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破格提拔关广富当湖北省委书记，完全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但话说回来，不乱点，让一个好人担任省委书记，由于权力没有制衡，他照样要恣意妄为。他在行长任上很有进取心，但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就沉迷在权力带来的爽快中


　　老高按：几天前从网上得知，家乡的前父母官、前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逝世了。《湖北日报》发的相当长的报道中，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年85岁。“遵照关广富同志的遗嘱和亲属意愿，丧事从简，家中不设灵堂，不接受花圈，不举行遗体送别仪式”。还列出了领导人吊唁的详细名单：“关广富同志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刘延东、孙春兰、李建国、李源潮、汪洋、赵乐际，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李瑞环、宋平、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罗干，杨晶、郭声琨、王勇，回良玉、吴仪、钱运录等对关广富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云云。
　　报道的最后写道：“关广富同志热爱党，忠于党的事业，关心群众。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关广富有“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还“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真是从哪儿说起！
　　关广富当政的时候（他1983年被越级提拔为湖北省委书记），我已经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没有在他的辖下生活过。但是来自家乡的师长、亲友、同窗给我无数的信息，让我对这位父母官印象真是不那么好。
　　仅举一例吧。2005年12月，我在武汉两次见到了前武大校长刘道玉，做了一个详细专访，专访结束时，他交待：我说的我都可以负责，你都可以写出来。但我回到美国，写出了初稿给他发去，请他在事实上把关。他回信说，那几个人（何东昌、关广富等）就不点名了吧。我遵嘱改过，在何频主掌的多维的几家媒体刊载。过了5年之后，我在2010年放上了老高的博客，就点出了那几个人。现将刘道玉所谈的有关关广富的內容选刊如下：
　　……我跟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高注）也发生过冲突。
　　那是1984年5月的事，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为建房，争占杨家湾80亩水塘，民工打起架来，双方都有人受伤。我当时在上海开会，回来得知后批评了我们学校有关部门。省委书记的秘书是水院毕业的，不知他怎么汇报的，这位书记就召集武大和水院两边领导和基建负责人开会。
　　那是一个星期天，开会是临时通知的，我事先并不知道。一大早我去汉口同济医院看望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参加医院关于他病情的会诊。回家后，家里人说你赶快到省委去开会。我赶去了先检讨说因没接到通知，来晚了。省委书记大发雷霆说：你们武大欺人太甚，逼得人家水利电力学院师生员工没路走了！我说，你这话可不符合实际，难道水电学院五六千人现在每天不能走路？他又说，这块地你们两家谁也不给，省里要收回！我说，在中央的政策是支持教育，为大学发展拓宽用地，你要将属于学校的土地收去，是跟中央精神背道而驰。如果你一定要收，我保留直接向中央申诉的权利。他说，这块地也不是你的呀！我说，我们查过了，是1934年武汉大学从农民手上买的，地契至今保存完好。他说，国民党的地契，共产党不承认！我说，此话差矣。香港是满清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的，我们1949年以后也没有“解放香港”啊？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嘛！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说：“你是个名人，说话要注意影响！”我说：“我不是什么名人，今天我是在你省委书记主持的会议上，我是党员，是武大党委副书记，是省委委员，我不过是行使权利发表意见而已。”
　　会后，我就到东湖宾馆去找胡德平。他是胡耀邦的儿子，当时是中央派到湖北来的整党联络组长。我说，如果两个农民发生了矛盾，生产队长会先听甲方的道理，再听乙方的说法，背靠背做工作，差不多了再弄到一起调解。省委书记可倒好，将两所大学的领导弄到一起，当众支持水电学院来压我们——这连生产队长的水平都不如嘛！
　　这个话我在学校里也说过，有人向省里打了小报告，省委书记、副书记大动肝火，说这个刘道玉狂妄到了顶点，竟然说省委书记不如生产队长的水平！后来国家教委副主任彭佩云问我是否说过，我说：我是说了，但我是特指他处理这件争地纠纷的水平。
　　当然，这是刘道玉校长的“一家之言”，或许有人会认为有片面性。但前天杨彼得在东网上刊出一篇谈关广富的文章，提到更多的事实，再加上官方对关广富的赞誉，这大概可以算得上“兼听则明”了。
　　顺便说一句，像关广富这样的高官去世之后得到官方的高度评价，大概是惯例，但這些官方评价究竟有多少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评价和民众口碑？还记得那年武汉军区司令员、老红军、开国中将曾思玉去世，官方也是一片颂扬之声，刊登关于他当年战功的大块文章和采访。但是据我所知，曾思玉在武汉“720”事件之后调来接替陈再道上将，并且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1968年开始在全省“清理阶级队伍”，大搞“红色恐怖”，不知杀、关、管了多少人（都有具体数字，有时间了我再来写），说他犯下罪行，绝不过分。还幸亏出了“林彪事件”，湖北一个死党刘丰（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一个活党曾思玉都下了台，老百姓才算稍稍喘过了一口气。


　　一个省委书记的好坏典型

　　杨彼得，东网


　　4月19日，网上有一则“邓小平南巡首站汇报的人去世了”的新闻，颇能吸引眼球。我一看就知道，那个“南巡首站汇报的人”是湖北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原主任关广富，人称“湖北政坛教父”。
　　这位教父担任湖北省委书记12年，接着又担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0年，没有建树政绩，而是招徕全省上下的骂声。可以说，关广富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共省委书记的一个典型，解剖这只“麻雀”，可以知道省委书记的一般：他们如何爬到高位，他们的党性如何，他们的权力观，他们如何腐化堕落，又如何建构自己的公共形象。
　　人们骂关广富，是因为他主政湖北无能，但在腐败上发挥到淋漓尽致。关喜欢女人，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关广富在抗洪抢险前线，居然命人用小汽车从武汉载运几名美女去陪他跳舞，结果在溃堤地段致三人死亡。在十多名开国将军的一次聚会中，我听多名开国中将、少将直斥关是“大流氓”。
　　关广富背负的另一个骂名，是其儿子关帅利用其影响力经商，并大搞权钱交易。在武汉，关帅先是开办一家“帅府饭店”，其实都是高消费、卖淫嫖娼的勾当。很多官员和国企领导以到“帅府饭店”公款消费为形式，向关广富输诚。关帅还将一座庞大的天门市驻汉办盘下来，开办“帅府汽车饭店”，然后倒卖。说到关家的权钱交易，开饭店只是其冰山一角，但关家的饭店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所以有关关家腐败的闲言碎语也就传得沸沸扬扬。
　　这位腐败名声远扬的高官，在中国创下了一个由厅级干部直升省委书记的政坛奇迹，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978年，关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当时还颇有一些新思维、新做法。湖北省委视之为懂经济的专才，决定提拔他担任分管财贸的副省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知道后，也有心提拔他担任总行副行长。当此之时，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正要推动各省省委负责人年轻化，时任湖北省委书记韩宁夫将以高龄退休，他推荐关广富接任，胡耀邦就同意了。一名厅级干部，就这样越级成为一方诸侯。
　　胡耀邦不拘一格用人才，是要他去推动湖北省的改革开放，但他上任之后不仅无所作为，而且实际上极“左”。他经常带领省委一班人戴着红领巾，到学校去灌输革命的大道理。1989年学潮后，他在全省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说他“左”，还不如说他是一株墙头草，盼着有一天站上政治的风口，成为一只飞入中南海的猪。1992年邓小平南巡经停武昌火车站，关广富带着人去汇报工作，并将情况密报北京的江泽民，让江及时掌握了邓小平南巡意图与动向。据说就因为关“救驾”有功，后来虽然指控关腐败的举报从未消停，但江泽民就是让他稳坐湖北的钓鱼船。
　　对关广富的腐败，我本人有一些耳闻目睹。 1994年第五届全国书市在武汉举办，有一天关广富在一群官员簇拥下前来参观。在古籍与文房用品板块，他对各种线装古籍、非常名贵的鸡血石、砚台等赞叹不已，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我在旁边看着，就心知这位高官看上这些东西了，其浓厚兴趣溢于言表。后来听一位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官员说，书市闭市前，他们用一辆大货车整整拉了一车半线装古籍、鸡血石、砚台等东西，送到关广富府上，他毫不客气地笑纳了。
　　还有一件事，是他喜欢画画，特别是画牦牛，他大概是自视已经自成一家。其实画界的人都笑话他，认为他是滥竽充数。但他的画有市场，每平方尺的定价很高，是专业名家都无法比拟的。在权钱交易的背景下，所谓卖画买画无非是权钱交易的白手套。他还出版画册，每册定价上千元。当时他担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打招呼要省内市、区、县级人大机关购买。据某区人大官员说，光他们就购买300册，耗资30多万元。别人出画册赔钱，但这位高官肯定是大赚一笔。
　　现在回想当年，胡耀邦破格提拔关广富，完全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但话又说回来，不乱点，好好地点，让一个好人担任省委书记，由于权力没有制衡，他照样要恣意妄为。在行长任上很有进取心，但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就沉迷在权力带来的爽快中。他在行长任上的秘书公开这样评论：“从‘关行长’成为‘关书记’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更多的关于他的正面和积极的评价。他起码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在湖北做出什么明显的政绩。”
　　可笑的是，官方在关于关广富遗体火化的新闻稿中说：“关广富同志热爱党，忠于党的事业，关心群众。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临终遗言“丧事从简”，这算是一位前省委书记的一点高风亮节，但也就是一名腐败高官的“高风亮节”。


　　近期图文：

　　辛亥革命后的权力之争寓含着路线之争　　
　　一位革命过来人对革命的记载和思考　　
　　抓住50年时机反思文革？确实是两难　　
　　介绍一本纪念方励之的新书　　
　　比较公有化和私有化利弊，从常识出发　　
　　价值伦理还是责任伦理？从赵紫阳选择说起　　
　　回望“文革”——这次从经济和人口角度