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是民主政治的最大敵人？古希臘民主政治之所以很短命，就是民粹政治惹的禍？民粹政治就是“平庸的多數”把握政局，他們很容易被羨慕嫉妒恨左右，把有能力推進社會進步的精英列為打擊目標。當下美國是不是正陷入了這一危險？


　　老高按：湖北民間作家、網上活躍寫手熊飛駿的兩篇文章，最近在微信上猛傳。一篇《一個喪失了反思能力的民族必有大災難！》，其實不是最近寫的，看內容，是在2014年11月央視推出紅色電視連續劇《鐵血紅安》之後不久寫的，他這個紅安人，很憤怒故鄉父老對這部“正能量”電視劇“過節似地奔走相告”，他寫道：
　　一個人口才48萬的山區小縣，為那場馬列革命就付出了14萬人的生命代價！這還只是我方的光榮烈士，國民政府那邊的死難人數還沒算在內。那可是絕大多數青壯年啊！
　　悲劇的是：這些人不是死在抗日戰場，而是死於“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鬥。
　　更為悲劇的是：那些革命幹部多數不是死在國民政府手裡，而是死在自己人手裡。
　　文章很長，在這裡我只簡單摘要介紹。熊飛駿舉例說，沒有解密的史料不說，只說紅安烈士陵園“鄂豫皖蘇區革命烈士紀念館”公開展示的資料：紅四軍軍長曾中生、鄺繼勛等都是自己人肅反殺的，只有徐向前一人倖免於難。紅軍營以上的政工幹部，絕大多數也是死於自己的肅反。
　　1931年冬，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掀起整肅“改組派”、“AB團”、“第三黨”運動。團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被屠殺一空，6000多名紅軍官兵和紅色幹部身首異處。1931年冬鄂豫皖蘇區的紅四軍不到2萬人，這一下就殺掉了三分之一。紅軍軍政幹部死於自己人之手的，遠遠多於跟國民黨交戰戰場上死難人數。……死難的六千名冤魂都沒有享受“子彈痛快”的好運，絕大多數都是用石頭砸死，鋤頭挖死，大刀砍死。
　　作者家族中有許多長輩是紅色前輩，他的大伯爺，老家第一支紅色武裝“戰鬥團”第一任團長，是被國民政府捕獲槍決；四曾祖父是紅區決策層常委，遭遇肅反，被同志戰友用紅纓槍在水塘里活活扎死。他爺爺參加紅軍時只有15歲，個子太小背不動刀槍，被安排在部隊當號兵。爺爺有次下山去為紅軍搞子彈，被國民政府抓住判了刑，在湖北省第二監獄當了四年政治犯，國共合作抗日後才被釋放。沒想到因禍得福，躲過了張國燾血腥肅反，才“給我家留下了一線血脈”，“當時我家所在的紅五區，53名紅軍軍政幹部全被肅反鎮壓，沒一個活下來”。

　　以上信息，只是今天我在老高的博客上介紹兩篇文章之前要交代的作者背景。言歸正傳：熊飛駿的另一篇文章《民主政治的最大敵人是民粹》，在我幾個微信朋友圈，引起眾多讀者的兩極強烈反應——“好得很！”“糟得很！”有位叫關敏的作者，立即寫了篇《駁熊飛駿的“民粹”歪論》。
　　好，我這裡就轉載熊飛駿的和關敏的這兩篇文章。看看咱們這裡的博友讀者們會怎麼說？


　　民主政治的最大敵人是民粹

　　熊飛駿，微信

　　英國是人類世界法治政府的鼻祖。
　　民主政治的鼻祖則是美國和法國。
　　美國自從走上民主之路後，民主政治一直穩步前進，雖然出現過很多問題，但一直沒有發生大的動盪，更沒出現民主的倒退，直到上升為這個星球的文明領袖。
　　法國民主則一波三折，從1789年民主大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民主政治一直沒有真正起步，中途甚至發生過三次王政復辟。1794年的羅伯斯庇爾專政則比王權專制還要野蠻百倍；1871年的巴黎公社則毀滅了一切理性的東西。
　　法國直到今天，民主政治仍潛藏着相當大的風險。
　　1789年人類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法國發生了民主大革命；一是美國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了第一任總統華盛頓。
　　法美兩國走上民主之路的時間相近，為何美國民主穩步前進法國民主一波三折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粹！
　　民粹是民主政治的最大敵人！
　　古希臘民主政治之所以很短命，就是民粹政治惹的禍。
　　民粹政治就是“平庸的多數”把握政局。
　　“平庸的多數”很容易被羨慕嫉妒恨左右，把有能力推進社會進步的精英列為打擊目標。
　　大哲學家蘇格拉底就被雅典公民判了死刑。
　　蘇格拉底死後雅典就加速度衰落了。

　　美國民主制度的設計有效地防範了民粹的做大做強。
　　一是在條件不具備是沒有貿然實行普選。早期選民有財產資格限制，黑人五分之三的代表權由白人行使，婦女直到1820年才獲得選舉權。
　　美國前期對選民作出“財產資格限制”與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理解大相徑庭，不是搞什麼“富人政治”，而是為了更好地踐行民主理念。
　　一個連基本生計都沒有保障的人，很容易為了急功近利而出賣自己的民主權利，甚至於為了幾美元小錢把選票賣給他人。
　　我國的村官選舉就是一個很生動的例證。
　　財產權是自由的基礎，恆產者有恆心，更容易對政府的濫權嘗試說不。
　　遲遲不給予婦女選舉權也不僅僅是歧視女性，而是民主的幼年時期最怕感情用事。婦女的感性成分又遠遠大於男性。
　　美國先賢的性別憂慮不是沒有道理的。1820年美國婦女贏得選舉權後，居然選出了美國歷史上最差勁的浪子總統哈定。
　　哈定風流瀟灑見了女人嘴裡能流出蜜來，很容易感動女人的芳心，絕大多數女性選民把選票投給了他。
　　女性選民占了選票的半數，男人就算知道哈定很混蛋也無力回天。
　　哈定上任後只對女人和胡鬧感興趣，治國安邦的正經事一樣也搞不定，聯邦政府在他治下成了一個笑料。
　　所幸美國的民主政治此時已走向成熟，能有效制約混蛋元首的負面行政，美國才沒有被哈定總統禍害得傷筋動骨。
　　如果哈定式浪子在麥迪遜前當選為美國總統，美國的民主政治極有可能被他玩進墳墓，美利堅合眾國在他手裡鐵定解體。南北戰爭前浪子若當選，就算聯邦不解體，也鐵定分裂為南北兩個國家。
　　為了平衡“平庸多數”的選票優勢，美國實行“兩院制”。參議員資格比眾議員高得多，參院擁有除財稅外的最後立法權。
　　美國的選舉制度很容易把各個領域的精英推上領導崗位。
　　為了防範“平庸的多數”影響政治精英的理性決策，美國議會允許普通公民旁聽，但不允許非議員公民在議院演講，有效地防範了高分貝的院外聲音蓋過理性議政的院內聲音。
　　1787年美國制憲會議期間，主席華盛頓制定的第一條紀律就是嚴格保密，防止外面“平庸的多數”干擾制憲代表的提案和討論。如果沒有這一條保密紀律，《美國憲法》也許完全是別一個模樣，美利堅合眾國也會難產。

　　民主法國的制度設計，則為民粹政治大開方便之門，推動民粹力量做大做強。
　　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新政府的第一步就是制憲。
　　美國制憲會議只用了三個多月就制定出了人類世界含金量最高的《美國憲法》。
　　《美國憲法》很長壽，直到領導仍是美國政治的靈魂。
　　法國制憲代表則爭吵了兩年多時間，才在1791年制訂了第一部憲法。
　　為什麼用了那麼長時間呢？
　　因為制憲代表的討論經常被院外山呼海嘯的民眾干擾，無法安靜下來理性並連續議政。多數代表的意願都被院外“平庸的多數”裹脅。代表的第一本能就是討好民眾，依據“平庸多數”的好惡而不是千秋大計在議院發聲，否則不但會失去代表身份，還會被平民革命的鐵拳砸個裡外不是人。
　　法國1791年憲法一開始就給予了全體法國公民普選權，所有生長在法國的“能動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議會實行一院制。
　　條件不成熟時的“貿然普選權”和“一院制議會”為民粹政治提供了最肥沃土壤。
　　法國一院制議會很快演變成“公民大會”。
　　公民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有很多相似之處。
　　和長壽的《美國憲法》相反，《法國憲法》很短命。1791年憲法只存活了不到兩年時間，就被1793年憲法所取代。
　　此後每隔一段時間，法國就要重新制訂一部新憲法，代表性的有1848年憲法和1958年憲法。
　　1848年憲法是在法國民主革命成功後制定的一部民主憲法，可因“貿然普選權”造成民粹力量泛濫成災，多數選民居然把有強烈王政復辟傾向的小拿破崙選為總統。
　　那時法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法國農民可不懂什麼民主自由，只知道懷念拿破崙時期的土地革命成果。因為對偉大領袖拿破崙的熱愛，就把選票投給民主的剋星小拿破崙。
　　拿破崙就任總統後，不到一年就玩大倒退，在法國復辟帝制。
　　玩帝制復辟法國居然波瀾不驚，因為多數農民選民都和皇帝保持高度一致。
　　這就是民粹政治惹的禍。
　　民粹政治是強人政治的直通車。
　　羅伯斯庇爾、希特勒、查韋斯、普京等民主政體下選出的獨裁狂人，都是民粹力量推上去的。
　　現代社會的獨裁狂人都是善於操縱民意的權謀高手，玩起“人民”招牌出神入化，很容易被急功近利的“平庸多數”奉為不勞而獲的人民大救星。

　　二戰後全球興起了非殖民化運動，亞非拉殖民地紛紛贏得獨立。
　　新興國家在獨立之初普遍採用了民主政體。
　　多數新獨立國家採用的民主政體模式不是美國式，而是法國式：全民普選，一院制議會，為民粹政治大開方便之門。
　　結果亞非拉多數新獨立國家走向了民粹政治，並進而倒退回強人獨裁。
　　殖民地民主最成功的國家是印度，區區297萬平方公里領土養活了12億人口，居然沒發生過大饑荒和軍事政變。但民粹政治一樣給這個國家留下了厚重的陰影，嚴重製約了印度的發展和進步。
　　南非在白人專政時期是非洲經濟最發達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自從實現全民普選黑人當家作主後，這個國家也深陷民粹政治陷阱，經濟和文明水準連年大倒退，昔日的繁榮成為昨日黃花。
　　津巴布韋是民粹轉向強人獨裁的典範。這個非洲的麵包籃，在英國殖民時期人民豐衣足食，今天則倒退為非洲最貧窮國家。貨幣通脹了上億倍。國民窮得只剩下“錢”，每個人都是億萬富翁，可多數婦女兒童高度營養不良。

　　美國的成功就是遠離民粹。
　　美國自1920年後實行全民普選，但民民粹力量一直沒有因為普選的來臨做大做強。這要歸功於美國的傳媒制度。
　　美國傳媒是全球自由度最高的媒體，也是獨立性最強的媒體。
　　在民主政體國家，政府是民粹力量成長的最大推手。政府一旦與民粹結合就會轉軌到強人政治。
　　美國制度規定：媒體只能私營，政府和民主、共和兩大執政黨都不能辦媒體，不能擁有哪怕一家報刊電台電視。
　　不僅政府執政黨不能辦媒體，從總統到州長等各級政務官還不能隨便在私營媒體發聲。
　　美國總統或州長競選，如果某候選人花巨資買得某電視台發表競選演說，該電視台必須同時免費邀請其他競選對手同台演講，否則就違反了公平法則，屬違法行為。
　　私營媒體是衝着利潤來的，在任政務官要在某媒體吸引人民眼球就必須掏錢，但政務官不得用公款為自己做宣傳。
　　政務官幹得好與不好是人民說了算，自己沒有發言權。幹得好是職位要求，幹得不好就要被無情抨擊。
　　政府政黨沒有自己的媒體，沒有新聞檢查制度，在職政務官又不能隨便在私營媒體發聲，使美國傳媒完全擺脫了權力的干擾，成為全球獨立性最強的媒體。
　　獨立和中立是美國媒體的生命，沒有這兩條根本玩不下去。
　　美國有影響的媒體基本都是批評政府的，歌功頌德為在職總統唱讚歌者一家也沒有。
　　美國媒體只有堅持“負能量”不動搖才能贏得訂戶做大做強。
　　1920年後美國實行全民普選，優勢選票掌握在“平庸多數”手裡，為何選出的議員和政務官多是精英，一直沒有掉進民粹陷坑呢？
　　這就是美國傳媒的功勞。
　　像美國這等幅員遼闊的大國，多數候選人選民並不熟悉，他們長得啥樣主要來自媒體宣傳。
　　能上報刊雜誌電台電視發聲的人，多是一些文化水準比較高的社會精英，阿Q的粗話是很難上報的。
　　文化精英看好的候選人也多是精英，而不是阿Q小D王胡。
　　阿Q雖然看好小D，但他的聲音別人聽不到。文化精英的聲音則能廣泛傳播。
　　在一個基礎教育全免費的大國，“平庸多數”缺少創作才能，但都有閱讀能力，能方便接受媒體人打造的候選人形象。
　　結果“平庸多數”也多把選票投給了精英，而不是投給自己熟悉的阿Q小D王胡。
　　美國兩百年一直是平民投票精英執政，民粹力量成長的土壤一直很貧瘠。

　　互聯網和自媒體的普及，不但改變了官僚國家歷史的進程，也一樣改變了美國歷史的進程。
　　自媒體對官僚國家的影響主要是正面的和進步的；但對美國的影響卻以負面為主。
　　這就和化肥一樣，對低產原始農業地區是進步的，但對高產健康的生態農業地區卻弊大於利。
　　為什麼？
　　因為自媒體使美國民粹力量抬頭，使民粹上升為未來美國的真正危險。
　　阿Q小D在報刊雜誌發不了聲，但在自媒體很容易發聲，並且他們的聲音也一樣能廣為傳播，在特定情況下甚至比文化精英傳播得更快更廣。
　　“平庸多數”沒耐性讀完文化精英富有理性和遠見的長文，但阿Q“接地氣”的口號很容易打動他們。
　　所以阿Q看好的候選人小D也一樣能為廣大選民接受；王胡也一樣能當選為政務官和議員。
　　於是美國政府的精英比例在直線下滑。
　　老川能夠當選美國總統，主要就是“平庸多數”的推舉。他的主流票倉是中下層選民，精英階層極少把選票投給他。
　　所以老川特別仇恨美國媒體，一上任就和媒體人幹上了。
　　老川的當選，是美國民粹力量的第一次勝利。
　　自媒體不僅使美國政府“去精英化”，還極大強化了政府的權力基礎。
　　美國的傳媒很少歌頌在職總統的，可歌頌老川的自媒體卻數以萬計。
　　權力是一個容易寵壞的頑童，政務官在一片頌揚聲中很少不變壞的。
　　結果美國政務官的濫權越權趨勢在急劇上升。
　　先前美國政務官沒有能隨便發聲的言論平台。自媒體普及後，總統可以在推特上隨時隨地向全國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發表元首訓話。
　　平庸多數都有“追隨權力”的傾向。元首隻要有能隨便發聲的平台，收聽率自然遠遠高於非官非富的獨立媒體人。
　　於是老川把自己的推特辦成了聯邦人民廣播電台。
　　據說老川的推特粉絲超過五千萬。
　　五千萬是一個什麼概念？美國參加投票的選民只有一億多一點，如果五千萬多是美國選民，老川的粉絲就占了美國選票的半數。
　　所以老川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很高。
　　有五千萬粉絲這個龐大基數，老川就算幹得再差勁，連任的概率也一樣很大。
　　如果老川能順利連任，美國民粹政治就開花結果了。
　　在“平庸多數”的喝彩聲中，美國精英們陷入了巨大的憂慮。
　　美國一旦滑向民粹政治，要想回頭就得傷筋動骨。

　　不過悲劇是暫時的！
　　因為美國政體設計的高度理性，美國只會在短期內倒退，但不會長期大倒退。
　　美國政體就是一部不斷糾錯的機制。
　　1787年《美國憲法》並沒給總統設置任期，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率先垂範至多連任兩屆。
　　在華盛頓道德力量感召下，此後一個半世紀美國總統都沒突破兩任兩屆的光榮先例。
　　但道德感召力量是有限的，只對道德感很強的人有效。
　　羅斯福總統骨子深層有專制傾向，就輕易突破了道德界限，一連四次當選總統，在總統位上一直干到死才罷手。
　　天老爺保佑羅斯福總統早早死掉，否則美國就不是美國了。
　　政治只能信制度不能信道德，隨後美國即時修憲，規定總統只能連任兩屆。
　　尼克松是另一位有專制愛好的總統。水門事件取證完畢後，聯邦最高法院向總統發出傳票，被尼克松粗暴拒絕。
　　最高法院決定派法警去白宮強制執行。
　　尼克松的反應居然是聽信一個狗頭軍師的提議，準備調譴空降兵保衛白宮，對抗法警的拘傳。
　　區區幾個法警肯定干不過空降兵。
　　如果這次調兵成功，美國極有可能滑向軍事獨裁。
　　天老爺再次保佑尼克松在關鍵時刻良心發現，沒有下達那個危險的調兵令。
　　尼克松辭職後，議會及時修憲，限制了總統在國內調兵的權力。
　　美國以後應該會再次修憲，規定政務官不得擁有自媒體，就如政務官不能辦報刊雜誌電台電視一樣。
　　美國政務官是真正的“人民公僕”。僕人沒有完全公民權，不能在主人家口若懸河對抗或誘惑主人。
　　政務官要想和人民平起平座，只有辭職不干一條路。
　　所以不用替美國擔憂，你最應該擔憂的是自己的事！


　　駁熊飛駿的“民粹”歪論

　　關敏，微信

　　熊飛駿在《民主政治的最大敵人是民粹》中說：民粹是民主政治的最大敵人！古希臘民主政治之所以很短命，就是民粹政治惹的禍。民粹政治就是“平庸的多數”把握政局。“平庸的多數”很容易被羨慕嫉妒恨左右，把有能力推進社會進步的精英列為打擊目標。大哲學家蘇格拉底就被雅典公民判了死刑。蘇格拉底死後雅典就加速度衰落了。
　　關敏駁斥：“古希臘民主很短命”不成立。早在公元前18世紀，希臘人的祖先就在克里特島建立了人民大會制度即民主制度。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因為侮慢本國的神被處死。公元前338年，全希臘臣服於馬其頓。公元前322年起，雅典建立了寡頭政治。公元前311年，馬其頓統治者安提哥斯與希臘人達成契約，記錄在大理石柱上：“我們在此鄭重聲明，所有希臘人當借誓約聯合以互相保護他們的自由和自治。”公元前2世紀中葉，希臘被併入羅馬版圖，但依然保留各個城市的共和制度。
　　熊飛駿反民粹的精英治國論的思想發源於古希臘。蘇格拉底主張：執政者既不靠世襲和選舉，也不靠暴力和欺騙，而是靠知識即“哲人統治”；他因反對全民民主被判了死刑。他的弟子柏拉圖堅持認為：真理在哲學家手裡，所以，國家應由哲學王統治；哲學家專政比民主更好。他說：一個人生病了，會去看醫生而不是江湖郎中，因為醫生是專家。同理，城邦國的管理應託付給哲學王。後人發揮說：“病人就得遵從醫生的教導，醫生是為你好；公民就得服從（哲學）王的統治，因為他們是善體。”柏拉圖的第一個錯誤在於鼓吹人性善。因為：社會中還有許多惡人和犯罪分子，醫生中也有敗類，國王也有私利，並非善體，其第二個錯誤是忽視了人的自主權。病人可以選擇醫院和醫生，但人民只能接受哲學王的統治。如果公民沒有選擇統治者的權利，哲學王的統治必然是暴政。正如亞里士多德說：凡是僭主政體必然都是暴政。
　　狼總是要吃羊的，羊群豈能信任狼？人類絕對不能讓“聖人”來統治，不論他多麼仁愛。因為一個聖人的統治就是毒菜啊，幾隻獵狗的競爭才能形成民主！希臘人寧願自治，也不願當羊群。古希臘羅馬的人們很早就認識到專制君主是一個禍害；防止權力集中於一個人的身上，已成了古希臘羅馬人的一個根深蒂固的理念。只可惜，希臘人的民主理念無歷史條件完全實踐。

　　熊飛駿說：黑人五分之三的代表權由白人行使，婦女直到1820年才獲得選舉權。
　　關敏駁斥：美國是1920年8月26日通過憲法第19條修正案，婦女獲得選舉權。第一批賦予婦女選舉權的國家是斯堪地納維亞國家：1906年芬蘭婦女爭得投票權。1913年挪威婦女取得選舉權。

　　熊飛駿說：美國前期對選民作出“財產資格限制”與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理解大相徑庭，不是搞什麼“富人政治”，而是為了更好地踐行民主理念。
　　關敏說：人類經歷兩種類型的民主制。古代民主的實質是戰士共和國，是為了民族國家的強大，公民作為戰士必須為國家出力，因此需要參政，公民參政就是古代的民主，其目的是把保衛國家民族放在第一位，從而出現了殺蘇格拉底的事件，因為蘇格拉底破壞了雅典民族的多神信仰！
　　熊飛駿們不明白英美民主的實質。近代的歐洲民主的實質是納稅人民主，不是為了國家強大，而是為了保障個人權利尤其是保護個人財產不被隨意剝奪，所以，國家收稅必須同老百姓的代表商量以保證這些稅款用之於民！所以，即使你燒毀了美國的象徵物星條旗，也無罪！雖然近代民主借鑑古代民主的許多形式和內容，其本質上卻是納稅人的民主，與精英就沒有多大關係！以前把納稅人理解為直接納稅人，直接納稅人的民主就是有財產資格的民主；當代把納稅人理解為間接納稅人即所有的消費者都間接為國家納稅了，所以，現代民主就是全民民主！精英民主論暴露了中國人盼望大救星的軟弱無能的祈求意識！

　　熊飛駿說：殖民地民主最成功的國家是印度，區區297萬平方公里領土養活了12億人口，居然沒發生過大饑荒和軍事政變。但民粹政治一樣給這個國家留下了厚重的陰影，嚴重製約了印度的發展和進步。
　　關敏駁斥說：印度被公認為是非西方世界中少數幾個政治穩定的民主國家。諾貝爾獎得主Amartya Sen說，1947年印度獨立時，國家處於混亂之中，派系林立，社會暴力盛行。半個世紀後，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憲法框架內解決，政權更迭也能通過民主程序順利過渡。正因為民主，印度才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成功地解決了語言和宗教矛盾。這與南亞、東南亞、拉美和非洲等國經常發生政變和社會動亂的情況相比，簡直是個奇蹟。這充分表現了民主對社會的和諧功能。印度沒發生蘇聯似的大饑荒，充分說明了民主保障人權的功能。
　　所謂的民粹“嚴重製約了印度的發展和進步”，這是誇大其詞！印度面積只有中國的1/3，人口卻和中國相當，又處在熱帶，卻實行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而且在製藥和計算機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已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印度政府要認真聽取老百姓的意見，被熊飛駿視為民粹拖後腿，請聽龍應台說話：“市民參與政府決策，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願主導。如果說，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為政府必須停下腳步來聽人民說話，很費時間。可是，你要一個肯花時間來聽你說話的政府呢，還是一個招呼都不打就可以從你身上快速碾過的政府呢？”
　　國家的重大事務必須由全民公決，而不應被少數人或集團所左右。任何人或集團都不能以權勢或暴力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只有保障全民公投，才能看到民主多元的真意。全民公決實施頻率的高低標誌着民主度的高低。從1848年開始，瑞士已經進行過570多次全民公投，這個數字超過世界其他所有國家公投次數的總和。據利普哈特1984年的統計，從1945年到1980年間，在21個西方國家中，總計舉行過244次公民投票，其中有169次發生在瑞士，瑞士贏得“全民票決之母國”的盛名。據統計，1900～1950年間，聯邦級公民投票大約100案，平均每年兩案；但1950～1985年的35年間共190案，平均每年5.43案。再加上各州要表決的議案，每個公民每年大約要對20多個問題進行投票。瑞士慣例，聯邦公民投票1年舉行4次，春夏秋冬各占1個星期日。瑞士這樣一個全民民主國家也有近千年民主史。
　　熊飛駿的反民粹論與袁騰飛的“上等人民主論”和西方的“專家治國”思想很類似，會導致科學家民主論（哲學王統治）或機器人統治！機器人不會貪污腐敗，擁有科學家的頭腦，決策正確效率高，多好！儒家粉絲的精英民主論本質是“勞心者治人”的變種，就是勞心者（專家）篡奪了人民主權成了社會的主人，而廣大人民成了專家的奴僕，這顯然是反民主的。
　　其實，全民民主與專家治理並不矛盾。譬如說：你建私人的房子，你會選擇質好價廉的建築商來承建。在這個過程中，造價選擇，對房子圖紙的敲定，都是你的主權，建築專家不過是依照合同實施而已。同樣，全村選舉出村長和村委會，由他們來當家做主，但他們不是專家；村里建設和村民看病肯定得請專家！村長和村委會只是敲定建設規模或者控制報銷比例。當全村變為全國後，其民主制的價值觀也是一樣的。在這樣民主體系裡，全民民主和專家治理不矛盾。當代美國民主被理解為公民通過定期的自由選舉給自己選擇一個合適的“總經理”，由他和他所領導的“經理班子”制定公共政策，實施公共管理。可見：現代西方民主已把公民民主與專家治國的理想實現了。軍隊、警察、文官、教育的專業化中立化就是專家治國，同時政府官員經過競選上台就是全民民主的體現，民選政治與專家治國互補，帶動社會文明在正義大道上不斷向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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