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7日15時05分，中國著名水利專家、半個世紀來先反對黃河三門峽大壩水庫、後又反對長江三峽水庫的黃萬里教授，在清華大學校醫院一間簡樸的病房，悄然離開了他又愛又痛的世界。他對黃河三門峽的預言，不幸應驗了；他對長江三峽的預言，會再次不幸而應驗嗎？
◆高伐林
晚年的黃萬里教授不改初衷，從對千秋萬代負責的高度看治理江河。（黃肖路提供）
黃萬里的女兒黃肖路女士問清筆者的名字是哪三個字後，這位頗為率性的女性笑了：怎麼還有叫“砍伐樹林”這麼個名兒的？也真巧了，前幾天我還碰見一位叫“黃河清”的，人挺好，可叫那麼個名兒……
這我倒不解了：我這個名字嘛，不合時宜，自不待言；可“黃河清”這個名字不是很好嗎？
黃肖路鄭重其事地說：你知道嗎？我父親最反對“黃河清”的說法了！
是嗎？！為什麼？
這就說來話長了。
“黃河清”的前半句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李白）。就是五歲的中國孩童，也知道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對中華文明具有無與倫比的貢獻。黃土──黃河──黃皮膚龍的傳人，炎黃子孫天然地與黃河具有感情聯繫。然而，黃河“金濤澎湃，掀起萬丈狂瀾；濁流宛轉，結成九曲連環”（光未然《黃河大合唱》歌詞），黃河流經黃土高原，泥沙俱下，人稱“一斗水，泥沙居七”，平均每年輸沙量為16億噸。
歷代政府都為治理黃河傷腦筋。“黃河清”這句話前面還有半句話：“聖人出，黃河清”──黃河中下游的老百姓，是表達了一種縹緲的願望？還是用反話來斷言黃河根本不可能清呢？
1952年，毛澤東在鄭州登上邙山眺望黃河，問：“‘黃河漲上天’怎麼辦？”時任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答曰：“不修大水庫，光靠這些壩擋不住。自從大禹以來，古人治水只講‘疏導’二字，治了幾千年黃河還是條害河。如今咱共產黨要搞建設，那就不僅要免除水患，還得讓黃河做點貢獻。所以，我產生一個思想，叫做‘蓄水攔沙’，用大水庫斬斷黃河，叫它除害興利！”
從這一年開始，中國向蘇聯聘請專家幫助規劃黃河治理。1955年，在蘇聯專家指導下的“黃河規劃”完成了：選定在三門峽築壩，修建“可以防洪、發電、灌溉的綜合性工程”。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向全國人大代表宣布了政府的宏偉計劃：“我國人民從古以來就希望治好黃河和利用黃河。他們的理想只有到我們今天的時代，人民民主的毛澤東時代，才有可能實現。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之後，我們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國人民就可以去黃河下游看到幾千年來人民所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
鄧子恢《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報告》，是由中共有名的“筆桿子”胡喬木修改的。1955年，在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一千多位代表雷鳴般的掌聲中通過。
在中國古代神話中，禹的父親鯀用“堵”“攔”方式治河，失敗了；隨後有了大禹治水的“疏”“導”原則。現在，中共要否定之否定，一個重要用意，顯然是從政治上考慮的：要用大壩工程來實現“黃河清”，來證明共產黨的偉大和正確，來證明毛澤東時代“聖人出”！──誰是“聖人”？那還用問嗎？
當然，三門峽水庫的經濟目標還是有的：以發電為主，三門峽一個大壩的裝機容量相當於1949年全中國的發電機裝機容量，列寧說過：“蘇維埃加電氣化就等於共產主義”，有了電，中國就可以三步並作兩步地跨進共產主義了。
那是工人高唱“左手搬來上海市，右手送走重慶城”的歲月，那是農民宣告“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的歲月。這是中國人歷史命運的宿命：三門峽工程既然是毛澤東欽定的，委託“蘇聯老大哥”來設計大壩，參加工程規劃設計的幾百名中國科技人員，誰敢說個“不”字呢？水利專家張光斗擔任了工程的技術負責人。三門峽大壩的上馬勢不可擋。
黃河三門峽大壩。（新華網轉發黃河三門峽旅遊局圖片）
說“不”的只有一個人
勢不可擋，還是有人擋，還是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對三門峽工程說“不”。
當時在怎麼建壩的問題上，有不同的聲音，有所謂“高壩派”，“低壩派”。多數人都同意蘇聯專家的設計，認為三門峽應該建三百多米高壩；少數人，例如當時的一位技術員溫善章，堅決反對蘇聯專家的高壩方案，認為權衡利弊，應建低壩；三門峽水庫位於河南，修好後利在河南，害在陝西，陝西省自然不情願，也要求降低水庫高程。而壓根兒反對建壩，不管高壩低壩的，只有一個人──黃萬里。
黃河的命運與黃萬里的命運扭結在一起難以分開。
黃萬里並不是個無名布衣。他的學歷，在當時的中國水利界無人能出其右：三十多歲時擔任過國民政府時期的甘肅省水利廳長，隨後應中共邀聘，又擔任過東北水利總局顧問。儘管在三門峽之爭時，他的頭銜只是“清華大學教授”，可他是中國著名民主人士、官拜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黃炎培（這是非共產黨人士在政壇上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的第三個兒子；他還是國民黨元老、中常委丁惟汾的女婿。
說到黃炎培，他是從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過渡中得風氣之先的那批傑出人物之一，是較早接受現代教育，在清廷統治下就走上了尋求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他與毛澤東的一段對話，至今為人們津津樂道：1945年12月他去延安時直言問毛澤東：“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面對年長15歲的黃老，53歲的毛澤東回答得極為自信：“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嗚呼！事過12年，“周期率”就再現了。在最高領袖說一不二的年代，“順之者昌，逆之則亡”，一個清華教授黃萬里的不同意見，實在是太微弱了！跟白說有什麼區別？
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就在“反右”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關頭，不管毛澤東是否真心走新路“跳出這周期率”，黃萬里決定本着自己的學術良心說話行事。
關於黃河《規劃》的第一次討論會，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與會專家交口稱讚蘇聯專家提出的規劃，只有黃萬里搖頭。他當面對周恩來說：“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認為，黃河泥沙量雖是世界第一，但她造的陸地也是最大的。
再次舉行七十多人的三門峽討論會時，工地施工實際上已經開始，“反右”也已風聲鶴唳，當權者說是“徵求專家意見”，但誰都心中有數，這是要大家為蘇聯專家的方案背書。即便對工程心存疑慮，也閉上了嘴。黃萬里卻不識相，舌戰群儒，堅持“不可上”，和蘇聯與中國專家激烈爭辯七天。
黃萬里的小女兒黃肖路定居美國。她身後的梅花是何香凝所畫，贈給黃炎培的。兩旁對聯是清末狀元張謇題贈黃炎培：“此意要為知者道，虛名何用實之賓。”
黃肖路告訴我：“我在什麼時候知道我父親是個水利專家呢？就是在他去參加了七天辯論會的日子。三門峽大壩要定案，確定到底三百米還是多少米高，召集了一批專家開會。我爸當教授，從來沒有小汽車來接，但是這七天裡，至少有三天是有小汽車接送。那時我哥上高中住校，家裡就我爸我媽和我三個人，我還記得我父親對我媽和我說：他們這樣是要闖禍的！我跟他們說了，不能修壩，黃河的水不能變清，他們這是對子孫萬代不負責任！他還說：‘我當場就寫了兩首詩罵他們。’──這兩首詩現在我也沒有找出來，後來一直也忘了問他：是哪兩首詩？他留存到今天的這些詩，我一篇一篇看過來，好像都不是……”
高壩派代表再次把下遊河道形勢描述得岌岌可危，說如果等著中上游在支流水土保持見效後再建三門峽大壩，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張立即修建360米高程大壩，攔洪蓄沙，讓清水出庫。
黃萬里發言說：三門峽大壩建成後，黃河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並不斷向上游發展，到時候不但不能發電，還要淹掉大片土地；既然大家不同意淤積在三門峽以下的河道，為什麼同意淤積在三門峽以上呢？他還指出，“黃河清”只是一個虛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學上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不要說河水必然夾帶一定泥沙的自然規律不能違背，就是從水庫流出的清水，由於清水的沖刷力要比夾帶泥沙的濁水強大，將猛烈沖刷河床，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將重新變成濁水。
對於不從事水利的外行來說，對以上道理或許難以判定是非；但提一個簡單的問題，是連中學生都不難回答的：過去，黃河每年將黃土高原的16億噸泥沙衝到了下游和海里；高壩一修，泥沙不再會被衝到下游與海里了──可泥沙哪兒去了呢？
“物質不滅定律”，泥沙不會消失，只不過挪了位置：泥沙不就全被攔在水庫里了嗎？
一年16億噸，三門峽到底有多大的庫容，能經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這麼淤積？
黃河不能清，違背自然規律非要它清，就一定會導致災難！
緊跟喜報而來的災難
災難果然來臨，報復得又快又狠，沒等到三年五年，更沒等到十年八年。
1960年三門峽大壩竣工蓄水的喜報傳遍全國之後僅僅一年半，黃萬里所警告的“下游的洪水危害將移到上游，出庫清水將危害下游堤防”惡果，就一一應驗。1961年10月，水庫蓄水尚未達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攔門沙”，渭河下游兩岸及黃河朝邑灘區5000人受洪水包圍，淹沒耕地25萬畝。
從這一年起，潼關以上的黃河、渭河就大淤成災。水壅高后橫向衝擊，使兩岸農田不斷倒塌，有的縣城被迫遷走。建庫前本是地下河的渭河變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積4米多高，威脅西安。渭河平原（即“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位上升，土地鹽鹼化……三門峽水庫內更是泥沙淤積，六年之後即“文革”開始那一年，就淤積了34億立方米，占庫容44.4％。三門峽水庫成了“死庫”。
為建三門峽水庫而從渭河平原移出的28萬農民，40年後已增加到45萬。他們離開家園，遷到土地貧瘠缺水的甘肅、渭北高原，無法維持最低生存條件，掀起了十七次返鄉風波，痛苦萬分；而庫區的土地鹽鹼化嚴重，也無法再進行耕種。返庫移民與當地國營農場拉鋸式地爭奪本屬於他們的故園土地，造成雙方人員受傷，矛盾不斷升級激化。
建造三門峽大壩的原料是從國外進口的，用兩袋小麥換一袋水泥，兩噸豬肉換一噸鋼筋。王維洛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一文中說：工程預算為13億元，總結算時實際耗資40億元──這是在數千萬中國人被餓死的“三年困難時期”的40億元！如果用來購買救災糧食，至少可以買來800億斤，能夠拯救多少中國人的生命？
還不僅如此。黃萬里切勿修壩的意見在七天辯論會上被否決之後，他看到胳膊扭不過大腿，退而建議說：“若一定要修此壩，則建議勿堵塞6個排水洞（即導流廊道），以便將來可以設閘排沙。”得到與會者全體同意和國務院的批准。但後來現場施工時，蘇聯專家堅持按原設計，還是全部堵死了。
1962年以後，中央幾次召開會議商討三門峽工程危機。1964年12月，周恩來總結講話提出：改建刻不容緩，要做到確保西安，確保下游。於是在黃河兩岸鑿挖兩條隧洞，鋪設四條管道，泄水排沙，同時，８台發電機組炸掉４台，剩餘４台機組，發電量只是原設計發電量120萬千瓦的零頭。改建後仍然不行，五年後的1969年，第二次改建，將黃萬里力主不要堵死、卻依然被堵死的原壩底６個排水孔，以每個一千萬元的代價重新炸開……
第二次改建還是沒能挽救黃河。上游日益惡化，從1972年起下游開始斷流，20世紀90年代平均每年斷流100多天，1997年高達222天。
據了解，當時中方向蘇聯提供的黃河勘察數據，有很多並不真實。例如，黃河年泥沙量為16億噸，而中國方面告訴蘇聯是13億噸，還樂觀地預測說，由於上游採取水土保持措施，泥沙量將每年減少3％，20年內將共減少60％。這就使蘇聯在三門峽工程失敗後有了理由不承擔任何責任。
黃河三門峽水庫，是世界水庫史上最失敗的一項工程。
有誰想起早就預言、早就警告過這一切的黃萬里呢？
（寫於2005年。未完待續）
黃萬里是中國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的三子，這是黃萬里1937年在美國獲博士學位後回國，與父母和兄弟姐妹九人相會於上海。前排成人為黃炎培與夫人王糾思，後排左一為黃萬里。（黃肖路提供）
附：黃萬里和他部分親屬簡介
黃萬里1911年出生於上海，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後赴美國留學，改修水利工程，獲康乃爾大學水文科學碩士學位、伊利諾大學工程博士學位，並一度在美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工作。1937年回國，在國民政府經濟委員會任職，後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師和測量隊長，1947年在國民政府任甘肅省水利局局長兼總工程師。1949年任中共東北水利總局顧問，1951年回唐山交大任教，兩年後，調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因言獲罪被打成“右派”，1980年才獲平反。2001年去世。
著有大量論文，自費出版《水經論叢》和詩文集《治水吟草》，並有《黃萬里文集》。
黃萬里的父親是著名民主人士、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黃炎培；岳父是國民黨元老、中常委丁惟汾；黃萬里有六個孩子，三子三女，他的長女婿楊樂，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名噪一時的青年數學家，現任中國數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院士；他的侄子、黃炎培的孫子黃孟復，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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