、討好各路諸侯。因此，所謂神聖羅馬帝國，不過是一個徒有虛名的鬆散諸侯聯盟。
選出的皇帝還必須由羅馬教皇加冕才合法，因而“教皇大還是皇帝大？”一直糾纏不清。法蘭西和英格蘭，由於較早實現了統一，有時皇權大於教權；但在德意志，常常是教皇比皇帝權力更大，不僅是因為“君權神授”，更因為諸侯割據。
皇帝是個空架子，還要與教皇明爭暗鬥，導致德國世俗王權長期衰弱，諸侯割據愈演愈烈。17世紀中葉，這塊土地上有360多個邦國，還有1000多個騎士領地。邦國和騎士國各自為政，修建城堡擁兵自重，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德國的城堡數量世界第一了。
皇帝沒有權威、皇權影響有限，但在人們的精神世界，是基督教的一統天下。羅馬帝國滅亡後，日耳曼蠻族在一百多年時間裡全都皈依了基督教。
與南方的拉丁人相比，從北方入侵羅馬帝國的日耳曼人野蠻粗俗、沒有文化、愚昧落後，除了打仗搶掠什麼也不會。日耳曼戰士相信，能用流血得到的東西，就不屑於用流汗取得。歷史文化的缺失，使這些蠻族部落在思想文化領域幾乎是“一張白紙”，很容易就被基督教濃墨重彩地浸染了。
中世紀的一千年，是基督教對日耳曼野蠻人進行教化的一千年。經過這一千年，基督教思想(包括基督教吸收的古希臘羅馬思想)深入了日耳曼民族的骨髓、塑造了日耳曼人的靈魂；反過來，日耳曼尚武傳統也對基督教進行了深刻改造。基督教文化與日耳曼傳統的結合，對歐洲社會思想道德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使歐洲人的性格，既有鐵血的一面，又有博愛的一面。這種雙重性格的突出表現，就是所謂騎士精神。
早期基督教，本是飽經苦難、至柔至愛的宗教，耶穌教導他的信徒說：要愛你的敵人。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然而到了中世紀，基督教變的崇尚暴力，殘忍嗜血。其原因，一方面是融入了日耳曼民族的尚武傳統，另一方面是十字軍東征被賦予了神聖意涵。羅馬教皇號召和組織十字軍東征，開啟了基督教的暴力時代：討伐異教徒、奪回聖地耶路撒冷，是神聖崇高的事業；以聖戰的名義殺人，理由再充分不過了。
於是，基督教文化與尚武好鬥的日耳曼精神融合在了一起。博愛與暴力的奇怪組合，成就了騎士精神。
11-13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多達九次(如果算上“兒童十字軍”就是十次)長達二百年，是騎士文化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僧侶騎士團，最著名是三大騎士團：醫院騎士團、聖殿騎士團、條頓騎士團。騎士團的性質是“軍事修會”即軍事化的宗教修行組織，它把修道士的安貧、清修、信仰與戰士的驍勇、忠誠、犧牲結合在一起，催化出獨特的充滿內在矛盾又和諧一體的騎士精神。
騎士被賦予宗教使命，具備了“基督衛士”的神聖身份，因而成為基督教世界深受崇拜和尊敬的社會階層。這樣，日耳曼戰士就脫離了原來的蠻族和異教背景，被整合進了基督教文化的社會結構中。那些嗜殺成性的武士，如第三次十字軍東征中聲名大噪的紅鬍子腓特烈一世、獅心王理查一世、還有奧古斯都腓力二世，都成了騎士楷模。
三大騎士團中，條頓騎士團由清一色德意志貴族組成，團長聽命於教皇，同時又是神聖羅馬帝國的諸侯。
條頓騎士團是在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期間，紅鬍子腓特烈死後他的兒子繼承遺志繼續東征的背景下成立的，但在耶路撒冷沒有大的作為，其主要歷史貢獻是征服普魯士地區，建立“條頓騎士團國”。後來在宗教改革中，最後一任總團長阿爾伯特(Albrecht von Brandenburg-Ansbach)聽從馬丁·路德的建議，脫離羅馬天主教，改信新教路德宗，同時把“條頓騎士團國”改造成普魯士公國，為後來成為德意志最強大的普魯士王國奠定了基礎，歷任國王不斷擴展領土，最後由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以武力實現統一，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國。
如果沒有當初的條頓騎士團國，就沒有後來的普魯士王國和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在這一階段歷史中，把“條頓騎士團國”轉型為普魯士公國具有重要意義：一是脫離了羅馬教皇的掣肘，而新教對基督耶穌的信仰更加虔誠；二是把一個宗教軍事組織改造為國家政治實體，卻沿用了條頓騎士團的治理方式，變成一個用軍事原則管理的國家。
條頓騎士團建立的騎士國，按修道士規矩執行一套嚴格刻板的制度，將人變成一架機器，形成組織完善、運行高效的行政體系，從而成為中世紀歐洲治理最好的國家之一。騎士團首領們將國家成功的原因，歸納為協同主義、苦行主義、服從主義。對信仰的虔誠，對領主的尊敬，以及公正、寬容、榮譽、謙恭等原則，成為每個騎士踐行的行為準則。
條頓騎士團的服裝也是修道士與武士的結合：佩戴黑色十字章，白色披風繪紅色寶劍和紅色十字，裡面是鎧甲。十字代表基督教、白色代表純潔的信仰，這樣的服裝含義十分明確。條頓騎士團的團旗及條頓騎士團國的國旗上的十字偏向左邊，現在丹麥、瑞典、芬蘭、挪威、冰島等北歐國家的國旗上都是這種向左偏的“斯堪的納維亞十字”，可以看到條頓騎士團遺風的影響。
後來，條頓騎士團國雖然衰落、滅亡了，但騎士團的黑十字標誌仍被繼承並延續下來，在德意志第二帝國、魏瑪共和國及第三帝國的軍旗或勳章上，黑十字都是重要標記，它代表了從條頓騎士團肇始的一脈相承的信仰和軍事傳統。
條頓騎士團的口號是“幫助、救治、守衛”，並有三項誓言：“安貧、守貞、服從”。普魯士學派歷史學家特賴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這樣描述騎士團的嚴格、苦行生活：“在這種可怕的紀律中，在一個總是使騎士團顯得光榮、崇高，而個人渺小可憐的世界裡，培養出了無私的獻身精神”，這就是所謂“普魯士精神”。
歷史地看，條頓騎士團給德意志留下了2項重要遺產：
一是普魯士精神。騎士團的忠貞、安貧、服從的苦行僧教規與騎士俠義精神成為日後普魯士的特質，影響了日後德國人的民族性。看一看今天德國人的嚴謹、認真、冷峻性格，是不是可以追溯到條頓騎士的傳統？
二是容克(Junker)階級。容克的意思是指無騎士稱號的普魯士貴族及莊園主。條頓騎士團在普魯士建國後，遷入大量德意志移民，經過數百年發展，形成強大的容克勢力。雖然已沒有騎士稱號，但作為騎士團的後裔，他們繼承了祖先服從嚴謹、好勇鬥狠的作風；同時又野心勃勃，富有政治上的遠見和進取心。鐵血宰相俾斯麥就出身在一個容克家庭，從小就是在普魯士精神浸染下成長起來的。
然而，世人對普魯士精神的評價充滿矛盾。當人們把“德國製造”像神話一般傳頌時，也不會忘記溫斯頓·丘吉爾說過的一句話：“普魯士是萬惡之源”。條頓騎士團國培育的普魯士軍國主義精神具有強烈的兩面性特徵，從一開始就是基督教與日耳曼蠻族結合而產下的一個既光明又黑暗、既博愛又殺戮、既進步又反動的“矛盾集合體”，它賦予了德意志民族強大力量，也給這個民族和世界帶來過深重苦難。
宗教改革：重塑日耳曼靈魂的神聖騷亂
坐火車從柏林出發，2個小時就到了德國小城維滕貝格，這裡就是宗教改革的策源地。宗教改革，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場“反腐運動”，它對德國人的影響，可能比文藝復興大得多。
小城很安靜，甚至有點兒冷清，如果不是為了參觀馬丁·路德故居，恐怕沒人會來這裡。但我還是奇怪，為什麼這樣一個曾經影響了世界的地方，訪客如此稀少？我們還遊覽了周邊幾個小城，如德紹，那裡是著名的包豪斯建築學院所在地；魏瑪古城，幾位如雷貫耳的名字歌德、席勒、貝多芬、李斯特，與這裡有不解之緣，卻也顯得冷清。
馬丁·路德故居已改建成博物館，陳列了大量宗教改革時期文物。參觀博物館給我的強烈感覺是，馬丁·路德是十分虔誠的基督徒，他真誠信仰上帝但反對天主教會的腐化墮落。
羅馬教會自稱是上帝在人間的代理機構，代表上帝管理人們的思想信仰、掌握靈魂進入天堂的鑰匙。路德對此持強烈批評態度。
路德主張，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聖經》是獨一無二的真理來源。任何人都可以通過閱讀《聖經》直接與上帝溝通，只要真誠信仰，就可以成為上帝的選民，死後靈魂就可得救。這就是路德宗的基本教義：“因信稱義”，因真誠信仰而成為義人，即上帝的選民。
從基本信念出發，路德進一步認為，教皇和教會不能成為《聖經》的最後解釋者，應該放棄教階制度、簡化繁瑣的祈禱儀式。所以，路德的宗教改革可以概括為：跳過教會、回歸聖經、純潔信仰。然而，路德沒想到，他倡導的純潔信仰運動卻導致了基督教大分裂，西歐陷入天主教徒與新教教徒相互殘殺的混亂時期。
馬丁·路德年輕時，對羅馬教廷十分尊崇，懷着篤信虔誠的心去羅馬朝聖，結果大失所望。他發現當時的羅馬是一個烏煙瘴氣的地方，正如14世紀著名人文主義大師弗蘭西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所說，修道院和羅馬教會是 “全世界的臭水溝”，羅馬城光妓女就有一萬多人。馬丁·路德耳聞目睹了教皇鼻子底下的意大利人信仰失落、追求奢靡生活的景象，失望地回到家鄉，那時的他是一個內心糾結彷徨的年輕神學教授。
如今走在維滕貝格街上，到處是與馬丁·路德相關的紀念品、畫像、雕塑。我們來到那座見證基督教第二次大分裂和歐洲歷史大轉折的教堂門口，可惜正在維修不能入內參觀，據說裡面有兩座石棺，一座是路德的，一座是路德的朋友兼助手梅蘭西頓的。幸好可以看到教堂厚重的銅質大門，上面澆鑄了《95條論綱》，永久保留。
1517年10月31日，路德來到薩克森宮廷教堂，將《95條論綱》張貼在教堂大門上。論綱的內容，是一篇關於“贖罪券”效能的溫和辯論文章。
所謂“贖罪券”，是羅馬教廷印製的一張羊皮紙證明，就像債券一樣有不同面額，用現金購買。按照教會的說法，購買贖罪券的人，死後可以縮短靈魂在煉獄受苦的時間，直接上天堂。
教會通過控制人們靈魂上天堂的特權搜刮財富，成為歐洲中世紀最大的土地和財富擁有者，日趨腐敗。為了修建極盡奢華的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教會大量發行贖罪券，兜售贖罪券的教士宣傳說：“ 錢幣落入錢櫃底響叮噹，靈魂瞬間脫離煉獄升天堂”。
馬丁·路德張貼95條論綱時，並沒有想到要搞“宗教改革”，他只是反對贖罪券制度、批評教會借推銷贖罪券的斂財行為，不料卻引燃了宗教改革的熊熊大火。由於印刷術的推廣應用，路德的觀點得以迅速傳播，在不到2個月的時間內，這場討論就傳遍了歐洲。
教廷大為震驚，急令這位本來名不見經傳的年輕神學教授前往羅馬，向教廷解釋他的觀點和行動。路德記起楊·胡斯(Jan Hus)因反對兜售贖罪券、抨擊教士奢侈墮落而被處火刑的教訓，拒不前往。羅馬教會隨之開除了路德的教籍。
開除教藉，在中世紀是最嚴厲的懲罰。因為中世紀人們最關心的事情就是靈魂得救。1071年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Heinrich IV)與教皇格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發生衝突，格里高利七世宣布對亨利四世處以“絕罰”，逐出教會。受“絕罰”者活着不屬於教會，不受上帝保護，死後靈魂永淪地獄。於是亨利四世眾叛親離，被迫在風雪中前往羅馬向教皇請罪，才得到赦免。從此皇權不振、神聖羅馬帝國徒有虛名。
宗教改革時期，在位的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Karl V)站在教皇一邊，堅決反對改革。1521年，查理五世在萊茵河畔的沃爾姆斯召開宗教大會，宣布馬丁·路德是上帝與人民的罪人，不再受法律保護；許多大學，包括當時歐洲學術力量最強的巴黎大學在內，也站在教皇一邊抨擊路德。這些力量，匯成了強大的反改革勢力。
然而，馬丁·路德毫不畏懼，他在威丁堡大學教堂內，當眾燒毀敕令。路德有恃無恐，底氣十足，因為他精研《聖經》，深知教皇違反了上帝聖意。早期的基督教，並沒有教皇，也沒有富麗堂皇的教堂。教皇制度是在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後按照帝國權力架構建立起來的。看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為拯救人類犧牲自己，從不貪圖享受。再看看那些高高在上的教皇、紅衣大主教們，幾乎都是意大利人，他們把教會變成奢靡俱樂部，住在富麗堂皇的教堂內，頭戴金冠、身着錦袍、出入華蓋、前呼後擁，身邊圍繞着一大群藝術家、音樂家和著名文人，把主要精力花在了欣賞古希臘、古羅馬及文藝復興大師們的雕塑、繪畫作品上，卻很少提及信仰問題。他們的行為早已背離了上帝的意願。
此時的馬丁·路德已成為一個德意志英雄，受到大批民眾和貴族的支持。維滕堡、厄爾福特、萊比錫大學的學生們聲言誓死保衛他。當時的大學，大多是由教會興辦的神學院，研修聖經是學生的必修課，路德關於聖經的觀點受到學生們強烈贊同。薩克森選帝侯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把路德保護起來，讓他住進瓦爾特城堡，在這裡，路德將《舊約聖經》和《新約聖經》譯成德文，推動了德語書面語言的發展和德意志民族意識的形成；而對聖經的研究和追問，又培養了德國人內心的思辨精神。
為什麼馬丁·路德受到廣泛支持和歡迎？
中世紀的歐洲，以阿爾卑斯山為界，南方拉丁人與北方日耳曼人的矛盾由來已久。到了15-16世紀，南北對立日趨嚴重：南方經濟發達、文化繁榮，意大利人經過文藝復興，更加思想開放、生活放蕩、信仰缺失。北方經濟落後、愚昧保守，但對基督耶穌的信仰十分虔誠。南方是有知識的城裡人，欣賞陽春白雪的高雅藝術；北方是鄉巴佬、土包子，喜歡的是下里巴人。文藝復興的那些雍容華貴、洋溢着人性和人間歡樂的畫作雕塑，在德國農民看來，則是誨淫誨盜、充滿肉慾誘惑的魔鬼。
羅馬教會發行贖罪券，南方的意大利人是不買的。拉丁人聰明、高雅、狡猾、有文化，他們享受現世聲色犬馬的快樂生活，不相信贖罪券那一套。北方的日耳曼人信仰更虔誠，他們只想着靈魂得救問題，所以，購買贖罪券是天大的事情。這樣，北方就成了南方的搖錢樹和提款機，羅馬教會由此聚斂了大量財富，德意志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都屬於教會和修道院。
羅馬天主教的巧取豪奪，早就激起了德意志諸侯和農民的不滿，終於在路德貼出95條論綱後爆發了。他們支持馬丁·路德改革，因為路德的主張既保護了日耳曼人虔誠信仰的靈魂，又可以保護他們的財產不受剝削。德意志貴族地主們則盯着天主教會的地產和財富，希望分一杯羹。
所以，馬丁·路德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的主張得到了北方民眾和貴族的廣泛支持。
然而，宗教改革並不是人們想象的那麼神聖、優雅，而是充斥着爭吵、漫罵、辯論的宗教狂熱。支持和反對路德的人分成勢不兩立的兩派，局面日益陷入混亂和動盪。
有些人為了純潔信仰而戰鬥，有些人則是趁火打劫。許多教堂建築被對立的兩派相互毀壞；諸侯和騎士們強占原屬修道院的土地；王公貴族趁機擴張自己的勢力；饑寒交迫的農民襲擊領主的城堡。宗教狂熱的氣氛瀰漫，人們以舊日十字軍的瘋狂熱情，進行燒殺搶掠，騷亂像洪水一般在德意志境內泛濫，並向境外蔓延開去。
整個西歐再度成為殺戮和血腥的戰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各持己見，展開生死大拼殺。1526年召開的斯貝雅宗教會議，試圖解決教派衝突，辦法是宣布了一條法令，規定“所有臣民必須信奉其領主所屬的教派”。結果適得其反，這條法令把德國變成了一盤散沙，成百上千個信仰不同的小公國、小侯國相互敵對，彼此征伐，使德國的混亂和分裂又延長了數百年。
不斷累積的宗教仇恨，終於在1618年引發了恐怖慘烈的30年戰爭。除德意志外，荷蘭、西班牙、英格蘭、法蘭西、瑞典等許多地區都捲入了這場戰爭。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中歐的許多地區變成了白骨遍地的荒野。在德意志，無數城鎮和村莊毀於戰爭，開戰前擁有1800萬人口，而戰後劇減為400萬。
直到參戰各方徹底精疲力竭，再沒力氣打下去時候，1648年簽定了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戰爭才終於結束了。
宗教戰爭的結果，是在精神世界，羅馬教會一統天下的基督教帝國徹底崩塌，分裂成天主教、東正教、新教三大派，歐洲文明也因此形成了三個亞文化圈：南部的天主教文化圈；東部的東正教文化圈；西北部的新教文化圈，奠定了三足鼎立格局。德意志後來成為一個以新教為主的國家。
新教的誕生，打破了西歐天主教一統天下的思想專制，開啟了人們追求個人信仰自由的大門。在新教內部，信仰的自由又引起進一步分化，形成了路德宗、加爾文宗、英國聖公會三大教派，其中最激進的加爾文派清教徒，在英國等國受到迫害和嚴厲鎮壓，飄洋過海逃到北美新大陸，在那裡開始興建自己的上帝之國。
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裡，天主教也進行了改革。以天主教為主的法國，發展了人民主義色彩的自由思想，產生了各種新思潮，包括社會主義思潮。天主教徒與新教教徒之間的鬥爭，客觀上起到了推動思想解放的作用。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是歐洲文明史上的兩次重大事件，兩者都是“復古運動”：文藝復興是希望回到“異教徒”多神信仰的古希臘古羅馬，與一神信仰的基督教背道而馳；宗教改革是希望回到羅馬帝國前的早期基督教，那時的基督徒苦難深重卻信仰堅定。然而，由此導致的結果，卻與人們的最初願望大相徑庭：打破了中世紀基督教的思想專制，打開了個人信仰自由的大門。
表面看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是兩個方向相反的社會思潮：文藝復興是解放人性，宗教改革則是“拉回”矯枉過正、讓文藝復興“解放過了頭”的人性，然而殊途同歸，都促進了歐洲的思想解放，重塑了歐洲人的靈魂。事情的最終結果，往往與人們最初的主觀願望相反。
歷史，就是如此弔詭。
從奧斯威辛集中營到“華沙之跪”
位于波蘭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西南60公里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有“死亡工廠”之稱，現為紀念二戰殉難者紀念館。從外觀上看，整齊排列的十幾棟紅磚建築，如果不是四周的哨所和鐵絲網，真以為是一座管理嚴格的工廠。
一條鐵路專用線從南大門進入，鐵路盡頭是配有毒氣室的焚屍爐。當年，納粹把從歐洲各國抓來的人用“悶罐子”貨車拉到這裡，少數留下做苦役，有的做活體醫學試驗，其餘都被送進毒氣室殺死，然後在焚屍爐火化。這裡究竟殺了多少人，是個未知數。僅從後來發現的納粹檔案記錄看，至少有110萬猶太人被殺。
參觀這座集中營，讓我直觀地感受到了德國法西斯滅絕人性的暴行，還有一個奇特感覺：德意志這個民族真是個認真的民族，連慘無人道的殺人“工作”，都做得那麼嚴謹、那麼認真!工廠化的建築，按不同功能設置監房(監房的內部格局有如養雞場排列整齊的雞籠)、審訊室、毒氣室、焚屍爐；對囚徒進行登記造冊、編號分類，然後確定不同處理方式，程式化流水作業。看着展廳內掛着的那些死難者照片、遺物、入營時間和死亡時間，我想到用一個怪異的詞組描寫納粹：“精確的殘忍”。
波蘭首都華沙的猶太人聚居地，二戰期間被劃為猶太人隔離區，關押人數最多時超過45萬。1943年4月19日，不堪忍受虐待的猶太人在隔離區內舉行起義，遭到納粹德軍殘酷鎮壓，40萬猶太人幾乎全部遇難。戰後在這裡修建了起義者殉難紀念碑。
1970年12月7日，大雪過後，天氣陰濕寒冷。時任聯邦德國總理的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來到猶太人隔離區殉難者紀念碑前，獻上花圈，肅穆垂首。突然，勃蘭特雙腿彎曲，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口中發出祈禱：“上帝饒恕我們吧，願苦難的靈魂得到安寧。”人們被驚呆了，誰都沒料到會發生這樣一幕。
西德總理的華沙之跪，在德國國內和世界上引起轟動，極大提高了勃蘭特和聯邦德國的國際形象。為此，1971年勃蘭特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華沙之跪也成為戰後德國與歐洲各國改善關係的里程碑。
事實上，德國人對戰爭的反省和贖罪，還有無數次。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理阿登納上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宿敵法國真誠道歉；歷任總統和總理豪斯、阿登納、赫爾佐克、約翰內斯、科爾、謝爾等人都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代表德國人民進行道歉和懺悔。
在首都柏林市中心勃蘭登堡門附近的寸土寸金地段，德國人辟出一塊19000平方米的地皮，建立了由2711根混凝土方柱組成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林，每塊碑長2.38米、寬0.95米，高度從0.2米到4.8米不等；在碑林地下附設紀念館，列出所有已知受害猶太人的名字。這個地方曾是希特勒德國政府大臣官邸，被拆除後建立了紀念碑林。希特勒家族的後裔則因強烈的恥辱感發誓不結婚生育，讓那個罪惡家族斷種絕根。
德國人對戰爭的反省和贖罪，不僅是華沙之跪和在首都修建被害猶太人紀念碑林，還在各個城市建有各種反省戰爭的紀念館、紀念碑、紀念柱、紀念牌，例如在柏林選帝侯大街刻意留下未經修復的半截威廉皇帝紀念教堂。德國的許多城市甚至邊遠小城鎮，常可以發現馬路邊、房屋前的空地上有銅質標牌，上面刻寫着名字，說明此處曾是某某猶太人家庭住所，戰爭期間被殺或逃亡。每一個這樣的標牌都是一部血淚史，讓後人謹記不忘。
從這些紀念館、碑、柱、牌上的文字中我看到，德國人的嚴謹認真還表現在他們對歷史的記錄上，白紙黑字的文字資料和實物資料，幫助他們忠實於歷史事實，對戰爭進行反省和贖罪，就建立在對歷史的忠實記錄和記憶之上。
德意志民族是個認真的民族，他們曾經認真地殺人，也認真地記錄了殺人歷史，然後認真地反省、認真地贖罪，並立法嚴防納粹思想死灰復燃。沒有人懷疑德國人的贖罪誠意，於是他們重新贏得了世界的尊重。
當然，人們也不會忘記，德國對戰爭罪行的懺悔，並不是自覺主動發生的。作為戰敗國，德國被盟軍占領並被強制從制度到思想各個方面，對法西斯納粹主義進行了徹底清算，再加上德國人自身的反省，才拔除了從普魯士精神中滋生的軍國主義孽根，同時保留了普魯士精神積極的一面，重塑了今日德國的民族性。
（節選自張廣柱《用腳讀書·週遊世界的文化觀察》第十章“德意志：基督教與日耳曼文化的融合”第2、3、4節）
近期圖文：
現代中國人與古代中國人是同一物種嗎
決定歷史進程的並不是現在人的觀念
對歷史罪行，是該清算，還是該赦免？
你認同這份“十本最有害書單”嗎？
理一理親爹、後爹與乾爹這“三爹”關係
一筆用血淚寫成的民族精神遺產
讀史不但可以明智，有時候還能救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