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說《記憶》在劉秀瑩老師病逝一個月後刊發有關文章，借已經病逝的劉老師之口，說王晶堯調查筆記是偽造的。“這類小伎倆”“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記憶》主編啟之反駁說，《記憶》所刊登的材料，是劉老師在活着時親自寫、親口說的。這篇文章還披露了更多令人深思的情況
老高按：關於北師大附中“八五”事件和北京“紅八月”暴行的討論和爭辯，又有了新的回合。前幾天我貼出了王友琴的《回應宋彬彬等》，今天我讀到網刊《記憶》主編啟之對王友琴該文的回應。現貼在下面。
從這篇文章，我才得知：“文革”結束後，北京市當局一度是打算清查文革暴力事件的，尤其是“文革”之初紅衛兵私設公堂，打人抄家，以及在學校內外打死人的情況。北京市委成立了“清理三種人”小組，組員分赴北京各區縣調查……不料，“正在大夥幹得帶勁兒的時候，中央下了文件，紅衛兵的事不准再查下去，並且要求大家上交調查筆記，由上面統一銷毀。”
先後在北京兩所著名的重點中學八中和四中擔任校長的劉秀瑩說：“後來得知，這是因為當年的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給胡耀邦寫了信，為紅衛兵辯護，說他們當年保護了老幹部，是與中央文革對着幹的，並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迫害，因此不能算做‘三種人’。中央因此下了文件，來了一風吹，使所有的調查工作戛然而止，給歷史留下了一筆糊塗賬。這對於“文革”研究是一大損失。”
劉秀瑩校長當時限於條件，了解的情況不是很準確，今天我們知道了，是中信集團原董事長孔丹，在“清查三種人”高潮時，與中學同學董志雄聯名給陳雲寫了一封信提出來的。孔丹是原中央調查部長孔原和國務院副秘書長、周恩來的秘書許明（“文革”初期自殺）的兒子，“文革”爆發前夕，他是北京四中高三（5）班團支部書記、中共預備黨員，牽頭給毛澤東寫了信，豪氣干雲地要求廢除“封建高考制度桎梏”。後來他與陳小魯等人發起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並任總指揮。近年在香港出版了米鶴都編撰的《孔丹口述──難得本色任天然》一書，他對“文革”，站在他的角度進行了反思。去年鬧得紛紛揚揚的紅二代政見不合吵起來之事，也發生在他與秦曉之間。
孔丹在口述書中詳細回憶了他給中央寫信的內容：
……這封信是寫給陳雲同志的。老紅衛兵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學生）在“破四舊”運動中有過過火行為，有的動手打了老師，有的抄了“地富反壞右”的家，極個別的甚至打死了人。……這是在當時“破四舊”的號召下發生的，時間很短暫（個把月左右），我們認為大多屬於一般性錯誤。……
“老紅衛兵”的這些錯誤與那些造各級黨委反、造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組織的錯誤，具有本質的區別，與“三種人”更是水火不容的兩碼事。
陳雲隨即在1984年2月27日批示：“孔丹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二梯隊的選拔對象。”陳雲將此信批轉給政治局常委，並建議將此信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和中組部。鄧、胡、趙、都畫圈或批示同意，隨後作為中央政治局會議[1984]2號文件下發全黨全國，才有了劉秀瑩校長所說的：“中央下了文件，紅衛兵的事不准再查下去，並且要求大家上交調查筆記，由上面統一銷毀。”“給歷史留下了一筆糊塗賬。這對於‘文革’研究是一大損失”。
今天看來，何止是“留下了一筆糊塗賬”？！
《記憶》主編回應王友琴
啟之，共識網
王友琴在《回應宋彬彬等》（共識網 2014年3月26日）一文中提到《記憶》和我，涉及到《記憶》的編輯戴為偉。
王友琴這樣寫道：“2013年11月27日，劉秀瑩老師病逝。一個月之後，也是在宋彬彬‘道歉’的前五天，12月31日發表的網刊《記憶》（該報道提到其主編吳迪）上有文章說，劉秀瑩老師生前告訴他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先生出示的一份1967年他調查時寫下的筆記，是王晶堯先生偽造的。應該指出，這種說王晶堯先生製作偽證的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王晶堯先生拒絕宋彬彬的‘道歉’，他們的這類小伎倆是原因之一。”
王友琴的這一說法有誤。關於王晶堯調查筆記被劉秀瑩否認一事的真實情況是這樣的——
《記憶》第82期（2012年3月31日）刊發了由王晶堯提供、徐小棣等人整理校對的六份史料。其中有一份是《宋淮雲、劉秀瑩談話記錄——1966年8月6日的廣播稿》。此期發出後，兩位當事人宋淮雲和劉秀瑩給《記憶》編輯部來信，說王晶堯提供的這一史料有誤。《記憶》第84期（2012年5月31日），在“來信選登”一欄上，刊發了宋淮雲、劉秀瑩的來信。這兩封來信全文如下：
1、宋淮雲致函《記憶》：
《記憶》主編，您好：
我是原北京四中校長楊濱的女兒宋淮雲，看了《記憶》第82期，第101--102頁的報道，想說明一下，王晶堯先生和劉秀瑩女士不僅沒有在67年4月23日去過我家，而且我們三人從未一起見過面。劉秀瑩女士在文革之前和之後都沒有去過我家，三人在我家會面，與基本事實不符。其中的談話內容也就無從談起。特此澄清。請代向王先生致以熱誠的問候，卞校長的音容笑貌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祝好！
宋淮雲
2012-4-27
2、劉秀瑩的三點聲明：
《記憶》編輯部：
我閱讀了《記憶》第82期中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宋淮雲、劉秀瑩談華記錄--1966年8月6日的廣播稿》，署名王晶堯。
對這篇文章，我做三點聲明：
一、我於1965年調出師大女附中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4月5日正式調離師大女附中，到中共西城區委辦公室工作。1967年調西城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工作。當時組織上規定，不許參加原單位的文化大革命。
二、從1966年8月到1967年，一直到2008年以前，我沒有聽說過劉進廣播了什麼事情。
三、在1967年直到現在，我從未去過宋淮雲家，到今日也不知宋淮雲住在什麼地方，更沒有和王晶堯先生、宋淮雲一起談過什麼話。
請將來信照登。
劉秀瑩
2012年5月7日
為了鄭重起見，我和《記憶》的編輯戴為偉於2012年夏天三次去劉秀瑩家了解情況。劉老師除了再次說明王晶堯提供的這一材料是誤記外，她還給我們講了女附中的歷史、她的家庭經歷，以及她對王友琴的文革寫作的看法。徵得劉老師的同意，我們做了錄音。當時，劉秀瑩老師已患腎病多年，她說自己每天只有兩三個小時有些精神。但是，在跟我們談話過程中，她的思路清晰，記憶驚人。此時，距離她病逝還有一年半的時間。
因此，王友琴說的，《記憶》在劉秀瑩老師病逝一個月後，刊發有關文章，借已經病逝的劉老師之口，說王晶堯的調查筆記是偽造的。“這類小伎倆”“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云云，不符合事實。不是《記憶》借已逝的劉老師之口，說王晶堯的材料是誤記，而是劉老師在活着的時候親自寫的，親口說的。
關於王友琴提到的“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的那篇文章，發表在《記憶》第105期，文章全文如下——
一生育桃李 終身求真知
紀念《記憶》的良師益友劉秀瑩老師
潘祛病
劉秀瑩老師是終生從事中學教育的老教員。五十年代初，她從師大女附中高三畢業考進清華數學系，因為家庭生活困難，而母校又缺教師，她沒等大學畢業就退學回校當了老師。
此後，劉老師一直在師大女附中工作，從教數學，到教政治；從做班主任，到做教務處主任。文革前夕，她被調到北京市西城區教育局。
1968年，劉老師在家裡與弟弟和幾位朋友議論時局：“一句就頂一句，怎麼頂得了一萬句？說毛是頂峰恐怕不太合適，以前說是朱德的扁擔，[ 1928年4月底，朱德、陳毅率領一部分南昌起義和湘南暴動的隊伍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國民黨對井岡山地區實行經濟封鎖。中共地方黨組織動員群眾為山上送糧。朱德經常帶領戰士下山挑糧。中共建政後，朱德挑糧的故事被收入小學課本，他用過的扁擔成了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重要實物。]現在怎麼又改成林彪的了……”。結果被朋友揭發。劉老師成了現行反革命，被扣上惡毒攻擊毛、林；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文化大革命四頂帽子；抄家、批鬥、勞改……
上世紀八十年代，經過重重磨難的劉老師回到教育口，先後在北京兩所著名的重點中學——八中和四中擔任校長，直至退休。
2012年4月的一個午後，作為《記憶》的編輯，我去拜訪劉老師，事情的起因是《記憶》刊載過一個小資料，其中提到劉秀瑩老師在1967年向卞仲耘的家屬提供了卞校長受害的情況。劉老師閱後，打電話告訴我們，這一資料有誤。此行就是向劉老師了解個中情況的。
這是我第一次見劉老師。她因嚴重的腎病，蝸居在家多年。老人的眼圈是病痛折磨下的青黑色，在說話的時候，不斷地撓着手背，皮膚都被抓破了。她告訴我：“咱們這麼坐着，我看不清你，眼睛也幾乎壞掉了，肌酐值接近透析的指標，皮膚瘙癢得厲害。夏天還好些，你來了，我還有氣力和你說話；到了冬天，我就更不好了，幾乎起不了床……”
關於那則資料，劉老師說得很清楚：“1967年，雲譎波詭，我自身難保，根本不可能與受害人的家屬聯繫，更不可能向他們透露什麼有用的信息。況且當時我已經不在師大女附中工作了，社會上那麼亂，學校里的事，我是幾年後才聽到的。”劉老師希望《記憶》能發一個更正：“我從來沒有去過宋淮雲家，更不可能在1967年的時候，在她家開什麼會。文革都過去46年了，小資料有記錯了（的情況）也都是有可能的事”。 （詳見《記憶》第84期“來信選登”欄目《劉秀瑩的三點聲明》）
我撫着老人的手背，想告辭。可劉老師挽留我：“你們辦《記憶》是有功德的事，我願意把我知道的情況告訴你們，通過《記憶》留給歷史，留給下一代。”接着，老人回顧了文革中北京中學發生的暴力，介紹了“文革”結束後，北京市教育局清查三種人的經過：當時市委成立了“清理三種人”小組，組員分赴北京各區縣調查文革時期發生的暴力事件，尤其是“文革”之初紅衛兵私設公堂，打人抄家，以及在學校內外打死人的情況。正在大夥幹得帶勁兒的時候，中央下了文件，紅衛兵的事不准再查下去，並且要求大家上交調查筆記，由上面統一銷毀。我們後來得知，這是因為當年的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給胡耀邦寫了信，為紅衛兵辯護，說他們當年保護了老幹部，是與中央文革對着幹的，並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迫害，因此不能算做“三種人”。中央因此下了文件，來了一風吹，使所有的調查工作戛然而止，給歷史留下了一筆糊塗賬。這對於“文革”研究是一大損失。
劉老師還告訴我，“儘管那些調查記錄全銷毀了，不過，北京市教委還是將建國後的教育情況編了26冊《北京市普教資料選編1949-1985》，（北京市教育局內部參考資料，不是正式出版物。）我們都叫它大白本，其中有一本是談中小學文革時期情況的。儘管已經比調查時的材料刪減了很多，但還是能說明一些問題。現在這些資料不知道北京市教育局還有沒有了……”
雖然衰老久病，但是劉老師記憶力驚人，說起女附中的學生在校的成績和表現，如數家珍。更令人驚異的是，她的思維敏銳，條理清晰，談起文革，談起文革前的教育，往往一針見血：“為什麼文革期間會出現那麼多打老師、打死老師的事情？這是偶然的？為什麼這些悲劇都從高乾子弟聚集的中學開始，為什麼挑頭的都是幹部子弟？十七年的教育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做老師的都給學生教了些什麼？”
臨告別時，老人緩緩地挪回臥室，取來一本她參與主編的《北京中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回顧》，書中夾着一張事先寫好的很多老教師聯繫方式的字條，希望我能看看這本書，再找字條上的老人們做更詳細的訪談：“我都跟他們聯繫過了，到現在為止，北京中學文革中的這些事情並沒有完全說清楚。你們要抓緊時間，這些老教師都八九十歲，說走就走了。他們都親歷過各自學校文革最殘酷的時期，我希望他們能把這些事講出來，越多越好，越詳細越好。”春去秋來，筆者按照劉老師的囑託，尋訪當年的老教師。歷史雖已遠去，但許多的記憶還浸沒在莫名的恐懼中，待再和劉秀瑩老師交流溝通，卻傳來老人病危入院的消息。
《記憶》主編啟之先生去醫院看望劉老師時，她還念念不忘，希望《記憶》能將關於北京中學文革和十七年教育的歷史整理刊載出來，希望更多的當事人說出歷史真相。
2013年11月27日，劉老師帶着她對教育的思考，對文革的反思和對《記憶》的期待駕鶴西去。劉老師的社會責任感，催我上進；她對晚學的推心置腹，令我銘感。劉秀瑩老師，安息吧！您的未竟之志，總會有人完成！（《記憶》第105期，文章完）
此文是為了紀念劉秀瑩老師寫的，作者是《記憶》的編輯戴為偉，文章發表時，她用的是“潘祛病”的筆名。
顯而易見，王友琴是有意隱瞞2012年《記憶》84期發表的劉秀瑩、宋淮雲來信一事，將給王晶堯糾錯，直接嫁接到戴為偉2013年寫的文章上，企圖給讀者造成一種錯覺——《記憶》是在用死無對證的方法來製造虛假信息。
這算是什麼伎倆，是否“刻毒”，算不算“拙劣”，相信看了這篇小文的讀者會做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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