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则明。“左王”眼中的毛泽东和中国近代史，是这样的：民主的“样子”──皖南事变的另一重意义──历史的价值──整风的压力──任弼时的崛起──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对美国的态度──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何必提社会主义”


　　老高按：前段时间连续采访中共党史专家阮铭老先生，访谈中，胡乔木是经常提到的名字。尤其是在讲述邓小平帝国、中宣部、陆定一、周扬这些话题时，更是避不开胡乔木。阮铭对胡乔木的批评非常尖锐，我在听他讲述时，也在心里以多年来自己对胡的印象和过去采访多人谈起的胡（有人说他好话，也有人对之深恶痛绝）来联想和印证。
　　我还记得对胡乔木的一个直观的印象：1982年接近年底，共青团中央筹备团十一大。团中央起草班子写了主报告的初稿，并几经修改，才交给党中央的胡耀邦、胡启立、郝建秀，此时离团代会开幕，已经没有几天了。胡耀邦转交给胡乔木，要他帮助修改审定。胡乔木几乎是一天之后就返回了意见，大意是说此稿的路子不对，他重新拟定了思路，并写了近一万字，没有写完，要团中央接着写。胡耀邦也批示了，要团中央接着干。团中央的班子几乎是日夜兼程来修改——毕竟团代会开幕在即。对胡乔木的思路，当时我来不及思索，但我惊讶的是，他竟在一夜之间写了九千多字！不愧为中共大笔杆子！
　　这两天接待国内来的朋友，她正是当年胡乔木的子女的部下，不免聊到三十年前旧事，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阮铭的说法。今天读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单世联在中国大陆的《书屋》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有关胡乔木的文章，感觉另有参考价值，对胡乔木这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意识形态沙皇”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转发于下。


　　近距离的观察──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单世联，《书屋》

　　毛泽东善做文章，喜欢在文武两条战线上与蒋介石斗，因而在他的“英雄时期”，也伴随着几个会做文章的秘书，像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等。晚年他仍然重用演员出身的江青和写文章发迹的张春桥、姚文元，但在他的秘书中，却只有张玉凤这样“收收发发”的人物了。
　　胡乔木晚年组织一些人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以毛泽东为中心写作回忆录，回顾四、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和决策。他自称这本书要像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样，具有历史性和思想性。一九九三年，胡去世，未完成的书稿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取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一，民主的“样子”
　　
　　毛泽东的民主观是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它的本质是集中而不是民主、是“一元化”的长官意志而不是多元化的民众意愿。但由毛修改定稿、一九四一年一月边区第二届参政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却有远为丰富的民主内容。
　　比如“三三制政策”纲领第五条：“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立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及边区行政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Ｐ137）
　　纲领还有保障人权、实行自由贸易、奖励私人企业、对官员实行“俸以养廉”原则这些共产党掌管全国政权后闻所未闻的内容。边区的一切毫无疑问是共产党人控制，《施政纲领》究竟实行到何种程度也还需要考察，但无论是非共人士参与政权组织的规模还是非完全公有制的经济形式，当时的边区都代表着共产党制下民主化的最高程度。
　　边区本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区，共产党要和国民党斗，民主是一个旗帜。制定这个纲领的动机就是要“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给全国一个参考，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本”（p135）。“样子”可以做出来，当然也就可以取消。一旦政权到手，“样子”也就不需要了。“三三制”演变为“一元化”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皖南事变的另一重意义
　　
　　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诚然是“千古奇冤”，但由于中共处置得法，军事上的失利转而成为政治上的胜利。胡归纳为四条：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破产；争取了中间派；国共两党的地位正发生有利于中共的根本性变化；中共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其实还可以补充一条对党内整风的意义。毛泽东经过遵义会议以来几年的经营，已成为党和军队的实际领袖，但他的思想和意志还没有彻底落实到党和军队之中，他和王明等“国际派”的较量也余波荡漾，回浪时生，因此才要在一九四一年开始“整风运动”。“整风”的对象，是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上来的、占据着大多数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发起运动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皖南事变提供了最好的契机：项英的失败使王明等人丧失了潜在的军队支持。
　　事变发生几天后的一月十五日，毛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没有反磨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p191）
　　对于敏于政治艺术的毛泽东来说，“皖南事变”使项英的错误“扩大起来”，军事失败的本原是路线错误，这就是没有联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毛泽东把“皖南事变”变成党内整肃的有力支持。当他认为项英在江西苏区时犯了左的错误、在抗战初期犯了右的错误时，作为整风主要对象的王明已经呼之欲出了。这当然不是毛泽东的任意联想：在苏区，项英就是王明路线的一员大将，对毛泽东颇不以为然；抗战初期，他的东南局隶属于王明的长江局。
　　新四军的失败和项英错误的暴露，使王明难逃被彻底清算的命运。正像西路军血洒祁连后，张国焘再也无力与毛抗衡一样。
　　
　　三，历史的价值
　　
　　四十年代与共产党谈判的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曾对周恩来说：你们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这在国民党是不会这样搞的。（Ｐ10）
　　从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到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历史是延安整风的主要手段，也是毛泽东崛起的合法性、合理性论证。按胡的说法，启发毛使用这一手段的，恰恰是整风的主要对象王明：“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一九三○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提出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这就要算历史帐，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p45）
　　整风要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要清算一批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此前，他们已经向毛臣服，一般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对于毛来说，这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肃清他们的一切影响以便让毛泽东思想来挂帅。因此，随着毛在党内地位的强化，路线之争也就提上了日程：
　　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的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辑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p48）
　　一堆历史文件就有这么大的效力，在于这些材料是毛泽东搞的。
　　其实毛本人，由于多年在报纸都看不到的山沟里打仗，对中央情况也不甚了然。正是“在编辑的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p48）。一九四一年秋，毛在《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认为四中全会主要的和根本的方面是好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从“九一八”才开始的。除了团结方面的考虑外，主要原因是：
　　“毛主席对四中全会不了解，情况不熟悉，对王明小组织也不很清楚。对博古的错误虽然知道，但还牵涉一些同志，他对这些同志的来龙去脉是逐步弄清楚的。……中央整风，回顾了历史，提出了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问题。《决议》最初从四中全会说起，后来说不够，往前说到六大，后来还说不够，再往前说到党的成立。”（p67）
　　这就建构了以毛为代表（另外还有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与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为格局的党史模式，毛后来的思想有许多变化，独此一路线斗争史，他终生确认。
　　历史问题清算了，现实的权力分配也就清晰了，错误路线的代表者要一一检讨才能留用；正确路线的代表者毛、刘执掌主要权力。
　　总结历史是为现实服务。延安时期的最大现实，是确立毛的领袖地位，是清洗一切与毛不同的人物和思想。《决议》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几十年后认为，《决议》过分突出了毛泽东，有的地方还抹煞了历史，比如农民运动就不是毛的发明：“在毛主席以前，有的同志已经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p68）
　　但如果不过分突出毛泽东，历史还有什么用？

　　四，整风的压力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毛在报告中没有点名地概括批判了王明路线的主要错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等都作了至少一次的检讨，他们都承认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间中央路线的错误，但对王明集团崛起的六届四中全会有不同看法，还有人认为它基本正确，王明顶得还很厉害，“各说各的，没有统一思想。”（p199）毛泽东的目的没有达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p232）──毛泽东不会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仍要说“一致认为”，表明他还得迁就一些，表明整风还需加温。
　　毛有的是办法贯彻自己的意志。会上有异议，就先停下来，在会外下功夫：
　　──重新解释历史。会后即成立历史清算委员会，从历史上证明王明等人一贯错误，总结出党内路线斗争的规律；
　　──重新组织队伍。当时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是王明的人居多，毛必须建立自己的班底。一是重组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后期，毛即要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对刘的一路行程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刘回延安后不久即成为仅次于毛的书记处第二把手、总学委副主任，鞍前马后地为毛泽东效力；本来一九四一年九月已成立了以毛为组长的高级学习组，但当时任命的副组长王稼祥恰恰是毛要清理出局的人物，所以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重新成立中央总学委，就由康生出任副主任。后期整风由毛、刘、康牢牢控制；
　　──以组织清洗配合思想清理。整风学习是一种号召，真正有力的恫吓还是组织清洗。一九四二年六月，毛说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坏人”；八月八日，又说中央党校已挖出二百五十个特务，估计还不止，“恐怕是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的数目”；而行政学院，“除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153，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教员和学生本不是整风的主要对象，遍及延安的恐怖是整风的强大的威慑力。绥德抗大分校的副校长就说过：“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韦君宜《思痛录》p18，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被逼承认自己是特务。在这种气氛下，哪个高级干部敢不胆寒心怯、缴械投降？
　　因此可以在一九四三年的九月再来和王明等人算帐。
　　九月七日会议开始后，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首先发言，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路线，但这还不能令毛泽东满意。九月十三日，康生发言，对前几天的会议提出批评，他提出三个要点：一是联系历史来检讨王明的投降路线，这就要追溯到王明等人的上台，追溯到四中全会，解决四一年会议不能解决的问题；二是联系实际来检讨，要求受王明影响的长江局、东南局（博古、周恩来）等人起来揭发；三是要自我批评，就是要服输，要自己认罪。康生发言后，毛发言说有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指王明等人，经验宗派指不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毛要求他们：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会有成效。（p290）
　　内力是自我认识，外力是揭发批判。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的毛泽东，说话已经无需顾忌：不要打了才说，不打自招才好。胡乔木认为：“毛主席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另外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但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p288）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审干已经发明了一种斗争逻辑：“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的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甚至是反革命问题。”（p277）反革命的大棒在头上悬着，谁还敢表示异议？
　　于是，十月十四日再开会时，博古、罗迈、张闻天、周恩来都作了以自我否定为中心的整风检查，有人不满意，他们就二、三次地检查，直到毛泽东认为可以放过了。比如，周恩来检讨后，“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Ｐ297）周当然知道他要做什么，反复地、诚恳地检讨，终获毛的恩准，七大后重新进入核心，但当年的错误，成为终生的金箍咒。
　　
　　五，任弼时的崛起
　　
　　任弼时一九四○年三月与周恩来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随即受命领导“七大”筹备工作。四一年九月任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三年三月，成为中央书记处三个书记之一（另两位是毛、刘）。胡乔木认为，任弼时之受信用，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三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些微妙的关系，其他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Ｐ70）
　　什么微妙关系？第一，资历老意味着在党内有威望，说话有人听；第二，他是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与毛的一方面军没有直接关系，用他既可避嫌，也可反映出“五湖四海”干部政策；第三，他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给党内的印象似乎有国际背景。但他又不是王明集团的人，在苏区肃反中是支持毛的。
　　党是一个战斗集体，它需要选拔立场坚定而又干练有为的干部。但既然是一个集体，是一个山头林立、派别纷繁的结合体，仅仅靠共同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是不能紧密聚合的，这就要求选拔干部要考虑到各个山头、派别的利益。革命时代当然不会庸俗到“无知少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的程度，但平衡各方势力仍是任用干部的首要因素。
　　任弼时的崛起主要在于他能起“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与刘少奇、康生相比，任不是毛的心腹亲信，所以对他的“信”取决于他的“用”，如果不能“用”，就要请他下来。转战陕北时，任弼时为中央纵队司令，因为部队去向问题而与毛吵得很厉害，尽管任的出发点是为了毛的安全，但他居然敢与毛吵架，就不得不把位置让给不敢和毛吵架的周恩来。
　　
　　六，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
　　
　　对毛与王明等人的斗争的理解之一，是毛对中共独立性的维护。但实际上，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和服从是历任中共领袖的原则。这一点，杨奎松先生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有详细研究。
　　延安整风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有功人员，或极受重用（刘少奇），或得到谅解（如王稼祥）。“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毛与党内“莫斯科派”较量的成果，是他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的标志。但“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苏联报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思想，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删去，并且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开始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p329）
　　一九四九年一月，毛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就要求把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换成别的词；一九四九年三月，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讲，不要把他和马、恩、列、斯并列，“如果并列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大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就不好。”（p328）一九五○年，毛在修改《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时，一律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等用语。
　　毛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口头上不讲，并不是心中不坚持。毛一直非常看重自己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相信他所开创的革命道路对落后国家的革命有普遍指导意义，建国一个月，他就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而且，不提“毛泽东思想”不等于不歌颂毛泽东，就在他挥笔删去“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时期，还在宣传口号中加上“毛主席万岁”提法（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p3，南方出版社，1999年）。
　　所以，毛对斯大林肯定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时，毛深受鼓舞；而当一九五四年，苏共在翻译《毛泽东选集》，删去一篇文章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段话时，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533─534）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上，米高扬在致辞中不提中共在理论上的贡献，毛干脆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
　　中国革命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只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不能讲，以毛这样一个不服输的坚强性格，当然心潮激荡。中苏意识形态的论争，在它的蜜月期就埋下了。

　　七，对美国的态度

　　九十年代中期，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的畅销书在中外都产生了影响，它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情绪受到不少批评，有一篇批评文章发问道：中国什么时候对美国说过“是”？四九年以后我们就“一边倒”，从来没有屈服于美国，因此现在说“不”就不是什么国力强大后与美国的分庭抗礼，而是老调重弹，这种调子弹多了，对中国进入世界文明主流没有什么好处。
　　这篇文章的大致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说我们从未对美国说过“是”，就与史实有异了。
　　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的外交以美为主、英为次，美英对我们也有些帮助。如新四军事件，许多消息能立即发到美国去。（参见p111）
　　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是美国一百六十八年国庆，毛泽东要胡为《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为《庆祝美国国庆── 自由民主的伟大节日》，文中谈到美国革命、独立，对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运动中的影响颇为赞许，对美国评价很高。“没有一句批评美国的话”（p88）。
　　也是在这个七月，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毛主席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格外重视。延安机场非常简陋，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只偶尔用一下，大飞机起降很不安全。为保证美军观察组安全抵达，毛主席亲自草拟了一分电报，详细说明了机场的情况，包括规模、走向以及各种标记”（Ｐ335）。八月十五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战友们》，“战友们”这一亲切称呼是毛亲自加上的。
　　一九四五年底，马歇尔来华斡旋国共冲突，中共对他印象很好，当时传说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美国人十分敏感。为此，毛要周恩来带话给他：“我要出国首先要去美国。”（p88）
　　毛主席对马歇尔的态度始终非常慎重，从未听到毛主席说过马歇尔的坏话，即使后来我们与美国当局的关系很坏了，也没有说过他个人什么。“（p429）
　　当然，毛并不真的对美国的自由民主感兴趣。七月四日的社论中说：“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p336）毛对美国的称颂，原是有相当的实用考虑的，他希望美国能实际支援中国的抗战和战后的建设。至少在当时，他还没有让意识形态的狂热取代现实功利的考虑。

　　八，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

　　一九四五年，毛本不想去重庆谈判，“那个时候，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斯大林执意要求，我还是去了。”（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217）对于中共来说，谈判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毛还与国民党人士广泛接触，顺带完成了对国民党的考察。他所形成的判断是：“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吃掉的。”（p419）回到延安后，毛又说蒋：
　　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 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未有之事。说他是坚决反革命，我看不见得。（p422）
　　写作回忆录时，胡参考前些年台湾公布蒋介石写于此时的日记，认为蒋是虚伪的，是两面派。政治家从来有虚伪的一面，蒋也不例外，但毛的洞察力仍是一流的：蒋介石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路线”，搞民主没气量，行独裁没胆量；既不能以民主争取民心，又不能以独裁巩固政权，两边不到位。哪里能像共产党这样目的明确，路线坚定，聚精会神、一无所忌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储安平说的民主的多少还是有无的问题。所以尽管毛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才去重庆谈判的，但山城之行确实收获非浅：他摸到了蒋介石的底。
　　
　　九，“何必提社会主义”
　　
　　尽管毛在五十年代中期说过，看到千百万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比三大战役的胜利还要高兴，但毛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无疑是四八、四九年。“那段时间，毛主席神采焕发，文才武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出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夕一代伟人的气魄”（p517）。
　　这是改天换地的时期，毛一方面挥洒自如地指挥三大战役，另一方面也在考虑革命后的社会制度。
　　一九四七年中央的“十二月会议”期间，针对有人提出应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会议文件的意见，毛泽东大泼冷水：“这也是急性病，人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搞了十五、六年，到一九三二年才正式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还在消灭封建，社会主义还早着呢！何必提社会主义？”他还针对不久前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的“左”，提出一定要反“左”，甚至指出：“地主当作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则要区别情况。要知道，千百万地主富农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现在要改造，将来会改好的。”这是毛对地主说过的最温和的话。
　　一九四九年一月，毛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十多年时间，以后再以不流血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此期间必须一方面反右倾，反对向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要允许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总之，这就是稳健，不要希望太快社会主义化，否则要犯大错误。”（p545）
　　一言九鼎，一九四九年九月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没有提社会主义。
　　然而，仅仅四年后，毛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彻底改变了四九年的提法。一九五三年反对刘少奇、邓子恢“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就是反对周恩来等提出的“稳妥”；至于地主，从土改到文革，从来没有停止过肉体消灭。
　　转向如此之快，原因有两个：
　　第一，毛实际上对未来的社会体制并无清楚认识，之所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十多年的时间，并非基于认真的研究，而是以苏联的进程照搬过来的。
　　第二，无论如何辉煌，毛此时还处在夺权阶段，言行均有所顾忌。即使在气吞山河的得意时分，他也保持着必要的谨慎。更准确地说，正因为他谨慎，所以才使他不断进步。尽管在实际的政治行动中，左的做法从未停止，但在公开的原则上，毛还是相当注意分寸的。一旦掌握了全国政权，那就不同了，他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推行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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