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之惡在於它激發和利用的正是人心之惡。早在2500年前，柏拉圖已研究獨裁者及其臣民的特殊心理。《理想國》中蘇格拉底心中最糟糕的政體形式是“僭主政體”，因為制度之惡和人心之惡最容易相互激發，暴君和臣民的心靈互為鏡像 老高按：今天，1月27日，是聯合國2005年決定設立的“緬懷大屠殺受難者國際紀念日”。 這個紀念日是源於76年前的今天，1945年1月27日，位于波蘭南部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得到了解放。但是其意義遠遠超過紀念納粹受害者——中國、柬埔寨、蘇聯……專制政體下，大屠殺、受難者必然如影隨形。 即便在信息開放的美國，也沒幾個人知道這個紀念日——美國離大屠殺實在太遙遠了。而嚷嚷着與國際接軌的中國，可以想見對這個紀念日，官方諱莫如深，民間被迫鉗口。 正因為如此，我要轉載推薦FT中文網專欄作家徐海娜的文章《納粹受害者紀念日裡的閱讀和思考》，希望更多的人，知道這個紀念日、知道所紀念的是什麼、更知道我們應該引出什麼教訓。 在這個日子，我觀看了去年出品的影片《波斯語課》（Persischstunden）。影片將我帶到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影片的猶太裔主人公謊稱自己是波斯人，才逃過被當即槍殺的命運，卻落入另一個厄難：一個納粹軍官要學波斯語，以便戰後去德黑蘭開餐館，他命令這個囚犯教他波斯語。對波斯語一竅不通的囚犯騎虎難下，只能現編現教，他也實在夠聰明，就用身邊囚犯的名字作詞根，竟然編出了一整套“波斯語”單詞，讓那個納粹軍官能夠用只有他們倆之間通用的“波斯語”造句、作文，而他也憑此“絕技”在集中營里多次大禍臨頭卻死裡逃生。 影片結尾，解救了他的盟軍軍官問他：納粹在覆滅之前銷毀了集中營所有囚犯的名單，你能回憶一些遇難者的名字嗎？他的回答讓對方難以置信：“我記得2480個名字。”他逐一念出那些用作單詞的死難者名字，驚呆了、震撼了在場的所有人。主人公被迫死死記住這些死難者的血凝聚成的單詞，最終也讓這些死難者昭示於世。 徐海娜的文章提到：孩子在得知他們出生前半個世紀的納粹大屠殺駭人聽聞的史實，會困惑地問：“德國人為什麼不阻止希特勒成為希特勒？” 我們應如何做出回答，如何解釋制度之惡與人性之惡？ 納粹受害者紀念日裡的閱讀和思考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徐海娜，FT中文網，2021年1月26日 1945年1月27日，位于波蘭南部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得到了解放。曾經有一百多萬人在這裡慘遭納粹殺害，被關押和虐待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二戰後，奧斯威辛集中營成為納粹罪行的重要證據之一。1996年1月，德國時任聯邦總統赫爾佐克發表公告，宣布1月27日為納粹受害者紀念日。2005年，聯合國大會將這一天正式指定為“緬懷大屠殺受難者國際紀念日”，全世界人們可以藉此紀念日對人類曾經的暴行進行反思。 許多年前，我在Facebook上加入了一個童書閱讀群組，裡面都是一些家長，他們經常會討論一些關於親子閱讀的話題。前一段時間，一個孩子讀過一個關於二戰的故事後，問家長，“德國人為什麼不阻止希特勒成為希特勒？”那位家長覺得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於是就到Facebook群組裡來尋求其他家長的幫助。希特勒的極權和暴政眾所周知，但是為什麼沒有人制止他？除了當時的反猶意識形態，曾有學者認為，工商業、金融業等方面的社會精英與納粹政府的合作，也是納粹主義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90年代以後，一些學者則開始深入思考暴政與普通民眾之間的關係。而這個孩子提出的問題，直指普通民眾的文化心理。那麼，作為普通人，我們要如何面對這個孩子提出的問題呢？在今天這個特殊的紀念日，我們不防通過一些相關的閱讀和思考，來嘗試做出回答。 很多歷史學者指出，在納粹德國時期，德國人民生活在蓋世太保的監控之下，人民除了屈服，別無選擇，但與此同時，人民的服從並不全出於恐懼。納粹政權當時贏得人心的另一個原因是，一戰後感覺受辱的德國人，於納粹黨治下希望恢復日耳曼民族的榮光。在希特勒執政期間，經濟成就和領土擴張改變了一戰後德國的貧弱狀態，再加上希特勒刻意營造的“個人魅力”，使得很多普通德國人與納粹的合作是自願的。 為什麼以“德意志民族復興”的名義，很多人就喪失了基本人性，喪失了對“非我族類”的同理心，參與了大屠殺呢？ 專制之惡與納粹治下的複雜利益 2020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徐賁教授的《暴政史——二十世紀的權力與民眾》一書明確地指出，“專制之惡在於它激發和利用的正是人心之惡。”他說，早在2500年前，哲學家柏拉圖已經開始研究獨裁者及其臣民的特殊心理。哲學家掌權的“理想國”，是一個可以實現正義的國度。然而，由於人性中存在着惡，即使理想國能夠建立起來，也不能持久。政制最後向暴政蛻變，是“城邦的絕症”。《理想國》中，蘇格拉底心中最糟糕的政體形式就是“僭主政體”，因為容易形成獨裁統治。制度之惡和人心之惡會相互激發，暴君和臣民的心靈互為鏡像。徐賁說，“在暴君和臣民之間有一種心照不宣的私慾交換。臣民不挑戰暴君的權力，對他的邪惡視而不見，暴君不干涉臣民的發財和尋歡作樂，甚至鼓勵他們在這條不歸路上狂奔。結果便是整個城邦的‘不節制、懦怯和無知’，這是柏拉圖政治學裡最富有洞見的部分。”而“有道之士”、“真哲學家”，做為少數僅存的清醒之人，在暴政之下，孤立無援、抗爭無力，只能獨善其身，有的只能選擇以死來表明自己最後的抗議。 德國學者格茨•阿利在《希特勒的民族帝國：劫掠、種族戰爭和納粹主義》和《希特勒的受益人》兩本書裡則更加詳細地分析了在納粹德國時期，普通民眾為什麼自願配合和協助這一邪惡政權。 阿利以翔實的歷史資料證明，納粹對別國的掠奪，帶給德國民眾豐厚的物質利益，大多數人對當時政權的擁護是納粹有計劃的物質收買和利益唆使的結果，人們正是因為被收買而作惡。阿利出生在戰後第二年，他經常聽到身邊的長輩說起希特勒時代的美好生活，哪怕是經歷過戰爭缺胳膊少腿的人，也從來不提二戰時期吃過什麼苦。慢慢地隨着研究的深入，他才發現了這些敘事背後的真相。“麵包和馬戲”是羅馬帝國時代的詩人尤維納利斯創造的比喻，意指羅馬帝國對民眾的愚民和腐蝕。徐賁解釋說，“麵包和馬戲”，在經濟層面上，是給人們一些能讓人們滿足的“實惠”和“好處”；政治層面上，“政府不是通過道德示範或優質公共政策來引導公民過自由、尊嚴、有責任感的公共生活，而是故意把他們引向一種只顧眼前享樂，只關心單純物質滿足，而沒有精神嚮往的平庸生活。”阿利認為，希特勒政權也是這麼做的，德國百姓當時不僅有來自前線源源不斷寄回國的食品和各種供人們享受的物品，還有政府提供的稱為“力量來自歡樂”的廉價旅遊，以及很多方面的社會福利。這些物質好處換來了對納粹政權的擁護。 然而納粹政權提供的利益，不僅僅是經濟利益。徐賁說，當阿利在他的著作中放大和突出特定利益的時候，事實上也要求讀者對什麼是極權統治下的“利益”有更多的思考。這種“利益”不僅僅是“麵包和馬戲”，而是一種複雜利益。希特勒極權主義帶來的利益除了經濟收入和社會福利等物質方面的利益之外，還有“心理、情感和精神滿足的利益”。一戰《凡爾賽條約》簽訂之後，德國人“洗刷國恥”和“民族復興”的心理需求甚至超越了物質利益，希特勒的統治並不單靠暴力和恐怖來維持。研究納粹的權威學者、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埃文斯在《歷史與記憶中的第三帝國》中也說，第三帝國是一個“合民意的獨裁政權”。記者米爾頓•邁耶的《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一書裡記載了二戰後他與10位普通德國人的交談。這些普通的德國人當時雖然也感到身邊的事情“不對勁”，但是只要自己不“惹事生非”，也可以安穩地過自己的“還不算太壞”的生活。一切正如很多學者說的那樣，如果沒有廣大民眾的積極配合，蓋世太保也不可能實施那些種族政策。因此，徐賁在談到阿利著作的時候指出，我們要思考的，正是“人為什麼會自願參與他們的良知本不允許他們做的事情”？ 制度之惡與人性之惡 這時候，我們可能還會想到漢娜•阿倫特曾提出的極權主義之下的“平庸之惡”。但是這個概念雖然很著名，卻曾遭猶太團體的反對，也被很多人認為有替犯罪者開脫的嫌疑。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中，她認為納粹大屠殺執行者艾希曼罪在“不能思考”，是一種“平庸之惡”。可是後來相繼有好幾位學者寫書，用歷史資料和對艾希曼的訪談證明，艾希曼對自己的罪行乃是心知肚明，而根本不是“平庸之惡”。 也許一切正如阿利所說，凡是受益的，在納粹的罪行中都有他的一份責任。但是，與此同時，也有學者批評阿利的觀點，理查德•埃文斯就認為阿利的“利益說”淡化了納粹統治的暴政極權本質，在實在的、可量化的硬暴力之外，還有軟暴力和隱性暴力。 埃文斯所說的軟暴力和隱性暴力，在徐賁的《暴政史》一書中被總結為五大類： 一是威脅，通過對少數人的直接暴力在整個社會上製造寒蟬效應； 二是鼓勵舉報，造成人們之間的深度不信任和猜疑，人們因為恐懼而賣力地舉報他人以表現自己的忠誠； 三是暗中監視，並讓人們知道，他們在被暗中監視； 四是宣傳仇恨和暴力，把暴力當成一種正義行為，同時，人們也會隨時害怕別人的“正義暴力”落在自己頭上； 五是全面動員“法制暴力”，讓政治鎮壓的功能由普通法院、監獄和收容所來執行。例如1934年納粹德國頒布的法律規定，對納粹領導人發表“惡意”言論的，嚴重者都要處以死刑；“惡意流言”也被視為非法。 各種罪名羅織的恐怖之網之下，人們隨時自我審查也審查別人。正如埃文斯指出的那樣：“恐怖行動針對的遠遠不是特定的、普遍不受歡迎的少數人，而是無遠弗屆地波及每一位公開表達異議的人，包括偏常人士、流浪者以及一切不符合傳統規範的人。” 暴力、軟暴力以及隱性暴力一起最大限度地激發了人性中的極度自私、冷漠、殘酷等等惡的一面，這些也是極權統治對人心和倫理道德破壞至深之處。正是制度之惡與人性之惡的相互激發，造成了極權主義對人類文明的滔天罪行。理查德•埃文斯致力研究納粹歷史，出版了很多著作，在他的《第三帝國的到來》一書中，這位歷史學家就詳細地講述了德國人民在極權統治之下，怎樣接受了少數人對仇恨的宣揚，怎樣從一個本來很有教養的民族，走向了道德和文明的絕境。 如今，極權政府之下普通人的道德選擇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阿利尖銳地指出，二戰結束後，人們和納粹分子的那種命運聯盟“就像變魔術一樣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極度誇張的“對希特勒的抵抗”。然而在戰爭結束前，這種大規模的抵抗從來沒有發生過。阿利說，在希特勒統治時期，人們廣泛地對政府感到滿意，他告訴自己的德國同胞，“你們並沒有抵抗過希特勒，因為你們是希特勒的‘受惠者’，是希特勒時代‘心滿意足的竊賊’。” 雖然不斷有人說，導致人們屈服的根本原因是恐懼，但是也有猶太學者從受害者的角度書寫，認為那些選擇對被送往車站的猶太鄰居“吐口水”、“謾罵”和“毆打”的人們，對“死亡行軍”和“大屠殺”袖手旁觀的普通人和落井下石的普通人，都與納粹分子一起構成了“共謀罪”。埃文斯也認為，“即使處於納粹獨裁政權之下，人們依然可以做出屬於自己的道德選擇”。事實上，確實也有少數人選擇了幫助猶太人。所以，除了反思極權體制是如何形成的，學者們對於普通人的人性和道德的拷問也值得每一個人深思。 學者們以及德國和世界人民對二戰的反思也在不斷地提醒世人，整個世界都要對暴政保持警惕，就像1977年，時任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在奧斯維辛的演講中強調的那樣，“政治需要道德基礎和倫理導向”。2013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訪問達豪（Dachau）集中營時也說，“這樣的一個地方警示着每一個人，一起作出努力，使這樣的事情永遠不再發生；在有人遭歧視、遭打壓、受迫害、在無助的境況下最終不得不替自己的性命擔憂時，永遠不再漠然處之，熟視無睹，甚至拍手稱快。” 去年今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奧德蕾•阿祖萊致辭說：“教科文組織希望在這一紀念日緬懷那些死而未葬又再次遭到遺忘打擊的受害者。”“我們反對操縱文化，反對將教學作為灌輸仇恨和煽動仇恨的工具。我們的集體責任就是對此作出堅定的回應，致力於增進對他人的了解，並倡導批判性思維和相互尊重。”埃文斯也認為：“搞清楚納粹是如何以及為何上台的，在今天與在過去一樣重要——或許隨着記憶的消退，變得更為重要。” “德國人為什麼不阻止希特勒成為希特勒？”我們看到很多學者的研究早就在試圖回答這一問題。極權統治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其體制對一個社會的倫理道德破壞至深。在“複雜利益”的誘惑和對極權統治的恐懼之下，人們不僅喪失思考能力，不再區分事實和謊言，還喪失了基本的同理心。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像提問的小學生那樣保留一顆對人類基本倫理道德的“赤子之心”，這個世界也就不至於變得太壞。我相信，無論家長怎麼去回應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都會像一顆種子一樣，種在孩子的心裡，引發進一步的求知慾和對人類文明的深入思考。而具備這種思考能力的孩子們更有可能攜手鑄造一個更加光明的人類未來。 近期圖文： 煙不禁，酒不禁，大麻禁不禁？ 遠離一心投入“正邪大戰”的極端人士 您是否滿意大選訴訟中法官們的表現？ 美國是不是“清教立國”的基督教國家 極權主義最令人驚異的是巨大誘惑力和能量 是“深層政府”？還是一種新的政治怪獸 再艱難也必須重建這座“民主燈塔” 美國大選副產品：中國自由主義群體大分裂 正義一旦遲到，就等於是缺席 川普取得了成就，但失誤讓美國境遇更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