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当过这么高规格的笔杆子，怎么也无法调整感觉，进入党中央发言人的角色。思想观点且不说，那种俯瞰神州、高屋建瓴的口吻我就学不像。这是西绪弗斯那块永远推不上山顶的巨石，写出来，枪毙；再写出来，再枪毙……直到筋疲力尽瘫倒


　　老高按：今天下午的“历史明镜”12期直播节目，我打算回忆一下1983年宣传青年典型张海迪的幕后故事。离开团中央机关之后，陆续写过一些关于在那儿参与某些活动所见所闻的文章，其中1989年年初写的纪实文学《天上有个太阳　水中有个月亮——宣传张海迪始末》，算是一篇比较长的，在当年6月号的《报告文学》杂志头条发表。刊物上市时正赶上惊天动地的“六四”，谁还顾得上读它！但即使这样，后来仍然有二十多家报刊摘编、节选了其中部分內容——当然，是各取所需，此文中对中共宣传机器运行过程的披露和反思，肯定属于敏感犯忌的內容，在“六四”之前侥幸出笼问世了，“六四”过后就绝对不可能。而《报告文学》杂志，也不幸在“六四”以后停刊。这家杂志，当时挂靠在某个国家安全机构门下，本意是想找个保护伞，但到底还是被“判死刑”。
　　顺便说一句，当时我将这篇纪实文学作品写完，将厚厚一叠稿子寄给《报告文学》，没想到该刊负责我的文章的责任编辑，正是刘宾雁的女儿刘小雁。记得她后来约我去谈谈，提出一点修改意见，与她结识了。
　　前十年，我在某个网站的博客（忘了是多维博客？还是明镜博客？）连载过这篇长文，可能这里有些读者还有印象？今天要做节目，又翻出这篇旧文，唤起很多尘封的往事。这里就摘选其中第三章《决策圈内外》，来为今天下午的电视直播预热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7frv5dL-sg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节选）

　　高伐林，《报告文学》杂志1989年6月号

　　引子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略）
　　第一章　北京春天刮大风（略）
　　第二章　从病榻通向讲台的轮椅（略）

　　第三章　决策圈内外

1
　　（1983年）3月初的宣传高潮过去了。宣传热度的水银柱急剧上升的势头放慢、放慢，乃至停止了——不，看上去开始徐徐下降。1983年3月下旬到4月底，各报刊没有怎么发出有份量的文章。有些人已经在说：学习张海迪这项活动的集中宣传已到了尾声，洪峰过后将转为细水长流了。
　　多次间歇性停止呼吸的张海迪，静静地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神经内科的病床上。
　　根据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要求，团中央与山东省委各派出一个小组，联合调查、全面核实张海迪的经历、事迹和家庭等各方面情况。团中央这个九人小组，由第一书记王兆国亲自挂帅，具体负责的担子落到宣传部副部长江洪和《中国青年报》总编室主任丁钢的肩上。我也是团中央这个调查组的成员，足迹遍及山东济南聊城、莘县和安徽巢湖。这段岁月所见所闻真可以用“惊心动魂”来形容，大惊接着大喜，大悟伴着大惑。我们心里有数：第一个洪峰过后还有第二个洪峰，眼前的沉寂不过是暂时的。这是宣传艺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在华彩乐段之前要铺垫要蓄势，要给大家的瞳仁与耳廓一个小憩的时机。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调查有了结果向党中央报告之前，张海迪宣传向何处去，举棋难定。
　　对于一个先进人物的宣传，声势之大，篇幅之广，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首屈一指。张海迪的事迹，青年们已经耳熟能详了。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呢？
　　在宣传机器的震天轰鸣中，已经冒出了一些在团中央领导听来不能容忍的杂音、噪音。新华社记者居然上书对张海迪提出质疑，就是一例。这件事的起因还得从张海迪住在万年青宾馆时说起。新华社某位记者夤夜造访，把刚写出的一篇通讯交张本人过目。张海迪提出，不必披露她的入党经过——“我自己没那么高觉悟，别人要我申请我也就申请了，很快就通过了，这要是写出来，人家不说我是‘突击入党’呀？”弄得记者很下不来台。还有一次，记者与张海迪一起进餐，海迪聊得兴起，忘乎所以，竟议论起王震同志说话不利落，还学王震的口音腔调，逗得大伙儿好一哄笑。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最后就成了记者笔下的一份书面材料。这本来也属正常，海迪是个活人，记者也是个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未见得对。但这份材料出自新华社记者之手，不能不令团中央神经紧张：新华社记者的文章，上可通九天、下可达四海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0日，张海迪乘电梯上楼时，有人忽地递给她一封匿名信，语气尖刻地指责某些事迹失实——后来我们在重新调查张海迪事迹时证实，以前宣传报道的个别细节确实有出入，这封匿名信作者看来是比较掌握情况的。但是，当时张海迪既不知是谁写的，不了解他的动机目的，一时也无从核实是否确有依据。她进自己房间读完这封信，没给别人看就销毁了，事后才把这件事告诉了团中央干部×××。张海迪自己反复考虑后决定：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自己讲法有误之前，还是得相信自己的记忆，相信县、地、省多少笔杆子一遍遍调查采访、倾注心血修改出的讲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也是致使那一两天她烦躁郁闷，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格外激动、傍晚终于支持不住、呼吸骤停的重要原因。
　　有些称颂张海迪的文章，团中央有些头头读起来也不免皱眉。例如那位以“暴露阴暗面”著称的刘宾雁，这次采访张海迪交谈了40分钟，又阅读了一批材料，在《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报告文学《向命运挑战》：

　　雅典式的自由怎么会训练出斯巴达式的坚忍呢？是个谜。……爱，第一次显示了它的威力，火热的感情转化为冰冷的意志。
　　凡是玲玲（张海迪的小名）接受了，储入大脑的，都是经过她思索的，而不是什么权威灌输的。
　　她付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却并不是愁眉苦脸、清心寡欲的苦行主义者，而是享有着生活的美和她特有的欢乐。

　　这些话里有些说不清的锋芒，发出些可疑的气味。尽管刘宾雁文中再三写道：“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上，才能生长出如此的奇人！”“她又看到光明在如何战胜阴影，那正是她和无数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奋力以求的事”；尽管张海迪自己认为在这么多写她的报告文学、通讯中，这是她最喜欢的一篇，它写出了真实的有活力的自己；但是，在团中央宣传部编《闪光的生活道路》，辑录关于张海迪的资料时，没有选入这一篇。
　　还有另一方面。尽管不少采访过张海迪的记者都产生过这种感觉：张海迪的事迹，目前披露出来的只是少部分，还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材料。但事实并不如愿：众多的笔杆子横着耧过来，直着篦过去，三遍五遍，十遍八遍，最典型、最动人、最翔实的事例已经公布得差不多了，其它闪光的言行肯定有，但一定更为零碎更为平淡。而被吊起了胃口的读者，还趴在餐桌旁眼巴巴地等着下一道菜哩！
　　一方面是对海迪有七嘴八舌，另一方面材料已基本抛出，决策者们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用一句我们社会中的八股套话来说，“要把学习张海迪的活动引向深入，引导青年正确认识张海迪精神”。
　　上，还要上。
　　在共青团系统已经上到了顶，再上，得上到党中央，上到中南海了。

2　
　　4月上旬，团中央和山东省委的两个小组结束全部调查取证，在济南集中。要拿出若干意见和方案，先就近向山东省委汇报，再回京向团中央汇报。
　　泉城正是垂杨绿丝摇曳之时。“山东人服装潮流比北京慢一个八拍”！小组中的女性在评头品足。瞟一眼街头，又赶紧把思绪收回来。谁有心欣赏春景！蜷缩在豪华而宁静的南郊宾馆各自的房间，绞尽脑汁起草文件。有人写《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的报告》，有人起草附件：《张海迪主要事迹的核实情况》……我则承担了一个显得颇为奇特的文件起草任务：《中共中央给张海迪同志的一封信》（代拟稿）。
　　两个小组商定：拟两个方案供党中央挑。一个是请党中央出面写信给张海迪——当然是公开信——表彰她的精神，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她学习；第二个是请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为张海迪题词。20年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几位领袖为学习雷锋题词，不是一下子就把全国点燃了么？这次照此办理，让历史在新的年代再版一次。不管是哪个方案，公开信也好，题词也好，都得体现最高决策者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统一全党全民的认识：学张海迪学什么？
　　我还没有当过这么高规格的笔杆子，怎么也无法调整感觉，进入党中央发言者的角色。思想观点且不说，那种俯瞰神州、高屋建瓴的口吻我就学不像。这注定是西绪弗斯那块永远推不上山顶的巨石。写出来，枪毙；再写出来，再枪毙；第三次写出来……直写得所有的字都在纸上扭起来、飞起来，我把笔发狠地甩到墙旮旯，筋疲力尽瘫倒在桌前。
　　第二年春天，我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新上演的话剧《街上流行红裙子》，不知怎么老是回忆起头一年顾不得注意街上流行什么裙子的春天。剧作家马中骏、贾鸿源这个剧本的初稿脱稿日期是1983年9月，正是张海迪宣传洪峰刚刚过去之时。他们的创作冲动是否也多多少少源于这个洪峰的冲击呢？不得而知。剧中那位女主角、劳模陶星儿，当然不是张海迪，经历、思想、性格，都不是。各自的领导对他们的期望，却毫无二敌。那位值班长——为集体好也为陶星儿好而苦心塑造这个年轻劳模、用无形的网罗有形的模子罩住她的值班长，身上有多少人的影子？我不就是生活中的“值班长”中的一个？哦，头上没衔，只能算“值班员”……
　　笔还得我自己捡回来。党中央给张海迪的公开信代拟稿我却还是拟不出。最后小组负责人不得不另换强手来接过这一任务并亲自动笔修改，勉强弄出个初稿，和其它草拟的文件一起呈山东省委领导过目，算有了个交代，回京。
　　团中央书记处又讨论，又修改。4月15日，报告初稿呈报到了党中央书记处。5天以后，胡启立批示：“报告和请示没有分开。对中央的要求和对下的指示混在一起写了。”“请中央领导同志题词应专题请示，五百字即可。由中央写信，规格也太高了一点，可不再提。”
　　好，指示明确，马上照办。由党中央写信“可不再提”，以前我绞尽脑汁全算无效劳动——谢天谢地，总算解脱了！

3
　　但我又受命协助拟定题词。
　　题词。谁题？题什么？何时发表？
　　何时发表？此时已是4月下旬，赶“五四”青年节肯定是赶不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们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不会等我们随请随题。更何况他们还要留出充裕的时间斟酌挑选，还得蓄精养神，从容凝思，再布局运笔——毕竟是要上头版，与其他领导人的墨宝摆在一起，经亿万军民瞻仰品评的。
　　考虑来考虑去，决定建议5月12日见报。那么中央领导题词最晚的期限，应该定在5月10日。
　　谁题？原则上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选，地位越高越好。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与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本来都在名单上。上下商量几次，找机会探他们的口风，赵紫阳的意见是：请老一辈革命家题吧。最后确定了请八位领导人题词：86岁的叶剑英、79岁的邓小平、74岁的李先念、78岁的陈云、81岁的彭真、79岁的邓颖超、82岁的徐向前、84岁的聂荣臻。
　　谁题和何时发表，自有团中央头头与中共中央办公厅磋商去，不归我们操心，但与我们“题什么”有关。为了草拟题词稿少返工少受累，送审一次成功，就得揣摸题词者的心理特征、职务身份、语言习惯。虽然题词代拟稿并不会限定哪位元老选题哪一条，而是由他们自已选定，然而我们起草时对谁有可能选题哪一条，还是有所考虑的。
　　题词不好拟。要简明扼要。要通俗易懂。要高瞻远瞩。要亲切平易。要有文采。要少雕饰。要有气势。要少教训。要每条能独立，能被单抽出来引用。要合在一起能互相补充。夜以继日，字斟句酌，推而又敲，敲而复推——“的”字删去为妥。“的”字增加为宜。“奋斗”改成“进取”。“进取”改成“拼搏”。“拼搏”改成“献身”。“献身”改成“奋斗”。
　　最后拟定了11条——8位元老，我们多拟了3条备选。
　　另外一支人马重新起草给党中央的报告，并代拟党中央批复，大功告成。重新校正了口径，在报告与批复中都写上了一模一样的一段话：“要围绕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这个问题，学习她百折不挠、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学习她渴求知识、刻苦自励的顽强毅力；学习她对社会尽责、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像“五讲四美三热爱”、“四个坚持”、“双百”、“二为”等有中国特色的简称一样，这段话被归纳为“一个围绕三个要”。只要中央认可了，就是上方宝剑！
　　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锦涛签署：“同意报送中央。”时为1983年4月22日。
　　然后便是——等待。

4　
　　5月。坐落在北京前门东面一箭之遥的共青团中央淡黄色12层大楼，又一次成为新闻单位瞩目之处。五四青年节刚过，5月9日，中共中央发了19号文件，向全国各级党组织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和中共山东省委的报告；同一天，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公开发表；第二天，全国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批复和报告。
　　元老们的题词也陆续来了。
　　那天，团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收到部分题词后，通报了宣传部。我们几个年轻人好奇心盛，一起涌去瞻仰真迹。不料秘书们已经把手迹锁进了机要档案保险柜：“兆国同志交待了，发表之前一律不外传。”
　　“外传？我们参加题词拟稿，还是‘外’？”
　　“对不起，反正兆国指示不能给秘书处以外的人看。”
　　“那……我们要请新闻单位发稿呀！”
　　“好办，”秘书处副处长早有考虑，“到公布的那一天，你们领摄影记者来拍手迹，文字记者嘛，我们给准备题词打印件，由你们去散发。”
　　“……”我们面面相觑好一会儿，才又不满地问，“搞这么神秘干嘛？”
　　他们倒是耐心解释：“有历史教训呀！1963年那次毛主席为学雷锋题词，本来定好了公开发表的日子，不知怎么控制不严，让一家小报抢先把照片发出来了！”
　　哦……不知真耶假耶？没想到这活剧的后台也“内外有别”。不得一睹真迹，只好悻悻而归。
　　5月10日，军委办公厅通知团中央：叶帅今天题词了。八位元老的墨宝总算都齐了。很好，一切可以按预定计划进行，我们马上通知新闻记者明天来。
　　第二天，团中央宣传部熙熙攘攘，记者们来催要题词了。我们却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叶帅题词尚未送到，秘书处暂时无法打印散发。
　　怎么回事？团中央赶紧打电话催问军委办公厅。他们也着急了：叶帅正在广东休养，只知道昨天他题了词，至于题词在哪儿……我们马上打长途电话找他的秘书和警卫参谋要！
　　广东方面回话：题词不是昨天与别的东西一齐空运回京了嘛！你们在卸下的东西中仔细找找。
　　仔细找找，没有。肯定还在广东。再打电话！
　　京广两地，热线往来，折腾了好一气，终于还是在广东那边找到了。空运过来来不及，那就电传发过来赶上记者发稿吧，原件随后再发来。
　　我们这帮工作人员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电传倒是快，一得知叶帅题词的内容，我们又傻眼了：他与邓颖超写的是同一条——我们代拟稿中的第六条：“青年先锋，时代楷模”！
　　两位老革命家不约而同选中这条最短的题词，给我们宣传上出了个大难题！读者、观众肯定大惑不解：叶帅与邓大姐的思路和用词怎么绝对雷同？莫非事先商量过？不，真商量就不会撞车了。那么，是有人导演的？导演到老一辈革命家头上了？！
　　从团中央书记到我们跑腿打杂的紧急开动脑筋，相熟的记者也你一言我一语帮着出主意：怎么解决这个难题？请他们中哪一位赶紧改题？给两位元老的秘书打电话，都碰了一鼻子灰。再说，也确实来不及。实在无奈，团中央一把手王兆国拍板了：就这么发稿，有副作用就让它有副作用吧！
　　事过许久，才有一个小伙子说（当时文中我没有点出名字，这“一个小伙子”，就是令计划。——老高注），他当时想起一个主意：把这两句话八个字一分为二，叶帅与邓大姐各取一半，一位留下“时代楷模”前一句，一位留下“青年先锋”后一句，不就避免了雷同？但他当时“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竟没献出这锦囊妙计！
　　记者拿到赶印出来的题词打印件，赶回各自的新闻单位发稿，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心力交瘁，一屁股坐下来审视题词——当然，是打印件。邓小平选的是我们代拟稿中二条：“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最近一年，他讲了好几次“三有一守”，这一条正是为他准备的。除了邓小平、叶剑英和邓颖超是一字未改地选用代拟稿，其他元老作了些文字小改动，却都未超出代拟稿的内容范围。
　　一个多月的沉寂结束了。新的宣传洪峰隆隆而至。张海迪这个典型，上到了中国政治宣传的最高一档。

　　第四章　清水何以汇聚成狂澜（略）
　　尾声　下结论尚嫌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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