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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畢業三十年，歸零重邁步 |
| | 我的上下鋪、我的前後桌、我的同寢室、同教室、同詩社的校友們，是不是想起了我們在畢業合影中共同的感懷，想起了我們在留言冊上彼此的激勵，想起了我們懷揣分配證前往報到時的決心，想起了我們對國家、民族未來的期待？與30年之後的今天對照，是吻合？還是偏離？甚至是背道而馳、事與願違？
2012年即將結束。在回顧、總結這一年的時候，我感覺有一件對自己而言的大事，不能忽略。這就是，2012年是我大學畢業的30周年。
這一年10月初，我的同窗們在武漢珞珈山麓聚會，重溫在校時光，交流畢業分別之後的在事業、家庭等等方面的體會。雖然我沒有能參加這次盛會，但是我的同學給我帶回了中文系77級同學回憶錄《我們這一代》——一本介乎16開和32開之間的30萬多字的沉甸甸大書。
這本回憶錄，留下了50來位同學的珍貴文字——不僅是關於四年校園生活的回憶，更是30年來不同人生道路的記錄，還有若干合影。我自己有三篇半回憶文章（有一篇與同學合寫）入選，而且承蒙我們系我們年級同學們的信任，儘管我來到海外二十年，大家還是委託我為這本書寫了一篇序言《天降大任於斯人——77級畢業三十年斷想》。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用的是未來式。我們已經年過或者年近花甲，已經“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過了，對這句話就有了不同角度的理解。我在寫作這篇序言的時候，曾經在我的博客上刊出過一些思緒的片段，這裡全文將這篇序言刊載如下。這本書尚未發行，所以某些人名，我暫時還做模糊處理。
這篇序言很難寫，遠遠超過我個人署名的回憶文章。因為畢業30年之後，同學們的身份、位置、處境、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都有了很大變化，拉開了距離，而這篇文章要得到大多數同學的認可，就必須尋求大家看法的“公約數”，用時興的話說，也就是要尋求“共識”。幸虧，從我的同學的反映看，大家還是基本認可的。
我的同學中，在美國、在新澤西的不少，他們時時在鞭策和鼓勵我，讓我感到校友的溫暖。有個別校友，自稱早就了解我當年在學校“搞政治”，認定我現在也在通過歷史暗暗地“搞政治”。我不知他所謂的“搞政治”是何含義，他是看到了黨指向哪裡，高伐林就一馬當先地沖向哪裡呢，還是看到了黨把住哪裡，高伐林就一馬當先地要衝破哪裡？他看到的，是我嗎？ 貼在下面的這篇文章，正好涉及對在校和離校共34年的反思。
開設博客的好處之一，是增添了與人交流、及時聽到各方高人指教的渠道，也加開了一扇觀察林林總總眾生相的窗口。在我昨天貼出的文章的後面，這位校友不僅為我的“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大感“可惜呀又好可憐”，又慶幸他自己沒有像我這樣“死無葬身之地”；更進一步給我的後代算了命：“我不為你可惜，我為你的兒女感到沉重的悲哀。在你這樣的父親教育下，很難想象他們在這個社會中有任何指望。”——到底是校友啊，除了深切感謝他如此悲天憫人的情懷，我還能說什麼呢！
三十年過去，走過的腳印無可更改。這樣一本回憶錄文集，有助於我們克服自大與沮喪，有助於重新尋求和凝聚共識。藉此機會，我要對所有的校友們表示感謝。但願我的同窗們擁有永遠年輕的心，“覺今是而昨非”，“知來者之可追”。成就也罷，失誤也罷，過去的一切歸零，我們從畢業30年之日起，重新上路！
天降大任於斯人 ——77級畢業30年斷想
高伐林，選自《我們這一代》
如果要求只選出一件自己人生中最影響命運的大事，列國列代各色人等，可能有千差萬別的答案。但我相信，我們77級大學畢業生，絕大多數會寫下：“恢復高考，考上大學”。
——立冬那天，江西山區的一位生產隊會計、代理隊長×××，考大學報上了名。那正是剛剛熬過家家戶戶斷了口糧的饑荒、正逢秋收冬種的大忙季節，他興頭頭地回到村頭，卻遭到大隊副書記劈頭蓋臉的訓斥；
——在湖北廣濟縣剛評上模範教師，在縣裡開會吃了七天大魚大肉的×××，去領高考報名表時，發放表格的王會計，一連三次錯給了他中專報名表，還說“我可是為你好”；
——廣西連綿群山裡的17歲回鄉知青、文化掃盲班“土教師”、連電話都不會撥的××，成為全公社數百考生中唯一上榜者，轟動一時，竟有人專門去看他家祖墳的風水，甚至有人想偷偷在後面不遠處修墳；
——湖北一個偏僻小鎮醫院裡的麻醉師××，聽說鎮上失火，扔下複習資料，衝去救火直至夜深，而第二天，他就要走進高考考場；
——最倒霉的大概是剛剛進入武漢市廣播電台的31歲編輯×××，新婚不久的妻子病重住院，醫生都不敢再做手術了，他請假照顧妻子半個多月，領導發話：“再不來上班，就別來了。”雪上加霜的是，高考雖獲近三百分，但直到大學開學了也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
而像×××這樣歲數的，還有北京的×××、武漢的×××……他們早在11年前就做過“高考夢”，卻被突如其來的“文革”風暴卷得無影無蹤。
還有我。身為武漢市冶金工業局宣傳科幹事，也面臨工作繁忙、無暇請假的困境。於是整整一個月，白天下廠調查、勞動，趕寫宣講材料、新聞報導，晚上攤開全然陌生的高中數學教材，生吞活剝——中國的政治氣候風雲難測，今天陽光普照，誰知道明天是否風暴再起？趕上了就得豁了命抓住。
我還記得，1966年6月中旬，那時我是武漢市第一中學的初中畢業班學生，是班時事委員，拿到當天報紙，宣讀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爆炸性消息：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學生寫信給黨中央、毛主席，“強烈要求廢除原有的升學制度”；緊接着，北京四中師生致信中央響應女一中發出的倡議。《人民日報》6月18日發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通知：招生暫停，以改革高等學校招考辦法。《人民日報》同時還配發社論，稱“舊招考制度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分數掛帥，嚴重違反黨的階級路線，把大量優秀的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子女排斥於學校大門之外，為資產階級造就他們的接班人大開方便之門”，“要徹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
高考一停就是11年。“文革”中期，在毛澤東關於“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下，大學開始恢復招生，方式是“推薦與選拔相結合”，中間有多少貓匿和黑色幽默？
1975年，我看過一部電影《決裂》，劇情的焦點就是“什麼人可以上大學”？我還記得，男主角豪氣沖天地舉起手：“手上長滿老繭，這就是上大學的資格！”在電影院的昏暗中，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手：當了兩年農民，五年工人，我手上也有繭，但我有上大學的資格嗎？
現在看起來，那一套何等荒謬絕倫，在那個年月中卻如此天經地義。
武大人的光榮
65個同學從天南海北，跨進武漢大學中文系，匯入了77級這個集體。
一代人能夠迎來生命的最大轉折點，不能不感謝當時剛剛第三次復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是他拍板中止執行1971年“文革”中以紅頭“中共中央文件”名義下發的“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決定從1977年起，停止“推薦上大學”的招生辦法，立即恢復高考。
恢復高考的決策與我的母校的師長，有更為直接的聯繫：正是後來擔任武漢大學校長的劉道玉，在教育部工作期間，參與籌辦了那場教育座談會；正是在那次會上，時任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查全性大膽提出恢復高考的建議，得到鄧小平首肯。
這件事在我的同學陳晉對查全性的專訪、謝湘對劉道玉的報導中，都寫得十分詳細確切。在劉道玉的《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書中，還披露了一段秘辛：
會議最後一天的前夜，查先生找到劉道玉說：“我本打算講的，別人都已講了，你看我講點什麼為好？”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講，”劉道玉沉吟了一下，提醒他說：“那就是由遲群一夥在北京兩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針（即志願報名、基層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覆審）。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講這個問題，明確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針。”
查先生深以為然。他認真準備後，於8月5日下午發言，直指當時大學推薦招生制的四個嚴重弊病：埋沒人才，卡了工農子弟上大學，助長了不正之風，嚴重影響了中小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查先生語驚四座：“什麼‘十六字’，都是騙人的，實際就是四個字‘領導批准’！”
他的發言引起了鄧小平的高度重視，當即拍板。後來謝湘在以“中國青年報記者”名義撰寫的報導中，寫到這段往事時激動難抑：“關乎中國青年前途命運、關乎中國發展未來的一個歷史性的重大決定，就在這一瞬間做出了！”
這一年，教育部破例召開了兩次招生工作會議。第二次招生會議是建國以來時間最長的“馬拉松”會議，歷時44天。這次會議將1977年的招生政策確定為：自願報名，統一考試，符合條件均可報考。招生對象為：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復員軍人、幹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年齡20歲左右，不超過25周歲，未婚。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出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年齡可放寬到30周歲，婚否不限。
1977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宣布：廢除“推薦上大學”，重新恢復高考。這一聲春雷，震動了全國。
作為武漢大學校友，我不能不感到光榮和自豪；作為這個決策的首批直接受益人，我不能不由衷地感謝劉道玉校長和查全性院士；作為從這裡起步的思考者，我也不能不承認：這麼影響深遠、推動全局的巨大轉變，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結果。萬幸，領導人這次“一念之轉”，做出了推動中國進步的意義深遠的決策。
頭班車·末班車
那場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宏大的高考，不僅喚醒了我們這些曾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年輕人的希望，改變了無數在礦井下挖煤、在農田裡刨土的小伙子和姑娘們的命運，它更直接改變和推動了中國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發展，改變了全社會“讀書無用”的價值觀念，成為一個國家復興的基點。
1982年，我寫過一首短敘事詩《一分》，後來被《中國新文學大系·詩歌卷》選入。詩本身寫得很不高明，但揭示的卻是一個普遍現象：差一分，都可能篩選下幾千幾萬人，都可能讓人們的命運出現巨大的轉折和分野。
恢復高考，對於“文革”後的中國來講，是“頭班車”；而對於我們中許多人的人生來講，是“末班車”。在“頭班車”或者“末班車”到來的剎那，我們能夠抓住，應該說，並非偶然。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歲月里，我們這些人或許朦朧、或許明確地，仍然相信培根的那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仍然在內心深處萌動着對真理的嚮往，這幫助了我們抗拒愚昧，在艱難的環境下吸取知識。
也必須看到，能躍上“頭班車”或者“末班車”，雖然有每個人灑下的心血汗水，但是畢竟還要靠機遇。“文革”中的首次高考，在年齡、婚否、是否有高中文憑等問題上都大大放開，但是從全國範圍來講，“左”的流毒尚未肅清，許多人比我更優秀，堪稱真正的人才苗子，卻因為家庭成份、父輩歷史問題，或者所謂“海外關係”，以及莫須有的“不要求上進”、“只專不紅”、“思想落後”，而未跨過“政治關”，被擋到了高考門外，喪失了（有些人甚至永遠喪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1977年，全國570萬人報考，錄取27.3萬人；1978年，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最近我遇到好幾位朋友，他們當年的水平在我之上，有的甚至高考成績也相當拔尖，但是後來卻沒有能夠跨進大學校門，或者被分配到質量很差的學校……這也正是我們跨進武大校園後如饑似渴地學習的動力來源之一：我們在與同齡人相比中，既感受到了幸運，又因之而自視為“這一代人”的代表：我們沒有權利不珍惜光陰。
我上面主要是從像我這樣被“文革”耽誤的一茬人的角度來說的。而77級學生的一個特點，就是年齡相差極為懸殊，年齡最大者比最小者大出一倍，以致就在同屆學友當中，也存在一定“代溝”。年輕的學弟學妹雖然比不上我們這樣先讀了“社會”這本無字大書，藉助人生閱歷占據先機，但他們有年輕的優勢，也都很明白自己趕上了青春一點沒耽誤的好時光、於是也都感到慶幸，由此激發了強烈的學習動力，一點不比學兄學姊們差。
以後各屆的學弟學妹有我們當年那樣的學習勁頭嗎？——那是被壓制而積攢了十年的學習願望啊；以後各屆的學弟學妹有我們當年那樣參與社會變革實踐的勁頭嗎？——那也是被壓制而積蓄了十年的獻身精神啊。更何況，1977年高考，是我的、我的同學的人生新開端，與我們國家告別過去、走向現代化的開端相重合。我們在珞珈山的四年，1978年到1982年，趕上中國令人激動的大轉向。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多年來習慣了把自己的未來，與祖國和民族的前途聯繫在一起。
怎能不談《這一代》
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同學，有什麼特別的貢獻？
——我們石破天驚，倡議並與13校學生社團聯絡，共同創辦了文藝刊物《這一代》，這唯一的一期，創刊號兼終刊號，是由我們主編。
今天許多年輕大學生宛若聽到天方夜譚：即使在社會空間和思想空間已經大為擴展的今天，這也是很難想象的一件事，在剛剛解凍的1979年，你們是怎麼做到的？
我曾在一篇為武漢《青年論壇》雜誌寫的文章中，這麼評述：“創辦《這一代》這樣的事只能發生在1979年，只有理解了1979年，才能理解這齣活劇中年輕的登場人物的執拗與偏激，理解他們的冒傻氣兒和折騰勁兒！……這一年，犬牙交錯、短兵相接、乍冷忽熱、雲詭波譎。恍然大悟之後緊接着更大的困惑，剛剛體會突破的暢快，迎頭又撞上新的桎梏……”
張樺也在《這一代與〈這一代〉》的文章中說：“如果排列那一年的中國國內十大新聞，即使在今天來排，也不是件容易事，已屆而立之年的共和國，忽然變得年輕莽撞，什麼雷區都敢進，什麼大旗都敢樹，很有些‘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氣魄！”
關於《這一代》的籌辦經過，張樺、王家新、×××等同學已寫過不少文字。我想說，這個行動的籌備者——至少是張樺和我，起始並沒有任何“橫空出世”的雄心，完全是因緣際會，陰差陽錯。
張樺最初的提議，是基於各大學77級同學紛紛主辦學生文學刊物，其中不乏佳作；學生中也頗有在全國和地方報刊上發表作品、嶄露頭角的詩人、作家，像北大的陳建功、復旦的黃蓓佳……人才作品和讀者市場，這供銷兩頭，都足以支撐一個全國性的大學生文學刊物。因此，我們急切地給共青團中央和全國學聯寫信，給全國文聯和作協寫信，希望他們認識到大學生文學創作的實力和潛力，出面創辦這樣的刊物。我們在信中甚至毛遂自薦，願意義務跑腿做聯絡工作，約稿、組稿。但是我們的熱心卻不斷被澆下一桶又一桶涼水——這些機構，都回覆了態度熱情、措辭婉轉的信，肯定我們的建議，“然而，眼下百廢待興，限於各方面的困難，無法創辦這樣一個大學生文學刊物”云云。
一封又一封婉拒的信，將我們惹火了。“初生牛犢不畏虎”，我們想不通：“千難萬難”，到底有多難？張樺提議：“求人不如求己”，咱們自己幹起來如何？我們全國各高校的大學生要是自己串聯，辦起了這麼一個刊物，不就讓那些叫苦叫難的機構眼見為實了嗎？
這就有了後來的一連串故事，引出了始料未及的結局。
如今回頭看這段難忘的經歷，翻看我們殘缺的《這一代》雜誌，作為創刊號的編輯組組長，我得承認，這本雜誌，展示了我們可貴的銳氣，也暴露了我們嚴重的不足。我們自己思想上和行動上的失誤，是導致這本很有希望的雜誌夭折的原因之一。然而，這又豈是當年初出茅廬的我們所能參透的呢！
時代的風尚，總是特點與局限相偕而行的。我們這支學生軍，還沒有足夠的思想魄力和藝術功力去開創、引領時代之風，只能力圖去跟上時代潮流。當時的執政決策者已經在翻越山隘探索新路，也不得不認真面對諸多牽一髮動全身的難題，心急的我們，只覺得動作太慢，這就難免發生撞擊；當時的文壇詩苑裡已經有一些人在探索和表達新的價值觀念、新的感受方式，後來有人定義為“崛起的一群”，但他們的涓涓音波，當時還僅僅在青年知識分子中一圈圈地擴大波紋，與當時狂飆突進、挾裹民心的文學主流相比，只是一個側翼的分戰場而已。我們與當時全國民眾尤其是青年的心態合拍，盯住的是醜惡腐朽的封建之樹上最顯眼的兩隻毒果：等級特權和現代迷信，而個性解放、實現自我這些問題，暫時還只是被××這樣少數敏感者擺上重要的心靈議事日程。我們中的多數，被時代的罡風驚雷激勵着倉促上陣，“我以我血薦軒轅”，為實事求是而吶喊，為戰略轉移而歡呼，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人應享有的權利和尊嚴而放號，想用青春的熱血去潤滑我們國家鏽蝕的輪子。
我們的作品，與當時的歷史潮流也許不算十分同步，卻無疑是同向的。然而，年輕的我們，並沒有合手的認識和改造現實的思想武器。雖然我們多來自社會底層，在十年動亂中與民眾共浮沉同憂樂，獲得了大量鮮活印象和切身感受，我們卻沒有足夠能力去理解它們的多重內涵，無法從本質上把握歷史特徵和現實任務。我們對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弊端視若寇讎，恨不得筆鋒所指，一掃而光。可是，要批判現實，總得心目中有一個藍圖做參照系吧，我們既不願接受當時“抓綱治國”之類現成的藍圖，又無法在總覽我們這片土地的昨天與今天的基礎上構思明天，只能向外尋找，尋找其它民族的社會發展模式和思想體系。我們對“變革現實的文學”（這正是《這一代》創刊號中的一篇重頭評論，出自王家新之手，可惜雜誌殘缺，未能刊出）有熱烈的憧憬，但是對預測中國經濟社會的變化會促成什麼樣的人際關係新格局、生活方式新景象、思想觀念新面貌，以及——對我們中文系學生來講最關鍵的：文學的新危機、新挑戰和新希望？我的想象力卻十分貧乏蒼白。
青春永遠與主人惡作劇。它到來時，讓我覺得青春的力量是無限的，無堅不克；當它流逝了，我才驚悟青春的力量其實很有限。我並沒有估計到，無論是社會變革還是文學創新，都是“馬拉松”，不是憑青春的血氣之勇百米衝刺的一錘子買賣。從尋夢到尋根，不可能不是一個屢屢碰得頭破血流的曲折過程。
在此，也不能不反省，當年我多少有些與科學求實精神相悖的“功力不夠，勇氣來湊”的走捷徑心態。為了在大學生對各種報刊的閱讀興趣瞬息萬變的情況下一炮打響，而思想上、藝術上又難以一下異軍突起，於是只好加強鋒芒，以大膽求轟動，搶奪眼球。
例如，最有轟動效應的“憤怒出詩人”的一大組詩作，體現了作者和編輯的正義感、社會責任感，抨擊權貴們憑藉特權公車私用（葉鵬《轎車在街上匆匆駛過》），諷喻黨中央和民眾的“一橋之隔”（王家新《橋》），甚至提出愛妻子高於愛領袖的尖銳命題（趙譽泳《愛》）……這些作品的膽識和鋒芒十分難能可貴，但是這些詩作又不免粗礪，從文學觀念上講，或許不過是我們一再抨擊的“文學為政治服務”的觀念的再版。
類似這樣的“歪打正着”，在我們年級同學的經歷中無數次顯現，我們的成長，就是一連串主動與被動、自覺開創與誤讀誤解、有意栽花與無心插柳的合力的過程。我們在憧憬中是想辦一個高質量的學生文藝刊物，但是後來它給人們的最深刻印象，卻並不是文學價值，而是“干預現實”的社會意義；我們只看到天南海北的同學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於是便冒冒失失地發起串聯，但是後來從各級領導的看法和舉措中，我們才意識到這未免是過於超前的嘗試……
話又說回來，歷史何曾是像神舟八號那樣，嚴格按照周密計算設定的軌跡飛翔？歷史不就是被一件一樁的偶然事件推動，在許多方向雜亂無章的力量的合力之中開闢出道路的嗎？正像一江春汛從天而來，順勢而下，左歪一下，右拐一下，偶爾踟躕停滯，而後大步跨越……
張樺在《這一代》籌辦之始，就以日記的方式記錄經過，以“也許這就是中國文學的未來” 為題，發在第五期《珞珈山》上，為歷史存照。這個標題當時看來未免大言不慚，但何嘗不是事實呢？後來中國文壇上多少頗為閃亮的名字，不就出自《這一代》13校文學社團群體：陳建功、徐曉、王家新、陳晉、於可訓、徐敬亞、蘇煒、張水舟、王小妮……
回頭來看，只看學校的地位和名氣，串聯各校學生文學社團輪流主編一個跨校、跨省的刊物，或許確實並非良策。別的不說，彼此之間很難在深切了解的基礎上達到默契。然而，在那個特殊年代出現的這件事所蘊含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這件事本身。被稱作“天之驕子”的年輕人那種為事業獻身的巨大熱忱，那種“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社會責任感，那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揮斥方遒”的書生意氣、青春活力，不正是昂揚進取的時代氣象中一道突出的風景麼？即使是這支學生軍的偏差失誤，也很“高級”、很大氣。青年不是一下能成熟起來的，沒有當年莽撞的《這一代》，哪裡會有30年來在各地、各界紮實耕耘收穫的“這一代”？
1979年十三校學生社團自辦的文藝刊物《這一代》，現在是“珍貴文物”。
一首詩和兩支歌
《這一代》的發刊詞中寫道：“這一代，他們已經獲得了這樣多的名號：受傷的，迷惘的，被耽誤的，思索的，戰鬥的”；還可以加上若干：崛起的，理性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還有人說，是理性主義、理想主義和具有強烈社會關懷的一代……
放在歷史長河裡看，77級對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發展功不可沒，我們是值得驕傲的一代。
1982年初畢業的77級，30年之後，成為社會中堅。就我們武大中文系的這屆同學而言，不論在教育界、學術界，還是企業界、傳媒界，都獨當一面，造福一方。我深為我的同窗而驕傲：著作等身者有之，腰纏萬貫者有之，被戴上“國學大師”桂冠者有之，晉省級，升局長，當大使，任書記……大有人在。更多的人，踏踏實實、兢兢業業，在各自崗位上發熱放光。也有人包括我，告別體制，激流勇退，遠走他鄉，用另外的方式推動觀念轉變、民族進步；還有些同窗，執着地尋找人生的真諦、自我的價值，不按常規出牌，不循舊軌走路，別有洞天，自得其樂……我為在校就嶄露頭角、畢業之後更捷報連翩的同學鼓掌喝彩，我更對更多的在校沒吭氣、沒出頭、畢業之後卻煥發才華或者特立獨行的同學刮目相看。
當我們在畢業典禮之後互道珍重、各奔前程之後，就像從一條高速公路出口湧出來，奔向各自的車道，盤旋攀登，此後事業的軌跡漸行漸遠。
思想的軌跡呢？世界觀、價值觀發生了什麼樣的嬗變？
記得30多年前，有次到研究生宿舍聊天，易中天念了一首短詩，是我的同窗××的岳父、已故老作家曾卓所寫：“當我年輕的時候／在生活的海洋中，／偶爾抬頭遙望六十歲，／像遙望一個遠在異國的港口。／／經歷了狂風暴雨，驚濤駭浪／而今我到達了，／有時回頭遙望我年輕的時候，／像遙望迷失在煙霧中的故鄉。”一陣短暫靜默之後，在場的人情不自禁地擊節讚賞。
那時的我，離“六十歲”還很遙遠，但是，“而今我到達了”，我的許多同窗也已經或者正在陸續到達。重新咂摸曾卓的這首短詩，它既囊括了年齡帶來的感喟，又涵蓋了更深更廣的心理內涵，充滿了張力。當我們回頭遙望我們的青春年華，遙望珞珈山的櫻花桂樹，是不是“像遙望迷失在煙霧中的故鄉”？
我的同學×××強力推薦過旭日陽剛彈着吉它唱的那首《春天裡》：
還記得許多年前的春天／那時的我還沒剪去長發／沒有信用卡沒有她／沒有24小時熱水的家／可當初的我是那麼快樂／雖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橋下，在田野中／唱着那無人問津的歌謠／如果有一天，我悄然離去／請把我埋在，這春天裡……／凝視著此刻爛漫的春天／依然像那時溫暖的模樣……
×××在同學聚會中唱起這首歌，唱着唱着，他的眼圈紅了，在場同學也都動容。我猜測，他們腦海中浮現的“許多年前的春天”，最主要的必定是在珞珈山度過的春天：櫻花如雪如霞，青春似火似風。
八十年代有一首仿佛遙遙相對的歌，當年我們曾意氣風發地唱過：
再過二十年，我們重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麼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鄉村處處增光輝。／……但願到那時，我們再相會，／舉杯贊英雄，光榮屬於誰？／光榮屬於八十年代的新一輩！
現在，是“再過二十年”又再加十年，我們重相會了，帶着各自的累累碩果團聚。“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材”（“忽成行”是不可能了，但居然有“忽成雙”），身形豐滿了，鬢角斑白了，還能橫渡長江、衝擊雪山的，恐怕只有×××、×××、×××等屈指可數的幾位。但是，我們的心老了嗎？
我想起了畢業時被用來自我期許也互相期許的孟子那段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為……”
我的上下鋪、我的前後桌、我的同寢室、同教室、同詩社的校友們，是不是想起了我們在畢業合影中共同的感懷，想起了我們在留言冊上彼此的激勵，想起了我們懷揣分配證前往報到時的決心，想起了我們對國家、民族未來的期待？與今天對照，是吻合？還是偏離？甚至是背道而馳、事與願違？
我們是感到了當初憧憬的虛妄幼稚，為自己及時清醒、回歸正途而慶幸；還是感到了當初憧憬的純真澄明，為自己後來隨波逐流、日漸世故而慚愧？或者，是揚棄（還記得入學第一年哲學課教師反覆強調的這個概念吧）——保持了真誠追求，抖落了好高騖遠，增添了腳踏實地？如果像科幻影片一樣，讓當年的我們推開門就跌入今天，我們是不是會錯愕莫名，反覆地揉眼睛，小心翼翼地張望當年做夢也不敢想的景象？
在我們走出校門之時，我們胸中澎湃着挑戰前人、變革現實的豪氣。過了30年，我驚異地發現，我們與前輩的差異遠小於我們當初的感覺，而與後代的差異卻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料。當初，我們津津樂道與前人的所謂“代溝”，充滿自信地認為，我們會吸取教訓，與時俱進，與後代的“代溝”不會那麼嚴重；生活卻有自己嚴峻的邏輯，不以我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時代變得就是這麼快！30年彈指一揮，我們是不是從從敢沖敢闖的前鋒，變成了後輩眼中僵化老化的古董？我的女兒，我們的兒孫，他們了解父親母親嗎？他們知曉中國及這一代人走過的彎路、跌入的深淵和攀登的階梯嗎？……有學者說，從每代人承前啟後的功能來看，77級這一代人“承前”做得還過得去，“啟後”則仍然有待證明——怎麼證明？
中國的復興、崛起，如此大開大闔、充滿戲劇性，經濟成就和社會進步如此驕人；但是，我們77級在成為社會棟梁的同時，也不得不在柴米油鹽、職稱、住房、子女教育等等重圍中跋涉，不得不時時、處處、事事遇到“富貴能不能淫，貧賤能不能移，威武能不能屈”的逼問。我們畢竟一步一步與時俱進，走到了今天。我們丟失了什麼？我們是不是還能撿回若干？
我們走過的路，已經成為歷史。就像我們每人珍藏的這本殘缺的《這一代》，會隨着歲月推移而變黃、發脆，白紙黑字和那封面的大腳印，卻都無可更改了。然而，我們對我們歷程的解讀，卻應該與時俱進。我寫了以上文字，這只是今天我的認識，明天必定又會有新的穎悟。將陶老夫子《歸去來辭》中的話稍微顛倒一下次序，與大家共勉吧：但願我們永遠在路上，“覺今是而昨非”，“知來者之可追”，但願生命不息，探索不止。通過大家寫作這樣一本回憶錄文集，還原一部分記憶，有助於我們克服自大與沮喪，有助於重新尋求和凝聚共識。讓我們把這一本回憶錄，當作一條新的起跑線吧——過去的一切歸零，“而今邁步從頭越”。
這，我相信，是我們母校的期望，是我們的已經辭世的和仍然健在的師長校友的期望，更是我們大家內心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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