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像鄧小平這樣，領導自己國家轉型，從貧窮落後難得溫飽，到經濟總量世界第二，在本國名聲不佳，在其他國家卻被高度評價。這也決定了傅高義這本傳記的命運：作者和美國輿論非常欽佩這本書，獲得各種最佳圖書稱號，但譯本到了中國，主流輿論保持緘默，網絡輿論毀譽參半
老高按：關於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議論並未平息。前天有位朋友給我發來了美國著名歷史學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對傅高義這本書的書評《中國研究中的美國心》。英文原文發表在2012年2月9日發行的《倫敦書評》第34卷第9期，經由管學翻譯成中文，發表在2012年10月出版的《公共知識分子》雜誌第四期上。在華文世界高度評價傅高義這本鄧小平傳記時，這篇文章從鄧小平完整身世、歷史人物傳記撰寫基本功、學者良知及自由民主世界的政治道德角度，對這本書及傅高義本人提出了很多不同看法，有的看法相當尖銳。但因涉及版權問題，我不能在這裡轉載這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今天讀到中國著名學者吳稼祥對傅高義的書評《為中國強大甘願受難的人》。他所說的這個人，是指鄧小平。他對鄧小平的看法，會得到人們的認同嗎？
吳稼祥1955年出生於安徽省銅陵市，“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制度之後，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後轉職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中共中央辦公廳。他在八十年代中期發表過很多文章，當時被視作“新權威主義”的代表性學者之一。“六四”期間吳稼祥義無反顧地以自己的方式對當局的鎮壓提出強烈抗議，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關進秦城監獄，三年後才被釋放。2000年，吳稼祥到哈佛大學當訪問學者，現居中國大陸。
他長期從事經濟、政治、國際政治、企業戰略以及中國傳統謀略思想研究，出版過很多著作：《鄧小平：思想與實踐》（1988年）、《新權威主義述評》（1989年）、《神奇的加與減：中國第一謀略》（1997）、《把海倒進杯子》(2003)、《民主進程中的中國崛起》（2004）、《果殼裡的帝國：洲級國家時代的中國戰略》（上海三聯書店，2005）《入世心法：從歷史看加減》（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7）。我讀過他很多文章，他對趙紫陽、江澤民、曾慶紅、胡錦濤、溫家寶等許多中共高官一針見血又別開生面的評價，讓我心折。此處難以備述，有興趣的朋友，在網上一查即知。
為中國強大甘願受難的人
——讀傅高義《鄧小平時代》
吳稼祥，鳳凰網讀書2013-02-25
 作者：傅高義，譯者：馮克利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1月出版
有兩個原因，促使我答應鳳凰網讀書頻道《讀藥》周刊的邀請，談談我讀傅高義《鄧小平時代》的感想：第一，我是中國大陸最早的鄧小平思想研究專著《鄧小平：思想與實踐（1977——1987）》（1988年版）的作者之一；第二，傅高義先生於2000年決定寫鄧小平專著時，我是最早與他交談這個主題的人之一，我2000年3月開始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做自費訪問學者，我們每周交談一次，持續半年。
一、四次取經
讀完傅教授這本巨著（下稱傅著），加深了，而不是修改了一直以來我對鄧小平的一個印象：他是一個為自己祖國強大到處取經、並甘願受難的人。
一般人都知道，傅著也同意一個看法：鄧的一生，多災多難，三落三起。其實，他的一生，可不止三落三起，而是四落四起。唐僧師徒四人西天取經，九九八十一難，那是傳說。鄧小平16歲就踏上西天取經之路，則是真實的故事，第一站是西方法國，第二站是東方蘇聯；74歲第二次踏上西天取經之路，第一站是日本，第二站是美國。根據傅著記載，鄧1978年10月訪問日本時，他對好客的東道主說，此次來日本有3個目的，第3個目的，是“像徐福一樣來尋找‘仙草’”，並解釋說，他所說的“仙草”，就是如何實現現代化的秘密。3個月後，1979年1月，為尋找“仙草”，他又踏上了訪美之路。
四次取經，前後相隔近60年。60年，一甲子，在中國文化里，其含義，就是一個輪迴。這個輪迴，對鄧小平而言，是一個痛苦的反思過程。這個反思，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要取的經卷，從東方蘇聯，轉向西方美日，這是今天的自我，對過去自我的痛苦否定；第二，他當時其實已經很清楚，中國強大的仙草，不在別人手裡，就在自己腳下：從經濟生活開始，逐步擴大個人自由。這是中國數千年來沒有做到的（除了民國10年），限制，甚至禁止工商業，是華夏歷史上所有王朝的國策。1949年後，官方不禁止，反而親自操辦“公有制”工商業，但絕對禁止民間工商業。
正是因為鄧找到了這根仙草，他才鼓勵從安徽小崗村開始的農民單幹，從廣東深圳開始的引進外資，和自由經濟特區。舊體制的多米諾骨牌，就是從這兩張牌開始倒下的，一張在牌頭，一張在牌尾，一起向中間倒。
二、五次受難
我這裡所說的“五次受難”，其中三次，也就是“三落三起”中的三落（1933年江西，1969年江西，1976年北京），就不必浪費筆墨再重複敘述了。我想說的另外兩難，一是頭難，第一難，一是尾難，第五難，也是最後一難。第一難，雖然很少人提起，但痛楚想必最深。
鄧小平一生三任妻子。第一任是張錫媛，1926年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1928年春結婚，1930年春病逝；第二任是金維映（阿金），1931年下半年結婚，1933年5月在鄧受打擊時離開了他；第三任是蒲瓊英（卓琳），1939年結婚，相伴終生。三任妻子中，他最愛張，最遺憾金，最感激蒲。他為了領導廣西左右江起義，張懷孕時不能照料，難產時束手無策，母子雙亡後無暇安葬。他的女兒毛毛談到她父親此時的感受時，用了“十分悲痛”四個字。這種悲痛如此之深，以致於從那以後，鄧便從一個“又說又笑”（鄧穎超用語）的川哥，變成了一個不苟言笑的硬漢。來不及安葬亡妻，應該是他一生的痛。1949年他率領部隊進入上海，第一時間就去尋找張錫媛的墓，並把被水浸淹的遺骸取出，重新安葬。
他所經受的最後一難，是1989年。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頂峰時刻，是一直被他打壓的蘇聯，其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來訪，蘇聯人第一次完全按照中方開出的條件，緩和了兩國關係，但他卻不能在國家廣場上為他舉行歡迎儀式。這一年，他已經85歲，不會不知道，鎮壓學生運動，將會背上何等的歷史罵名，當他下決心這樣做時，如果不是肝膽寸斷，也是汗發沾衣。他這樣做的理由，大概只有一個，那就是他認為，不這樣做，國家就會失去穩定，他所珍視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很可能夭折。現代化和改革，此時，幾乎成了他心中的上帝，為了它，一切都可以犧牲，無論他自己生前事、身後名，還是作為他使徒的改革派領袖及其陣營。他遭遇的悖論是，假如為了穩定犧牲了改革團隊，穩定又有何用？改革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1992年南巡，表明他自己已經意識到這個悖論。
為了表明那個困難抉擇，與他個人權力考慮沒有關係，他在那場事件發生5個月後（1989年11月）全面退休，讓出了軍權。
五次受難，他從不抱怨，原因之一，就是他甘願承受。每一次，他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堅持的東西，會給他帶來什麼後果。
三、供上祭壇
與偏愛神壇的偉大領袖、導師、統帥、舵手不同，鄧小平偏愛祭壇。所有與鄧發生親密關係的人和事，都或遲或早要被供上祭壇，成為他政治目標——實現四化的犧牲品。因為這個緣故，為了減少犧牲，他很少任用私人。傅著注意到了這一點：“鄧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發展私人關係，即使對提拔到高層的人也是如此。”不發展私人關係，不僅不是冷遇，而是真正的關心，為了保護那些被他用的人。因為他知道，所有與他發生親密關係的人和事，對手遲早要他作出犧牲。而且，他控制什麼，目的是要便於犧牲，為改革和現代化掃清障礙。
他直接控制的是中顧委和中央軍委，與他關係最近的是胡耀邦、趙紫陽。結果怎麼樣呢：
——首先，剛剛被他和胡耀邦等平反的老幹部們，寶座還沒有捂暖，就要被鄧抽走——1980年就提出要“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決定設立“顧問委員會”，讓“老同志”退到這兒。他自己做了中顧委主任，目的是帶着他們第一步退居二線，第二步徹底退休。老幹部們是愛他，還是恨他，可想而知。他設立並領導中顧委，就是為了讓它消亡。
——其次，在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排序上，他把工業、農業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都置於優先地位，把軍隊現代化排在最後，推遲軍隊現代化的目的，是不與民用產業現代化爭資源。不僅推遲，還主動對軍隊動刀：1979年3月，對越自衛戰剛結束，他就提出裁軍，1985年提出裁軍100萬，1988年基本完成；而且還不斷減少軍費開支，軍費開支“從1979年開始改革時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6％，不斷下降到1991年的1.4％。1980年代，中國購買外國武器的花費只及越南的1/6，台灣地區的一半，但中國的人口卻分別是越南的20倍和台灣地區的50倍。這兩件事情，不是鄧小平，估計沒有任何領導人可以做到，他管軍隊，似乎只是為了讓它服服帖帖地接受先發展民用經濟，再強大國防的國策。
——第三，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為改革開放衝鋒陷陣的猛將，鄧不僅與他們價值認同，還是改革的戰友，胡和趙是他的左右手。但是，改革就是革執政黨自己的命，並不是所有黨員，所有黨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和老幹部願意接受的。當不接受某些觸及到命根子的改革的黨內高層人數增多時，他們選擇的反對方式，就是直接剪除鄧的左右手，間接警告鄧本人。這時，為了不讓自己立即出局，改革終止，他選擇的對策是，必要的退步和揮淚割愛。他這樣做時，想必痛徹心扉。某些鄧本人曾經欣賞，但讀不懂他內心的人，在給胡開的生活會上，痛下殺手，想博鄧的歡心，殊不知是在他傷口上撒鹽。這樣的人從此淡出接班梯隊，容易理解。
——最後，犧牲的是他自己。1989年，他最後做出清場決策，知道自己犧牲了身後美名。幾個月後，全面退休，放棄的是他生存的主要精神支柱——權力。1992年春天，以88歲高齡，孤注一擲地到南方各省呼籲改革，他押上的，是他一生的資本：身名。如果失敗，必將身敗名裂。1997年2月19日，他獻出了他最後的珍寶——遺體：眼角膜，捐獻給眼科研究；內臟，捐獻給醫學研究；軀體，捐獻給火苗；骨灰，捐獻給大海。
四、悲劇英雄
沒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像他這樣，領導自己的國家轉型，從貧窮落後難得溫飽，到經濟總量世界第二，在自己的國家名聲不佳，在其他國家，卻被高度評價。這也決定了這本傅著的命運：作者非常“欽佩”鄧小平，美國輿論非常欽佩這本書，獲得各種最佳圖書稱號，但它的譯本到了中國——主人公的故鄉，主流輿論保持緘默，網絡輿論毀譽參半。
北京奧運會前，有英國出版商多次找我，希望我在奧運會前寫一本鄧小平評傳，用英文出版，因為我當時在構思《公天下》，不敢允諾。他每次來，幾乎都要問同樣一個問題：
“鄧小平到底做了什麼，讓中國這樣脫胎換骨？”
“施了魔法，”我第一次這樣開玩笑，但隨後解釋說，“大概是改變了執政黨的基因吧，從一個殘酷鬥爭的黨，到一個可以內部談判的黨。”
這個轉變，是以鄧小平的自我犧牲為代價的。他犧牲自己，這還好說；犧牲他自己的黨，自己的階層，自己的同齡人，以及自己的學生，就不那麼好說了。所有被犧牲的，都可能引起對他的廣泛怨恨。
不僅如此，在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全權且墮入文革瘋狂的國家，改革，意味着擴大自由的邊界，同時，還要保持社會穩定與秩序，不重蹈十年動亂的覆轍。為此，他與他的對手，也與他的戰友，在自由的邊界上反覆拉鋸。就因為這個，他必然左右不討好。保守派恨他太右，自由派討厭他無情。
他想與他親手參與締造的舊體制同歸於盡，遺憾的是，他垂垂老矣。為了趕時間，前半生都被黨內激進派整的他，80歲後開始激進：1986年急切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激起同年學潮；1987年急切提出全面價格改革，導致物價飛漲……胡為前者埋單，趙為後者背鍋。
鄧小平不是神，他是一個想通過自我犧牲來完成自我救贖，通過自我救贖，來救贖他的黨和他的國家的悲劇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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