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是个认真的民族，他们曾经认真地杀人，也认真地记录了杀人历史，然后认真地反省、认真地赎罪，并立法严防纳粹思想死灰复燃。德国人的严谨认真表现在他们这些纪念馆、碑、柱、牌上对历史的记录，没有人怀疑德国人的赎罪诚意，于是他们重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老高按：前几天推荐了张宏杰的一段文章《从春秋到明清中华民族是如何变坏的？》，是从其《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中摘录的。一个民族的“国民性”并不是先天命定，也不是一成不变，更不是铁板一块。一度很优秀的“国民性”在各种主客观条件下可能急剧恶化；一度非常糟糕的“国民性”也可能获得转机，让列国世人刮目相看。
所以，既要探究中国的“国民性”究竟如何，也要探究中国的“国民性”何以如此？改变了这些造成“国民性”的条件，“国民性”的改造，也就有了必要的基础。
今天读到张广柱在共识网上发表的文章《从“普鲁士精神”到“华沙之跪”》，涉及德国“国民性”的演变——但此文从文体上说应算一篇有较强思想性的游记，他描述了看到的似乎处于两个极端的德国“国民性”的表现，却还没有来得及剖析何以会有巨大的转变——尤其是从二战的法西斯到现代的反省忏悔这一次决定性转变的过程和原因，都语焉不详。看来只有去找来作者的原著找答案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转此供各位参考。
从“普鲁士精神”到“华沙之跪”
——我看德意志这个民族
张广柱，共识网
我曾在“共识网”发表《我看日本这个民族》，现在再发表《我看德意志这个民族》，二者互为借鉴，也许有助于加深对这两个民族的认识。
从条顿骑士团到普鲁士精神
史学家一般把公元911年法兰克帝国分裂、东法兰克王国建立，作为德意志历史的开端。公元936年，奥托一世(Otto)登上国王宝座，962年教皇给他加冕，从此开启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时代。但正如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所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亦不罗马、更非帝国。此话怎讲？这里有几个关键词：选帝侯、皇帝、教皇、骑士。
中世纪的德国皇帝，由诸侯选举产生，拥有选举皇帝权利的诸侯称为选帝侯。1356年确立了7个选帝侯，其中3个是主教，4个是世俗诸侯。由此产生的皇帝，一定会巴结、讨好各路诸侯。因此，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松散诸侯联盟。
选出的皇帝还必须由罗马教皇加冕才合法，因而“教皇大还是皇帝大？”一直纠缠不清。法兰西和英格兰，由于较早实现了统一，有时皇权大于教权；但在德意志，常常是教皇比皇帝权力更大，不仅是因为“君权神授”，更因为诸侯割据。
皇帝是个空架子，还要与教皇明争暗斗，导致德国世俗王权长期衰弱，诸侯割据愈演愈烈。17世纪中叶，这块土地上有360多个邦国，还有1000多个骑士领地。邦国和骑士国各自为政，修建城堡拥兵自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的城堡数量世界第一了。
皇帝没有权威、皇权影响有限，但在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蛮族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全都皈依了基督教。
与南方的拉丁人相比，从北方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野蛮粗俗、没有文化、愚昧落后，除了打仗抢掠什么也不会。日耳曼战士相信，能用流血得到的东西，就不屑于用流汗取得。历史文化的缺失，使这些蛮族部落在思想文化领域几乎是“一张白纸”，很容易就被基督教浓墨重彩地浸染了。
中世纪的一千年，是基督教对日耳曼野蛮人进行教化的一千年。经过这一千年，基督教思想(包括基督教吸收的古希腊罗马思想)深入了日耳曼民族的骨髓、塑造了日耳曼人的灵魂；反过来，日耳曼尚武传统也对基督教进行了深刻改造。基督教文化与日耳曼传统的结合，对欧洲社会思想道德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欧洲人的性格，既有铁血的一面，又有博爱的一面。这种双重性格的突出表现，就是所谓骑士精神。
早期基督教，本是饱经苦难、至柔至爱的宗教，耶稣教导他的信徒说：要爱你的敌人。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然而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变的崇尚暴力，残忍嗜血。其原因，一方面是融入了日耳曼民族的尚武传统，另一方面是十字军东征被赋予了神圣意涵。罗马教皇号召和组织十字军东征，开启了基督教的暴力时代：讨伐异教徒、夺回圣地耶路撒冷，是神圣崇高的事业；以圣战的名义杀人，理由再充分不过了。
于是，基督教文化与尚武好斗的日耳曼精神融合在了一起。博爱与暴力的奇怪组合，成就了骑士精神。
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多达九次(如果算上“儿童十字军”就是十次)长达二百年，是骑士文化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僧侣骑士团，最著名是三大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骑士团的性质是“军事修会”即军事化的宗教修行组织，它把修道士的安贫、清修、信仰与战士的骁勇、忠诚、牺牲结合在一起，催化出独特的充满内在矛盾又和谐一体的骑士精神。
骑士被赋予宗教使命，具备了“基督卫士”的神圣身份，因而成为基督教世界深受崇拜和尊敬的社会阶层。这样，日耳曼战士就脱离了原来的蛮族和异教背景，被整合进了基督教文化的社会结构中。那些嗜杀成性的武士，如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声名大噪的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狮心王理查一世、还有奥古斯都腓力二世，都成了骑士楷模。
三大骑士团中，条顿骑士团由清一色德意志贵族组成，团长听命于教皇，同时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
条顿骑士团是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红胡子腓特烈死后他的儿子继承遗志继续东征的背景下成立的，但在耶路撒冷没有大的作为，其主要历史贡献是征服普鲁士地区，建立“条顿骑士团国”。后来在宗教改革中，最后一任总团长阿尔伯特(Albrecht von Brandenburg-Ansbach)听从马丁·路德的建议，脱离罗马天主教，改信新教路德宗，同时把“条顿骑士团国”改造成普鲁士公国，为后来成为德意志最强大的普鲁士王国奠定了基础，历任国王不断扩展领土，最后由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以武力实现统一，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
如果没有当初的条顿骑士团国，就没有后来的普鲁士王国和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这一阶段历史中，把“条顿骑士团国”转型为普鲁士公国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脱离了罗马教皇的掣肘，而新教对基督耶稣的信仰更加虔诚；二是把一个宗教军事组织改造为国家政治实体，却沿用了条顿骑士团的治理方式，变成一个用军事原则管理的国家。
条顿骑士团建立的骑士国，按修道士规矩执行一套严格刻板的制度，将人变成一架机器，形成组织完善、运行高效的行政体系，从而成为中世纪欧洲治理最好的国家之一。骑士团首领们将国家成功的原因，归纳为协同主义、苦行主义、服从主义。对信仰的虔诚，对领主的尊敬，以及公正、宽容、荣誉、谦恭等原则，成为每个骑士践行的行为准则。
条顿骑士团的服装也是修道士与武士的结合：佩戴黑色十字章，白色披风绘红色宝剑和红色十字，里面是铠甲。十字代表基督教、白色代表纯洁的信仰，这样的服装含义十分明确。条顿骑士团的团旗及条顿骑士团国的国旗上的十字偏向左边，现在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冰岛等北欧国家的国旗上都是这种向左偏的“斯堪的纳维亚十字”，可以看到条顿骑士团遗风的影响。
后来，条顿骑士团国虽然衰落、灭亡了，但骑士团的黑十字标志仍被继承并延续下来，在德意志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及第三帝国的军旗或勋章上，黑十字都是重要标记，它代表了从条顿骑士团肇始的一脉相承的信仰和军事传统。
条顿骑士团的口号是“帮助、救治、守卫”，并有三项誓言：“安贫、守贞、服从”。普鲁士学派历史学家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这样描述骑士团的严格、苦行生活：“在这种可怕的纪律中，在一个总是使骑士团显得光荣、崇高，而个人渺小可怜的世界里，培养出了无私的献身精神”，这就是所谓“普鲁士精神”。
历史地看，条顿骑士团给德意志留下了2项重要遗产：
一是普鲁士精神。骑士团的忠贞、安贫、服从的苦行僧教规与骑士侠义精神成为日后普鲁士的特质，影响了日后德国人的民族性。看一看今天德国人的严谨、认真、冷峻性格，是不是可以追溯到条顿骑士的传统？
二是容克(Junker)阶级。容克的意思是指无骑士称号的普鲁士贵族及庄园主。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建国后，迁入大量德意志移民，经过数百年发展，形成强大的容克势力。虽然已没有骑士称号，但作为骑士团的后裔，他们继承了祖先服从严谨、好勇斗狠的作风；同时又野心勃勃，富有政治上的远见和进取心。铁血宰相俾斯麦就出身在一个容克家庭，从小就是在普鲁士精神浸染下成长起来的。
然而，世人对普鲁士精神的评价充满矛盾。当人们把“德国制造”像神话一般传颂时，也不会忘记温斯顿·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普鲁士是万恶之源”。条顿骑士团国培育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具有强烈的两面性特征，从一开始就是基督教与日耳曼蛮族结合而产下的一个既光明又黑暗、既博爱又杀戮、既进步又反动的“矛盾集合体”，它赋予了德意志民族强大力量，也给这个民族和世界带来过深重苦难。
宗教改革：重塑日耳曼灵魂的神圣骚乱
坐火车从柏林出发，2个小时就到了德国小城维滕贝格，这里就是宗教改革的策源地。宗教改革，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场“反腐运动”，它对德国人的影响，可能比文艺复兴大得多。
小城很安静，甚至有点儿冷清，如果不是为了参观马丁·路德故居，恐怕没人会来这里。但我还是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曾经影响了世界的地方，访客如此稀少？我们还游览了周边几个小城，如德绍，那里是著名的包豪斯建筑学院所在地；魏玛古城，几位如雷贯耳的名字歌德、席勒、贝多芬、李斯特，与这里有不解之缘，却也显得冷清。
马丁·路德故居已改建成博物馆，陈列了大量宗教改革时期文物。参观博物馆给我的强烈感觉是，马丁·路德是十分虔诚的基督徒，他真诚信仰上帝但反对天主教会的腐化堕落。
罗马教会自称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机构，代表上帝管理人们的思想信仰、掌握灵魂进入天堂的钥匙。路德对此持强烈批评态度。
路德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圣经》是独一无二的真理来源。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直接与上帝沟通，只要真诚信仰，就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死后灵魂就可得救。这就是路德宗的基本教义：“因信称义”，因真诚信仰而成为义人，即上帝的选民。
从基本信念出发，路德进一步认为，教皇和教会不能成为《圣经》的最后解释者，应该放弃教阶制度、简化繁琐的祈祷仪式。所以，路德的宗教改革可以概括为：跳过教会、回归圣经、纯洁信仰。然而，路德没想到，他倡导的纯洁信仰运动却导致了基督教大分裂，西欧陷入天主教徒与新教教徒相互残杀的混乱时期。
马丁·路德年轻时，对罗马教廷十分尊崇，怀着笃信虔诚的心去罗马朝圣，结果大失所望。他发现当时的罗马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正如14世纪著名人文主义大师弗兰西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所说，修道院和罗马教会是 “全世界的臭水沟”，罗马城光妓女就有一万多人。马丁·路德耳闻目睹了教皇鼻子底下的意大利人信仰失落、追求奢靡生活的景象，失望地回到家乡，那时的他是一个内心纠结彷徨的年轻神学教授。
如今走在维滕贝格街上，到处是与马丁·路德相关的纪念品、画像、雕塑。我们来到那座见证基督教第二次大分裂和欧洲历史大转折的教堂门口，可惜正在维修不能入内参观，据说里面有两座石棺，一座是路德的，一座是路德的朋友兼助手梅兰西顿的。幸好可以看到教堂厚重的铜质大门，上面浇铸了《95条论纲》，永久保留。
1517年10月31日，路德来到萨克森宫廷教堂，将《95条论纲》张贴在教堂大门上。论纲的内容，是一篇关于“赎罪券”效能的温和辩论文章。
所谓“赎罪券”，是罗马教廷印制的一张羊皮纸证明，就像债券一样有不同面额，用现金购买。按照教会的说法，购买赎罪券的人，死后可以缩短灵魂在炼狱受苦的时间，直接上天堂。
教会通过控制人们灵魂上天堂的特权搜刮财富，成为欧洲中世纪最大的土地和财富拥有者，日趋腐败。为了修建极尽奢华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教会大量发行赎罪券，兜售赎罪券的教士宣传说：“ 钱币落入钱柜底响叮当，灵魂瞬间脱离炼狱升天堂”。
马丁·路德张贴95条论纲时，并没有想到要搞“宗教改革”，他只是反对赎罪券制度、批评教会借推销赎罪券的敛财行为，不料却引燃了宗教改革的熊熊大火。由于印刷术的推广应用，路德的观点得以迅速传播，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这场讨论就传遍了欧洲。
教廷大为震惊，急令这位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神学教授前往罗马，向教廷解释他的观点和行动。路德记起杨·胡斯(Jan Hus)因反对兜售赎罪券、抨击教士奢侈堕落而被处火刑的教训，拒不前往。罗马教会随之开除了路德的教籍。
开除教藉，在中世纪是最严厉的惩罚。因为中世纪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灵魂得救。1071年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Heinrich IV)与教皇格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发生冲突，格里高利七世宣布对亨利四世处以“绝罚”，逐出教会。受“绝罚”者活着不属于教会，不受上帝保护，死后灵魂永沦地狱。于是亨利四世众叛亲离，被迫在风雪中前往罗马向教皇请罪，才得到赦免。从此皇权不振、神圣罗马帝国徒有虚名。
宗教改革时期，在位的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Karl V)站在教皇一边，坚决反对改革。1521年，查理五世在莱茵河畔的沃尔姆斯召开宗教大会，宣布马丁·路德是上帝与人民的罪人，不再受法律保护；许多大学，包括当时欧洲学术力量最强的巴黎大学在内，也站在教皇一边抨击路德。这些力量，汇成了强大的反改革势力。
然而，马丁·路德毫不畏惧，他在威丁堡大学教堂内，当众烧毁敕令。路德有恃无恐，底气十足，因为他精研《圣经》，深知教皇违反了上帝圣意。早期的基督教，并没有教皇，也没有富丽堂皇的教堂。教皇制度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按照帝国权力架构建立起来的。看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拯救人类牺牲自己，从不贪图享受。再看看那些高高在上的教皇、红衣大主教们，几乎都是意大利人，他们把教会变成奢靡俱乐部，住在富丽堂皇的教堂内，头戴金冠、身着锦袍、出入华盖、前呼后拥，身边围绕着一大群艺术家、音乐家和著名文人，把主要精力花在了欣赏古希腊、古罗马及文艺复兴大师们的雕塑、绘画作品上，却很少提及信仰问题。他们的行为早已背离了上帝的意愿。
此时的马丁·路德已成为一个德意志英雄，受到大批民众和贵族的支持。维滕堡、厄尔福特、莱比锡大学的学生们声言誓死保卫他。当时的大学，大多是由教会兴办的神学院，研修圣经是学生的必修课，路德关于圣经的观点受到学生们强烈赞同。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把路德保护起来，让他住进瓦尔特城堡，在这里，路德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译成德文，推动了德语书面语言的发展和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形成；而对圣经的研究和追问，又培养了德国人内心的思辨精神。
为什么马丁·路德受到广泛支持和欢迎？
中世纪的欧洲，以阿尔卑斯山为界，南方拉丁人与北方日耳曼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到了15-16世纪，南北对立日趋严重：南方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意大利人经过文艺复兴，更加思想开放、生活放荡、信仰缺失。北方经济落后、愚昧保守，但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十分虔诚。南方是有知识的城里人，欣赏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北方是乡巴佬、土包子，喜欢的是下里巴人。文艺复兴的那些雍容华贵、洋溢着人性和人间欢乐的画作雕塑，在德国农民看来，则是诲淫诲盗、充满肉欲诱惑的魔鬼。
罗马教会发行赎罪券，南方的意大利人是不买的。拉丁人聪明、高雅、狡猾、有文化，他们享受现世声色犬马的快乐生活，不相信赎罪券那一套。北方的日耳曼人信仰更虔诚，他们只想着灵魂得救问题，所以，购买赎罪券是天大的事情。这样，北方就成了南方的摇钱树和提款机，罗马教会由此聚敛了大量财富，德意志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都属于教会和修道院。
罗马天主教的巧取豪夺，早就激起了德意志诸侯和农民的不满，终于在路德贴出95条论纲后爆发了。他们支持马丁·路德改革，因为路德的主张既保护了日耳曼人虔诚信仰的灵魂，又可以保护他们的财产不受剥削。德意志贵族地主们则盯着天主教会的地产和财富，希望分一杯羹。
所以，马丁·路德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主张得到了北方民众和贵族的广泛支持。
然而，宗教改革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神圣、优雅，而是充斥着争吵、漫骂、辩论的宗教狂热。支持和反对路德的人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局面日益陷入混乱和动荡。
有些人为了纯洁信仰而战斗，有些人则是趁火打劫。许多教堂建筑被对立的两派相互毁坏；诸侯和骑士们强占原属修道院的土地；王公贵族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饥寒交迫的农民袭击领主的城堡。宗教狂热的气氛弥漫，人们以旧日十字军的疯狂热情，进行烧杀抢掠，骚乱像洪水一般在德意志境内泛滥，并向境外蔓延开去。
整个西欧再度成为杀戮和血腥的战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各持己见，展开生死大拼杀。1526年召开的斯贝雅宗教会议，试图解决教派冲突，办法是宣布了一条法令，规定“所有臣民必须信奉其领主所属的教派”。结果适得其反，这条法令把德国变成了一盘散沙，成百上千个信仰不同的小公国、小侯国相互敌对，彼此征伐，使德国的混乱和分裂又延长了数百年。
不断累积的宗教仇恨，终于在1618年引发了恐怖惨烈的30年战争。除德意志外，荷兰、西班牙、英格兰、法兰西、瑞典等许多地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欧的许多地区变成了白骨遍地的荒野。在德意志，无数城镇和村庄毁于战争，开战前拥有1800万人口，而战后剧减为400万。
直到参战各方彻底精疲力竭，再没力气打下去时候，1648年签定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战争才终于结束了。
宗教战争的结果，是在精神世界，罗马教会一统天下的基督教帝国彻底崩塌，分裂成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欧洲文明也因此形成了三个亚文化圈：南部的天主教文化圈；东部的东正教文化圈；西北部的新教文化圈，奠定了三足鼎立格局。德意志后来成为一个以新教为主的国家。
新教的诞生，打破了西欧天主教一统天下的思想专制，开启了人们追求个人信仰自由的大门。在新教内部，信仰的自由又引起进一步分化，形成了路德宗、加尔文宗、英国圣公会三大教派，其中最激进的加尔文派清教徒，在英国等国受到迫害和严厉镇压，飘洋过海逃到北美新大陆，在那里开始兴建自己的上帝之国。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天主教也进行了改革。以天主教为主的法国，发展了人民主义色彩的自由思想，产生了各种新思潮，包括社会主义思潮。天主教徒与新教教徒之间的斗争，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思想解放的作用。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欧洲文明史上的两次重大事件，两者都是“复古运动”：文艺复兴是希望回到“异教徒”多神信仰的古希腊古罗马，与一神信仰的基督教背道而驰；宗教改革是希望回到罗马帝国前的早期基督教，那时的基督徒苦难深重却信仰坚定。然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却与人们的最初愿望大相径庭：打破了中世纪基督教的思想专制，打开了个人信仰自由的大门。
表面看来，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两个方向相反的社会思潮：文艺复兴是解放人性，宗教改革则是“拉回”矫枉过正、让文艺复兴“解放过了头”的人性，然而殊途同归，都促进了欧洲的思想解放，重塑了欧洲人的灵魂。事情的最终结果，往往与人们最初的主观愿望相反。
历史，就是如此吊诡。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华沙之跪”
位于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西南60公里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有“死亡工厂”之称，现为纪念二战殉难者纪念馆。从外观上看，整齐排列的十几栋红砖建筑，如果不是四周的哨所和铁丝网，真以为是一座管理严格的工厂。
一条铁路专用线从南大门进入，铁路尽头是配有毒气室的焚尸炉。当年，纳粹把从欧洲各国抓来的人用“闷罐子”货车拉到这里，少数留下做苦役，有的做活体医学试验，其余都被送进毒气室杀死，然后在焚尸炉火化。这里究竟杀了多少人，是个未知数。仅从后来发现的纳粹档案记录看，至少有110万犹太人被杀。
参观这座集中营，让我直观地感受到了德国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暴行，还有一个奇特感觉：德意志这个民族真是个认真的民族，连惨无人道的杀人“工作”，都做得那么严谨、那么认真!工厂化的建筑，按不同功能设置监房(监房的内部格局有如养鸡场排列整齐的鸡笼)、审讯室、毒气室、焚尸炉；对囚徒进行登记造册、编号分类，然后确定不同处理方式，程式化流水作业。看着展厅内挂着的那些死难者照片、遗物、入营时间和死亡时间，我想到用一个怪异的词组描写纳粹：“精确的残忍”。
波兰首都华沙的犹太人聚居地，二战期间被划为犹太人隔离区，关押人数最多时超过45万。1943年4月19日，不堪忍受虐待的犹太人在隔离区内举行起义，遭到纳粹德军残酷镇压，40万犹太人几乎全部遇难。战后在这里修建了起义者殉难纪念碑。
1970年12月7日，大雪过后，天气阴湿寒冷。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来到犹太人隔离区殉难者纪念碑前，献上花圈，肃穆垂首。突然，勃兰特双腿弯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口中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人们被惊呆了，谁都没料到会发生这样一幕。
西德总理的华沙之跪，在德国国内和世界上引起轰动，极大提高了勃兰特和联邦德国的国际形象。为此，1971年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华沙之跪也成为战后德国与欧洲各国改善关系的里程碑。
事实上，德国人对战争的反省和赎罪，还有无数次。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宿敌法国真诚道歉；历任总统和总理豪斯、阿登纳、赫尔佐克、约翰内斯、科尔、谢尔等人都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代表德国人民进行道歉和忏悔。
在首都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寸土寸金地段，德国人辟出一块19000平方米的地皮，建立了由2711根混凝土方柱组成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林，每块碑长2.38米、宽0.95米，高度从0.2米到4.8米不等；在碑林地下附设纪念馆，列出所有已知受害犹太人的名字。这个地方曾是希特勒德国政府大臣官邸，被拆除后建立了纪念碑林。希特勒家族的后裔则因强烈的耻辱感发誓不结婚生育，让那个罪恶家族断种绝根。
德国人对战争的反省和赎罪，不仅是华沙之跪和在首都修建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林，还在各个城市建有各种反省战争的纪念馆、纪念碑、纪念柱、纪念牌，例如在柏林选帝侯大街刻意留下未经修复的半截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德国的许多城市甚至边远小城镇，常可以发现马路边、房屋前的空地上有铜质标牌，上面刻写着名字，说明此处曾是某某犹太人家庭住所，战争期间被杀或逃亡。每一个这样的标牌都是一部血泪史，让后人谨记不忘。
从这些纪念馆、碑、柱、牌上的文字中我看到，德国人的严谨认真还表现在他们对历史的记录上，白纸黑字的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帮助他们忠实于历史事实，对战争进行反省和赎罪，就建立在对历史的忠实记录和记忆之上。
德意志民族是个认真的民族，他们曾经认真地杀人，也认真地记录了杀人历史，然后认真地反省、认真地赎罪，并立法严防纳粹思想死灰复燃。没有人怀疑德国人的赎罪诚意，于是他们重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德国对战争罪行的忏悔，并不是自觉主动发生的。作为战败国，德国被盟军占领并被强制从制度到思想各个方面，对法西斯纳粹主义进行了彻底清算，再加上德国人自身的反省，才拔除了从普鲁士精神中滋生的军国主义孽根，同时保留了普鲁士精神积极的一面，重塑了今日德国的民族性。
（节选自张广柱《用脚读书·周游世界的文化观察》第十章“德意志：基督教与日耳曼文化的融合”第2、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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