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策略絕不僅僅是在烏克蘭這一個方向,也不僅僅是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這兩個地方,而是在整個“後蘇聯空間”、在國際大變局。普京認為在地緣政治上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期,試圖採取各種做法來恢復俄在“後蘇聯空間”的影響力和主導權
馮玉軍談烏克蘭:今天的國際關係不是“三國演義”
徐琳玲,南方人物周刊 2022-02-25
2月24日,俄羅斯在頓巴斯地區發起特別軍事行動,烏克蘭局勢再次升級。在戰爭威脅的陰雲和真實的炮火背後,俄羅斯有着怎樣的策略和目的,美國和其盟友又是何種心態?這場迅速激化的地緣政治危機,是否會成為國際政治和大國關係調整的重要關口?在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電視講話決定發起特別軍事行動的24日清晨,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主任馮玉軍教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剖析烏克蘭危機背後的國際政治問題。
“後蘇聯空間”版圖
南方人物周刊: 2月21日,普京宣布俄羅斯承認烏東部民間武裝控制地區獨立。對烏克蘭領土,普京的策略和目的是什麼? 馮玉軍:事實上,這是俄羅斯在整個“後蘇聯空間”(原編者註:後蘇聯空間主要指作為俄羅斯近鄰的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進行一個大的、戰略性的部署。在普京心目中,蘇聯解體是20世紀的一個地緣政治災難。自普京2000年上台執政到2007年,其間俄羅斯經濟恢復得比較不錯,而且2008年起,美國乃至全球陷入金融危機。從那個階段開始,他就認為美國衰落了,俄羅斯已經恢復實力,基於這種判斷,他就覺得自己可以放手一搏,把解體了的蘇聯重新拼合起來,當然不是恢復甦聯,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俄羅斯在“後蘇聯空間”的影響力和主導權。所以,我們看到從2006年的國情咨文到2007年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講話,普京開始公開批評美國是“狼同志”,然後嚴厲地斥責冷戰結束以後形成的國際秩序和歐洲安全秩序。 2008年8月,俄羅斯和格魯吉亞發生戰爭,俄羅斯承認南奧賽梯和阿布哈茲是“獨立國家”。2014年俄羅斯又通過這種“混合戰爭”的方式,“收回”了烏克蘭的克里米亞,這可以說是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恢復往日榮耀鏈條中最關鍵性的一步。因為克里米亞半島從戰略位置和歷史上的重要性來講都非常突出。在19世紀沙俄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包括英、法的爭奪中,克里米亞都發揮過重要作用。 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以後,普京又在烏克蘭東部地區,也就是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支持反政府武裝。可以說從2015年開始,在俄羅斯的支持下,這兩地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烏克蘭政府軍的控制,實際上由俄羅斯控制,這又是一個重要的環節。 第三個環節就是2020年俄羅斯藉助白俄羅斯國內政治動盪、盧卡申科總統地位搖搖欲墜的機會,加大了對白俄羅斯的影響。2021年11月,俄白簽署了聯盟國家一體化法令,又讓俄-白聯盟國家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第四步,就是我在之前談到的,俄羅斯利用這一輪俄烏衝突,成功地把美國和北約絕大部分注意力吸引到了烏克蘭。 如果我們把這一連串事件和地點整個都串起來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俄羅斯的策略絕不僅僅是在烏克蘭這一個方向,也不僅僅是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這兩個地方,而是在整個“後蘇聯空間”。它們是彼此策應、相互聯繫的。在國際大變局,包括新冠疫情衝擊國際局勢等的影響下,普京認為自己在地緣政治上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期,他試圖採取各種做法來恢復俄羅斯在“後蘇聯空間”的影響力和主導權。
美國和盟友的介入
南方人物周刊:拜登上台後,我們看到美國的外交安全策略:一是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戰略收縮,二是恢復和加強與歐洲盟友們的聯結紐帶。這一回,你認為美國會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烏克蘭問題? 馮玉軍:其實,美國也不是你說的那樣在全球進行戰略收縮,它是對全球戰略重心進行調整,因為在它看來中國是它最重要的對手。所以,在烏克蘭問題上,我認為美國不會公然和俄羅斯發生戰爭。因為烏克蘭而把美國和北約拖入與俄羅斯的一場大規模戰爭,是不太可能的。但是,美國和其盟友會在政治、經濟和安全三個層面上對烏克蘭提供支持,幫助烏克蘭應對俄羅斯的這種壓力。從這個角度上來講,美國和其盟友向烏克蘭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與此同時,也向俄羅斯進行軍事上的威懾和經濟上的制裁。俄羅斯承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這兩個地方成為“獨立國家”後,美國和歐盟都已對俄羅斯做出了第一輪制裁,而且後續的制裁還會進一步到來。
南方人物周刊:你剛才提到美國和盟友對俄羅斯的第一輪經濟制裁。首當其衝的是金融制裁,包括對俄兩大金融機構、俄發行的國際主權債,把它們排除出國際金融結算體系,以及凍結俄羅斯上層精英家族的海外資產。但是,我們看到普京至少在口頭上沒有把這些經濟制裁當一回事。他的這種強硬,是一種對外的姿態,還是真有底氣? 馮玉軍:俄羅斯不會說他們害怕西方的制裁,說這些制裁給他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是一系列數據都表明,從2014年以來,西方的制裁確實給俄羅斯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打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數據,2014至2018年,由於西方的制裁,俄羅斯GDP平均每年遭受約0.2個百分點的損失。而從2014到2020年,俄羅斯經濟每年的平均增速只有0.35%。 這一輪新的制裁,我覺得在幾個方面體現出了一些新的特徵。比如說完全終止了俄羅斯“對外經濟銀行”和“工業通訊銀行”的美元交易,等於說把這兩家銀行完全踢出“環球金融電信協會”(SWIFT)。這是對俄羅斯的一個警告,因為原來美歐曾經威脅:如果俄羅斯對烏克蘭進行全面進攻、大規模動武的話,他們有可能把俄羅斯踢出SWIFT,現在把資本額達到800億美元的兩家非常重要的銀行納入制裁名單,我認為是有重要象徵意義的。 俄羅斯的對外經濟銀行的業務涉及很多國家支持的重要戰略項目,所以這是對俄羅斯一個非常嚴厲的警告。禁止美國和歐洲國家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購買俄羅斯的國債,進一步降低了俄羅斯在歐美市場獲得融資的可能性,這也是一個打擊。 另外就是在“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問題上,我看到美國和德國的表態不太一樣,美國的表態大意是:經過和德國一夜的緊急磋商已經達成共識,就是完全地捨棄北溪二號管道。但是,德國的表態相對和緩一點,他們講德國暫緩對北溪二號投入運營的審批,表態上還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不管怎麼樣,投資了近百億美元建成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現在已經成了德國和俄羅斯的一個燙手山芋,扔也不是,接也不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所以,我認為這一輪的制裁對俄羅斯還是形成了比較大的威懾。
南方人物周刊:對普京來說,國內經濟和民生問題難道不會是他的首要關切嗎? 馮玉軍:當然他們也認為經濟很重要,但是俄羅斯政府對經濟的發展缺乏一個有效的、明確的戰略規劃和切實的措施。在與世界經濟日益融合的形勢之下,在老百姓對經濟狀況日益不滿的情況之下,他們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可以說更多的就是出售資源和分配資源出口帶來的紅利。在這種情況下,搞經濟沒辦法,就用軍事行動等方法在國內抬高他們的支持率,刺激國內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 在俄羅斯歷史上,這種情況已經是多次發生了。俄羅斯一個最重要的歷史性規律,就是帝國擴張的野心和國家實力不足之間的落差所形成的張力往往使國家進入一個非常動盪、常常導致歷史性巨變的處境。 比如說1853-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沙俄在這場戰爭中失敗,推動了1861年的農奴制改革;俄國在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失敗,導致了1905年的俄國革命;而俄羅斯在“一戰”中的失敗,引發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最終有着三百多年歷史的羅曼諾夫王朝垮台。蘇聯在1979-1989年阿富汗戰爭中的失敗,其實也是導致其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看俄羅斯的時候,我們不能光看表象,一定要看到它社會內部的情況,它的經濟情況和政治制約。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領導人,他的決策行動都不會是在真空當中完成的。
南方人物周刊:在特朗普任期內,美國和其盟友們關係疏遠。疫情暴發兩年多以來,歐盟內部也出現了一些矛盾與不和。我們看到俄羅斯想藉此突破經濟封鎖,包括投入了近百億美元和歐洲五國合建向歐洲供應天然氣的“北溪二號”。但在這一輪經濟制裁中,美國和其盟國表現出了行動上的一致性,包括德國叫停了“北溪二號”的審批程序。這次烏克蘭危機,會成為美國和其盟友恢復、加強關係的一次契機麼? 馮玉軍:我覺得這次俄烏衝突是拜登上台以後重塑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一個助推劑。儘管特朗普時期的特立獨行引起了諸多歐洲盟友不滿,但是拜登上台後已經在進行積極調整,和北約夥伴國以及歐洲一些大國的關係都在恢復。儘管在這次俄烏衝突當中,歐洲特別是德、法兩國也試圖表現出一些所謂的“歐洲戰略自主性”,在烏、俄之間進行外交斡旋,來表現和美國的差異,但事實證明他們的斡旋失敗了。他們曾極力推崇的“明斯克協議”和“諾曼底模式”,已經被普京承認烏東兩地區“獨立”的行為擊碎。經過這一輪的衝突之後,儘管德國總理朔爾茨原來對“北溪二號”的制裁態度是模糊的,但這次在原則性立場上基本還是和美國保持一致的。
今天國際關係的複雜度遠超過去
南方人物周刊:這次烏克蘭局勢的發展,會成為推動國際政治、大國關係調整的一個重要關口麼? 馮玉軍:對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真是要細心地沉下心來好好思考。中美關係惡化之後,在美國對中國施加巨大戰略壓力的情況下,我們中國老百姓在談論、想象國際關係時,習慣上還是在用“三國演義”的思路。但是,實際上今天的國際關係和“三國演義”時代完全不一樣,和1970年代中、美、蘇三角時期也不一樣了。現在的國際關係議事日程日益複雜化,不僅是原來的地緣政治,還有科技發展、經濟聯繫、人文交流、氣候變化,包括應對大規模傳染病等等,這些問題其實讓國際關係的複雜度遠遠高於過去。 從國家角度出發,我們處理與任何一個國家的關係有三個出發點:第一是中國的整體國家利益、核心國家利益;第二是國際法原則和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第三點就是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如果我們把握住這三個原則的話,任憑風吹浪打,我們都不會在對外政策上偏離正確的方向,處理和其他國家的關係都會比較順暢。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我們在對國際關係上的一些認知和做法確實更加平衡、更加理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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