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家改革之所以需要以集权为前提，因为他们国家功能相对疲弱、中央政府比较涣散。而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却是极权主义形态。所以集权不是改革手段，它本身就是改革的对象。在当代中国，集权改革论绝对行不通，分权改革论才是正道


　　老高按：前几天我陆续转载推荐了署名为“杨光”的两篇文章：《论十一届三中全会没做什么——改革开放溯源之一》、《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什么——改革开放溯源之二》。今天继续推荐他的《论“集体领导”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溯源之三》。
　　三篇文章连起来看，很有信息含金量，拓宽了我们对改革开放问题的思路和视野——当然并不意味着我同意他的所有观点。
　　“有没有拓宽视野、刺激思考的信息含金量？”——这是我选择推荐或者不推荐某篇文章的最主要着眼点，而是否认同作者的观点，并不在我考虑之列。有时（当然这种时候并不多），作品引起的讨论甚至争辩，更有价值。
　　在此我再次强调上述这一或许有异于诸多网友的观点，对耶错耶，笑骂由人。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但有人尖锐指斥这句话，指出历史根本不可能成为今后的镜鉴。我记得，有次与一位朋友在加州聊天，他就说：杨继绳、王友琴、高华、杨奎松、沈志华这些人发掘和保存历史真相，当然值得崇敬，他们记录了、探究了中国走过的历程，将来人们要了解那个时代，就绕不过他们的成果。但是要说有什么“对今后的借鉴意义”？你拉倒吧！对于中国、对于世界应对今天挑战、做出未来决策，这些历史研究成果有什么值得看重的呢？充其量，只是作为政治斗争的弹火、砝码罢了。
　　我还读到过这样的调侃帖子：“不学历史的人必定重蹈历史覆辙；然而学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学历史的人重蹈历史覆辙。”信然！
　　对“以史为鉴”，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我曾担任过《历史明镜》节目的主持人，他们昨天要我录几句话以作新年致辞集锦，我说：
　　……当初被赶着鸭子上架，我这个“即将退休人士”被推上了《历史明镜》主持人的交椅，做了一百多期访谈节目。现在虽然退下阵来，但邀请嘉宾探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是一段难得的人生体验。这些节目澄清了一些谎言迷雾、开启了一些密室黑箱，我看更重要的意义是唤起观众的兴趣，来超越眼前功利、思考历史真谛。
　　多了解了一些史实，并不能让我们更准确地预测未来，更不能让我们在职场上、情场上、赌场上春风得意；但是我们会明白历史并不是一根直线或者一根曲线，也不是两军对垒、非黑即白、善恶分明，任何一个看上去彷佛简单的事件、或者似乎定论的人物，其实都是多棱体，都有多侧面多层次。这就使我们的心灵更有深度，视野更有广度，境界更有高度，人生更有厚度。
　　尤瓦尔·赫拉利在他轰动一时的《人类简史》中有段话谈“究竟为什么要学历史”，深获我心：
　　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不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论集体领导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溯源之三

　　杨光，民主中国


　　简论改革开放何时起步、由谁发动
 
　　在前面两篇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章中，我已经详细说明了：将1978年定为改革元年，将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是不真实、不恰当的历史编撰。
　　那么，改革开放何时开始、如何起步？是谁发动了改革开放？谁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我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个从点到面、由小到大、积微成著的渐进过程，从单纯的民众自发性改革（如农地承包，乡镇企业，“包工头”，民工进城，小商品市场等等，均由民众自发性改革起步），转为民众自发与当局推动共同发挥作用；中共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也是从最初的推三阻四、被动适应，逐渐转为顺势而为、主动出击。这一渐进进程，很难确定一个具体的日期或时段作为其历史起点。
　　如果非要找到这样一个时间点，最合适的日期莫过于1976年10月6日。那天晚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发动宫廷政变，秘密逮捕了毛泽东的遗孀江青、侄子毛远新及其主要政治盟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同时被逮捕的还有谢静宜、迟群、金祖敏）。虽然政变者的“战略意图”只是消灭最高权力的觊觎者、竞争者，而非更新政策、重塑党国，但是，从那天起，平衡已经打破，裂缝逐渐扩大，变局正在形成，改革（不管大改还是小改吧）事实上已经箭在弦上。摆在华国锋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改或不改，而是：你若不改，你守得住吗？别人要改，你挡得住吗？比如，大批党国元勋一波接一波催促华国锋让邓小平复出“替华主席分忧”，你挡得住吗？大批落马老干部给“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邓小平、习仲勋给华写信都是用这个称呼）写效忠信，一边控诉“四人帮”的罪恶，一边要求“为党工作”，你挡得住吗？大批下乡知青泣血陈情、请愿闹事，坚决不肯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挡得住吗？大批广东边民不顾死活，成群结队，偷渡香港，你挡得住吗？如果挡不住，那就只能改。
　　某种意义上，当毛泽东已死，当江青“四人帮”被抓，改革开放便已成为一件顺水推舟、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不是要低估改革开放发动者的勇气，或低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智慧，其实，改革开放从来就没有一个单一的发动者或发动机构，更没有一个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总设计师”。
　　要说改革开放的发动者（推动者这一称谓也许更合适一些），首先是亿万贫苦之极、穷则思变的中国农民，千百万长期忍气吞声、已经忍无可忍的知识分子，千百万文革中受苦受难的中共党员干部，千百万被文革利用之后弃之如敝屣的青少年，他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者或发动者。他们的思想、言行、人生观、世界观已经在当局允许他们改变之前率先改变，而且再也改不回去了。
　　至于中共高层的改革开放人物，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陈云、赵紫阳、万里，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发动者，早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他们就已经零打碎敲地启动了某些局部改革：
　　华国锋的“洋跃进”吹响了对外开放的号角，这是对毛“自力更生”闭关锁国政策的重大改革，所以华国锋是对外改革开放的发动者；
　　邓小平甫一复出，便立刻拍板恢复高考，指令知青不再下乡（两年后该政策改为回城安置）。对当年数千万学子、一千多万下乡知青来说，这既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善政，也是对毛的教育革命路线的颠覆性改革，所以邓小平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动者；
　　胡耀邦主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胡耀邦、陈云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大力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和老干部复出，这是对毛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干部路线的重大修正和改革，所以，胡耀邦、陈云是政治改革的发动者（可惜中共的政治改革只有开篇，没有下文）；
　　赵紫阳、万里顶住巨大政治压力，默许农民进行颠覆人民公社体制的土地承包制试验（再以成功的实践迫使中央承认既成事实，并将新体制推向全国），所以赵紫阳、万里是农村改革的发动者。
　　（附论：不久前中共官方推出一张描绘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的油画，这幅作品以习仲勋为主角，习站在画面正中，对着中国地图指点江山，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则恭恭敬敬坐在习仲勋面前，一副凝神倾听、茅塞顿开的样子。油画的意思似乎是说，“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人其实是习仲勋。这就有点过分了。习仲勋的确是一位开明的改革派人物，八十年代广东改革开放之领先于全国，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的确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论改革开放的全局性、历史性贡献，习仲勋与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陈云、赵紫阳、万里等人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层次。在创建广东经济特区的过程中，习仲勋的作用也未必重要。最早向邓小平汇报逃港问题并要求在边境地区实施特殊政策的人并不是习仲勋，而是习的前任韦国清。最早提出兴建特区这一想法的人，毫无疑问是邓小平。邓访问新加坡参观其工业区之后，其设想趋于明确。为特区模式拍板定案的人，当然也只能是邓小平，习仲勋没有这个魄力，更没有这个权力，因为反对建立特区的人陈云、李先念远比习仲勋位高权重。在筹设、创办特区的具体实践中，国务院的谷牧、广东省的吴南生、梁湘、袁庚等人，其开创性贡献也要比习仲勋大得多。习仲勋是令人尊敬的政治人物，晚年岁月亦有其独特的闪光点，习近平欲尊崇其父，为胡耀邦翻案，为《不同意见保护法》（即言论自由法）立法，完成其父遗愿，就是最好的尊父之道，大可不必替父抢功抢到邓小平头上。这幅拔高习仲勋的油画作品之拙劣可笑，堪比井冈山毛林会师油画。）
 
　　但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通常是走一步、看一步，或者进两步、退一步（也有的时候是进一步、退两步），重探索、重试验而轻设计、轻规划，“总设计师”之类角色是自始至终都不存在的，全局性、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也是自始至终都不存在的。
　　也正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摸论”、“猫论”、“不争论”为指引，所以，它从来就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引，没有配套的政治思维，用诗人的语言来说，它没有情怀，没有灵魂，因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了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肉欲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
 
　　简论集体领导是改革开放的政治保障
 
　　有一种集权改革论调，它的理论依据是权威主义（或新权威主义）。这种论调认为：改革需要集权，改革发动者必须是强有力的集权领导者，因为只有大权在握的政治领袖，才有足够的能力压制既得利益团体，排除反改革势力的干扰，实行大刀阔斧的制度革新。持这种论调者通常会举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明治天皇为改革成功的正面例证，以证明改革者越揽权、越独裁，改革越有可能成功，否则，改革越有可能夭折。
　　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不是这样。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明治天皇之前的德国、俄国、日本，是一种国家功能相对疲弱、中央政府比较涣散的状态，这是他们的改革之所以需要和领袖集权的前提。而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状况，却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国家包办社会、中央包办地方、政府包办企业、集体凌驾个人的极权主义形态，在此状况之下，集权不是改革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改革的对象。集权是毛式旧体制的灵魂，唯有分权或放权，才具有改革的性质。所以，在当代中国，集权改革论是绝对行不通的，分权改革论才是改革正道。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些成就，绝对不是因为有共产党全党臣服于唯一的“核心”，绝对不是因为全党全国的“一切工作”服从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启动，是因为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幸摆脱了毛泽东那样一位“一句顶一万句”的“伟大领袖”；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效，是因为“集中统一领导”有所松懈、有所松绑，才使得个人对集体、企业对政府、地方对中央暂且获得了以前从未获得过的权利、利益与自由；改革开放之所以不断持续、有所深化，是因为“党中央”和它的“核心”对它以前不敢放行的民间自发言行有所放行，对它以前不能容忍的异己力量有所容忍，对它以前不肯承认、不肯接受的反体制经济与社会模式——比如由亿万主体和“看不见的手”所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有所承认、有所接受。一句话，如果说改革开放有什么“宝贵经验”，那么，最主要的经验就是：把个人、企业、其他经济主体、民间社会逐渐与毛时代强行捆绑在一起的党、领袖和主义剥离开来，哪些领域剥离得越彻底，哪些领域的改革就越成功。
　　总而言之，毛时代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来就不需要一位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那样的集权领袖，从头到尾，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中央放权、政府让利，更大的亿万人民自我发挥、释放潜能的制度性空间，更加宽松宽容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体制，更有法治保障的普遍人权和个人自由。本质上，这些要求与集权主义、威权主义、独裁政体的重新回潮是格格不入的。满足这些要求，改革开放必然前进，无视这些要求，改革开放就会倒退，拒绝和否定这些要求，改革开放注定死亡。
 
　　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话题。如前所述，这个被公认为改革开放起点的中央全会其实并没有出台任何改革开放的政策，更没有发明改革开放的理论和路线，但是，它做了一件使得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路线得以长期存续下去的事情，那就是：它确立了“集体领导”的政治原则。这件事情对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开放的波折，才逐渐显现出来。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正是因为有了集体领导作保障，中共的改革开放路线才能持续进行，换言之，如果没有邓江胡时代的集体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就夭折了。
　　为什么集体领导体制与改革开放路线的存续具有此种紧密关联？这是因为，中共所谓集体领导，其最终政治功能就是实现了高层体制的分散化、最高权力的分权化，它虽然没有三权分立和宪政政体那样的功能，但某种程度上可仿效其功能，而正是由于高层体制的分权机制，才自上而下地给地方政府、县域体制、基层社会、民间力量留出了一些自由发挥、自行改革的空间。
 
　　分权使保守派不能保守到底，集权使改革派无法改革成功
 
　　十一届三中全会促成了陈云派系的崛起、华国锋派系的衰落，随后，邓小平抢了华国锋的权，陈云分了邓小平的权。众所周知，陈云是经济保守派，其保守程度大大超过华国锋。陈对引进外资、创建特区、实行市场经济均发表过明确的反对意见，且陈的反对意见并非无效，尤其是陈云利用王震接管中央党校排挤胡耀邦的党校人事班底，利用区区“晋江假药案”扳倒胡耀邦的密友、改革派干将项南（此人亦是习近平从政初期的大贵人），利用价格改革闯关失败的良机公开向邓小平发难，一度让改革派灰头土脸，十分被动。上海和华东地区的体制改革和开放开发之所以在八十年代长期落后于广东和华南地区，作为“上海帮”老帮主的陈云是负有极大过错责任的。
　　或许，人们会说，如果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完全独裁地位，而不是确立所谓集体领导体制，改革开放早就排除了陈云派系的干扰，在邓“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下长驱直入，全面开花、硕果累累了。这种看法至少是片面的。殊不知，陈云虽然反对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但在政治思想领域，则远比邓小平宽容和开明。最早提出粉碎“四人帮”式的宫廷密谋和暴力方式“下不为例”的元老是陈云，最早提出不杀政治犯和“党内斗争不开杀戒”的元老是陈云（陈云主张不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死刑，明显比邓更宽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仍有反对华国锋的“反革命分子”被处死，但此后这一暴政被取消），最早提出重评毛泽东、否定文革、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清算康生谢富治罪行的元老也是陈云。陈云说过“毛泽东建党有份、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这一定性比邓小平在《历史决议》中强行将毛泽东与林彪“四人帮”切割、对毛“三七开”的定调要清醒、实在得多。
　　改革开放不仅需要有改革的思维、有改革的人物（或改革派），它还需要一些具体的历史性条件。否定文革、告别毛体制和毛路线，就是中国持续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仅仅走出了告别毛路线的第一步，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作为，则走出了告别毛体制的关键一步。走出这一步之后，华国锋或者邓小平想要成为第二个毛泽东式的独裁领袖，已经是不可能了。否定毛路线，摆脱毛体制束缚，这就为改革开放的持续化、扩大化提供了历史性条件。所以，陈云虽然是经济改革具体措施的反对者，却同时又是改革开放历史性条件的创造者。如果没有集体领导体制，这一历史性条件将很难顺利达成。
　　陈云比邓小平在经济上更趋于保守，邓小平比陈云在政治上更趋于独裁。邓小平那篇鼓吹“政治体制改革”的著名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出自陈云派系的“左王”邓力群之手，并不是一个意外。以邓陈为双轴的集体领导体制使得邓时代在改革与保守、独裁与共治之间摇摆不定。但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改革开放中的“大反派”陈云，对改革开放路线的形成也做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
　　换一个角度看这个论题，让我们看看朝鲜和越南。朝鲜在第一代暴君金日成死后演变出了世袭制度，后继者金正日、金正恩二人未必没有邓小平式的改革思维，其放开小商品市场，在朝韩、朝中边境创办金刚山工业区和新义州特区，说明他们并不排斥改革开放，然而，由于其只有领袖独裁而没有集体领导，朝鲜的改革开放终究不能持续也无法见效。一个没有任期限制、不受高层同僚约束的独裁领袖，即使有心改革极权体制，也是无法改变极权体制的。越南的情况与朝鲜恰成对照，越共的革新开放从阮文灵时代起步，在时间上比中国晚了七八年，内外政策的变革一直比中国慢半拍，在领导层方面，既没有出现朝鲜那样的世袭独裁者，也没有出现华国锋、邓小平这样在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特殊魅力领袖，越南也有改革派、保守派之争，但越共的集体领导比较成熟稳定，均衡政局之下，越南经济改革的收效不错，政治改革则走到了中国前头，此种局面远非“集权改革”的朝鲜可相比拟。
 
　　本文的结论是：前共产极权体制国家的改革开放，若要有所成功，必须以放权、分权为要务，以人权、自由为旨归（即使改革者在主观上并没有人权和自由的价值追求，但客观上，改革开放对个人、企业、地方政府、基层社会的体制性松绑，其隐含的要义，便是人权与自由的初步回归），它必然要求高层体制的分散化、分权化，而集体领导的原则，就是对这一要求的起码响应（当然它是非宪政的响应方式），政治民主化则是对这一要求的终极响应。在集体领导体制之下，哪怕领导集体中存在着强大的反对派系，而反对派系恰好又都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那也不要紧，它总比那种只有“核心”、只有“定于一尊”，而没有任何反对派的高层独裁体制更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我们甚至可以说，保守派、反改革派系只要在集体领导体制之下活动，他们对改革开放亦有其独特的体制贡献，陈云就是例证。
　　因此，关于习近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前程，我们也可以断言：由于习近平已经几乎废弃了集体领导原则，取消了任期限制，恢复了个人崇拜，初步实现了个人独裁，即使他是一个响当当的改革派，若不重回放权、分权之路，他和他的“领导一切”的“党中央”注定只能将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先辈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引向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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