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後的數十年，是中國激盪、起伏、變革、發展的時代，是近代以來變革最劇烈的時代，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發展史上從來沒有的時代。這一時代的創新，為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所不能比擬。袁世凱主要活動於這一歷史時期，直接影響着歷史的進程和社會的發展，澤被後人
老高按：前幾天接到朋友轉發來張華騰教授等人的文章，講述袁世凱在清末民初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貢獻。讀後深有感觸：像袁世凱這樣的人物，是他那個時代最傑出的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先驅之一，真正稱得上“澤被後人”，而貿然稱帝的失誤，不能掩蓋他的光芒——試看倫敦奧運開幕式上英國女王所受的尊崇，我們當能對君主立憲的歷史功過，有更為客觀平實的評價。記得去年有人聲稱：僅憑“稱帝”一端，袁世凱就會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幸而辛亥百年紀念日以來中外史學界的眾多研究文章，以及社會大眾的主流看法，逐步擺脫了國共兩黨對袁世凱在意識形態上的妖魔化，也擯棄了那種“幼兒園思維”，這是讓人深為欣慰的。 這裡我轉載張華騰教授等人的文章，供更多朋友參考和思考。
袁世凱在清末民初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貢獻
張華騰、孫俊傑、王傑，安陽師範學院袁世凱與北洋社會研究中心
袁世凱是中國清末民初社會政治舞台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留下了多方面的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把袁世凱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全面地、客觀地進行考察，可以看到，袁氏一生在許多方面順應了當時時代發展的潮流，自覺或不自覺地做出了許多有利於社會進步的事情，特別是對於清末民初的中國早期現代化運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推動作用。
我這裡所說的清末民初社會，主要是辛亥革命前後各15年，大約30年間的中國社會。這一時期與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50多年完全屈辱的歷史時期截然不同，中國社會內部的力量在發展變化，開始主導這一歷史時期的進程。清末民初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激盪、起伏、變革、發展的時代，是近代以來變革最劇烈的時代，是走向進步發展的時代，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發展史上從來沒有的時代。這一時代有許許多多的創新，是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所不能比擬的。比如封建軍制為現代軍制所取代，千年科舉制度為新型學制所取代，封建專制為民主共和所取代（儘管是形式上的），文言文被白話文取代，思想文化方面的百家爭鳴及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等均發生在這一歷史時期。
當然這一時代不是完美和理想的時代，而是一個過渡的時代，是社會發展的轉型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代，新與舊、中與西、先進與落後、進步與反動、傳統與現代並存，反對外國侵略與向西方學習同在，各種矛盾縱橫交織，體現出一個極端混亂的時代。這一時代的主流是什麼？社會混亂的後面是什麼？是改革、發展與進步，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
袁世凱主要活動於這一歷史時期，他的活動，直接影響着歷史的進程和社會的發展。
一、練新軍、改軍制，加強了中國的國防力量，促進中國軍事現代化。
1894一1895年的甲午戰爭，一向自居老大的中國被小國日本所打敗。戰敗的恥辱，甲午戰後的民族危機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戰後不久，全國掀起了一股練兵自強的熱潮，上至朝廷、達官顯貴，下至知識分子、工商業者、庶民百姓，朝野上下，莫不談中國練兵自強之事，“一時內外交章，爭獻練兵之策”。在這股求強熱潮中，袁世凱認真總結了戰爭失敗的教訓，提出采西法練兵主張，他說：“查此次軍興，往往易為敵乘，迭見挫敗者，雖由調度之無方，實有軍制之未善，若不權時度勢，掃除更張，參用西法，則前車之鑑，殊足寒心。”不僅如此，他還積極組織人翻譯西書，將西方兵制營規介紹到中國，並上書主政者。袁世凱的積極態度和戰後清政府以及全國人民的心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贏得了主政者的讚譽和支持，博得了“知兵”的美名，被授予編練新軍的重任。
袁世凱不負重望，在天津小站，採取西方兵制，結合中國特點，嚴肅治軍，傾心練兵，短短幾年時問，練成了一支訓練有素、戰鬥力頗強的新式陸軍——新建陸軍。20世紀初的新政中，他繼續編練新軍，到1905年．共編練了北洋新軍六個鎮和一個混成協，人數達到七八萬。這是一支全新的軍隊，與舊軍隊相比，其根本變化在於：
第一，北洋新軍實行常備兵、續備兵、後備兵制，這在中國軍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軍中配備有步、騎、炮、工程、後勤(輜重)等多兵種，各兵種互相配合，協同作戰，中國軍隊從此由單一兵制走向合成兵制。
第三，改進募兵制，仿行外國徵兵制。對應募兵丁提出嚴格要求，如年齡限在20—25歲之間，身高限在4尺8寸以上，步速每小時限在20里以外，平舉限100斤以上等。
第四，改革軍官制度，大力舉辦不同層次的軍官學校，培養了一大批懂得軍事專門技術具有指揮才能的軍事人才。
第五，練洋操，“一切操練章程，均按西法辦理”。他聘用了許多外籍軍官（初德國，後日本）擔任教官，一絲不苟地進行訓練。
第六，全部西式裝備。這支軍隊的武器，全部購自西方。炮兵裝備德國克虜伯廠出的57厘米過山炮和七生特半陸路炮。步兵一律使用奧國造的口徑為8厘米5響的曼利夏步槍。騎兵使用曼利夏馬槍和戰刀。軍官一律佩帶6響左輪手槍和佩刀。
袁世凱仿行西法創建的這支軍隊，是中國的第一支具有現代化重要特徵的陸軍，它在中國軍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用資本主義軍製取代腐朽落後的封建軍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袁世凱在甲午戰後特定的環境下，短短幾年時間完成了這一轉變，這是袁世凱開創性努力的結果，對此我們應該給以充分肯定。戰後練兵者不乏其人，唯有袁世凱取得了成功。當時在華的外國人認為袁世凱“在清國的所有官員里，他是第一個認真學習國外軍隊組織方法和戰略戰術的人，並且也是第一個極力鼓吹軍隊必須實現現代化的人”。“按西方標準，袁世凱的部隊是大清帝國唯一裝備齊全的軍隊。”
台灣的劉鳳翰先生曾對清末新軍以兵源、幹部、裝備、訓練、成軍時間、戰場經驗以及兵員滿額與否為評定標準，將新軍分為優、良、佳、可、差五級，其中優級四個鎮，即北洋新軍第二、三、四、六鎮，北洋新軍第一、第五鎮和湖北新軍第八鎮為良級。新軍的編練加強了中國的國防力量，中國陸軍開始邁向現代化。
二、力廢科舉、大興學堂，促進中國教育現代化。
袁世凱不是一個教育家，但他對新式教育的執着追求和在中國教育現代化中的貢獻，很少有人能與其相比。
中國新式教育發端于洋務運動，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時代潮流。袁世凱站在這股潮流的前面，對新式教育大唱讚歌。1901年4月25日，他在山東巡撫任上《遵旨敬抒管見上備甄擇折》中，就把興辦新式學校培養新型人才提到非常高的高度。他說：“百年之計，莫如樹人。古今之國，得人則昌。作養人才，實為圖治根本。查五洲各國，其富強最著者，學校必廣，人材必多。中國情見勢絀，亟思變計，興學儲才，洵刻不容緩矣。”同年11月，他在創辦山東大學堂時說：“國勢之強弱，視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於學校。誠以人才者立國之本，而學校者又人才所從出之途也。以今日世變之殷，時艱之亟，將以得人以佐治，必須興學以培才。
在支持創辦新式教育的同時，袁世凱提出廢科舉的主張。他說：“是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學校不能大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於各國。”1905年8月，由袁世凱主稿，聯合了盛京將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署兩廣總督岑春煊、署兩江總督周馥、湖南巡撫端方等六督撫大臣，聯銜向清廷上了《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並妥籌辦法折》，反覆陳述了廢除科舉的緊迫性：
“臣等默觀大局，熟察時趨，覺現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實同一刻千金，而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倖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志。民間更相率觀望，私立學堂者絕少，又斷非公家財力所能普及，學堂決無大興之望。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立停，學堂遍設，亦必須十數年後，人才始盛。如再遲之十年，甫停科舉，學堂有遷延之勢，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須二十餘年後，始得多士之用強鄰環伺，詎能我待。”
清廷接受了六督撫大臣的意見，兩天后宣布廢除科舉制度：“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至此，沿襲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最終被完全廢除了。科舉制的廢除在中國文化教育史上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標誌着中國封建教育制度的終結和新的以學校為主的教育制度的確立，中國教育邁向現代化的障礙被掃除了，從此，中國教育開始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
袁世凱不僅是新式教育的鼓吹者，而且還是新式教育的積極實踐者，在此前後，他在直隸大辦新式教育。他辦教育的範圍非常廣泛，既注重軍事教育，又重視實業、師範、女子、留學教育，從初級教育到高等教育，從普通教育到職業教育，從官方教育到私人教育等，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
1907年，清政府學部對全國教育進行了一次詳盡的調查統計。其中直隸學校的統計數字和在校生人數是：專門學堂12所，實業學堂20所，優級師範學堂3所，初級師範學堂90所，師範傳習所5所，中學堂30所，小學堂’7391所，女子學堂12l所，蒙養院（即幼兒園）2所，總計8723所，學生164,000餘人，位居全國第二，而直隸學務財產480萬兩，名列各省之冠。其他各項指標均居前列。如專門學堂人數、師範學堂人數居全國第一，實業學堂人數居全國第三。
民國初年，袁世凱對新式教育仍持積極態度。比如他把興學作為立國要圖，申明“本大總統既以興學為立國要圖。今兵氣漸銷，邦基粗定，提倡斯旨，豈容躊躇。矩口本諸先民，智慧求諸世界”。他非常注重國民教育，認為“凡一國之盛衰強弱，視民德、民智、民力之進退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則必注重於國民教育”。袁世凱繼續和發展了他清末興學的積極作為，頒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除《教育宗旨》外，還有《學校系統》、《大學校令》、《中學校令》、《師範教育令》、《小學校令》、《實業學校令》、《專門學校令》等，這些教育法令，都經袁世凱簽署由教育部公布。這些教育法令，主要公布在1912一1913年間，因1912是壬子年，1913是癸丑年，而這些教育法令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學校系統，因此後來人們稱之為“壬子癸丑學制”。民初中國教育發展奠定了百年來教育的基礎。
三、力行新政，推進直隸區域現代化
20世紀初，在經歷了義和團之變和八國聯軍侵華之難的苦痛後，清廷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變法。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最早響應，提出新政的十條建議，在各督撫都還在觀望的情況下就開始舉辦新政。1901年袁世凱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後，在北洋地區全方位推行新政。直隸新政是清末新政的樣板，為各省所效法，“各行省鹹派員視察，藉為取法之資”，“一時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為全國所具瞻”。北洋新政指導、推動、影響着全國新政的開展，北洋新政的每一項措施經朝廷諭旨頒行全國，“凡將校之訓練，巡警之編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刨自直隸，中央及各省或轉相效法”。北洋新政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北洋新政的實質是北洋地區的一場早期現代化運動。直隸或北洋區域早期現代化不是某一領域、某一部門的現代化，而是綜合現代化，從政治經濟到文化教育，從物質層面到制度層面，許多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興辦新式學堂，早期教育現代化遠遠走在全國的前面。大力興辦實業，致力於工業建設，早期經濟現代化使直隸經濟得以迅速發展。政治方面，袁世凱在北洋實行地方自治，取得明顯實效。天津縣議會是中國最早的地方議會，繼天津縣議會之後，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直隸全省府廳州縣各級議會漸次成立。
袁世凱在新政期問，曾對天津大力治理。據其弟子沈祖憲等說：“公(指袁)既駐津……一意整飭，內政外交，撫輯創殘，重謀建設，氣象煥然一心。圜圓駢填，街衢修治，一以文明各國都市規模為法，開全國進化之先基，論維新者，莫不奉天津為圭臬焉。”天津城市的現代化是從袁世凱督直開始的。
四、創設巡警制度，推動了治安管理的現代化
袁世凱還創設了中國的巡警制度，推動了治安管理的現代化。巡警最早於1902年創設於天津，由天津城市擴展於鄉村，再到整個直隸地區；由一般巡警到消防、鐵路、水上等多種巡警。巡警制度這一現代治安管理方式在直隸的推行，立即顯示出傳統的保甲制度所無法比擬的優越性，“中外商民交口稱讚”，“袁宮保近派巡警營兵丁在城鄉內外晝夜梭巡，清理街道，盤詰奸尻，夜問按時換班，尤為慎重，宵小為之斂跡，百姓稱頌，有夜不閉戶之風”。“不二年津埠治安為各省冠，有六個月不見盜竊者，西人亦為嘆服。”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被炸事件後，袁世凱將天津、直隸的治安模式又移植於北京。清政府設立巡警部，袁世凱推薦自己的朋友、部下徐世昌、趙秉鈞出任巡警部尚書、侍郎，領導全國的巡警。一個當時在京的外國人曾評價說：“首都的警政大有改進。南城由
袁（世凱）從省會調來的一支兵力維持治安，他們控制的街頭交通令人讚佩。各城門不再出現堵塞現象，人人都必須循序而行，不准許向前猛衝猛撞。即便是由德國兵駕着的笨重四輪馬車，也不准破壞馬路規章。有一個討厭的士兵裝腔作勢不肯服從指揮，並且拔出他的刺刀來。維持治安的警察便吹起警哨把這個兵逮了起來，押到附近的警察所去。”
五、辛亥議和，與革命黨人結盟推翻清政府，推進了國家的政治進步。
清廷視袁世凱新型政治勢力的崛起為心腹之患，一度將袁罷官，武昌起義後又不得不重新起用。復出後的袁世凱沒有效法當年的曾國藩剿殺革命，而是順時度勢，謀求政治解決，與南方革命黨人停戰議和，聯手推翻清政府，促成了南北的政治統一。對袁世凱的和平努力，革命黨人曾經給予充分肯定。孫中山說：項城以和平手段達到目的，功績如是，何不可推誠!”黃興也誠懇地說：“項城處兩艱地位，苦心孤詣，致有今日，其功實不可沒。”經孫中山推薦，南京臨時參議院一致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
辛亥南北議和，促成了清帝的退位與共和制度的確立，減少了戰爭的流血和破壞，保證了國家的南北統一，有利於民初的經濟恢復和發展。這是袁世凱為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在政治上所作的突出貢獻。
六、制定發展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法規，促使民初經濟較快發展
辛亥革命後，醫治戰爭創傷，穩定社會秩序，發展工商業，振興民族經濟為民國政府的首要任務。剛剛脫離專制的資產階級喜不自勝，對國家、對民國政府寄予無限希望，袁世凱適應了這種形勢，提出“民國成立，宜以實業為先務”。他先後邀請民族工商業巨頭張謇、周學熙入閣，制定了一系列發展工商業的政策和法規，諸如《公司條例》、《公司註冊暫行章程》、獎勵工藝暫行章程》、《商人通例》等等，促使了工商業的較快發展，贏得了資產階級的熱烈擁護。時人評說：“民國政府厲行保護獎勵之策，公布工商業註冊條例，凡公司、商店、工廠之註冊者，均妥為保護，許各專利，一時工商業踴躍歡忭，咸謂振興實業在此一舉，不幾年而大公司、大工廠接踵而起。”
據統計，到政府註冊的工業公司，1912年為14家，1913年為25家，1914年增為89家，1915年更增加到102家，呈逐年上升之勢。實際數目遠不止此，因為當時註冊制度尚不健全，一些企業並未到政府註冊。1913年11月，袁世凱簽發了《保護華僑投資實業之通令》，聲稱：“此後各處僑民投資回國興辦實業者，應由各省行政長官通飭所屬從優待遇，協力維持。”大大刺激了華僑回國投資的熱情，所以1912—1919年間，僅華僑投資的企業就達1042家。原有的企業，也在這一時期大為擴展。如以麵粉大王、紡織大王著稱的無錫榮氏兄弟和南通張謇，都是在這一時期奠定雄厚基礎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從1912年起不僅擴展了原有與人合辦的茂新麵粉廠，而且開始籌辦福新麵粉工業，1912—1914年，創辦了福新一廠、二廠、三廠、四廠，從1915年起，又開始投資創辦申新系統紡織工業。張謇的大生紡織公司，從1912年起開始擺脫數年來的停滯狀態，利潤急劇上升，巨額的利潤促使其擴大生產規模，1912年集資60萬兩增設大生新廠，1915年又集資120萬兩創辦大生三廠。在袁世凱統治時期，確確實實興起了一股創辦實業的熱潮，民族工商業迅速向前發展，其發展速度超過以前任何時期。袁世凱發展經濟的努力，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和法制保障，也為後來民族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到來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由上觀之，袁世凱甲午戰爭之後至洪憲帝制前整整20年的政治活動和作為，順應了這一時期激盪、起伏、變革、發展的趨勢，促進了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
中外參考文獻（列24種，略）
【作者簡介】
張華騰(1955一)，歷史學博士，安陽師範學院教授，陝西師範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袁世凱與北洋集團、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等；
孫俊傑(1962一)，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會理事、民革中央孫中山研究學會理事，主要從事辛亥革命、中國近現代史與統一戰線研究；
王傑(1951一)，歷史學博士。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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