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去年北京金水桥汽车爆炸和这次昆明大规模血腥砍杀，中国西部边陲新疆的局势越来越成为中国人心腹之患。一位曾访问过越南和新疆的海外学者比较：他在越南时，虽然心里明白自己是在外国，却常常感觉像在中国；在新疆南疆，虽然心里很清楚他是在中国领土，但常常觉得自己是在国外


　　老高按：昆明火车站大规模砍杀、造成惨重死伤的事件震惊世界。令我震惊之一，是这伙暴徒针对平民、滥杀无辜的冷血暴行；震惊之二，是爆发在昆明这个远离新疆的美丽城市，那里有我安分守己的亲属，也有我的多位朋友和朋友的家庭；震惊之三，是这么多人、统一服装、统一凶器，必然要事先进行策划和准备，在当局的维稳经费达到天文数字、摄像头无处不在的情况下，居然毫未察觉！

　　两天来，此事占据我全副身心，除了追踪了解事件全貌、缉捕在逃凶犯的进展，也探寻这一事件更深远广阔的背景，思索釜底抽薪的根除之道。也巧，就在事件爆发前一天的晚上，我与一位长期在四川藏区帮助当地教育部门编写教材的朋友长时间交谈，这位朋友讲述所历所见，虽然讲的是藏人和羌人中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社会地位和心理感受，都不是具有自觉政治诉求的追随达赖喇嘛者，更不是维吾尔伊斯兰激进教派的教徒，但还是让我举一反三，得以对昆明事件有了更多维度的观照。

　　无疑，对暴徒必须绳之以法，他们理应受到强烈谴责和严厉制裁；我也完全赞成咱们万维上不少博客的呼吁：不能被怒火烧出盲目的民族仇恨，要尽力清除种种偏见——包括种族偏见、阶级偏见，应该摒弃一切种族污辱的词汇。同时，我也期望中国官方，尤其是中央和省、自治区這一級执政者，能以这一事件为契机，摸索出更合理、更有效的综合治理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促使各民族能彼此和睦、平等相处。

　　读到不少各种观点的文章，有助于我深入地思考昆明事件，现挑出两篇贴在下面，供更多人分享。两篇文章，都是昆明事件之前发表的，但是在昆明事件之后读起来，更体验到一种切近感、针对性，讲述的许多情况，过去我基本上不了解，感到十分新鲜。

　　第一篇是《凤凰周刊》采写的深度报导《新疆：保守思潮的危险信号》，披露全球伊斯兰都在向保守回归，政治色彩日趋浓厚，新疆保守穆斯林群体受到国际环境影响，也正迅猛增长，情况怵目惊心，不容乐观。

　　这篇文章也让我澄清了某些糊涂认识。例如，过去往往不自觉地在想到维吾尔人时，与伊斯兰信徒完全划等号，读了这篇文章，才明白两者虽然有联系，但伊斯兰教毕竟是一种外来宗教，与维吾尔族的文化传统并非一回事。伊斯兰教有多种教派，进入维吾尔族社会也并非过去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的动态过程。

　　第二篇文章，是从事政府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的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韩孝荣博士，为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撰写的《如何解决新疆民族问题？》，也提供了很多实地考察的翔实例证。他指出：汉族人不满意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一些照顾政策，“还有人要求取消少数民族所享受的某些照顾，认为这类照顾也会强化民族意识”；但作者也指出：少数民族也常常抱怨对少数民族的一些政策性和社会性歧视，而“他们的抱怨并非毫无根据”；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照顾政策”；更有说服力的是，作者指出，在中国这类照顾政策是面向所有少数民族的，而非只是出问题的几个民族。因此，“这类照顾政策不是造成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因，取消照顾也不可能解决民族问题”。

　　韩孝荣列出的南疆民族问题的六点根源，以及维吾尔人眼中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两种汉人的区分，等等，对我也有启发性。

　　昨天读到，2013年8月27日，中国反恐体制再次升级，原来的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升级为领导小组。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首次以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身分亮相。郭声琨强调了三个“最大限度”：
　　最大限度地将暴力恐怖活动摧毁在行动之前，最大限度地消除暴力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最大限度地铲除滋生暴力恐怖活动的土壤。
　　郭声琨部长讲得很精彩！要做到这第三个“最大限度”，不是光公安部能完成的，也不是光国家反恐怖领导小组所指挥的全部力量能完成的，甚至也不是光中共政府能完成的，需要全民的努力。
　　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以及文中采访到的一些人，所思考的，正是如何“最大限度地铲除滋生暴力恐怖活动的土壤”。而中文网上为数不少的赤裸裸地宣泄种族仇恨和种族灭绝、扬言抛开法治搞报复、甚至报复犯罪分子整个家族、整个民族的言论，我感到，都正在加厚“滋生暴力恐怖活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