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记者”身分招摇的苏联特务维克托·路易斯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与台湾当局几次秘密接触，纸页发黄的档案，重新被翻了出来。一位长期研究“九一三事件”的业余学者提出，这应该也是我们开启林彪谜案黑箱的众多钥匙之一


　　老高按：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特务维克托·路易斯”这个名字，凡有机会读到《参考消息》的人是不会感到陌生的。现在提起这个名字，相信不少60岁以上的人还能依稀忆起。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以记者身分（但又不是塔斯社、《真理报》《消息报》等苏联媒体的记者）在欧洲和亚洲到处窜，似乎神通广大，又似乎并无建树。
　　在中苏交恶的大背景下，哪一个苏联人，不被视作、被说成“苏联特务”；到苏联留过学、或者在苏联专家援华时与之接触多一点的中国人，哪一个不沾上“苏联特务嫌疑”；《参考消息》所选的媒体对“苏联特务维克托·路易斯”活动的报道，也都带有当时政治、外交斗争的色彩。此人是不是真“特务”？刺探过什么机密？策划过哪些暗杀？我当学生、当知青、当学徒，搞不清、管不着，慢慢就丢到脑后了。
　　这个名字重新复活，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一位长期关注、用业余时间研究林彪谜案的纽约华人朋友，给我打电话时提到一份材料《魏景蒙日记》，其中涉及这个“苏联特务”，要我找来看看。他告诉我，中共1969年准备打仗、搞大疏散（才发生“林副主席第一号令”等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际背景，那就是苏联和台湾的秘密接触和勾结，正在合谋夹击中共政权，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也是后来发生林彪事件的原因之一（当然，其间有“蝴蝶效应”的很多连锁放大环节）。
　　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个过去我们比较忽视、谈得不多的角度。他对“九一三事件”还有若干新的研究成果，近日内将陆续发表，我未受授权，不便提前泄露。但他所说的《魏景蒙日记》，我就去找了，还真找到了。
　　魏景蒙是什么人？上个世纪60年代末，他担任台湾的新闻局长，有记日记的好习惯。过了若干年之后，日记中有价值的部分出版了，涉及机密的若干內容慢慢也就公开了。1995年5月21日至25日，台湾《联合报》全文连载了魏景蒙日记中的“王平档案”——“王平”，就是台湾给苏联特务维克托·路易斯所起的代名。
　　我读到的“王平档案”，都是PDF文档，而且量不小，我技术水平差，没法搬到博客上。作为“代用品”，看到余科杰在中国大陆的《百年潮》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台湾与苏联几次惊世骇俗的秘密接触》，虽然难免有国内政治立场和视角的局限，但事情经过大体勾勒了出来。这一线索，对破解林彪谜案是否真有帮助？我并无定见，转载如下供参考。


　　台湾与苏联几次惊世骇俗的秘密接触

　　余科杰，《百年潮》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国、美国和苏联三者之间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台湾和苏联这对看来不可能往来的宿敌，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却有过多次惊世骇俗的秘密接触。据报道，从1965年到1975年，前往台湾的苏联“秘歙”至少有六人，有的多次到台湾，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伦敦晚报》记者身份为掩护，化名为维克托·路易斯的苏联“特务”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在此期间他曾三次去台湾，密晤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台湾高层人士。同时台湾也应邀或主动派出“特使”在维也纳等地与苏联“特使”接触。1995年5月21日至25日，台湾《联合报》全文连载了台湾前“新闻局长”魏景蒙日记《王平档案》（“王平”即路易斯的代名），首次披露了这些惊人的秘闻，其中对跑易斯第一次台北之行和台苏双方“特使”两次维也纳会谈的记录尤为详尽。

　　苏联“特使”跑易斯第一次访台

　　路易斯第一次到台湾是在1968年10月。此时的中苏关系已近水火之势。利用台湾问题大做文章，这是自60年代初中苏交恶以来苏联方面与中国斗争的重要手法。早在1963年由苏联等国主持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时，苏联同意把台湾当年“主权国家”，要它在条约上签字。1965年苏联通讯卫星日本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特邀台湾有关人员出席。之后，苏联的外交人员、新闻记者与台湾的同行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事”越来越多。苏联国内许多刊物上经常刊登台湾的“国旗”，称蒋介石为“总统”。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进一步考虑拉拢曾标榜誓死“反共抗俄”的台湾共同反华的可能性，最终把台湾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它拼凑的“亚洲集体安全”的战略计划的重要环节。实现这一计划无疑也是对美国的沉重打击。跑易斯就是苏联派出探路的马前卒和拉拢台湾的说客。而台湾当局此时也颇欲利用国际变局有所作为。根据魏景蒙日记的透露，美国政府暗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往来，台湾高层早就看在眼里，而且评估美国不会帮助台湾“反攻大陆”。同时中日关系也有松动迹象——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办事处此时在东京设立了联络事务所，日本最具规模的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常常刊登廖承志的消息，呼吁中日关系正常化。因此，台苏接触，虽然开始是苏联主动，但终究是两相情愿，一拍即合。
　　9月的一天，路易斯携英籍妻子在东京外籍记者俱乐部见到台湾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事”卢为，自我介绍说他是《伦敦晚报》记者，开门见山地要求访问台湾。进一步深谈，卢为知道他持的是苏联护照，并可通过他联系苏联高层。后来卢进一步打听对方的来路，知道其背景与苏联克格勃有关。事关重大而且敏感，户立即报告台湾“驻日大使”陈之迈。陈通过台湾“外交部”拍电给“新闻局长”魏景蒙。
　　对于路易斯要求访台，台湾当局持慎重而积极的态度，对路易斯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得悉他不是一般的记者，来台大有目的等。蒋介石考虑再三，裁定让路易斯来台，要蒋经国亲自掌握，蒋氏父子又委托魏景蒙具体负责，指令绝对不能走漏风声。从10月2日中午路易斯乘华航班机抵台北到31日离台，路易斯始终受到台湾当局周到妥善的接待安排。此间，路易斯与台湾当局高层官员举行了多次“政治会晤”，包括台“新闻局长”魏景蒙、“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经济部长”陶声洋、“情报局长”叶翔之和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其中，重要的会谈有三次，魏景蒙与路易斯的会谈：叶翔之和魏景蒙与路易斯会谈：蒋经国与路易斯的会谈。
　　在10月22日魏景蒙与路易斯首次晤谈中，路易斯首先讲了他来台的目的：希望知道台湾“对另一边（中共）的情况有何看法，尤其对打倒毛泽东的看法”、“对毛泽东之后的情势有何看法”，以及台“对与莫斯科的关系有何建议”，并“探明是否可能与苏联重修旧好，如果可以，如何修好？路还问：“两个中国”能否使台湾高兴。魏答说“不行”，“因为中国人不希望中国长久分裂”。魏还表达了所谓“解放同胞”的决心，并告诉路“我们在中共内部有自己人”。
　　路易斯在魏景蒙的陪同和参与下与叶翔之的会谈有两次。第一次是在25日上午。会谈中，路易斯提出以下问题：1，我们能开展大使给之类的接触吗？2，你们反攻大陆后，能容忍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以政党身份存在吗？3，如果你们反攻大陆，俄国保持中立有所帮助吗？4，俄国不会喜欢具有敌意的国民党作邻居。5，希望知道台湾愿意以哪个名义与莫斯科接触。6，离开台湾后，应与谁谈？7，莫斯科愿与台湾交换纯属中俄问题的情报。
　　叶翔之答复要点如下；1，如果俄国保持中立，我们会很高兴。2，能像以前那样与俄国合作。3，我们能容忍共产党，条件是他们不能有军队。4，我们希望俄国真心展开工作。5，我们在中共军队、党内及其他地方都有自己人。6，我们也保持党的中立。7，如果俄国保持中立，没有美国帮助我们也能回去。8，在展开大使级接触后，我们可以考虑运送文物等到莫斯科展出。9，如果俄国承认国民政府，这点可以考虑，但我们双方必须对诸如目的等重要事宜要有更充分的了解。
　　路易斯与叶翔之第二次会面，魏景蒙也参加会谈。魏景蒙提出几点请路易斯向莫斯科报告：1，我们愿在光复大陆的实际行动之前和莫斯科磋商；2，请严守中立，或者索性帮助我们；3，联络的管道（东京大使馆不错）；4，废除中苏条约，有助鼓舞我国民心；5，是否建立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6，两个中国绝对不可能，而且行不通；7，美国、苏联、日本都不能有效地解决毛，唯一合理的政权就是台湾。
　　路易斯访台最重要的活动是同蒋经国的会谈。在会谈中，路易斯首先谈他见蒋经国的主题是：“希望与台湾建立直接联系，并把联系位阶提高到大使级的层次。建议台北和莫斯科互设新闻处。希望台湾在短期内对大陆采取行动，苏联会在这件事上保持中立态度，不会帮中共。”蒋经国强调莫斯科应该支持国民党，他说：“当今中国大陆没有人可以继承毛，毛的接班人没有一个胆敢不反苏。毛泽东垮台后唯一能够治中国的，就是国民党。”“现在，重点是，俄国当局要我们容忍一支在中国的亲莫斯科共产党……。果如此，当我们在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时，莫斯科就会保持中立。”“我们的看法是，既然国民党是社会主义党，毛下台后，苏联干嘛不和我们合作。”对此，路易斯表示，“莫斯科宁愿透过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来和你们共事，那个党也会和国民党合作。”
　　会谈中，路易斯提出了如何进一步联络的问题。30日，蒋经国向蒋介石报告之后就此答复如下：1，魏景蒙会安排建立联络系统的计划。2，卢为将担任“信差”，希望莫斯科任命一名东京的联络人和卢为接头，必要时，卢为可以回台报告。3，希望莫斯科稍后派一人前来台北。4，只有蒋介石、蒋经国和魏景蒙知道这件事（叶翔之现在已在局外）。双方约定，“收到维克托的问候”为识别身份的用语。
　　路易斯来台期间，蒋介石始终没有考虑接见他。但对他在他的一言一行甚为关切。除了听蒋经国的汇报和仔细看书面报告之外，蒋介石还特别召见罗启两次，任何小处都不放过。

　　台苏“特使”维也纳相会

　　路易斯第一次台湾之行结束返回莫斯科后，由于苏共内部许多人反对，所以联台之事“曾一再搁置”。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战争之后，苏联重新考虑联台，加紧拉拢台湾。在3月苏共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分别代表“元老派”和“少壮派”的贝里舍、谢里宾公开鼓吹与台湾合作，他们就此提出的5项建议得到了“有条件的支持”，即；1，毛制度有崩溃及内战可能，苏联与台湾合作且极有希望。2，双方合作基础可用有条件或密约规定之。双方协议在毛崩溃后，成立一个国民党与新组织之共产党合作之联合政府。3，新的中国国家制度，不一定要使用共产党名称，但须符合社会经济进步之条件。故在相当时期内，容许一个两党之“人民民主国家制度”。4，国共联合政府仅属过渡性制裁，苏联对于职合政府之援助，不仅于新中国共产党；惟因该新中国共产党需要相当长时间，始能在社会、政治方面发展成一个具有力量之亲苏党派，固苏联必须先与中国国民党合作。5，美国的远东政策，为莫斯科与台北接近之最大障碍。
　　1969年5月初路易斯再资助肩负沟通台湾高层的使命，几次从罗马打电话给台湾的魏景蒙，要求双方在上次会谈的基础上进一步商讨合作事宜。路易斯提出从台湾驻罗马“大使馆”取得签证，再次赴台北，显得很急迫。台湾当局出于保密等方面的考虑，描绘此要求。最后双方商定并经蒋经国批准，台湾派出魏景蒙为“特使”去维也纳会晤路易斯。魏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对方“以具体措词谈如何合作，以及应采何种步骤推翻毛政权”。
　　对此，台湾最高当局十分重视，蒋介石不仅对魏景蒙之行有关细节（如所经国家、不带中文文件、所带文件用后销毁、与路易斯对答技巧、下次会谈地点等）作出了安排。而且亲自批示会谈5点原则：1，中国大陆毛政权仍然存在，已经危害了甲乙双方的基本利益（甲：中国，乙：苏联），如再令其继续发展必成更恶劣的后果，此点即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2，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故商讨各种办法之前必先决定政策。3，甲乙共同推翻毛政权，可得到国内朝野及大陆人民之谅解。但决不能采取在历史上已经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之祸患，即所谓国共合作之政策。任何以共产党名义号召之举，不独遭到中国人民之恐惧、痛恨，就是毛共组织内之反毛分子亦将起而抵抗，此对乙方亦为绝对有害而不利的。当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苏友好条约，支持蒋委员长领导之国民政府谋得统一，则决不致形成今日对甲乙双方共同这祸患。4，甲方为吸收毛政权内各部门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之下采取反毛救国联合阵线，其在全国各党派中成员之一参加共同讨毛复国之战争。5，至于甲乙双方之基本问题如边疆、经济、外交等，应作为今后商谈之主要课题。
　　5月14日，魏景蒙按照为掩人耳目拟定的行程，在经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罗马、波恩之后抵维也纳。从14日晚到16日晨与路易斯双方分手，两人先后会晤交谈五次，会谈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要点：

　　其一，路易斯就上次台北会晤时台湾要求说明一旦国共发生战争苏联的态度问题作了正式答复，并向台湾保证：“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是纯为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毛泽东”。路易斯要求“以上文字请勿予外人道及。如有愿告美国者，希望先商于苏联”。
　　其二，魏景蒙将蒋介石的五点批示向路易斯传达。15日上午9点半，魏在自己的房间对路照文慢念，路认真笔录，然后两人复读校对，确认无误。
　　其三，情报交换和军事合作问题。关于交换情报，路易斯特别关注，反复提出在14日晚的交谈中，路就说：“（情报交换）希望即该开始，开始时可重量不重质，譬如关于大陆军队之布置（对苏联有关之资料）、（中共）九中全会分析等。但每页须以打字抄件送交，视合作交换情况如何再加质量。”至于如何传递情报，路建议由台派“贸易商”往来于莫斯科和台北，或台指定一些领事馆传递信息。关于军事合作和军火交易，魏景蒙说：“如一旦大陆发生大变，或台登大陆等等，苏联如何支持我们须事先有所计划。如关于利用苏联基地、我方需要军火接济之各点、武器种类、情报交换等等。”跑易斯表示：台方所需军火尽可提出并开列名单及交货地点。并声称“将来如台动手时，苏联不怕制造边疆之事件以应合之。”中苏边境苏有重兵，如海参崴发生威胁，俄会全面作点”。（此处费解，文字疑有误。——老高注)
　　其四，下次会谈地点及如何加强双方联络。对此，路易斯特别关心，并显得很急迫。对于两人下次会谈，魏说，“如有必要，下次再谈可在维也纳”。路多次表示他可去台，魏复以回台后研究之。关于“高级会谈”之地点，双方提出在台湾或莫斯科，魏景蒙提出如举行“最高级谈话”，则必须以台北，并讲明理由。关于双方联络，路两次提出台派“贸易商”常驻莫斯科的建议。此外，双方约定了进一步联络的密码和暗号。
　　其五，路易斯向魏景蒙讲了“新疆骚乱”和“国际共产国家会议”的情况。关于前者，路介绍说：“两星期前中共在边境派大批牛群入苏境之卡吉克。不料牛群中隐藏军队，现已挖好壕阵。苏联已决心将其撵出。可能有一场战争。牛群为常有之事。”关于后者，路说：“莫斯科将召开国际共产会议。不参加者，到现在有毛泽东、阿尔巴尼亚、北朝鲜、北越、捷克、南斯拉夫、古巴。”
　　5月27日，魏景蒙回到台北之后，根据蒋经国的指示，向蒋介石汇报如下几点：1，他们急于举行高层会谈。2，认为我们的5点内容空洞。3，下次见面的重点要变情报交换、高层会谈方式、五点回音。见面地点将等其来电时约定。4，军火之事，他们提出的方式、地点、种类。5，事务代表，两个月内派联络员。蒋介石听了汇报之后，对魏景蒙的维也纳之行表示很满意，决定等路易斯来电后再考虑下次见面及派人到莫斯科等问题。

　　罗马会晤的流产

　　1969年秋中苏关系紧张到可能爆发核战争的程度。8月28日苏联发出“欲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狂妄叫嚣。但当苏联就此暗中征询美国的意见时，遭到了美国的坚决反对，美国称：如果苏联那样做，“美国将对苏联采取同样的行动”。美国当政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与苏联全球争霸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当时美国很多人反对中国拥有核能力，8月20日美国禁核官员尤特在给其苏联同行的一封信函中，提到由美国和苏联联手摧毁中国的核武力，“以惩处不受管制之国家”。这封信还暗示台湾“愿此项处理”。因此，苏联对中国的核战争企图虽然遭到美国的反对，但却煽起了台湾参与摧毁大陆核能力进而反攻大陆的热望。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在极度紧张的过程，又呈现了某些缓和的迹象。9月11日，中苏政府首脑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长达190分钟的会谈，讨论缓和两国关系等问题。因此，探明与苏联合作实施对大陆核打击的可能性和中苏关系现状，一时成为台湾当局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再加上跑维也纳会谈之后，苏联对“蒋五点”一直没有回音，蒋介石决定派魏景蒙为“特使”向路易斯约会。9月14日，路易斯致电魏景蒙，要求会面，并提出见面的地点安排在罗马，魏去电建议把时间定在10月2日或7日。双方要求见面几乎不谋而合。
　　9月20日，蒋介石在荣民总医院接见魏景蒙，蒋经国在座。老蒋对魏作出以下纲领性指示：“见到路易斯时，先听他如何说法，如果其态度依然友好，或有积极之建议，我方不妨做以下表示（我：甲方，彼：乙方）：1，在目前情形之下，中（台）苏两国已经到了应作进一步增进双边友好关系。2，毛泽东拥有原子武器，甲乙双方皆受其严重的威胁，甲方可与乙方共商如何使其彻底消灭之方法。3，如不用武力，毛政权是不会自行崩溃。甲方有足够训练的人力担负其事，惟其海空军的力量还不够，故需要乙方供应适当海空军之攻击武器。（类如米格23、远程轰炸机、飞弹潜水艇等）、（第三项最好要待对方提出时我方再提，否则始终不提）、（此时可观其反映如何，……提醒重用甲方的精干空军人员驾驶新式米格轰炸机突袭其原子设备，未尝不是一个方法）。4，为了造成毛泽东极不利之形势，以及变更今后世界的局势，甲方与乙方应共同磋商在适当的条件下，甲方可以考虑正式承认外蒙古并建立外交关系。”
　　之后，蒋介石就约见路易斯再亲笔写下9点具体指示：1，问他对我方所提五点（即蒋五点），你们有否意见。2，我们始终遵循孙总理遗嘱，愿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总理教导我们，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他主张亲苏（容共）政策来实现三民主义的建国理想。但不能容忍害国害民之徒毛共。3，反毛之中共党员如其有愿皆可容纳于国民党之内，但其不能另有共党之组织，亦不能跨党。4，中共在国内若另有组织，则与国内各政党的组织同在国民党领导之下。5，如果问起要什么武器，则可答应此事还待他们对我方所提5点有了确实答复再行详商，如无对我方5点有了确答，则待双方正式代表会商时详谈。但我们欠缺者只是海军新式武器，至于陆军武器现可自给之语。问其是否已准备派正式代表来台，或要由我国驻双方友好国家大使先议，但最后仍须在台北举行最后会谈。6，外蒙问题可以略提我承认其独立的可能性，但新疆与东三省的主权与领土必须完整。7，对毛具体计划应由双方组织参谋团共同实施。8，讨毛行动必须由中华民国政府单独实施，不须外国参加。9，对毛共核子武器，由他们供给武器，由我方负责实施摧毁。
　　魏景蒙把以上9点译成英文后，蒋经国交待再加三点：1，甲方不愿为了中国讨毛战争而引起世界之纷争，故不需要外国参与其事，只要乙方声明此为中国内政问题，不予干涉。2，乙方应当体念到过去支持毛共夺取政权之政策是斯大林的绝对错误。经过毛共20年残暴统治，中国大陆人民对其恨之入骨。今后乙方只有支持国民党推翻毛共政权，方能使中国人民对乙方发生好感。即中共党员为军队亦将因此而亲苏，并将与乙方重归于好。3，在甲乙双方合作之下，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讨毛战争，在政治上可以容纳一切反毛政治团体（包括反毛共党分子）。
　　9月22日，魏景蒙衔命离台后到达印度孟买，在此寄信给王平（路易斯）：“亲爱的王平，我于10月2日至6日一定会在罗马，我没有在伊登旅馆订到房间，改住罗马的PARCODIRPRINCIPI旅馆，我的电话号码大概是861089、841071，我会在那里等你的电话。”
　　但是，台湾当局精心准备的这次罗马约会，却在魏景蒙的一再等待中化为泡影。魏景蒙2日如期到达罗马后，就先打电话给伊登旅馆，路易斯不在那里，也没有预订房间。4日，魏先后5次打电话到伊登旅馆查询，路易斯仍未住进。后来魏又打电话给路易斯家，路不在家，又打电话到莫斯科，转告他的新地址，并把在罗马等候的时间延长到7日。但仍没有路易斯的消息。
　　对于这次失约，路易斯后来对魏景蒙解释说：当时中苏将要在北京进行边界谈判（10月20日举行），莫斯科的鸽派认为，如果晤面，会破坏北京会谈，将是很困窘的事，鸽派的代表是柯西金。

　　台苏“特使”再会维也纳

　　1970年10月30日至31日，台苏双方在经过多次函电往复之后，魏景蒙和路易斯在维也纳再度相会。此间两人集中会谈两次，共8个小时。概括起来，会谈主要集中在两大主题：其一，要求台湾为苏内部“鹰派”势力提供证据情报，说明毛泽东及其以后的中共都不可能与苏和好，以配合“鹰派”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其二，进一步探讨双方军事合作的途径，推动台湾加快反攻大陆的步伐。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30日的会谈中，路易斯说：“明年3月将召开苏共代表大会，会充分讨论权力问题，这是‘鹰派’表明他们观点的重要时刻。”“在台北时，蒋经国曾告诉我，毛死后莫斯科和北平的关系可能更加恶化。”路称他“在多个场合转达了此一观点，效果甚佳”。“但如今鸽派认为，柯西金已与周恩来晤面，并建立了会谈管道，且双方并无战事，情况已经很好了。鹰派说，你不能保证将来没有战争，而且只会给毛泽东更多的时间来战争。”路挑明了说：“如果台湾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毛泽东在积极准备发动更大的战争（对抗莫斯科），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这正是路易斯此次要求见面的主要理由。
　　30日会谈结束后，魏景蒙当晚对此进行了认真思考，认为“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北京利用和谈暗中积极准备攻打苏联的策略，是众所周知之事。他们‘赤化亚洲’的计划已定，正积极推动。苏联希望我们提供一些情报——不论是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他们都欢迎。毛打算动用核子武器，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事，我们如果加以宣扬，对路易斯和他提出的要求都有帮助。”在第二天的会谈中，魏景蒙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路易斯。
　　关于第二个问题，两人花了大部分时间讨论。魏景蒙问：“苏联愿意做到什么程度，以及莫斯科能做到什么程度？”路干脆地说：“上次在维也纳，苏联已经很确定的承诺，如果国共交战，苏联不会帮中共。这一次，更进一步地说，苏联愿和中华民国合作来消灭毛。”当魏谈及以前曾涉及的共同开发西北东北的话题时，路对此不感兴趣，认为这些事不应在现阶段列入谈判，因为它们还太遥远，他有兴趣的是应如何在政治上及军事上与台湾合作，以消灭毛泽东。
　　双方合作反对中共是台苏两相情愿的事。但似乎台北并没有莫斯科积极主动。在这次会谈中，当路易斯要求魏景蒙提出由莫斯科合作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的具体计划时，魏景蒙经过一夜思考，谨慎地表示“这一点台北很难准备，需要召开高层幕僚会议”。并说：“做这种计划，非我智慧所及。”而路易斯却提出了具体方案，他进一步建议：“台湾可说出需要哪些装备，要多少，以及需要何种政治支援。若有必要可分阶段。”“比方说，台湾提出，希望在展开登陆前，苏联先以飞弹摧毁台海对岸的海防武器。”“又譬如，台湾可以要求苏联提供轰炸机去摧毁罗布泊等等。让台飞行员使用西伯利亚或其他地方的空军基地。”他还解释：“老美不会帮你们反攻大陆，只想要台湾和老毛保持和平，而俄国却会帮台湾光复大陆。”路易斯还说：“这两件事并不冲突，你们可以用概略的方式说。”路为此归纳了三点供魏参考：1，台湾原则同意苏联采取军事行动。2，台湾能作什么，以及台湾希望苏联做什么。3，台湾何时希望苏联协同行动。路还说：一旦这些构想被认为可行，苏联会“立刻”与台湾军事将领展开数次会谈。这样做对台湾毫无损失，因为台湾早已誓言要反攻大陆。
　　对于这次会谈，蒋氏父子在听了魏景蒙的汇报之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一，蒋介石对对方提出的两点要求表示“都同意”，指示在对方要求的11月15日至20日之间交给他们需要的证据情报资料。其二，台湾当局决定全部释放1954年7月23日台湾海军在台湾海域截获的苏联船只“陶普斯”号的42名船员。这批船员大部分已于1955、1957、1958年分三批释放。蒋经国觉得在此时释放剩余船员“或许是个好主意”，既然“国共释放了美国人，我们何不也放人”，“下次释放‘陶普斯号’船员之前，先通知路易斯释放的时间和将去的地点，再通知美国记者”。蒋这样做显然是向苏联示好，同时也是做给美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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