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沃·H·達爾德（Ivo H. Daalder）是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高級研究員，曾於2009年至2013年擔任美國駐北約大使。伊沃·H·達爾德先生近日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評論－－“能夠拯救北約的核協議”，討論“歐洲如何在不引發軍備競賽的情況下承擔更多責任”。專家之言，請君一讀：

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次會議上，來自幾個歐洲國家的外交部高級官員被問及，他們當中還有誰相信，如果自己的國家遭到攻擊，美國會前來保衛他們。沒有一個人舉手。這鮮明地表明，歐洲各國政府已經在多大程度上得出結論：長期以來一直是歐洲和北約安全支柱的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可靠的盟友。在過去18個月裡，布魯塞爾和北約其他成員國首都的討論一直圍繞着如何加強歐洲大陸的常規防禦，以彌補華盛頓的戰略收縮。然而，一場較為低調但更加緊迫的討論也正在進行，其焦點是終極威懾力量的地位：美國的核保護承諾。

半個多世紀以前，法國戰略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稱之為“大辯論”的爭論在歐洲國家與美國之間爆發，爭論的焦點是，面對蘇聯不斷擴大的核能力，如何維持歐洲的核威懾。當時，歐洲領導人擔心，華盛頓日益強調歐洲大陸的常規防禦，反映出美國越來越不願意使用核武器保護歐洲，尤其是在莫斯科研製出能夠打擊美國本土的導彈之後。美國是否願意為了保衛柏林而讓波士頓面臨危險？這場辯論最終通過一項新的重大交易得到解決：作為歐洲國家承諾放棄發展核武器的交換條件，美國將允許歐洲更多地參與核決策。這項至關重要的交易維持了60年，既幫助保障了美國和歐洲的安全，也防止了核擴散。

然而，如今這項交易已經瓦解。華盛頓表示，它希望實行一種新的分工：歐洲國家需要對自身的常規防禦承擔主要責任，而美國則繼續確保它們的核防禦。但是，這幾乎沒有解決問題。一位參加上述會議的官員告訴我：“如果你不相信美國會履行《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規定的承諾，那麼延伸威懾實際上就已經死亡。”其他替代方案已經開始受到考慮。在一些歐洲國家的首都，官員們正在悄悄提出獲得本國核武器的可能性。與此同時，法國已經提出調整其核政策，以幫助保衛歐洲盟友。

這些方案各自都有其現實邏輯。但是，沒有任何一種方案能夠充分解決如何在不冒進一步核擴散風險的情況下確保歐洲安全的問題。一個更好的辦法是第四種選擇：重新達成一項美歐核協議，而這一次要以歐洲為真正的核心。在法國和英國的領導下，北約的歐洲成員國需要在自身的核威懾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同時努力恢復數十年來一直構成美國和歐洲安全基礎的跨大西洋防務聯繫。

和平的基礎

蘇聯於1957年發射“斯普特尼克”人造衛星，給北約帶來了一個深刻的兩難困境。在此之前，北約一直依靠部署在歐洲的美國核武器，威懾規模大得多的蘇聯常規部隊發動攻擊。但是，一旦莫斯科展示了發射洲際火箭的能力，歐洲人就開始擔心，美國將不再願意使用核武器阻止蘇聯入侵歐洲。

這些擔憂在北約內部引發了一場激烈辯論，討論歐洲大陸如何確保自身的核防禦。一些國家以法國為首，確信歐洲國家需要擁有自己的核武器。另一些國家則尋求成本較低的方式，以重新獲得對核威懾的一定控制權。一個獲得廣泛支持的美國方案，是建立一支所謂的多邊部隊——一支由攜帶約200枚導彈的艦艇組成的艦隊。按照這一設想，這種由多個國家共同運營和出資的部隊，可以讓歐洲人對核武器的使用產生一種擁有權和控制權的感覺，同時保留美國總統對核武器發射的最終決定權。

這場辯論揭示了美國向盟友提供延伸核威懾的一個根本問題，尤其是在這些盟友與華盛頓之間隔着一片大洋的情況下。即使美國進行核報復的可能性很小，也可能足以威懾對手不敢攻擊美國盟友，因為誤判的後果將是災難性的。但是，同樣微小的可能性卻無法讓盟友感到多少安心，因為盟友需要相信，華盛頓確實願意為了他們而冒遭受核毀滅的風險。英國國防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擔任這一職務，他提出了後來被稱為“希利定理”的論斷：“美國進行報復的可信度只需要達到5%，就足以威懾攻擊；但是，要讓盟友放心，這種可信度必須達到95%。”

“斯普特尼克”衛星的發射給北約帶來了一個深刻的兩難困境。

這場辯論最終通過一項交易得到解決。華盛頓的歐洲盟友同意放棄獲得核武器的權利，以換取在美國核武器政策和戰略方面擁有更大的發言權。雖然建立一支代價高昂的多邊部隊的構想被放棄，但北約核規劃小組的成立，為歐洲國家參與美國核規劃提供了一個渠道，也讓華盛頓能夠表明，歐洲的安全利益是其核戰略和核力量部署態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得到保證之後，歐洲國家（法國和英國除外）同意通過1968年的《核不擴散條約》，將其無核武器國家地位正式確立下來。

許多歐洲國家保留了能夠投送部署在其領土上的美國核武器的陸基和空基系統。今天，大約六個歐洲國家仍然部署能夠攜帶美國B-61核炸彈的雙重能力飛機。事實證明，這些核磋商與核共享安排，在使盟友安心方面所發揮的作用，遠比美國戰略家通常認為必不可少的硬實力措施（例如針對敵方核力量的目標打擊、低當量武器和更高的精確度）更加重要。後一類措施着重解決5%的問題；前一類安排則解決95%的問題。

法國是唯一拒絕這項核交易的國家。（英國在20世紀50年代已經成為核武器國家，但它將自己的全部核武器交由北約使用，並參加了核規劃小組和雙重能力飛機任務。）在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總統領導下，法國逐漸相信，不能依靠另一個國家來保障自身的核安全。巴黎啟動了自己的核計劃，拒絕參加核規劃小組或雙重能力飛機任務，並於1966年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然而，從總體上看，這項交易為一個後來被證明非常成功的威懾、盟友安全保證和核不擴散體系奠定了基礎。

交易的破壞者

與20世紀60年代不同，今天的核問題辯論並不是由全球力量平衡的變化引發的。它是由美國單方面改變對歐洲的態度所引發的。正如我去年在《外交事務》上所解釋的，在川普的第二個任期內，美國已經拋棄了北約集體防禦承諾的兩項核心原則：一是對北約成員國面臨的威脅存在共同認識，二是成員國的安全不可分割。

北約的歐洲成員國再也不能假定，美國對它們安全的承諾是堅不可摧的。這一承諾源於兩次毀滅性世界大戰之後形成的一個基本理念，即美國的安全與歐洲的安全密不可分。相反，正如五角大樓政策主管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反覆指出的那樣，“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各國再也不能把美國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歐洲國家從來沒有把美國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它們一直認為，美國與它們一樣相信美國和歐洲的安全不可分割，而且，當北約為了回應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的襲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援引第五條規定的集體防禦義務時，歐洲國家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了對這一信念的承諾。

美國總統和其他高級官員已經明確表示，美國對歐洲的安全承諾並不是建立在雙方對共同面臨的威脅具有一致認識的基礎上，而是取決於一些次要因素，例如歐洲國家的國防開支水平，以及它們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支持。今年8月，五角大樓向其31個北約盟國發出了一份冗長的調查問卷，強調華盛頓安全承諾的條件性：問卷要求這些國家表明對川普外交政策的忠誠，承諾從美國企業採購國防裝備，並通過反對任何“購買歐洲產品”的倡議，優先為恢復美國工業基礎提供資金。

一些歐洲北約領導人仍然拒絕公開承認任何根本性的變化已經發生。然而，私下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得出了與歐洲高級政治官員相同的結論：再也不能指望美國前來保衛歐洲。如果這一點適用於常規防禦，那麼對於核保護承諾來說，就更加如此。這使歐洲面臨一些它以前從未不得不提出的問題。如果俄羅斯攻擊北約領土，而華盛頓告訴歐洲必須獨自應對，將會發生什麼？沒有核武器的盟國將如何對抗擁有核武器的俄羅斯？如果莫斯科使用明示或暗示的核威脅，試圖迫使歐洲停止支持烏克蘭，又將如何？這些情景都並非牽強附會。自2022年以來，俄羅斯已經多次向歐洲發出隱晦的核威脅，最近一次發生在今年9月，當時北約在靠近加里寧格勒的波蘭東北部上空進行了空中演習。

愚蠢的交易

為了填補美國政策變化所造成的缺口，三種選擇已經開始出現。華盛頓傾向於通過重新分配責任來恢復核交易，並將其稱為“北約3.0”。科爾比今年早些時候告訴北約各國國防部長：“我們將繼續提供美國的延伸核威懾，同時由歐洲主導自身的常規防禦。”美國甚至暗示，它可能願意通過將核共享安排擴大到其他國家（例如波蘭），以及研製可能部署在歐洲的下一代核炸彈，來擴大其核保護傘。

但是，這一選擇忽視了核心問題。川普政府除了口頭表示之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讓盟友相信，美國仍然致力於北約。無論增加多少武器部署，都無法彌補一個核心事實所產生的影響：美國對歐洲盟友的安全承諾如今取決於政治忠誠。

第二種選擇是徹底終止核交易。取而代之的是，歐洲國家將獲得自己的核武器。對這一構想最明確的表述出現在2025年3月，當時波蘭總理唐納德·圖斯克（Donald Tusk）告訴波蘭議會：“如果我們擁有自己的核武庫，我們就會更加安全，這一點毫無疑問。”一年後，他告訴內閣，波蘭將在核安全方面“努力做好準備……採取儘可能自主的行動”。而且，波蘭並不是唯一認真考慮這一選擇的國家。在瑞典，一些政治人物提及該國在20世紀60年代的秘密核計劃，以表明他們有興趣尋求本國的核武器方案。即使在德國，這個國家的國防討論歷來受到自身歷史的限制，一名德國聯邦國防軍將軍今年早些時候也公開主張，德國“需要自己的戰術核武器”。就在幾年前，這樣的主張還是不可想象的。類似的觀點也正在亞洲出現，尤其是在韓國，這引發了盟國核擴散可能產生連鎖反應的前景。

美國對歐洲的安全承諾如今取決於政治忠誠。

從理論上說，如果更多歐洲國家獲得核武器，就可能解決延伸威懾的兩難困境。但在實踐中，這並不是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波蘭、瑞典，甚至德國，都需要許多年才能發展出獨立的核威懾力量。歐洲的核武裝化將破壞最初20世紀60年代美歐核交易旨在保護的《核不擴散條約》體系，而且可能引發一場核軍備競賽，使歐洲變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一項旨在加強威懾的戰略，最終將削弱它原本試圖強化的聯盟結構。

作為上述兩種選擇的替代方案，法國帶頭提出了第三種辦法，旨在取代或至少補充美國的核保護傘。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2026年3月的一次演講中提出了這一方案，宣布了一項“前沿威懾”倡議，其中包括讓歐洲盟友參加核訓練演習，將法國具備核武器投送能力的飛機臨時前沿部署在盟國領土上，以及與參與國舉行廣泛的核問題討論。迄今為止，已有10個歐洲國家加入這一倡議，成立雙邊核指導小組，討論法國的核戰略，以及這一戰略的演變如何能夠加強它們的安全。

馬克龍的提議代表着法國戰略思想的一次重大演變，因為它明確將法國的重大利益擴大到包括歐洲夥伴的安全。巴黎願意與歐洲鄰國直接討論核問題，這是值得歡迎的。但是，這一倡議也存在真正的缺陷。在宣布這項倡議時，馬克龍重申了支撐法國國防學說的長期以來的“四不”原則：不共同決定核武器的使用，不進行聯合核規劃，不共同界定法國的重大利益，以及不提供“嚴格意義上的”核保護保證。這一框架對雙邊討論的依賴，也削弱了歐洲防務應當是北約集體努力這一理念。

而且，至關重要的是，法國的核學說允許先實施一次警告性打擊，如果警告未能威懾對手，再實施毀滅性報復。與北約更加靈活、允許逐步升級的戰略相比，這種學說為法國管理衝突提供的選擇更少。這種較為有限的選擇範圍，可能使法國在涉及盟國安全的衝突中發出的核威脅缺乏可信度。歸根結底，法國的提議將增加一定程度的安全保證和威懾，但仍不足以填補美國政策變化所造成的空缺。

相互確保的保護

目前正在討論的三種選擇，都無法解決歐洲面臨的延伸核威懾兩難困境。但是，這三種選擇中的某些要素都指向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北約需要同時加強其核威懾態勢中的歐洲支柱和美國支柱，將法國納入其核磋商與規劃機構，並擴大現有的核共享安排，以吸納更多成員國。這些任務將要求北約成員國，特別是其三個核武器國家，對現有的觀念和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另一種選擇並不是維持現狀——鑑於俄羅斯威脅的性質以及美國政策的變化，現狀已經不可持續——而是核武器的迅速擴散。

北約國家需要同意對其核力量態勢作出三項重大調整：部署核武器的數量和類型、擁有核武器與沒有核武器的北約成員國之間進行磋商的方式，以及北約使用核武器的學說。首先，北約核武器國家需要實現其核力量現代化。美國應當用一種能夠從北約領空深入打擊俄羅斯領土的防區外發射導彈，取代B-61型自由落體核炸彈，因為後者將難以有效打擊受到嚴密防禦的目標。這種現代化早就應該進行了。此外，歐洲國家應當同意研製一種遠程導彈，可以配備由法國和英國聯合研製的核彈頭。這種導彈應當由歐洲國家提供資金，並且能夠部署在無核武器盟國擁有和操作的飛機上。最後，這些新的美國和歐洲核能力需要部署在範圍更廣的北約國家，從而擴大歐洲對核威懾任務的參與。

硬件方面的變化對於恢復歐洲核威懾的可信度是必要的。但是，磋商機制這一軟件方面的建設，必須成為整個努力的核心，就像20世紀60年代那樣。當時，法國拒絕加入北約的共識，並退出了一體化軍事指揮體系。即使法國在2009年重返這一體系，其核威懾力量仍然保持完全獨立，而且沒有加入核規劃小組。正是這種對獨立性的堅持，促使巴黎今年尋求雙邊核安排。但是，這些平行進行的雙邊討論，不僅使對話夥伴對巴黎的真實意圖產生困惑和不信任，而且未能促進通過歐洲集體核威懾對話本來可以形成的凝聚力。

事實上，歐洲與美國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簡而言之，巴黎需要加入核規劃小組。這樣做並不會自動將法國的核能力置於北約的指揮和控制之下。但是，這將使歐洲夥伴更好地了解法國的戰略思想，也使法國更加了解歐洲在威懾和安全保證方面的需求。核規劃小組中的歐洲成員國可以同意定期在沒有美國參加的情況下舉行會議，討論如何將新的歐洲核導彈力量納入北約的核戰略。多年來，部署美國核力量的國家一直在核規劃小組內部與其他北約成員國分別舉行會議；一個類似的、僅由歐洲國家組成的內部磋商小組，將以這一先例為基礎。

第三項必要的調整涉及核學說。北約核學說中的一個要素不能改變：使用核武器的最終決定權將始終掌握在核武器國家，即法國、英國和美國手中。這些決定權不能下放。而且，各國的核威懾力量將繼續遵循本國的核學說，而不受北約控制。如果法國希望保留其先進行一次警告性打擊、隨後升級衝突的核學說，即使加入核規劃小組之後，它仍然可以這樣做。但是，法國需要解釋這一學說將如何使盟友安心並加強威懾。與此同時，法國參與核規劃小組以及新的歐洲核導彈力量的加入，將擴大歐洲對北約核戰略制定的影響力。而且，這將使莫斯科面對這樣一個現實：使用核武器保衛歐洲的決定權不再僅僅掌握在華盛頓手中。

這些都是核力量態勢的重大調整，將要求在政策和觀念方面作出重大改變。華盛頓必須接受，部署更多歐洲核力量意味着它再也不能主導北約的核政策和戰略，包括最終使用核武器的決定。與此同時，巴黎必須接受更深入地融入北約。倫敦需要將其與美國的核合作擴大到法國，發展第二套核武器系統（作為其潛艇核力量的補充），並找到必要的資源，與法國合作設計和製造一種新的核彈頭。歐洲無核武器國家必須同意為新型導彈系統以及可能需要的飛機的研發和採購提供資金（但不包括核彈頭，因為那將違反它們的條約承諾）。它們還必須共同出資改善安全保障、通信和其他設施，以便擴大雙重能力飛機的部署。最重要的是，這些無核武器盟國需要重申放棄擁有本國核武器的承諾，再次確認60年前確立的那項根本性交易。

這一切都不可能迅速或輕易實現。這將要求倫敦、巴黎和華盛頓放棄它們各自在60多年來一直嚴密維護的對自身核武庫的一部分控制權。但是，其他選擇的後果更加糟糕。事實上，無論華盛頓現任政府可能持有什麼看法，歐洲與美國的安全都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歐洲被迫獨自保衛自己，而核武器從一個國家首都擴散到另一個國家首都，美國人將變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然而，美國的戰略收縮也是真實存在的，無論華盛頓作出多少保證，都無法恢復歐洲人已經開始懷疑的核保護承諾的可信度。隨着美國逐步後撤，一項由歐洲承擔更多核防禦負擔、並在是否使用這些武器的選擇上擁有更大發言權的新交易，是確保跨大西洋安全的唯一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